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双碳”目标下的技术+制度+全球化“三重奏”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结合历史与现实国情探索出的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极大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自身绿色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A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的本质，是中国治理传统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结合。中国在推动“双碳”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创新智慧，通过顶层设计与市场激励的有机结合，构建起动态平衡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既不同于西方单纯的碳交易市场模式，也区别于传统行政命令式管控，既包含“全国一盘棋”的统筹优势，又吸收了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正如查道炯教授所言：“中国构建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生态系统。”
例如，在目标管理方面，中国创造性采用多层次分解机制，将国家减排目标科学转化为31个省级行政单元和重点行业的约束性指标。这种目标传导机制既保持中央统筹能力，又赋予地方足够的政策创新空间。再如市场机制建设方面，中国走出从试点到全局的特色路径。全国碳交易市场经过十余载试点后全面启动，目前已成为覆盖45亿吨碳排放的全球最大碳定价体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将碳市场与金融体系深度绑定，央行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定向再贷款等方式，引导资金精准投向绿色领域。这种“碳市场+绿色金融”的双轮驱动模式，使碳排放权从环境权益转变为生产要素，激活了企业减排的内生动力。
B技术创新
面对“双碳”目标，查道炯教授指出，“碳达峰过程并非简单追求碳排放量的绝对减少，而应关注单位生产耗能的下降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
以煤电技术为例，中国在超超临界机组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印证了“技术升级而非简单淘汰”的可行性。这种思路突破了“去煤化=环保”的简单认知。“尽管煤炭发电在过去受到调控，但新建煤电厂仍有必要。关键在于采用先进技术，如超临界或超超临界技术降低单位能耗，提高发电效率，同时逐步淘汰老旧机组。”查道炯教授强调，这才是既保障能源安全，又推动高效减排的合理选择，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举措，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与减碳并行”的实践样本。
此外，核能的综合利用也是一个重要方向。查道炯教授特别强调了核能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价值，其调研案例揭示了中国核能技术的多元化探索。
一是在山东沿海的海阳核电站，开创性地将冷却水余热转化为城市供暖热源，使这座北方城市彻底告别了依赖燃煤供暖时代。这种“核电热联产”模式不仅实现了能源梯级利用，更让核电站从单一发电设施转型为城市综合能源枢纽。早在2022年，海阳核电1号机组就已用2%-4%的发电量，为20万居民直接供暖。
另一个案例来自甘肃民勤县，当地热功率为2兆瓦的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代号：TMSR-LF1）已在2025年4月实现了连续稳定运行，成为目前全球唯一运行中的钍基熔盐堆。这座反应堆犹如沙漠中的“能源绿洲”，其革命性在于：采用储量丰富的钍资源替代传统铀燃料，熔盐冷却技术从根本上杜绝了堆芯熔毁风险，而同步实现的“发电-制氢”双重功能，也为干旱地区的清洁能源供给提供了全新范式。这也标志着人类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迈出关键一步。
海南昌江的玲珑一号则重新定义了核能应用场景。这种可移动的“核能充电宝”以36个月的建设周期为海岛、工业园区等特殊场景提供了“即插即用”的能源解决方案，其热电水氢联产能力展现出小型堆在综合能源系统中的枢纽作用。
从海滨到内陆，这些示范项目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更勾勒出一幅“一核多用”的能源变革图景。在技术讨论之外，查道炯教授还特别强调“减碳不能减民生”的治理底线。环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双碳”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保障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为前提。这一理念，正是中国环境治理智慧的深层底色，也是其能够赢得国际认同的关键所在。
C全球化实践
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正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从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到电动汽车产业的迅速崛起，再到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中国正以“双碳”实践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查道炯教授曾强调，环境治理不是发达国家的“道德说教”，而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机遇。发展中国家如能够掌握绿色经济话语权，就可实现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的转变。其中，提升能源体系应变能力就是中国“双碳”全球化实践的核心支撑。对此，查道炯教授提出，“不管国际关系如何，要尽可能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能源专业组织加强国际技术标准合作。其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掌握越来越多的高端技术，而是要提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能源技术标准的相互可操作性程度。”
中国在“双碳”目标下的全球化实践中，始终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持续创新，中国将更加注重与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的连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强劲动力。
2.数字时代的国际协同治理
如同稀土、锂矿等战略资源，数据已成为新的“数字矿产”，其采集、存储、分析的全链条都渗透着权力逻辑，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个人隐私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对隐私保护的调整（如禁止商业场景强制采集面相数据），既是应对滥用风险的治理实践，也是向全球输出“发展与安全平衡”数字治理理念的尝试。这种将技术治理与伦理考量结合的思路，为更多发展中国家争取数字治理话语权提供了理论工具。
在此次访谈中，查道炯教授也坦言，中国也在面临一些挑战。跨境电商平台在促进全球商品流通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质量监管难题。在药品、食品及化妆品等特殊商品领域，如何确保跨境流通产品的安全性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特别是针对新兴化妆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监管，以及出现质量问题后的跨境追责机制，都需要通过持续的国际协作来完善。这要求各国监管机构建立常态化的案例共享机制，基于实证数据开展务实合作，逐步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跨境监管体系。
在加密货币治理领域，查道炯教授指出，“加密货币等新型支付工具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洗钱、毒品交易等跨国犯罪提供了渠道。”这类具有匿名性和跨境特性的犯罪活动具有自发的全球性特征，非单一国家能够独立应对。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在建立联合侦查机制、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创新监管规则体系等方面深化合作。虽然无法完全杜绝新型犯罪形态的出现，但通过持续的国际协作可以有效遏制其蔓延态势，维护全球数字金融安全。
国际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和讨论仍然充满变数。中国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数字治理体系。这要求中国在数字治理领域具备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3.结语：中国“治理”智慧的当代价值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中国探索的治理智慧展现出独特的当代价值。面对西方国家在能源转型与安全诉求间的政策困境，以及数字时代新型治理难题，中国正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构建起融合技术创新、政策引领与国际协作的发展型治理路径，既立足本土需求又具有全球视野，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了新思路。正如查道炯教授所言：“真正的全球化治理需要超越阵营对立，在共通性议题中寻找治理共识。”——这正是中国治理智慧中原则性与包容性辩证统一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