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良，云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
原文刊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祥瑞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胡政权效法华夏王朝，主动接受与自觉利用祥瑞以宣称天命、建构正统、彰显仁政，展现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祥瑞利用既是五胡政权巩固统治基础、满足政治需求的重要方式，也是五胡民族主动融入中华、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胡人政权绍继中华正统、承续中华文化的意识，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发展。
关键词：十六国北朝 胡人 祥瑞 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
一、问题的提出
祥瑞又称符瑞、祯祥、瑞应、嘉祥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文化观念自先秦便有渊源，经过汉代谶纬神学的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中记录了大量的祥瑞事物，包括动物祥瑞（含神话动物，如赤乌、白狐、青龙、麒麟等）、植物祥瑞（含菌类，如嘉禾、木连理、灵芝等）、自然现象祥瑞（如景星、庆云、甘露、醴泉等）、器物祥瑞（如玉玺、玉鼎、金印、铜钟等）诸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并立，各族政权均面临严峻的正统性挑战，论证各政权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是此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祥瑞因具有“符命”“天意”象征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符号，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论证工具，各族政权均积极利用祥瑞表达天命所归、正统在我的意识。不仅汉人政权如是，十六国北朝胡人政权亦如是。胡鸿曾指出，十六国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在十六国及北朝实现华夏化的过程中，祥瑞即是其普遍利用的“华夏历史资源”。十六国北朝胡人普遍利用祥瑞，反映了胡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前辈学人就祥瑞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如李浩认为祥瑞崇拜在古代政治生活和民众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龚世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政局现实和政治斗争需求促进了当时文人对祥瑞文化的总结与整合；曾磊认为汉晋六朝时期的白色祥瑞因其稀有性而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意义；金霞、胡晓明等综合探讨了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的产生、发展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等问题。十六国北朝的中华文化认同问题亦颇受学人关注，如马艳辉认为十六国北朝自称“中国”是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王文光等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文化力量；崔明德等认为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基础是族源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宋艳梅指出十六国北朝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正统建构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发展。
关于古代祥瑞文化和十六国北朝中华文化认同两个议题，前人分别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但鲜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本文试图基于十六国北朝胡人祥瑞利用的相关表现，揭示其与胡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系。这能够为我们深化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中华化、胡汉文化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二、尊崇天命：利用祥瑞宣扬胡人君主有德受命
天命是宣扬君主神圣性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祥瑞正是彰显天命所归的重要物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陷入分裂，此时胡人积极利用这一中华文化传统，凭借祥瑞彰显天命在我，宣扬胡人君主有德受命。
