摘要：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深度契合、同频共振，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是“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金钥匙”。“四个之问”系统概括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明确了党在新时代不能回避且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中国场域、全球视野、价值立场与时代要求，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实践场景。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在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中，构成以正确政绩观正方向、以自我革命弦破难题、以实干实绩验成效的闭环互动机制。从实践路径看，需要重点从制度治党、干部管理、数智赋能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即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相贯通，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契合，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协同。

关键词：正确政绩观；自我革命；“四个之问”；互动机制；“十五五”时期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下简称“四个之问”）的实践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1］这一统领性命题，并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2］，“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3］，“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4］，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5］，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6］，明确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工作安排，表明正确政绩观日益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和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与价值标尺。正确政绩观的内涵不断丰富、要求持续深化，并贯穿于党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7］。面对“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复杂形势，“四个之问”这一考题更趋复杂严峻，亟待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彻底自我革命精神作出科学回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7］纳入“十五五”规划顶层设计，为中国共产党破题作答“四个之问”提供了鲜明价值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深度契合、同频共振。唯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校准价值坐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进而锤炼过硬本领、强化制度保障，才能更好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时代关切，为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力量，从而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学术界对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关联的研究较少，鲜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回答“四个之问”的研究成果。一是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从执政伦理的角度来看，“政绩观扭曲”是党的自我革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8］，党“以卓越政绩推动社会革命进程”并“在自我革命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9］。二是“四个之问”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回答“四个之问”的强大动力［10］，党要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11］。还有学者对党的自我革命与具体的某一个“之问”展开了研究。例如，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就是要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12］，时代之问是党的自我革命主动性激发的社会基础［13］，自我革命是党回答时代之问的自觉选择［14］。三是对政绩观与“四个之问”的相关研究。正确的政绩观是正确发展观和现代化观的思想前提和行动保障［15］，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回答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之问［16］。不难看出，学术界直接探讨政绩观、党的自我革命与“四个之问”三者关联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回答“四个之问”的学理化阐释、系统化研究尚显薄弱。鉴于此，本文着力探究“十五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来作答“四个之问”这一理论命题。

二、“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实践的起点，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场景与实践命题。“四个之问”系统概括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明确了党在新时代不能回避且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中国场域、全球视野、价值立场与时代要求。“四个之问”不是孤立存在的时代课题，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四者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实践场景。

（一）中国之问：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之问聚焦国内发展任务，核心在于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7］。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是中国之问的现实图景，也是作答中国之问的战略路径，还是检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实践标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2］76。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发展的方向、质量与成色。事实证明，政绩观正确，发展就会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政绩观错误，发展就会脱轨失序、后患无穷。只有充分发挥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作用，才能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和增长率比高低、论英雄的发展思路，才能扭转只要经济增长而不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才能及时批评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才能减少或避免盲目扩张铺摊子、贪大求洋搞开发、重复建设耗资源、华而不实造数据、劳民伤财留隐患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的出现。“十五五”时期，能否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尺度。具体而言，要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各项工作决策、执行和检查的全过程，切实摒弃粗放式增长、短期化政绩，坚持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系统思维推动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17］，是“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国之问的民心答案。正确政绩观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因而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检验正确政绩观效度的试金石。政绩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群众是否能真正富起来、生活能否真正好起来。脱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谈政绩，就是虚绩、虚功、虚效；只有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出实招、做文章，才能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和实践检验的实绩、真绩、实效。换句话说，偏离共同富裕轨道的错误政绩观，势必会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放眼全球，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好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突出问题，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甚至严重倒退的发展困境。坚持错误政绩观，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一味追求GDP增速、盲目上项目、造亮点垒数据，导致见物不见人、拉大贫富差距、损害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因此，必须真正把共同富裕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兜牢民生底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做表面文章，多做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惠民生的工作，确保发展成果能精准对接人民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进而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世界之问：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之问关乎全球和平稳定与公平发展，重点在于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美国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单边霸凌愈演愈烈。个别国家接连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贸易规则受到严重损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日趋成为牵动各国神经且必须解决的最紧迫的时代命题。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在国际社会的实践延展与集中体现。这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如成功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全球妇女峰会等，支持倡导多边主义和团结合作，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和国际公平正义，保障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成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四个不同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蕴含着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治理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18］，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政绩观为解决人类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坚持正确政绩观，为中国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与行动指南。这一正确政绩观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与个人政绩，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面向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天下的品格，将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相连，将一域发展与全球发展统筹考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与和平发展的大国担当。反之，个别国家和政客奉行错误的国际治理观念和狭隘政绩观，加剧地区冲突、集团对立与分裂对抗的态势。面对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48，“各国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19］。“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坚持正确政绩观，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民之问：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之问突出党的初心使命，关键在于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20］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7］，并强调必须遵循“坚持人民至上”［7］的原则。这实际上为回答人民之问提供了根本立场、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2］48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不断夯实长期执政基础的奥秘所在。百余年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才能培养出人民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才能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一切疏远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脱离群众的错误政绩观，都是极其危险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不愿和群众打交道”“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绝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21］。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个人的升官发财。“十五五”时期，实现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目标，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等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努力让群众切实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幸福，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四）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时代之问紧扣党的中心任务，旨在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把‘十五五’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规划好实施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23］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

