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近代性，指的是翻译与近代思想文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章太炎与严复之间的歧异，体现了翻译近代性的内在张力。章太炎关于翻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译述及其相关问题上。他最初受到严复的影响，于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尔文集》；之后逐渐走出严复，1902年对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的译介，是这一思想状态的标志；1907年的《〈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乃是针对三年前出版的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及其阐释文章所作的驳论，代表着他经过炼狱沉思后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重新思考。章太炎、严复和梁启超等人面对翻译的不同态度，显示了翻译介入中国近代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展开的论辩和实践，不仅折射出近代翻译的不同脉络，也打开了中国知识人关于近代性论述的多重视角。
一、章太炎社会学翻译的转向：从斯宾塞尔到岸本能武太
中国近代的翻译，除传教士之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总理衙门于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为标志，翻译人员的构成，最初多选的是八旗子弟聪慧者加以培养，后因语境的限制，放宽至曾出洋充当参赞、翻译的差满回京人员。[1]第二阶段，发轫于甲午的战败和变法的失败，翻译的主体转移至以救亡、启蒙和立国为使命的近代士人，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
贺麟在《严复的翻译》一文中，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论清朝之革命与革新”一章中的说法：“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指康有为孔教论、严复译《天演论》］出而思想界一变。”[2]1896年7月，因清政府采取联俄制日的策略，43岁的严复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之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并任总教习。这一年，严复得到了英国人赫胥黎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全文，着手翻译其中“进化论”的部分。该文次年定名为《天演论》，刊发于天津《国闻报》，1898年6月出版单行本。《天演论》的出版，引爆了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康有为看过书稿之后，赞之为“中国西学第一”。书中所说的“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使得社会进化论一时引领了近代知识舆论的主潮。
章太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近代文化场域的。1897年初，30岁的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赴上海任职于时务报馆。《时务报》的创办者梁启超、汪康年，与严复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该报于1896年8月创办时，严复还曾捐款100元以为资助。在《时务报》上，梁启超极力鼓吹译书的重要性。他在1897年该刊发表的《论译书》（《变法通议》第七章）中，竭力呼吁：“处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正是在这一注重翻译的文化氛围中，章太炎与近代维新人士有了最初的思想交集。
1898年8月至10月在《昌言报》连载的《斯宾塞尔文集》，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译作。该文由章太炎、曾广铨合译。在《昌言报》第一册《本馆告白》中，讲述了该文集译述的缘起，乃是继天津《国闻汇编》上刊载的严译斯宾塞尔《劝学篇》而续成全篇。文中称赞斯宾塞尔的著述“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此时，章太炎对严复所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无捍格之处。但之后，章太炎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章太炎先赴台湾，再到日本，知识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思想也从革政逐渐向革命转变。章太炎在台湾期间的思想，就表露出了转向的迹象，如欧修梅《章太炎在台湾》认为《失机论》的写作表明其思想中革命正宣之欲出。有趣的是，章太炎自己并不认同转向之说：“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狱中答新闻报》，载《苏报》1903年7月6日）不过，他确实从维新的同情者走向了对变法维新论者的质疑。1901年，他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又撰写《征信论》批判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治史路径。在此过程中，他在学术上的重要工作是对《訄书》的修订。
在此期间，他与严复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严复避居上海，与沪上学界多有往还，章太炎亦有著作和诗文相赠。4月17日，严复在致章太炎的书信中提到：“前后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昨复得古诗五章，陈义奥美，以激昂壮烈之钧，掩之使幽，扬之使悠。此诣不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多得耶！”又推重章太炎：“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3]以上交往显示，章太炎始终未脱离自己的思想主轴，但他仍需外在的机缘来呼应、激活内在的想法。
1902年的第二次日本之行，使章太炎有机会接触到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他颇为欣赏，两个月后即译出，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据黄克武推测，当时日本的远藤隆吉翻译了吉丁斯的社会学，可能是因为远藤隆吉的关系，章太炎理解了岸本能武太翻译的吉丁斯社会学。[4]