（一）宣扬君主有德
先秦时期，《诗经》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尚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天命并非永恒，而归有德之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君主亦将德行视为获得天命和成为帝王的重要依据，强调天命授受在于个人德行，而与族属无关，如匈奴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受耳。”氐族苻坚云：“帝王历数岂有常在，惟德之所受耳。”鲜卑秃发乌孤曰：“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五胡君主继承和宣扬“帝王无常”“惟德所受”的观点，“是‘五胡’君主向‘夷狄不足为君论’发起的重要挑战，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既是对获得天命寻找理论依据，亦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他们均认为，不论胡汉，有德即可获得天命成为帝王。
有德是获得天命的重要前提。那么，如何才能体现君主有德呢？祥瑞就是重要的凭据。汉代班固《白虎通》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可见，祥瑞现世即被认为是帝王有德的重要表现，帝王有德则能引致祥瑞，促成天下太平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的各类祥瑞，大多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往往与帝王德行关联，具见表1。
由上表可见，不同祥瑞象征着帝王的不同德行，不同祥瑞的出现被视为帝王德高行正的自然感应。不同政权的相关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祥瑞，实则也有暗示帝王有德的意图，亦由此暗示帝王身负天命。
宋文帝元嘉年间，曾两见白鸠，皆有人上表庆贺，歌颂皇帝圣德，云其“匪仁莫集，匪德莫归”、“惟德是依，惟仁是处”。这两份奏表皆意在说明白鸠的出现是帝王的仁德所致，是帝王仁德的自然感应。十六国北朝的胡人亦持如是观念，如吕光曾见黑龙，其从者杜进说：“龙者神兽，人君利见之象。《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德符幽显。愿将军勉之，以成大庆。”可见黑龙被描绘成吕光有德的符瑞，杜进也由此认为可以因此“成大庆”，表达吕光获得天命。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人称见有龙马形山石，其中三块大石记录了北魏昭成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太武帝太子应称皇治世的谶言，这被认为是北魏的“受命之符”，诸臣乃奏曰：“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固天纵圣，应运挺生，上灵垂顾，征善备集……陛下深执虚冲，历年乃受。精诚感于灵物，信惠协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泽流宇内，溥天率土，无思不服。”在诸臣看来，石文祥瑞是皇帝仁德贤明之象征，由于帝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所以“上灵垂顾”，天命在兹，出现了这样的国家祥瑞。
北周明帝即位第二年（558），顺阳献三足乌，群臣上表称庆，明帝诏曰：“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爰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认为三足乌的出现是周文王仁德遗被后世的结果，表达了对于仁德的认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皇太子献白鹿二头，武帝告诫说：“在德不在瑞。”表明祥瑞固然重要，但为君为政的根本在于德行，体现了对于德政的认同。
仁德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亦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在祥瑞文化中，祥瑞与帝王仁德紧密关联，仁德亦与天命密切相关，祥瑞出现是帝王仁德爱民所致，也是帝王得受天命的表现。胡人政权亦以祥瑞表征帝王德行，表明他们认可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德观念，这是对中华文化深刻认同的表现。
（二）宣扬君主受命
《宋书》曰：“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君主多自称受命或被称受命，如《晋书》记载：“陛下（指刘渊）……奄受大命。”“明公（指石勒）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苻氏（指苻健）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吾（姚兴）应天明命，跨据中原。”“明公（指吕光）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皇上（指慕容德）应期，大命再集。”不仅宣称受命，往往还有相应符瑞佐证，如胡人君主被描绘成孕育和诞生之时就有祥瑞相伴，登位之际亦有祥瑞现世，这体现了君权天授的政治理念，强化了君主受命的神圣性。
