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各民族共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标志性象征，我国的民族博物馆借由“编码”和“解码”的文化表征实践，建构出一套以民族文物为主要载体的符号系统，实现空间文化意义的赋予。其空间的生产通过民族文物“语言”符号能指、所指、意义三元组合的意指实践，将具体与抽象、真实与想象、实在与象征相互勾连，形成了物理再现维度上空间实践的感知、知识生产维度上空间表象的叙事以及象征意义维度上表征性空间的体验这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型构了集“空间载体”“符号载体”“价值载体”为一体的辩证性空间结构，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立体化表达和具体呈现。观者阅读和解译民族博物馆空间叙事文本的符号体系须借助空间隐喻的认知机制，发掘民族文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中的物性话语链条上隐含的象征性意义，在联想和想象的基础上建立起保持中华文化认同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集体记忆，以此构筑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民族博物馆空间；民族文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认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征程中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其关键就在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内核，所要回应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文化层面塑造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即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就此而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对这一格局的体认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所在。文化符号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之一，发掘和利用我国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明确，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作为一种彰显中华民族独特身份的重要标识性文化符号，我国的民族博物馆（主要指代人文封闭空间场域）致力于通过民族文物叙事语境的情景复原，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以具象化的符号表征系统书写中华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基因，将社会空间的感知维度、构想维度、象征维度联结在一起，树立起文化认同的实物实证典范，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物馆空间叙事。考察和讨论我国民族博物馆“物”“象”“文”的空间表征系统，诠释民族博物馆空间的物象系统与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形塑、彼此映照的“共生”关联，有助于理解“何以中华”，进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一、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的文化表征实践
社会空间并非只是纯粹自然化的凝固区域或物理场所，更是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建构力量，它能够通过符号和标记表达身份认同。民族博物馆是专门关注民族文化的特殊博物馆类型，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并非我国独有，其他国家亦有许多民族博物馆，致力于展示和研究本国或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历史和艺术。但我国的民族博物馆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博物馆在功能、定位、展陈内容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其他国家的民族博物馆更多侧重于通过更加全球化的展陈内容来展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族际交往的复杂性（如柏林世界民族博物馆）、殖民历史和文化霸权（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文化差异性（法国的凯布朗利博物馆）等。而我国的民族博物馆通过对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宗教信仰、民族语言、民族乐器、民族习俗等文化遗产的选择性陈列，集中展示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传统、行为模式、社会制度、风尚信仰、道德规范等。由于深受“多元一体”民族政策的影响，这种空间陈列及其审美生产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由民族关系、象征意义等共同建构的空间叙事景观。空间本身裹挟的意义从实践层面彰显着民族博物馆作为中华文化象征、民族情感寄寓、文化记忆之场的身份色彩，侧重于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与融合，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文化表征所形成的张力之中，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和建构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完整物象表述系统，这首先体现为一种空间生产的文化表征实践。经由此种实践，民族博物馆空间被建构为一个具有指涉性功能的语言符号系统，旨在实现中华文化的空间形塑以及社会空间的中华文化赋义，树立和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一）赋予民族博物馆空间文化意义的表征系统