通过该书的翻译，他对斯宾塞尔的单线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了学术上的清理。章太炎在为该书所写的《自序》中，介绍了社会学的两个取向。其一，是斯宾塞尔偏重物理、旧事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澄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议论，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5]其二，是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看重人类意识、心理现象的社会学主张：“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6]在章太炎看来，斯宾塞尔思想的弱点，在于仅仅从历史旧事出发，故只能藏往，鲜能知来。与斯宾塞尔相比，葛通哥斯的优长在于对人的同类意识、心理意识的分析，因而有可能克服前者的僵化之处。这两个派别，在日本均有继承者。有贺长雄偏向斯宾塞尔，岸本能武太则兼取斯、葛两家。章太炎对岸本能武太深表欣赏，认为其学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7]他虽不尽赞同岸本能武太的综合、中行之道，但在穷往知来的关键点上，对后者颇为欣赏，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这里所潜藏的，是章太炎的历史文化意识与近代性思考之间的内在紧张。他试图在社会学的翻译中，找到与自己沉潜其中的史学哲理和文化关怀相通的地方。不过在这里，社会学、史学哲理的取径并不完全合拍。岸本能武太的著作，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与近代潮流对话的渠道。随着时势的演进，他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思想将得到更为切实的表达。
二、由翻译引发的论争：中国问题、民族主义与亚洲视野
对近代知识人来说，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寻找可能的出路，是历史的主潮。其中的焦点，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变革途径的讨论，严复的翻译及章太炎的辩驳均涉及到这一问题；二是关于国民塑造和社会转型的讨论，在此方面有“翻译救国论”主导下的“国民创造运动”，梁启超的倡导最为积极。[8]
同样以翻译改造中国，严复多选的是西方法政经济类书籍，梁启超除此之外还看重小说类，并亲自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二人之间的渊源颇深。梁启超1903年前后的思想转变，与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有很大关系。在梁此前一年的美国之行中失望于中国人的民主素养之际，斯宾塞尔促使他扭转了过去从概念性的公德、权利等出发的思考方式，开始注重私德的问题。
与严、梁在思想上的趋近不同，章太炎与严复的思想逐渐紧张起来。二人的分歧，隐藏在近代变革的不同发展思路之中。1905年1月，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探讨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在道路的选择上，当时的章太炎与孙中山观念更为接近。对中国形势和问题的不同评判，决定了章、严二人的不同思想取向。
二人之间的导火索，也是严复的一部译著，即《社会通诠》。1903年底，严复译就甄克思《政治史》，题名为《社会通诠》，次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意思的是，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的严译斯宾塞尔《社会学原理》，书名则定为《群学肄言》。其中的缘由，有译名未定型之故，却也可看出严复在对治中国问题上的用心。群学的说法，即来自荀子。他在《原强》中提到：“‘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9]社会的译名，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语，虽然日本早在1880年代已经确定以“社会”译society，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严复对中国的社会作了如下概述：“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10]他认为，社会进化有一个演变的程序，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在两个社会阶段之间，又分别有一过渡的方式：在图腾与宗法之间，是游牧；在宗法与军国之间，是封建。在严复看来，这一演变程序，欧亚两洲大致上是相通的。两相对比，近代欧洲从宗法到军国的转化较快，而中国的宗法社会则绵延四千年，一治一乱成为常态，与军国社会的世界潮流大相径庭。
《社会通诠》的出版，在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论战。从外在的诱因来看，源于严复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涉及到近代知识人在何种视野下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前途的问题。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对民族主义的解释。
1904年4月，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未署名作者的文章《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据王栻考证，该文的作者即严复。在文章中，严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严厉批评：“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而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梗有余。不佞闻救时明民之道，在视其所后者而鞭之。民族主义，果为吾民所后者耶？此诚吾党之所不及者矣。”[11]从这段话可知，严复所反对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对于民族主义运动，他更加看重的是“民品”，即国民素质。并强调，中国的落后在于后者而非前者，现在的急务是促进国民的进步，而不是提倡所谓民族之主义。简言之，民族主义并非救治中国社会的良方。