其一，胡人君主孕育与诞生祥瑞。胡人君主孕育祥瑞多与梦瑞有关，他们被描述成其母梦瑞而有孕，或在孕中梦瑞而诞生。据《晋书》记载，汉赵刘渊之母呼延氏白日遇到大鱼，梦中龙鱼授与日精遂有孕而生刘渊；刘聪在孕时，其母曾梦日入怀；前秦苻健之母梦见大熊而生苻健；成汉李雄之母梦大蛇而孕生李雄；南燕慕容德之母梦日入脐中，昼寝而生之。又《魏书》记载，北魏道武帝之母“初因迁徙，游于云泽，既而寝息，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欻然有感”，宣武帝之母“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悸，既而有娠。”梦中见瑞之说应当不是真实故事，但这样的祥瑞传说无疑强化了五胡君主的天命。
胡人君主诞生祥瑞多与神光相关，多被描述为出生之时有神光照耀的瑞象。《晋书》记载，汉赵刘聪生时“夜有白光之异”，后赵石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前秦苻坚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后凉吕光生时“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前燕慕容儁“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魏书》记载，太祖道武帝之母“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孝明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周书》记载，北周武帝“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神光俨然是一种诞生祥瑞，众多胡人君主生时均有此瑞象，后凉的建立者氐族吕光就因生时夜有神光照耀而取名为光，其字“世明”亦与神光相对应，可见对于神光祥瑞的重视。
其二，胡人君主得国登位祥瑞。十六国北朝君主在得国登位之初，亦凭借祥瑞表达受命。
后赵石勒未称帝前，群臣相劝：“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表达石勒是应天而生，符瑞为证，强调其是天命所在。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亦是君主宣扬受命得国的重要符瑞。南燕慕容德因获玉玺祥瑞而宣称天命，《十六国春秋》记载：“会刘藻自姚兴而至，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谶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玉玺本就为祥瑞，且有“德受天命”的图文谶言，这成为慕容德得国登位的重要天命符瑞。前秦末年，姚苌谋反，围困苻坚求传国玺，自称“次膺符历，可以为惠”。而苻坚怒叱：“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姚苌终未获得传国玺，并将苻坚缢杀。苻坚说姚苌没有图纬符命，违天不祥，表明对于祥瑞符命的认同。而姚苌求传国玺，亦是为了增强自己受命登位的可信度。
五胡政权其他君主，亦多以各类祥瑞彰显自己受命。慕容麟曾做过后燕皇帝，后来投奔叔父南燕皇帝慕容德，被封为司空、尚书令，《晋书》载：“河间有麟见，慕容麟以为己瑞。及此，潜谋为乱，事觉，赐死。”慕容麟将麒麟视为自己可得位的祥瑞，以此强调自己获得天命，因此企图叛乱，但最终失败。前秦苻坚死后，王永劝苻坚之子苻丕登位称尊，王永向各州郡传檄说：“主上飞龙九五，实协天心，灵祥休瑞，史不辍书。”以祥瑞强调苻丕受命得位的合法性。胡夏真兴元年（419），赫连勃勃刻石颂德，云：“玄符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表达其应天而生，龙凤飞腾，符瑞有征。龙升、凤翔也是赫连勃勃最初使用的两个年号。
五胡帝王的孕育、诞生和登位祥瑞，是宣扬其获得天命的重要方式，塑造他们是乘天意而来的君王，强调他们是上天之子，受命于天，具有神圣性。而上述的祥瑞描述，其实与华夏帝王的相关祥瑞故事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模仿华夏文化，但这种模仿或借用，实则是五胡接受和认同中华文化的表现。
三、追求正统：利用祥瑞宣示胡人政权正朔合法
论证政权合法性是十六国北朝重要的政治任务，此时祥瑞成为论证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重要“证据”。如张勇健指出，五凉政权利用符瑞进行合法性建构，这属于五凉认同华夏政治文化的史实底色。不光五凉，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各胡人政权均积极运用祥瑞塑造政权正朔法统，通过强调政权应命、确立政权历运，建构政权合法性，试图将胡人政权纳入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中。
（一）强化政权应命
在政权建立和统治中，五胡政权亦多依赖祥瑞彰显自己受命于天，强化政权合法性。