时代是出卷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担当。精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是回答时代课题、解决时代问题、担负时代使命的前提和基础。谁把准了时代脉搏，谁就能赢得历史主动和战略机遇，谁就能占据发展先机和战略主动。时代发展脉搏集中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进程中，体现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善于观察时代之变、回应群众之需、解决发展之难，把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把精力用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上，不做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使时代进步的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受益长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决定了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准则，二者辩证统一、双向赋能，统一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实践中。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校准方向。坚持正确政绩观，有利于杜绝违法用权、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盲目攀比、重复建设等错误行为的出现，引导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路径，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力弘扬团结奋斗精神，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也是我们党探索和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1］109的历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是检验正确政绩观效度的重要尺度。正确政绩观树立得越牢、践行得越实，就越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其成色也会越亮。总之，唯有把准时代发展脉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好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三、“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互动逻辑

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内在统一、同频共振，在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中构成以正确政绩观正方向、以自我革命弦破难题、以实干实绩验成效的闭环互动机制，其核心逻辑可凝练为价值引领、问题导向和实践转化三个方面。

（一）价值引领逻辑：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

政绩观是人们关于政绩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人们对什么是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以及如何树政绩等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深层次认识，是人们关于政绩的内涵、标准、态度和创造方法的观念系统。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尽责和施政成效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干部创造政绩的思想前提和内生动力。“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根本方向的作用机理。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揭示“源与流”“先与后”以及“因与果”的相互关系，即从时间维度考量哪一个更具优先性。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基本原理。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标尺，直接决定着自我革命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抱有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自我革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24］等错误想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绩观出了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5］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指涉“纵向到底”“贯穿始终”的主线型关系，即事物发展从头到尾的核心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实质上就是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党的自我革命和长期执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破除影响事业发展的顽瘴痼疾的重要切入点就是纠治政绩观。正确政绩观能够引领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带来的不良作风，确保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四个自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政绩观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治偏差、增强本领的良性循环。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阐明“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作用型关系，即对事物发展的有利作用或效能。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意味着正确政绩观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发挥着统领性、指导性的方向盘作用。正确的政绩观可以成为自我革命的“发动机”和“推进器”，错误的政绩观则会沦为自我革命的“绊脚石”和“拦路虎”，阻滞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甚至背离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根本方向的成效，将最终落实到党员干部为作答“四个之问”而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绩上。

（二）问题导向逻辑：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

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26］。当前，我们党肩负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必须把自我革命这根弦绷得更紧。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也是党在“十五五”时期作答“四个之问”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深刻认识并强调党内存在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内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不纯”“七个有之”等突出问题，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20］500。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中，就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实质作了分析概括。他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7］反过来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必须自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必须严肃查处顶风违纪、改头换面、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纠治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偏差等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需要强调的是，在作答“四个之问”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时，既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聚焦突出问题，充分认识和区分老问题与新问题、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表层次问题与深层次问题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不同类型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要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以及已经解决的问题死灰复燃。

（三）实践转化逻辑：以实干和实绩检验双向互动的最终成效

中国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崇尚实干、埋头苦干是其鲜明品格。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狠抓落实、以实干出政绩，这是最质朴的方法论，也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28］“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归根到底要靠实干和实绩检验双向互动的最终成效。

政绩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贪大求洋、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装点门面等错误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会议上予以批评，明确强调：“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29］实干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政绩的根本途径。以实干出政绩，不能只喊空洞的口号，而要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能虚头巴脑地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而要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泽被后人的好事；不能只看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而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成效如何，根本标志就是看所创造的实绩能否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比如，塞罕坝林场守护和保障“绿色地图”、新疆和田为沙漠“锁边”、亮丽内蒙古建设迈出重要步伐，这些都是我们党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造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就曾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30］。再比如，党中央在新时代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疑也是我们党创造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着眼人民需求、锚定长远发展，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四、“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协同路径

“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绝非单一举措可成，也不能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而是一项需多点突破、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当前，需要重点从制度治党、干部管理、数智赋能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切实以系统思维推动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深度融合，确保“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战略举措都成为书写“四个之问”满意答卷的坚实一笔，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制度治党路径：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相贯通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张力与失衡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制度治党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的工具理性、治理活动的程序理性和效力预期的目的理性连贯有序、相互配合、有机统一”［31］。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健全科学管用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以刚性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涵养务实作风，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坚实保障。“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必须强化制度治党，构建精准有效的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32］，完善政绩考核、监督问责等制度体系，让正确政绩观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以增强制度刚性规范自我革命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2］11政绩考核体系界定了什么是好政绩的正确政绩观，而从严监督执纪则是推进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硬手段，两者贯通互促。一是将高质量发展指标作为考核与执纪的“度量衡”。彻底摒弃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单一导向，将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潜绩指标纳入差异化考核体系，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时，将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等行为列为执纪问责的红线，做到离任审计与终身追责，让制度的“指挥棒”与纪律的“高压线”同向发力。二是紧盯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督。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必须聚焦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极易滋生政绩观扭曲的重点事项，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的制度，通过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刚性制度阻断利益输送与特权寻租，铲除政绩观异化的制度漏洞。三是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针对脱离实际盲目攀比、大搞劳民伤财工程背后的利益交织，既查作风问题背后的政绩观扭曲，又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与贪腐行为，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确保干部将心思真正用在干事创业上。