严复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宗法，二是排外。其一，他并置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指责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真面目。其二，他认为中国病在贫弱，欲救中国，不能不以西方为参照，而民族主义者以排外为务，并非救治中国的正确选项。在文章的末尾，他强调中国的前途，从近处看在于救贫，从长远看需摆脱宗法，在这两个方面，民族主义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12]
简言之，严复试图给中国引介一个西方式的普遍模型，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演化的参照。当他转过头来面对近代中国问题的时候，更愿意采取温和的手段救治中国的贫弱，提升国民的素质。这便与晚清日益兴盛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根本上的理论分歧。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政治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关于民族和国家问题的解释成为争论的焦点。章太炎的登场，呼应了这一思想上的需求。
在严复出版《社会通诠》之际，章太炎因《苏报》案被判入狱，正在狱中研读佛经，至1906年6月释放。他出狱之后，被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主持《民报》笔政。这时他的思想已经成熟，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中国民国解》《排满平议》等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文化思想。
1907年，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对严复的思想进行了反驳。他的批评，点出了严复的西学视角的限度：“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曰营菟裘以娱老耳。”[13]这样就把严复推到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对立面。严复最初对民族主义的抨击确有此意，但由于此际梁启超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向，革命派成了他的主要对手。
章太炎对严复从翻译入手介入中国问题的做法表示怀疑。严复的翻译固然称雄一时，但论断则令人不敢恭维。在翻译与中国事状的结合点上，章太炎找到了严复的漏洞：“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豪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途或有牴牾，则不敢容喙焉。”[14]其中的问题，在于西方的社会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即便是专门从事该学科的学者的成就也有限：“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15]章太炎指出，严复笃信斯宾塞尔的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针对严复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章太炎进行了反击和辩护。首先，他指出严复皮傅甄克思学说，把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的错误，进而说明不仅二者并非一事，且中国与西方的宗法社会亦有极大差异；其次，他阐述革命党的民族主义不仅能促进宗法社会的解体，且有利于国民的自强和权藉的争取，排满、排外均服从于这一最终的目标。
正是在与严复、梁启超、杨度和刘师培等人的辩难中，章太炎拓展了思考的维度，对于民族主义问题作了系统的疏通和阐释。他所打开的民族主义视野，具有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以夷夏之别为动力的排满民族主义，其次是以历史民族为基础的政治民族主义，再次是以无生主义为依托的超民族主义。[16]如果说前二论代表了晚清革命的现实面的话，后一论指向的是庄佛互释所阐发的超越性大同理想。具体说来，第一个层面推动了以驱除鞑虏为号召的种族革命，第二个层面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内核，第三个层面则是齐物平等的文化乌托邦精神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把寻求解救之道的视线转向了东方世界。其思想转向，在学术思想层面，与佛学在近代的复兴有关。佛典的翻译，正是由此重新进入近代知识人的视野。注重小说界革命与国民改造的梁启超，便表现出对佛典翻译及其文化影响的浓厚兴趣。除了与西学变法相关的《论译书》外，梁启超还撰有与佛学文化有关的《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的翻译》等文章。他指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增展力，与对于外来文化的容纳性是成正比的，比如佛学输入时代。而中国的翻译文学，是在鸠摩罗什诸经论译本问世后才正式确立的，后者既为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同时对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宗语录体的兴起，便是翻译文学的直接产物。他关于近代小说与佛典翻译的关联性假说，则涉及到颇为神秘的文心领悟：“吾为说于此，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17]对于此一假说中提到的大乘佛典与近代文学的微妙关系，梁启超依据“共业所成”的佛学原理进行了感悟性的说明。
对于佛典的翻译，章太炎同样给予热切关注。如，《〈初步梵文典〉序》论佛典翻译的规范：“佛典自东汉初有译录，自晋、宋渐彰，犹多皮傅。留支真谛，术语稍密。及唐玄奘、义净诸师，所述始严栗，合其本书，盖定文若斯之难也。”[18]除了训诂层面的名词、文法之外，他对佛学大义的求索更有兴味。令他感到扼腕的是：“大乘孤行，无外道与之校，则辩论废，而义渐微。”[19]由此以观，他的《齐物论释》以佛释庄，乃是为文化立言之作，目的在于在近代场域重新激活古学的义蕴。