传国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天命祥瑞，拥有传国玺就意味着拥有天命，就是正统。此时胡汉各政权竞寻传国玺，以期凭借传国玺昭示天命所归。《晋书》记述，石勒在未击败刘曜前，群臣就屡劝其称帝，而他却一直未允。后来“季龙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此时“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弗许。群臣固请，乃以咸和五年（330）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后来又“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玉玺记》亦记载，石勒打败刘曜之后，获得传国玺，石虎“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曰：天命石氏”，由此彰显天命归于石氏后赵。玉玺成为氐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的天命祥瑞，未得玉玺之前不允称帝，而得到玉玺之后称帝大赦，盖因玉玺象征着天命。
西秦的乞伏炽磐将五色云视为成就帝王大业的祥瑞。《晋书》载：“僭立十年，有云五色起于南山，炽磐以为己瑞，大悦。谓群臣曰：‘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炽磐既兼傉檀，兵强地广，置百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以五色云为祥瑞征兆，乞伏炽磐最终兼并秃发傉檀，建制称王。五色云成为西秦政权应命的符瑞。
《魏书》记录了拓跋鲜卑早期的迁徙神话：“魏氏世居幽朔，至献帝世，有神人言应南迁，于是传位于子圣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绝，仍欲止焉。复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积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这则故事讲述神兽引导拓跋鲜卑南迁，实际上是为其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塑造神圣性与寻求合法性。
北魏太武帝时发现有字瑞石，群臣上言：“丘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质白章，间成文字，记国家祖宗之讳，著受命历数之符。王公已下，群司百辟，睹此图文，莫不感动。佥曰：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征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休，增广天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在北魏君臣看来，记有文字的瑞石，是“上灵降命”，是北魏的“受命之符”，表达了天降祥瑞昭示天命在魏的意识。群臣表示应当因此宣告四海，让天下知道天命有归，意在以此宣扬北魏才是天下正统。
太武帝时祥瑞频现，曾因此下诏曰：“比者已来，祯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于殿内；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连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载诞之乡；白燕集于盛乐旧都，玄鸟随之，盖有千数；嘉禾频岁合秀于恒农；白雉、白兔并见于勃海，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天降嘉贶，将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惊震，欣惧交怀。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北魏太武帝列举了北魏政权统治下出现的各类祥瑞，包括甘露、嘉瓜、嘉禾、木连理、白燕、白雉、白兔等，认为这是“天意”的感应，所以要祭祀山川，“上答天意”。太武帝凭借这些祥瑞表达北魏政权是上天降命、天命所归，意在表明政权的正统性。
北周追溯祖源，云其先祖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得有字玉玺，“以为天授”，表达上天降命之意，实则是为了以此祥瑞证明宇文北周政权的合法性。
“追求‘正统’是实现‘一统’的必要前提，实现‘一统’是追求‘正统’地位的根本保证。” 胡人各政权还借助祥瑞表达一统天下的意图，彰显正统地位。后赵石虎即位后，“会青州言济南平陵城北石兽，一夜中忽移在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季龙大悦曰：‘兽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东南者，天意将使朕平荡江南之征也。天命不可违，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军，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将石兽移动、狼狐留迹视为祥瑞，视为平荡江南即一统天下的天命征兆。一角鹿（兽）、三足乌、九尾狐、木连理等祥瑞，均被赋予了天下一统的意涵，如一角兽是“天下平一则至”，九尾狐是“王者六合一统则见”，木连理是“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则生”。《魏书》载：“太祖登国六年（391）十二月，上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是诸国将并之应也。’”凭借祥瑞表达出北魏兼并诸国、一统天下的意图。《魏书·灵征志》中记录了91次各地木连理祥瑞，7次九尾狐祥瑞，6次一角鹿及一角兽，充分凸显了北魏一统天下的意图。558年，顺阳献三足乌，北周明帝认为这是“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的祥瑞，即北周能够天下一统的征兆。凭借祥瑞及其寓意，胡人政权追求一统，彰显正统地位。