我国的民族博物馆作为以民族文物为载体的空间叙事文本，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发展走向自觉实体的历程中在饮食、音乐、舞蹈、服饰、节日、习俗等方面的民族性格、情操爱好和审美趣味。这些社会意识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文化支撑。我国各民族制作器物最原初的目的是生产生活的便利，但并未止步于器物的实用性。民族的知识、信仰、理念、情感等不断地在各种各样的物质材料中积聚，器物最终被先民们改造成为记录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这些承载了中华民族复杂情感和思想的物质寄托，经过时间沉淀和历史打捞，成为我国民族博物馆里的文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文物是先民们思想、信仰和意图的“琥珀”，潜藏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当我们把这些民族文物放在历史文化的视野中展开讨论时，与其说它们的意义是被简单发现的，不如说是被生产与建构的。这一生产和建构的过程是通过表征实践来实现的，由此民族博物馆空间的意义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使收藏和陈列于其中的民族文物成为象征中华文化观念和形象的符号系统。换言之，我国民族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意义赋予过程是中华文化形塑民族博物馆空间与民族博物馆空间再现中华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表征是某一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的必要构成，“‘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以此建构和生成意义的过程。主要有两个表征系统：一是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或替代客观事物的精神表征系统，它由对不同概念的组织、安排、分级以及在概念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如相似性、临近性、等值性、部分代表整体等组成。正是依靠精神表征系统，我国民族博物馆空间中展陈的文物同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文化观念相联系。例如，一种说法认为苗族先祖为牛首人身的蚩尤，所以苗族人民以“牛角”作为头饰。在此，局部的“牛角”代替整体的“牛”，而“牛”又代表“祖先”，由此建立起了“牛角”与“祖先”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牛角”作为苗族牛崇拜的物化形态，也就具有了祖灵意象，反映了苗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知。我们之所以能理解民族文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共享相同或相近的概念系统。如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这种图像纹饰让我们从视觉角度走进古代劳动人民的世界，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智慧和劳动能力的表现形式，还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文化演进的钥匙。看到这样的器物纹饰，我们会联想起中华文明历来所崇尚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
但只有共享的概念系统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被翻译成一种可共享的语言，借此将民族文物的意义表达出来，这就引出表征实践的第二个系统即语言系统。在表征实践中，语言被看作文化价值以及意义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媒介。但表征实践的语言系统并不仅仅局限于书写系统或口语系统，还包括绘画、电影、雕塑、旗帜、建筑、姿势、面部表情等形象。民族文物亦在其中，诸如描绘在青铜器文物上的饕餮纹饰等也都能够像书写系统或口语系统一样述说。民族文物对意义的组建是建立在将一个个民族文物作为符号起作用的方法基础之上的，民族文物的“语言性”系统就是一个符号系统，文物“语言”符号构成并传递意义即发挥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民族博物馆空间建构的表征实践将意义、文物“语言”符号同中华文化相联系。经由意义的进驻，我国各民族用以生产生活的各种器物实现了由物象向意象的转变，演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系列重要文化符号，民族博物馆空间也因此被生产和建构为中华文化的物象表征体系这一空间景观。
（二）民族博物馆空间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解码