与梁启超的学术史取向有所不同，章太炎回归东方文化的背后还蕴藏着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动力。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在与日本近代亚洲主义的颉颃中深化的。在维新变法时期，他受梁启超影响，倾向于明治初期“人种论亚洲主义”的观念，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文章中，强调黄白人种的对抗，批判清廷的亲俄政策和对强学会的查禁。转向革命之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较多，在此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对日本也有所警觉，最终超越人种论，形成了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观念。1907年4月，在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于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成员包括来自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亚洲和亲会约章》中提出了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的主张。章太炎特别注重印度对于联亚的重要性，认为中印联合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的层面，更体现在文化、道义的层面。在此期间，《民报》上连续刊登《印度独立方法》《印度人之观日本》《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文章，声援印度的独立自治运动，呼唤亚洲的觉醒。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24岁的亚洲和亲会会员苏曼殊翻译了印度笔记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刊载于1908年的《民报》上。小说揭露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暴虐统治，撕开了文明的虚伪面纱。在“译者记”中，特别指明小说作者矍沙的旨趣在于托诸神话写亡国之悲。并非偶然，同期发表的章太炎《四惑论》，批判了流行的公理、进化、惟物、自然四种观念，认为公理必侵犯个人自主，有进化必有退化，言惟物必言惟心，言自然规则者则胶着于自性，不知万物皆展转缘生。通过对貌似天经地义的观念的批判，瓦解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1909年，苏曼殊又翻译了印度女作家陀露哆的小诗《乐苑》，用意仍是为祖国告哀，以此表达对国家命运的殷殷期望。他的印度文学翻译虽然数量不多，却与其雨果小说、拜伦诗歌等抗争性译作一起，在西学横移的时代，揭示了翻译近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一借译载道的取向，对于在近代视域中弘扬另类的亚洲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三、翻译近代性的张力：科学的与哲学的、功利的与精神的
在近代中国的西学翻译潮流中，严复、林纾一跃而为时代巨子。康有为称道二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该诗虽被钱钟书讥为“草率应酬之作”，但二人的功绩不能被抹煞。严译名著、林译小说并行天下，成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亮丽风景。几十年后，王佐良仍竭力推崇严、林对于晚清翻译运动的推动之功：“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酝酿着一个文化上的巨变，也有一个翻译运动应运而生，只不过，这个运动虽然造成一时声势，影响更为深远，却只是两个人的努力结果。”[20]
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作为闽派翻译典范的严复、林纾，触碰到了谢天振所说的“翻译的本质”。[21]在选材上，他们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译介的社科名著和文学作品适应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需求；在行文上，以桐城派古文为底子，讲究义法，文风雅致，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文体。若更进一步，在近代思想文化演进的层面，如何判定其翻译的价值呢？
在近代翻译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值得注意。对于译书一事，王国维大力表彰：“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22]但他同时也冷静地研判翻译的价值。关于严复的翻译路向，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中作了分析：“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入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23]在这里，王国维点出了近代学术思想中的两个取向，即科学的和哲学的。他认为，科学的取向是严复思想的限度之所在。
这一限度，来自严复的思想视野。严复的救贫、富强之说，走的是功利主义的路子。他寄希望于制度性的变革，并在本源上触动中国政治的根基；在学术思想上，他的翻译取资于西方的社会科学，以之为变革中国学问之道的根本动力。
对于中国与西方的治道之差异，严复作了比较：“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治体之顺逆良楛，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浅者耸于富强之表，则徒从其末而求之。稍进乃有所建设，有所补苴，有所变改，独至本源之地，则变色相戒，以为不道之言。则何怪徒糜财纷更，而于国事无毫末补益乎？”[24]因此，他力荐效仿西法，推行民主制度，用心可谓良苦。
对于中国与西方的学问之道，严复的论述显示了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洞察和偏见。一方面，他严厉地批判传统道统思想，如《辟韩》（1895）：“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矣。”[25]基于君主立宪制的维新观念，他试图颠覆韩愈封建等级制的君臣观。另一方面，他试图借径传统，重建新学的合法性，如以荀子之说命名“群学”。但是在如何契接中国传统学问的问题上，暴露了文化思想上的缺失，如《〈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1907）以进化论眼光看待阳明心学：“吾于是书，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26]这便缺少了理解和契入的工夫。因而他只是泛泛地区分了中国学于言词文字与西方学于自然的不同学术方向，却未能进一步探求两种文明的相即相融之道。