由于祥瑞现世具有天命授受的意蕴，十六国北朝各胡人政权均十分重视利用祥瑞，通过祥瑞来宣示天命，强调正统，巩固统治，这表现了胡人对于中华政治传统的接受与认同。可见，祥瑞利用是胡人认同天命正朔观念的重要表现，是胡人入主中原、内化于中原的重要手段，也是胡人稳固政治统治的重要途径。
（二）确立政权历运
为了论证政权合法性，十六国北朝胡人政权确立政权历运，以示正统。秦琼认为：“五德终始观念可视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融入正统传承的切口。”五德终始循环的历运学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理论，以五行相克或相生解释王朝继替的合理性。在汉代以前，盛行五行相克的德运理论，由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解释王朝更易，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汉曾居水德，后者克前者而有天下。汉朝以后，盛行五行相生的德运理论，由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推演王朝更替，夏为金德，商为水德，周为木德，汉为火德，魏为土德，晋为金德，此成定论，前者衍生出后者，后者即前者的正统承续。
各朝的德运选择，均有相应符瑞出现。如晋行金德，白色动物祥瑞被视为是王朝瑞应。《拾遗记》载：“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飞翔来去。有司闻奏帝所。罗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于是以金为樊，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白色叶于金德，师旷晋时人也，古今之义相符焉。”左九嫔《白鸠赋序》曰：“太始八年，鸠巢于庙阙，而孕白鸠一只，毛色甚鲜。晋金行之应也。”白燕、白鸠等祥瑞属白色，对应金德，被视为符合晋朝运命的“金德之瑞”“金行之应”。
十六国北朝也积极利用祥瑞来排定各自的五德历运，以强调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他们就如何确定政权历运行次作过斟酌，并且多有承继汉、魏、晋法统的行为，承晋之金德当为水德，前赵、后赵、前燕、北魏等均曾自称承继晋朝金德而行水德，表现出承继中华王朝正朔法统的意图。而在确定历运的过程中，祥瑞成为各政权选择历运的重要依据，各政权运用祥瑞符应为自己的历运选择增添可信度。
建立时间较早的石氏后赵政权，承继晋朝金德而行水德，而后赵对水德的选择，并非凭空无依，而是以祥瑞为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太和元年（328），茌平令师欢获黑兔，献之于（石）勒。程遐等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328）改元太和。”黑兔作为祥瑞，代表的是水德，按五德历运学说，正好是承继晋朝金德之征兆，于是黑兔成为石勒承继金德确立水德的天命祥瑞。到咸和五年（330），在侍中任播等人的提议下，正式“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由此可见，黑兔祥瑞为后赵争取承晋之金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石虎在位时，人献龟纽金文玄玉玺，诸臣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强调玄色玉玺是石氏政权行水德的瑞应。
罗新指出，后赵“成了五胡中最早获得后继国家认可法统地位的政权”，所谓法统地位，即指后赵的五德历运——水德，后继政权承认后赵的水德，并在其基础上排定各自的历运行次，如前燕行木德、前秦行火德、北魏行土德等，不过各政权也常有改易德运的现象。
慕容鲜卑的前燕亦曾同样认为自己承晋而为水德。在慕容儁尚未称帝之前，便有祥瑞出现。《晋书》载：“是时巢于儁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儁谓群寮曰：‘是何祥也？’咸称：‘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箓以御四海者也。’儁览之大悦。”此处提到了前燕的国家祥瑞，燕鸟三雏预示应验三统，神鸟五色象征绍继五行，但未明言以何德自居。直到慕容儁称帝后，确立五德行次，定为水德。《晋书》载：“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为儁之应也。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儁从之。”群臣认为前燕是受黑精之君之命，宜行水德以代晋之金德，慕容儁听从建议，乃行水德。那么前燕行水德的依据即“黑精”是什么呢？应即燕鸟祥瑞，燕又称玄鸟，为黑色鸟类，对应水德。《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玄鸟是商的祥瑞，而商的德运也就是水德，前燕与此相同。可见，后赵、前燕均凭借黑色动物祥瑞彰显自己行水德的合理性，或者说，凭借黑色动物祥瑞提高选择水德继替晋朝金德的可信度。不过，当时也有不同的意见，韩恒说：“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认为前燕应该承后赵水德而行木德，并且以龙现作为符瑞佐证。但慕容儁未采纳，直到慕容暐时，前燕才“承石季龙水为木德”。