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的深度贯通，是党作答时代课题的制度利器。其通过制度约束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新发展理念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不可摧的制度支撑，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风险考验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干部管理路径：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契合

干部队伍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其作风与状态直接关乎执政根基与事业成败。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管理体系，才能以鲜明导向激发内生动力、涵养担当作为，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主体支撑。“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要强化干部管理，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引导干部摒弃急功近利思想，在自我革命中践行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1］。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与锤炼坚强党性相契合，是干部管理路径的根本着力点。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最终落脚点，而增强党性则是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源，两者在干部个体的思想深处和行动实践中高度契合。一是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通过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引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引导其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破除“出头露脸才是政绩”的私心杂念，以内无妄思的坚强党性保证外无妄动的清正廉洁。二是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知事识人导向。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坚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成事作为评判干部优劣的重要标准，多到基层和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让埋头苦干、不搞花架子的实干者得到重用，让作风漂浮、弄虚作假者失去市场，以选人用人的公道正派激励干部为民出政绩。三是构建敢于担当的容错纠错与正向激励机制。自我革命不是把人管死，而是要明方向、立规矩，实事求是、科学对待干部的缺点和不足，通过真情关爱和科学减负，破除“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的逆向淘汰心态，全面激发干部迎难而上、造福一方的精气神。

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互契合，是党凝聚民心、汇聚伟力的关键所在。当广大干部摒弃急功近利，将造福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时，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便得到了最坚实的巩固。一支具备极强党性修养、敢于直面矛盾、善于破解难题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也必当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打破发展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核心骨干。

（三）数智赋能路径：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打造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33］立足数智时代新方位，顺应数智化发展趋势，广泛应用数智技术，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政绩考评精准度和治理效能，为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注入科技活力，是“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时代要求。

破解“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过程中的顽瘴痼疾，需要实现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正确的政绩观能够确保数智治理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数智治理创新则为政绩观教育引导提供了穿透力强、精准度高的现代技术支撑。一是深化数智赋能，精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优化政务平台与数据互通，坚决砍掉缺乏实效的繁文缛节与重复报表，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二是构建多维度、穿透式、可视化、可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要通过算法模型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进行全程留痕、实时跟踪、客观评估和动态预警，将GDP增速、产业结构调整、“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人民幸福指数等纳入干部政绩观考核的各环节，有效甄别并遏制“做秀不做事”“数据造假”等政绩观异化现象。三是形成数智监督闭环。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推动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贯通协调，运用数智化平台拓宽群众反映诉求与参与评价的渠道，让基层群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干部的作风与业绩；以数智技术最大化发挥群众的监督“前哨”作用，倒逼基层干部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确保基层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汹涌的今天，通过数智赋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技之力促进根除作风顽疾，展现了党应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创新智慧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科学回答“四个之问”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四）全球治理路径：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联动

全球治理是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舞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合作共赢的治理格局，才能以广阔视野应对外部风险、拓展发展空间，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外部场域。“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要立足全球治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深化自我革命，实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协同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姿态彰显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的大工程，现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18］。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将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联动，是践行大国政绩观与深化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是践行大国正确政绩观的国际实践，而应对全球挑战则是党的自我革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具体展开，两者联动推进。一是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海外项目高质量落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涉外干部必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和贪大求洋的心态，绝不在海外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驻在国的客观需求与发展规律，将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于国际合作的全过程。二是扎实推进“廉洁丝绸之路”建设，强化跨境腐败治理。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化，防范利益输送和隐性腐败成为自我革命的新战场，必须健全涉外重大项目审批与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对涉外领域的风腐问题同查同治，坚决斩断内外勾结的利益链条，以一严到底的法纪约束保障海外资金安全，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决心。三是培养具备全球视野与斗争本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博弈中，干部不仅要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更须具备坚定的政治定力与强烈的底线思维；要在重大国际斗争一线磨砺干部，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引导涉外干部在风口浪尖践行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的紧密联动，以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生动体现。党以自我革命的清醒确保对外合作的廉洁与高效，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与发展难题，提供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种摒弃私利、致力于全球共同繁荣的大国政绩观，不仅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引领人类社会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未来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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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历程与经验研究”（TJDJ24-002）

引用格式：邓海龙．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场景、逻辑与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103-115．

邓海龙，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大学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