在民族博物馆空间意义的生产和建构过程中，从实体文物到物的概念，再到最终的物象符号，并不是镜像式的对应，而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变异，这些偏离和变异为民族文化观念的植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文化图谱中，语言符号是流动变异而非恒定不变的。它不断地在特定语境中被生产出来，再进入特定语境的交流场，最后到达特定语境的接受场。其间所历经的符号表达、传递、认同等不同环节，又加深了符号的偏离与变异。霍尔借用信息流通的概念将这一过程指认为文化表征实践中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所谓符号的编码过程指的是将实体性的文物转换为物的概念，再将后者转译为文物语言符号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文化、政治问题。符号生产者持有的文化、政治观念等都会或隐或显地影响编码过程，由此也必然形成多元化的意义场。比如，铜鼓是中国西南地区标志性的民族器物和族群文化符号，其背后反映的是器物在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如布依族、苗族、水族等）文化中动态的社会生命，也是本地民族博物馆一个极具视觉价值的重要展品。铜鼓的物象叙事具备礼器、乐器等多重功能与意义，具有极强的文化象征意义：作为礼器，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符号；作为乐器，铜鼓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仪式展演活动的核心文化符号，言说着少数民族群体的审美情趣。扎根于中国西南地区，铜鼓传说被编码为西南少数民族表达、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语言符号。
所谓符号的解码过程指的是生产出来的文物语言符号进入特定的接受场，为特定接受者所欣赏和接受的过程。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把符号的解码过程区分为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直接意指层是描述性的、被大多数人一致认可的层次，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不同的民族文物进行识别或区分。文物语言符号一旦形成，人们对其解读便进入含蓄意指层，这是在直接意指层的基础上把文物语言符号与各种广泛的中华文化概念、意义联结在一起，并且开始根据中华民族普遍的信仰、社会价值体系等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形成语义的层次。例如，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服饰作为某一民族的典型性文化遗存，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标志性实物，也成为我国民族博物馆最常见的一种藏品。衣服的最初功能是蔽体御寒，当其离开原初语境、被作为文化遗产加以收藏和展示时，服饰被用来进行意指，成为最能够标举民族身份的抽象符号。人们把民族服饰作为使用对象，这是在直接意指层次上解读民族服饰的功能；当被纳入博物馆展陈叙事体系之中时，民族服饰便成为民族文化的符号载体，具有了新的功能。这种重复的功能化作用或者“再度出现的功能本身与一种（隐蔽的）第二语义学机制（seconde institution sémantique）相符，后者属于涵指层次”。据此，对民族服饰的诠释可以分解为物质器物，符号和象征物，意义这三层维度——民族服饰本身的描述与功能解释、民族服饰物象符号承载的知识象征体系、民族服饰呈现的社会文化关系，以此聚焦阐释物质文化基于生活仪式的意义，解码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作为最具有标志性的族性文化表征，民族服饰也因此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成为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象征和载体。只有抵达这一层，民族服饰才最终完成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脉络中的意义表征，成为“何以中华”宏大叙事的文物语言符号。
无论是文物语言符号的编码过程抑或是解码过程，都存在文化意义的策略介入，是一个涉及从符号的生产、传播到接受的不同表征实践，而介入其中的文化策略又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生产与发展规律。我国的民族博物馆空间的生产作为一种符号意义生产与建构的表征实践，凭借民族器物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解码，成为承载民族文化、书写各族群历史的空间叙事文本。中华文化被编织进民族博物馆空间的生产、组织和秩序中，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借助于文物语言符号系统得以具象化表达和再现，通过主观建构以审美化的方式完成了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和纵深阐释。
二、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民族博物馆空间的生产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实践，内在地包含了物理再现维度上空间实践的感知、知识生产维度上空间表象的叙事，以及象征意义维度上表征性空间的体验与感知三重逻辑，将社会空间的具体与抽象、真实与想象、实在与象征、物质性与文化性相互勾连，形成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三重维度辩证联系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民族博物馆空间也因此被建构为三位一体的辩证性空间。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意义的三元组合具有一种互文关系，营造了立体彰显与形象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视窗和意蕴多重的民族文化空间，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空间载体、符号载体、价值载体的有机统一。
（一）物理再现维度上空间实践的感知
