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第200期学术沙龙上分享了关于“十五五”规划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思考，系统解读规划核心要义、厘清经济关键认知、提出务实政策主张。余永定先生结合二十余年研究经验，深刻剖析国际形势、增长目标、消费与投资、产业链安全、地方债等焦点问题，为理解“十五五”、把握中国经济走向提供权威指引。
一、“十五五”规划：国际形势判断与增长目标定位
(一)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
“十五五”规划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延续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表述未再出现，这一细节精准反映中央对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的严峻判断。当前全球冲突频发、地缘博弈加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相比更加严峻，规划编制必须与安全形势高度适配，发展与安全并重成为核心原则。
(二)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关于增长目标，“十五五”规划未明确设定具体增速，而是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学术界普遍共识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需保持在4.7%-5%区间内，这是支撑长期目标的基础。规划应是“点目标”，“区间目标”不利于协调各部门和地区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三)全要素生产率(TFP)概念
当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普遍存在误解。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部分，或扣除了所有可测投入贡献后的残差。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引入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不多，但产出却大幅度增加，产出中无法被投入增加所解释的部分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特定改革的红利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长期连续，在此基础上，此后产出的增加就主要靠投入的增加来拉动了。此时，产出增长中无法被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可能降为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等于零。但这种情况不能被解释为资源配置的恶化和生产效率的下降。不宜将其作为刚性政策目标。制定生产效率目标应使用更直观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
二、消费与投资：破除“消费驱动经济”的认知误区
从经典增长模型与实证研究出发可以明确看到，长期经济增长由资本、劳动、技术进步驱动，生产函数中不包括消费这个自变量、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并非增长动力。从马克思到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都把资本积累(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而非消费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
跨国的实证研究也显示，经济增长了才有消费增长，投资增长了才有消费增长，消费率越高消费增长越慢。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呈弱负相关。西方一些人提出，中国应该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战略陷阱，中国绝不能采纳。消费(如健身)只有在能够提高有效劳动供给的意义上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这种“消费”属于人力资本投资，有别于通常理解的消费。
三、正确理解“大力提振消费”
需要将消费率与消费水平进行明确区分：消费率是被动结果，提高消费水平是发展目标。撒哈拉以南国家消费率接近100%，却是全球最贫困地区。消费率下降可能是投资增长速度上升的结果(如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时)，反之亦然。我们追求的是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不看实际情况的消费率的提高。不应该把消费率的提高或下降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这样做可能同实现经济增速目标发生矛盾。
当前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现实GDP增速低于潜在GDP增速，而消费增速又低于现实GDP增速。在当前刺激消费十分必要。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消费，而是如何扩大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永久性收入”的函数。现实收入不增加、收入预期不改善，居民消费难以持续增加。关键在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房地产价格、改善社保体系、完善税收体制、收入分配均等化等工作都非常重要，都必须积极推进。但这些工作基本上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范畴，对经济增速的提高在短期难以产生明显效果。发放消费券和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增加了居民的临时性收入，对促进消费肯定有作用。但作用恐怕有限，不足以扭转当前消费不振的状态。
破解“为提高经济增速需提高消费增速，为提高消费增速需提高经济增速”互为条件的循环困境的最优选择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手中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既不以居民收入提高也不以居民消费增加为前提。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长期会提升增长潜力;在短期可弥补有效需求缺口。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乘数效应显著，而且可产生“挤入效应”，带动民间投资。政府发钱、为消费品购买提供补贴刺激消费的基本问题是：发钱不够多，作用不大。如果把大量支出用于刺激消费，则可能导致导致通胀率的迅速上升。美国2020年到2022年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十五五”规划19次提及基础设施，明确布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水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地下管网改造等，仅地下管网改造就达70万公里，投资空间巨大。“十五五”规划本身就已经驳斥了“中国基础设施过剩”的观点。由于其公益性、长期性和基础性，对基建短期盈利性不应有过高的要求。一些地方的基建投资浪费现象确实很严重，必须纠正。但不能因噎废食。
四、“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确实存在产业和企业层面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主要要靠市场机制解决。如果某一行业或企业产能过剩、产出过多，产品价格就会下降、企业利润就会减少。相关行业就会出现企业关停并转，产能减少。调整过程会持续直至供求实现均衡、价格不再下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产业政策(如环保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产能过剩的持续同更深层次的原因同体制安排有关，也同有效需求不足有关。
“化解过剩产能”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宏观经济层面只可能存在两种不平衡状态：
·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经济过热)
·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通货收缩，经济过冷)
宏观经济目标是增长、就业、物价(2%)等，没有去产能这个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没有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工具。“十五五”规划未提“产能过剩”问题，值得玩味。
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产业体系必须具备两个特点。
(一)部门齐全(特别是关键部门，如粮食、能源、钢铁、信息等)
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世界上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含的所有门类、大类和中类的唯一国家：覆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当然，但也不必涵盖所有部门、大类、中类和小类。
(二)产业链完整(特别是关键产品，如中央处理器CPU的生产)
居民最终消费的是最终产品，但最终产品要经过多环节、长链条的生产过程。全球化导致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各个生产环节按比较优势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全球产业链提高效率，但也增加了风险。中国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和双向投资改善资源配置。但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关键部门必须把对外依存度降至最低。例如，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78%、天然气为40%以上，需加快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在许多关键产品，例如，CPU +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必须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
六、内外平衡与风险化解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当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回升至3.7%(还需进一步核实)，对外需依赖度偏高，易引发贸易摩擦。应当扩大内需，增加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优化出口退税政策，避免过度补贴海外;推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替代单一海外产能转移。总之，要落实中央“双循环，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方针。
经常项目顺差=(私人储蓄-私人投资)-财政赤字+投资收入
从恒等式可知，中国之所以有经常项目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缺口过大。平衡经常项目的办法：1. 增消费、2. 增投资、3.增财政赤字。
简言之，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有助于平衡对外贸易。同时还应该改革出口激励机制(如退税)。
七、核心结论与展望
“十五五”规划紧扣发展与安全，布局科学、方向正确。坚持投资为基、基建托底，摒弃消费驱动误区;坚守制造业立国、全产业链自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理顺央地财权事权，化解地方债风险;抓住政策窗口，大胆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只要政策精准落地、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充足，短期稳增长目标可顺利实现，稳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前应大胆使用扩张性政策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融资。“四万亿”之后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贡献太小。中国仍处通缩压力区间，财政状况稳健、高储蓄率、国有资产与海外净资产充足，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充足。没有必要过多考虑“预留政策空间”，应当抓住当前窗口加大政策力度，避免外部冲击(如油价上涨、滞胀)到来后丧失操作空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必能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顺利实现中国振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内容来源：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