北魏早期，曾定行次为土德。据《魏书》载，北魏天兴元年（398），太祖“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此中的神兽当指《魏书·灵征志下》记载的引导拓跋先祖南徙的“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以神兽和黄星，作为土德的符瑞。至孝文帝时，又重新论定行次，出现了关于应行土德还是水德的争论。高闾认为，应继后赵水德、前燕木德、前秦火德，而行土德。上文所云北魏太祖时所定土德，并无论及政权王朝的继替，而是直接因黄帝而行土德。而在高闾的论述中，北魏依旧是行土德，其依据也包括“五纬表验，黄星曜彩”的瑞应，但不是远据黄帝之土德，而是从近世中原政权的法统传承中找到行次，即西晋（金）—后赵（水）—前燕（木）—前秦（火）—北魏（土），符合五德终始的理论。而李彪、崔光等则认为，可以略过后赵、前燕、前秦，应该直接承晋而为水德，也举出相关符应：“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从黑尚玄是水德之应，故北魏应行水德。经过君臣讨论之后，最终确定行水德。后来，崔光之子崔鸿上表说：“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直接否定太祖时期所定土德，表达了北魏接替晋朝金德而行水德之意。侯景叛附南梁时，慕容绍宗曾向萧衍发出檄文曰：“自晋政多僻，金行沦荡，中原作战斗之场，生民为鸟兽之饵；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纳水灵之祉，驾云车而自北，策龙御以图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表达了北魏是在晋朝危亡之际，继之而行水德，玄帝之图、水灵之祉即是水德的符瑞。后来北魏分裂后，东魏、西魏亦自居正统行水德，而后北齐、北周则继之而各行木德。
如上所叙，胡人政权积极利用祥瑞参与政权德运的建构，祥瑞成为胡人政权建构正朔法统的重要工具。不论当时是为了攀附某种德运而制造了相应祥瑞，还是确实因某种祥瑞现世而确定了相应德运，都表明胡人政权利用祥瑞参与了五德历运的排定，是胡人运用中华政治传统解决政治问题的表现，这是对五德终始的历运学说的认同，也体现了胡人对中华政治思想文化的认同。在对于祥瑞文化的利用过程中，胡人君主与汉人大臣之间基于各类祥瑞意义的交流，也促进了胡汉之间的文化互动。
四、崇尚仁政：利用祥瑞彰显胡人治理仁善清明
祥瑞不仅关联帝王的嘉德懿行，也象征国家仁政善治。《礼记·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灾异和祥瑞是一组相对的概念，都被视为天人感应的结果，并且都与国家治理关联。国家兴盛大治则祥瑞频出，国家治理残暴则灾异频现。十六国北朝的胡人政权，积极利用祥瑞强调治理仁善清明。
（一）众瑞兼呈：凸显治理仁善
十六国北朝时期出现大量祥瑞，胡人政权利用大量祥瑞彰显善政，以此凸显胡人政权治理仁善清明，形成了国家兴盛、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的社会环境。
北魏高宗时期，多见祥瑞。兴安二年（453）八月，诏曰：“朕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称数。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民大酺三日，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北魏高宗宣扬“众瑞兼呈”，是因“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目的是强调政治仁善清明，故能“克臻斯应”。太安三年（457）三月，“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议者曰：‘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于成汤之世，故殷道用兴，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征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将白狼祥瑞现世视为“无穷之征”，意在表明北魏政权治理仁善，国运无穷。和平三年（462）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咸曰：‘神明所授，非人为也。’诏天下大酺三日。”玉印象征国家权力，所谓神明所授，即说明受命于天，而印文则表达出北魏政权治理有方、繁荣昌盛的意识。
北魏时期，各地均有大量“见”“闻”“献”“送”各类祥瑞的活动。据笔者统计，《魏书·灵征志下》记载的祥瑞包括：神兽1次，麟1次，龟6次，巨象1次，白狐19次，黑狐2次，九尾狐7次，五色狗2次，白鹿（含白麚）23次，一角鹿3次，一角兽3次，白狼1次，白獐7次，三足乌37次，四足乌1次，白乌28次，赤乌3次，苍乌13次，白鹊11次，黄光（黄气）2次，五色云2次，甘露20次，嘉禾31次，嘉瓠1次，白兔59次，黑兔9次，白燕14次，白雀80次，赤雀4次，白鸠12次，印玺12次，玉器7次，木连理91次，乌芝1次，白雉52次，温泉1次，醴泉2次，鼎1次。总的来看，数量是较多的，记录如此多的祥瑞，暗示北魏政权统治合乎天意、治理仁善、国家安定。一些祥瑞还被赋予天下太平的含义，如“治致太平则黑狐见”，“景云，太平之应也”，“醴泉，王者修治则出”，以此彰显国家安定。
国家治理仁善，会有祥瑞现世作为证明，而有时因祥瑞现世，国家亦会推行仁政。如北周武帝在保定二年（562）“五月庚午，以南山众瑞并集，大赦天下，百官及军人，普泛二级。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由于各类祥瑞并集，北周武帝行减免徭役及租赋政策，目的是与祥瑞相应，彰显仁政。