“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可通过感觉加以把握。这种感知构成了空间实践的一部分，“包括任何可以呈现给感觉的部分，不仅是可以看见的而且是可以听到、嗅到以及触到的”。民族博物馆空间实践的可感知方面与构成空间的物质性要素即各种民族文物相关联，是置于民族文物的物质实体或地理环境之上的，由此形成的物理空间不仅构成了再现各民族生产实践活动能力和智慧的场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生产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一般而言，民族博物馆运用声音、光线、色彩等技术手段对民族器物进行展陈设计，尽可能原真性地再现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面貌，使各民族文化的复现成为可能，以此形成的各种文物景观与观者的日常经验“化合”并产生一种代入感。所以，观者在观看民族博物馆时，最为直观的体验就是对民族器物的指认与感知。
作为表征性实践的文化产物，民族博物馆空间的生产实践并非只是一种客观再现，而是空间语言符号的能指。如前所述，民族博物馆这一空间实体被置于中华文化的网络中进行生产与建构时，空间本身被简化为符号或者符号的集合。这样的空间实践意味着一个意指过程或符号过程，这是一个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换言之，借助于表征实践，中华文化不断地介入自然地理维度的物质性空间，使民族博物馆成为一种可感知的、具有潜在指意功能的符号系统，可以被解码或者被读取。观众在解码或读取民族博物馆空间的语言符号时，事实上也是在接收其内含的文化意义投射。这样构思的民族博物馆空间景观由功能、表达和意义组成，在这方面它非常类似于话语。其中，符号的能指面构成文物语言符号的表达面，即实际的民族器物形象等物质形式。“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这些质料是由声音和形象、物品、书写物等组成的。
民族博物馆空间的设计师、规划师等运用符号语言，将民族文物排列、组合、凝聚在一起进行展览，每一个民族文物的空间编码又都描述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实践。与此同时，民族博物馆通过对声音、光线等空间元素的运用，生产和创造展品的意义。光线几乎是所有民族博物馆空间设计和空间实践感知的基本质料，作为民族博物馆空间符号的能指，光线的设计以一种独特的光学实践化身为触发观者审美体验的空间感知方式。对于多数观者而言，审美体验是他们在观看博物馆展品时最直接也是最首要的空间感知。此时的光线事实上已经超越单纯的照明功能，获取了对象之外的象征符号意义，营造了民族博物馆的空间话语和场所精神。光线由此具有了承载民族文化意义的空间叙事功能，实现了所谓的让光线“说话”。另外，多数民族博物馆空间叙事网络中也都会有背景音乐、展品语音解说的投放。基于技术媒介的声音、音乐等听觉符号对民族博物馆空间叙事的介入实现了“将视看性的文字化为听觉上的语音，将展品——文字并置的视看模式转化为展品——声音并置的视听模式，听觉的介入化解了文字意指的容量阈限，以背景音的意义解说完善了展品叙事的意义供给，疏解了因视线于展品与文字之间的跳动而可能形成的信息阙如”。民族文物展品、光线、音乐、声音等空间质料都以其自身的符号能指在审美层面强化了观者对民族博物馆空间的感性认知。
（二）知识生产维度上空间表象的叙事
空间表象（Les reprèsentations de l'espace）是被语言规定和描述的空间，属于社会空间的构想层面。如果说民族博物馆的空间实践侧重于感性经验的物质性空间，那么空间表象则是空间实践中所凝聚和积淀的被感觉现象所占用、被规划设计师和技术专家等社会精英阶层所构想的空间。规划设计师、技术专家等通过关于空间生产的知识架构构思特定结构以干预建筑，对民族博物馆空间进行分区和划分。这种构想性的空间以一种科学知识的姿态呈现，会使我们误认为民族博物馆空间是与社会价值观念无涉的客观、中立性空间。然而，民族博物馆的空间表象与我国的民族关系及其所建构的社会文化秩序联结在一起，体现了科学知识的表征化功能，以及科学知识介入空间构造的实践影响。如果说空间实践是民族博物馆空间语言符号的能指，那么空间表象则是空间语言符号的所指。所指不是“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构成内容面或曰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讲民族博物馆的空间表象也是概念化的空间，即“一种语言（因此是作为知识而创造出来的）符号的体系”。
我国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的构想与生俱来具有记录历史、保存历史的当然属性，“可连接过去与历史、地方与中央，用具象的符号象征建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场域，从中华民族整体性肯定国家建构史，从中华民族共同性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从中华民族实体性追寻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空间表象使民族文物与在民族博物馆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生产出一种倾向于语言符号体系的概念化空间，营造了呈现和传播民族文化知识的场域。民族博物馆对民族文化知识的空间表征，是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史进程中合乎文化生成逻辑的理性选择，契合了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新时代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国家战略规划。这些知识在原初意义上只是一种描述事实的客观知识，当它们经过设计师、规划师等技术专家的设计展陈之后，就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换言之，国家权力、规划师、技术专家等通过空间表象的生产进而影响和左右民族博物馆空间文化知识的生产，民族文物符号在时间链条上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及其运行所产生的文化意义，组接构成民族文化知识的空间叙事模式，以此搭建起民族文化与观者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民族博物馆也因此被赋予代表民族形象、彰显中华文化标识的规划定位。
（三）象征意义维度上表征性空间的体验