严复确实触及到了近代中国的病根，但如何救治这一衰落的文明，他所提供的富强方案并非历史的正解。与其翻译思想互为表里的，则是中西二分的功利主义路向。
这种中西分立的思想方式，在其初兴阶段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不同阵营的关注。据研究者考证，儒学名臣张之洞于1898年初撰写《劝学篇》，与严复在1897年底发表的《斯宾塞尔劝学篇》不无关系。[27]这一围绕维新思想展开的对话关系，延续之前在《时务报》上关于严复《辟韩》一文的争论，成为晚清维新派内部话语权争夺的一条线索。之后，二人的对话继续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面对保守派大员张之洞的政学表里、中体西用之说，严复的论辩以政学分途、一物有一物之体用相对。但这些貌似倾向分明的论说，实则暴露出维新派内部在新旧问题上的根本缺陷。
正如王国维所说，近代翻译不仅是翻译自身的问题，更关涉到思想的抉择、文化的前途。翻译与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之一体的两面。如何借助翻译的视角寻找中国的近代，或者反过来从中国近代性的角度看待翻译的取向，形成了近代翻译的政治。
与严复形成思想上的紧张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在历史文化、哲学宗教方面的修为，使之有足够的力量挑战严复，为中国寻找一条在文化上更为内在的救治之路。他所倡导的理念，首先是从文化上树立自性，故而研读佛学，以佛释庄，从义理学的深层打开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世界；其次是以史学的学养疏通华夏文化的源流，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奠定了历史根基。这样得以在重树信心的前提下迎接近代性的挑战。
这种思想上的张力，与近代翻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在章太炎进入翻译领域的初期，个人思想正处于维新时期。当时严复主盟译坛，对其译作给予苛评，为他以后的反击埋下了伏笔。1897年，章太炎与同仁一起创办上海译书公会，并担任《译书公会报》周刊主笔，希望“?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译书公会叙》）。次年，与曾广铨合作翻译《论进境之理》（《斯宾塞尔文集》第一论），刊载于《昌言报》，随即遭到严复的当头棒喝。严复在天津《国闻报》发表《论译才之难》，认为该文乃斯宾塞尔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宠万化，并为一谈，若欲解之需多门学科知识；又以译文首段为例提出批评：“《昌言报》一述一受，贸然为之，无怪其满纸唵［啽］呓也。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吾愿后生以为戒也。”[28]章、曾的译文，虽然在中西对译上略显生涩，但二人相互弥补，发挥了各自的国学与西学之长。国学和哲思方面的造诣，则成为章太炎日后反戈一击的利器。
随着章太炎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敏锐地发现了严复译学之中的弱点。不同于保守派如张之洞般消极嫁接新旧之学的做法，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重建近代的文化意识和学术观念，把学术思想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严复译学的软肋，由此得以暴露。对严复来说，如何在中国学术中寻求翻译的合法位置，始终是一个深层困扰的问题。翻译的文体，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焦虑。虽然他找到了救治中国的新路，但需要通过恰切的表述以获得知识阶层的认可。因此，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师从吴汝纶，期望以古文树立译著的声名。实际的效果如何呢？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名家，他为《天演论》作序，称严复“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又担心与时俗“舛驰而不相入也”。[29]梁启超同样，点出严译《原富》的文体太务渊雅，严复对此答复道：“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30]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学理邃赜之书，而非近俗之辞。他企图把自己的翻译置于文界革命的高度加以审视：“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31]这里道出了严复内心的自我期许。但是，在充斥着时文、公牍和说部的近代学界，严复能够成就文章之大业吗？
在思想和文体上，章太炎找到了超越严复的路径。在思想上，如前文所言，他于1902年在日本通过远藤隆吉、岸本能武太接受吉丁斯的心理社会学思想，跳出之前斯宾塞尔的生物学社会学系统，打开了解释社会历史变迁的思想架构。相对比，严复基本上停留在后一个层面。至1906年《民报》发表的《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发展出“苦乐俱进，有进有退”的成熟观念，对斯宾塞的进化论意义上的社会学提出了批判。1907年《〈社会通诠〉商兑》对严复的批评，与之一脉相承。
在文体上，章太炎对严复的冷嘲可谓酷评：“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伦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32]吴其昌亦称严复的文体精深邃密，无巨大气魄，与太炎的评判相近。周作人则回忆，鲁迅在《民报》上看到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能再佩服了。[33]对于严复的翻译，鲁迅大体上给以否定，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并分析他下工夫在体式音调上，无非是迎合传统士大夫群体，希望博得一个士人的名头；在翻译风格上，则把严复置于中国译经的背景上进行评判，指出“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可惜走的是六朝达雅的路子，而没有取法汉末质直的译法。[34]
章鲁一系，堪称近代文宗。若以此论断成败，可说在近代话语权的争夺中，严复几乎是一败涂地。但就翻译本身而言，严复仍然占据着近代译学的主脉。