国家大治自有祥瑞感应而出，地方治理仁善亦会有祥瑞现世。北凉沮渠蒙逊时，“木连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张披上书曰：‘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征。’蒙逊曰：‘此皆二千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岂吾薄德所能感之！’”永安出现木连理，被认为是国家大治甚至是天下大同的象征。沮渠蒙逊称木连理是地方官员勤政善治的表现，强调地方官员治理仁善引致祥瑞，而自己则谦称薄德。
东魏元象二年（539）八月，“徐州表：‘济阴郡事前槐树，乌巢于上，乌母死，有鹊衔食哺乌儿，不失其时，并皆长大。’赏太守帛十匹。”引文所述现象是颇为罕见的，因此亦被视为祥瑞异象。而此事却赏赐太守，即意在表明在太守治理之下，出现“鹊哺乌儿”的瑞象，这是地方治理仁善的表现。东魏兴和元年（539）冬，“西兖州济阴郡宛句县濮水南岸，有泉涌出，色清味甘，饮者愈疾，四远奔凑。齐献武王令于泉所营立庐舍。尚书奏赏刺史粟千石，太守粟五百石，县令粟二百石，以旌善政所感；先列言者依第出身。诏可。”濮水南岸甘泉涌出，亦被认为是刺史、太守和县令等地方官员施行善政的缘故。
北周官员慕容鲜卑豆卢勣因治理仁善、施惠爱民而引致祥瑞。《北史》载：“（北周）武帝嗣位，渭源烧当羌因饥作乱，以勣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大致祥瑞。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勣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乌飞止厅前，乳子而后去，有白狼见于襄武。人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人夷，神乌来翔。’百姓因号其泉曰玉浆泉。”豆卢勣在治理渭州的过程中，“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大致祥瑞”，甚至致使甘泉涌出、白乌飞止、白狼现世，这样的记载虽有附会或神化之嫌，但表达了对胡人治理仁善的表彰。
将祥瑞关联国家仁政善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十六国北朝时期，胡人借助祥瑞将胡人政权的治理叙述为仁政、善政，这是对中华传统政治理想的靠拢，反映了胡人对于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与继承。
（二）大赦改元：彰显仁政新世
十六国北朝时期，胡人政权常因祥瑞而大赦改元。大赦和改元虽属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但常常同时出现，大赦彰显仁政，改元宣示新命，有政权仁德善治、开创新世的意蕴。
年号是中华政治传统中的重要符号，建元与改元是中华王朝重要的政治行为。从汉代开始，便出现了祥瑞年号。两汉、三国、南朝均有祥瑞年号使用，如元狩、元鼎、元凤、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青龙、景耀、嘉禾、赤乌、神凤、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祯明等。十六国北朝的胡人政权，亦积极利用祥瑞制定年号，如汉赵刘渊的永凤、河瑞，刘聪的麟嘉；后赵石鉴的青龙；前燕慕容儁的元玺；前秦苻坚的甘露；后秦姚苌的白雀；后凉吕光的麟嘉、龙飞，吕隆的神鼎；北凉段业的神玺、天玺；胡夏赫连勃勃的龙升、凤翔；北魏拓跋嗣的神瑞，拓跋焘的神麚，元诩的神龟；东魏元善见的元象等。改元的同时，往往大赦境内。因瑞而大赦改元，既有天命所归的意涵，亦是仁政新世的表达。
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建元元熙，后来改元永凤。《晋书》载：“永嘉二年（308），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十六国春秋》记录了改元永凤的原因：“八月凤凰集于蒲子，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上尊号，冬十月甲戌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永凤。”可见，永凤年号的得名与凤凰祥瑞相关。后来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按：《魏书》作渊海光，盖因《晋书》避李渊讳作泉）三字，元海以为已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河瑞年号得名于汾河中获得的玉玺祥瑞。
后凉政权多次因祥瑞而大赦改元。如吕光因获见麒麟，而建元麟嘉，《晋书》载：“是时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389）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内，年号麟嘉。”后来于“太元二十一年（396）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龙飞。”吕隆因获鼎而制定神鼎年号，《晋书》载：“（吕）隆以安帝元兴元年（402），遂僭即天王位。（吕）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为神瑞，大赦，改元为神鼎。”
十六国其他胡人政权亦多因瑞而大赦改元。前燕首个年号元玺的制定与传国玉玺有关。《晋书》载：“慕容评攻克邺城，送冉闵妻子寮属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儁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352）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可见慕容儁虽未得到传国玺，但诈称国玺在手，元玺年号的来历与传国玺有关。359年，前秦苻坚曾因甘露降下而大赦改元，《十六国春秋》载：“六月甘露降，（苻坚）乃大赦，复改元曰甘露。”后秦姚苌初称王时，大赦，确立了白雀年号。《晋书》记载：“以太元九年（384）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白雀是当时出现颇多的祥瑞，在《宋书》《魏书》等史籍中均有大量记录。《晋书》虽未明载姚苌制定白雀年号的原因，但结合当时对待祥瑞的态度来看，应与白雀祥瑞的出现相关。