表征性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èsentation）是充满想象与象征元素的具象空间，“它们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象征体系（symbolismes/symbolisms）”。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表征性空间关注的是民族博物馆空间的象征意义维度。在此维度上，民族博物馆空间被幻化成一种象征性体系，“隐匿了它的自然空间，象征性地使用它的对象物”。空间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物理性秩序被建构为表达文化意义的象征性媒介，民族博物馆空间的意指功能得以实现。
民族博物馆可以艺术化地运用象征性符号代表民族形象，例如艺术性运用石榴籽空间元素，使其象征着各民族紧密团结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石榴籽原本只是一种自然物，当其被赋予超越自然性的价值和意义，围绕“民族团结”“民族共同体”等文化理念进行表达时，其物象就演变为一种象征体。“民族团结”“民族共同体”等文化理念通过概念进行描述，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石榴籽形象的具体性“通过一种物象的可见性传达着思想的不可见性，以直观的有形方式传达着感观的无形体验”，更能够直接地表达和传递“民族团结”“民族共同体”等文化思想的意义，进而弥合抽象性民族文化的表达与接受之间的裂隙。民族博物馆独有的物象表述系统将民族文化精神具象化、有形化，其本身建构为可以被直接感知和体验的表征性空间，制造了供观者凝视的独特镜像，“将凝视（gaze）在‘视觉逻辑’中提升到了首要的地位”，使观者在空间场所精神的浸润和濡染中产生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尤其是数字化载体的发展逐渐超越了传统媒介的单一传播模式，使民族文化的具象化表达与呈现更加有力，能够以图文视听等具象形式建构出一个完整的符号话语体系。抽象的民族文化观念，经过民族博物馆物象空间的场景转译变得可观可感。观者置身民族博物馆的空间之中，多项感官都得以调动，深度沉浸式互动体验得到极大拓展。因而，民族博物馆的表征性空间“包含了情感的轨迹、活动的场所以及亲历的情境”，是现实的、有生命的、充满活力的情境性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具象形式之一，我国的民族博物馆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维度的物质性空间，也不仅仅是纯粹虚空的精神性空间，它把物质与精神、真实与想象、具象与抽象、有形与无形有机融构，形成了指向中华文化认同的“第三空间”。
三、民族博物馆空间认同的隐喻机制
作为书写中华文化的空间叙事文本，民族博物馆建构的符号表征系统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借由民族器物形象及其象征，为观者提供了可视化、情境性的审美体验，激发其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可能性。而观者理解民族博物馆空间叙事文本的语言符号体系与中华文化之间的链接，以及二者之间语义的转移或转换，往往需要借助于隐喻的认知机制。通过隐喻的情感相似性，观者在联想和想象的基础上发掘民族文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物性话语链条上隐含的象征性意义和民族情感，实现观者与民族文物之间的情感共通，激发和唤醒其身体内在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民族博物馆空间所激发的积极情感体验将会产生强烈、持久且牢固的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保持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而成为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元情绪，以此构筑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隐喻映射：民族博物馆空间符号与中华文化链接的建立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以语词为基础、用于修饰话语的修辞现象，而且是一种开展话语分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活动。一般而言，隐喻无非是用人们较为熟悉的领域去说明和解释另一复杂晦涩的领域，用看得见、触摸得到的具象事物去理解和把握看不见、无法触摸的抽象观念，始于源域空间和目标域空间两个空间的输入分别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地。在具体使用时，隐喻被视为一种赋予事物以意义的特殊符号行为，实际上就是将喻体（源域）的经验映射到本体（目标域），使之成为符号的实体。经由两个输入空间的运演，实现隐喻意义的生产。
当民族博物馆空间被作为一种表达和再现中华文化的符号表征系统时，其实是在积极主动地使用隐喻。以隐喻映射理论观照民族博物馆空间，在作为源域空间（民族文物展品）和目标域（民族形象）的输入作用下，观者可以描摹出二者之间共享的概念系统，建立民族文物展品与民族形象之间的链接。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投射到民族文物的特征、关系、知识上，使之获得引申和象征意义。如侗、苗、彝、白等南方民族多有使用的背孩带，又称“裹背”“背儿带”等，其上多用平绣、辫绣、锁绣等方法绣饰龙凤、牡丹、石榴等花纹图案，投射和寄寓了吉祥富贵、多子多福等民族文化理念。龙凤、牡丹、石榴等具象化、可理解的自然事物构成了源域，民族文化理念是源域所直射的目标域。当我们用具有大众认知基础的源域来理解民族文化理念的内涵时，这些充满炽热情感的花纹图案就成为中华文化的无声表达，发挥了物隐喻的功能，以其意义转译的无尽长链，生动再现和刻画了隐含在背孩带之上的民族观念。