从章太炎到鲁迅、周作人，隐约浮现的是近代的另一条翻译脉络。与严复相比，章太炎的翻译文风朴拙，气韵沉着，旧学功底自然流露。鲁迅、周作人早年受太炎感召，以复古文体译成《域外小说集》，虽说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但对二人翻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为该书作序：“《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35]在古奥的文风中，散发出的是译者期望革新译界的卓特之气；在选材上，则渗透着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周氏兄弟之后所提倡的硬译、直译风格，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初的影子。[36]不可忽视的还有对于东西方文明批判会通的开阔视野，他们此后的翻译活动正是这一文化理念的实践和发展。
回到历史的现场，能真切地感受翻译与近代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翻译入手，也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体会严复、林纾、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鲁迅和周作人等近现代学者在思想上的冲突和互补。作为历史人物，他们完成了各自的使命，留下了相互辉映的业绩和价值。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构成了历史的完整鲜活的链条。简言之，可说是翻译近代性的张力的体现。
[1] 李文杰：《总理衙门的翻译官》，载《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2] 贺麟：《严复的翻译》，见朱修春主编《严复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3] 《严复全集》第八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8页。
[4] 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载《文汇报》2011年8月22日。
[5] 章太炎：《自序》，见《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6] 章太炎：《自序》，见《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45页。
[7] 章太炎：《自序》，见《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45页。
[8] 参郭忠华：《近代公民概念与翻译的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9日）。
[9] 严复：《原强》，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8页。
[10] 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见黄克武编《严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
[11] 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389页。
[12] 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391页。
[13]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
[14]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37页。
[15] 前引书，第337页。
[16] 参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
[17]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见《梁启超全集》第1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806页。
[18] 章太炎：《〈初步梵文典〉序》，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88页。
[19] 前引书，第489页。
[20] 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见王栻编《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页。
[21] 参王毅霖：《区域与时代视域下的“闽派翻译”复兴》，载《学术评论》2015年第6期，第38页。
[22] 《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页。
[23]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24] 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见黄克武编《严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
[25] 严复：《辟韩》，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16页。
[26] 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293-294页。
[27] 郭道平：《“群学”与“道统”：严复和张之洞的思想交锋》，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8] 严复：《论译才之难》，见黄克武编《严复卷》，第359页。
[29] 吴汝纶：《天演论》序，见严复《天演论》，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30] 严复致梁启超书（1902年3月），见《严复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31] 严复致梁启超书（1902年3月），见《严复全集》第8卷，第121页。
[32] 章太炎：《与人论文书》（1909），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33]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34]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上海：作家书屋，1948年，第374-376页。
[35]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5页。
[36] 《周作人译文全集》第9卷，止庵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