北魏和东魏亦多次使用祥瑞年号并大赦。414年，北魏太宗“以祯瑞频集，大赦改元。”428年，“定州获白麚，白麚又见于乐陵，（世祖）因以改元。”518年，“获龟于九龙殿灵芝池，（肃宗）大赦改元。”538年，“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丁卯，（孝静帝）大赦改元。”可见，北魏太宗时因祥瑞频现而改元神瑞，世祖时因获见白麚（白色牡鹿）而改元神麚，肃宗时因获见大龟而改元神龟，东魏孝静帝时因见巨象而改元元象，神瑞、神麚、神龟、元象等年号的改定，均与祥瑞现世有关，且多称“神”，目的是彰显和宣扬鲜卑拓跋氏政权受命于天的神圣性。
祥瑞现世而改元大赦，是胡人政权的基本操作，不过有时因瑞改元未必以祥瑞本身作为年号，如刘聪得传国六玺后下诏改元嘉平，石勒曾因获献黑兔祥瑞而大赦改元太和。有时因瑞大赦而不改元，如刘曜曾获得长安人刘终所献有字白玉祥瑞，于是“（刘）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刘）终为奉瑞大夫。”石勒在位期间，各地进献上方物祥瑞，于是“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匹，绵十斤。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还宫，赦四岁刑。”前秦苻坚甘露三年（361）九月，“凤凰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百寮进位一级。”由于祥瑞现世而赦免刑罚，是胡人政权施行仁政的体现。
大赦改元，是汉朝以来的中华政治传统，具有缓和族群矛盾、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胡人政权主动运用年号，并且凭借祥瑞大赦改元，以宣示政权施行仁政，宣告新的时代到来。这是胡人对中华政治传统的接受，对中原王朝制度的模仿，也反映了胡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现出赓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
结 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大量涌现。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魏书》均开设专志记录大量祥瑞。这些祥瑞的涌现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密切关系，因胡汉各政权并立，均需宣扬天命、宣示正统、彰显仁政，祥瑞成为此时重要的政治工具，与君主、政权、国家治理具有密切关联。
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胡入华，主动接受和传承中华文化。为了克服统治合法性危机，胡人政权“借用”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颇具影响力的祥瑞话语，祥瑞文化为胡人所接受、认可和传承。胡人政权尊崇“天命无常，唯德所受”的天命观，利用祥瑞宣扬胡人君主受命于天、德行高尚；遵循“天命所归，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利用祥瑞昭示胡人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认同“圣王治世，为政以德”的仁政观，利用祥瑞彰显治理仁善、国家兴盛、天下太平。这也暗含着胡人对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的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命观、正统观、德政观的接受和认同，是胡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亦是胡人有意识地主动融入中华的重要表现。祥瑞是五胡融入中华、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对祥瑞的普遍利用，体现了胡人政权绍继中华正统、承续中华文化的意识。要之，胡人的祥瑞利用表达出其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各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各民族均利用祥瑞，借以宣扬天命，争夺正统。对祥瑞文化的普遍利用和长期实践，致使胡人形成了对祥瑞文化价值观的内在认同，从而实现了从“借用者”到“传承者”的身份转变，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与发展者，并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发展。基于祥瑞利用展现出来的胡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也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认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