民族博物馆的隐喻空间是以具体形象来表达意义的立体图式意象系统，是由空间界面性质、空间体量特质与观者知觉系统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民族博物馆空间意象系统自身“引发人的生理、心理效应，能唤起人的欲望和需求，产生相应的行为”。如果民族博物馆创造的空间意象再现了人们所乐意寻求的环境形象和场所精神，将能够使观者在空间的驻足、流连、探求中获得内心所渴望的愉悦或精神慰藉。我国民族博物馆空间规划和设计的目的，就是使观者产生民族文化的意象而精心创设民族文物的构成单元，并有效地按预设的目的影响观者的行为。对共同体成员而言，中华文化作为抽象化的意义体系，其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规范并非显性的，而是一种隐性的集体潜意识，只有变得具体可感可知才能进入各个成员的体验环境，成为其精神世界建构的对象。民族博物馆空间创造的隐喻性空间环境对民族文物展品映射意义的分享，使“民族形象”这一抽象的概念获得了具体视感知体验的可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也因此可以通过具体直观、可感知、可识别的民族文物载体化抽象为具象，从而使观者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意涵，并对之形成接受与认同的情感和行为。
（二）隐喻的相似性：民族博物馆空间语义转移的认知基础
隐喻聚焦两个语义不同的领域或事物，隐喻意义的产生涉及语义的转移或转换，这一转移带有方向性。一般情况下，喻体的有关特征被转移到本体上，这种语义的转移是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作为基础的。隐喻的相似性既有物理的相似性，也有情感的相似性。其中，不同于形状、外表或功能等方面存在的物理意义上的相似性，情感的相似性是一种心理感知或体验意义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意味着主体的情感处于积极满意的状态，而且也意味着主体与外界事物之间实现了一种情感共鸣。情感的相似性构成民族博物馆空间隐喻赖以成立的基础，其形成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情感的迁移过程即“移情”作用。
“移情”是一个情感与物的双向互动过程，不仅仅由我及物，同时也由物及我，以此实现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共通。一方面是情感的外射，“移情作用是外射作用（projection）的一种。外射作用就是把在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它们变为在物的”。每一民族文物背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情感，由之营造的民族博物馆空间也被塑造为有情感附着的感觉价值中心。如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遮护、装饰和美化身体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是他们文化创造、生命精神的审美呈现。少数民族女子衣服上绣的对花、双鱼表达了她们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之情。少数民族的刺绣、蜡染把这种情感编织进民族服饰之中，服饰便成为民族情感外射的对象。通过情感的外射作用，无生命的服饰被赋予生命和人的思想情感。通过“物”来传递和表达“情”，服饰便构成了民族情感的立体表达和符号象征。另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返，即情感化的物返回到人，对人的心理、情绪产生刺激，从而唤醒人内心的情感和心理感知。民族博物馆空间中的物品、解说词、图片等要素建构了一个颇具情境性、可视化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建立在可视性（visible）基础上的民族博物馆“凭借对‘时间’的组织，在异质空间里提供了回溯式的时间经验，在历史情景的再生再现 之中，引导观者产生‘进入历史的移情（empathy）之中”。人们在参观民族博物馆时，每一空间要素都会向观者的身体发出信号，触发观者的观感知觉。观者会根据自己的感知系统作出情感评价，组织形成特殊的情感体验。
然而，人的情感的存在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社会事实或心理事实，它能够通过触动我们并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继而产生一种维持社会文化秩序的政治力量。在情感社会学家特纳看来，移情是一种增强社会纽带的机制或元情绪，“当移情形成积极情感的分享时，激励人们保持和增强移情联系，因而促进了社会团结。当移情导致人们分享消极情感时，激励人们从事减轻他人消极情感负荷的利他活动。移情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人们以促进社会团结的方式行动”。观者对民族文物的历史、真实性、美感、工艺等的感受是走向联想和想象的垫脚石。民族文物以可观、可触和情感共通的方式实现符号丰沛表意对共同体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全面传达，进而激发起观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想和想象，使观者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而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自豪，而且会因为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感到骄傲，以此在空间场所精神的濡染中达成从符号共享到价值共通、再到情感认同的身体体验。民族文物所激发的这种积极体验的移情创建了凝聚民族团结力量的强健社会纽带，成为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剂。
（三）达成文化认同：民族博物馆隐喻空间建构的价值旨归
历史地看，民族博物馆隐喻空间的建构与体验带有深刻的国家文化动机，不仅体现为民族文化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各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差异，为全体国民建构一种可感知可体验、既具体又抽象、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文化空间，为保持民族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一种情境化的空间叙事，建立起各族群众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认同的稳定性通路。在此意义上，民族博物馆空间借助于隐喻机制从而具有了主体化或人格化的生命力，发挥着场所精神教化的文化作用。
严格来讲，较抽象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很少与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感知发生直接联系，共同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则是直接的身体感知促成抽象文化认同的基础和中介形态，“相对抽象的文化认同也只能借助具象化的文化记忆才成为可能，文化记忆的物化属性某种程度上恰好填补了文化认同因抽象性建构而忽略的情感动因与审美内涵”。民族博物馆空间的景观呈现为一种集体记忆协同民族文化知识的方式，创造了一部以实物实证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架构了现实世界的身体感知与观念世界的认同接纳之间的通道。观者在民族博物馆空间符号系统所体验到的场景，就是一个神圣化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观者在收获民族文化知识的同时，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特征内化于个人的记忆之中，以此获得“一种我（们）是谁的身份确证，一种我（们）赞成和支持什么的态度自觉，一种我（们）的归属感、安全感的心理感知”。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国的民族博物馆空间建构的历史记忆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华文化认同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
然而，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保留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的记忆会慢慢消逝，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概念性的和“大画面”的记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有的记忆都需要时间来巩固，然后成为永久的——在某些情况下，记忆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变成永久性的。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巩固并形成永久性记忆的主要因素是复述。但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除了复述之外，意义的建构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归根结底，个人最终形成的永久性记忆源于对有意义体验的关注并忽略其所认为没有意义的体验，而所有的意义建构都涉及了情感。情感在判定一个事件体验是否有意义，以及该事件是否和如何被记住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博物馆是与情境相关且丰富的场所，充满了置于相关情境中的真实物品。当意义的建构出现在民族博物馆这样的情景化场所之中时，观者不仅能感受到民族制造物的艺术魅力，满足欣赏、审美与崇拜的心情，也能够在民族文物语言符号阐释的帮助下深入理解其内蕴的知识、思想与情感内涵。我国民族博物馆空间中的每一件民族文物都是一个密码，观者通过解译这些密码，探索多民族的中国何以能够实现一体统一和交融聚合，大一统的价值观何以能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使各民族即使面对历史上的各种分裂力量仍能凝聚不散，最终发展成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些民族观念的共享互认成为唤醒和激发观者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等积极情感的源泉。换言之，当观者游览我国的民族博物馆空间之后收获的是令人愉悦、满意的身体体验，而愉悦的体验是难忘的，其结果就会是强化记忆的形成。由此决定了当观者离开民族博物馆空间，或者由民族文物形象的直接接触所引发的短暂体验消失之后，它们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观念依然在头脑中留存，进而形成强烈、持久且牢固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告诉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
观者借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回忆，实现了民族形象的现时化，由此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在此意义上我们讲，我国的民族博物馆空间在历时性上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聚集性场域，在共时性上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在当下场所情境中的再现与实践，由此演化为表征符号和文化记忆时空交织、个体生命记忆与历史叙事重新联结的“记忆之场”，持续延续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潜在地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理性认知、整体意识与价值评判，“并以一种协同性、公约化的认知与体验机制规约着共同体成员的族群归属与文化认同”。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 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