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大学
摘要：《统万城铭》的作者，史书记载或为大夏秘书监胡义周，或为胡义周之子胡方回，或佚名作者。排比史籍材料，本文认为，《统万城铭》很可能为胡义周撰写、胡方回修改定稿。结合《统万城铭》的具体内容，厘清统万城的来龙去脉及其定名问题，这将有助于认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大都认同中华文化根源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大夏文化对于当时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由于统万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在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进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北魏攻陷统万城之后，先后消灭了盘踞在陇右的南凉秃发和北凉沮渠等政权。此前，关中地区以氐人、羌人和匈奴人为主；此后，鲜卑和其他北镇杂胡入关，这里的族属发生重要变化。由此不过七十年，北魏迁都洛阳，最终完成北方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华夏多元一体呈现新的局面。
关键词：十六国 大夏 统万城 北魏 关中
一、关于《统万城铭》的作者问题
《统万城铭》见载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其中有一段文字：
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曰：……
这里所谓的“刻石都南，颂其功德”即史传所引的《统万城铭》，文末特别注明作者：“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也认为《统万城铭》的作者是胡义周：“至朔漠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北史·文苑传叙》亦有完全相同的记载。既然说是胡义周“颂国都”，自然是指《统万城铭》。胡义周，见《晋书·胡方回传》附传，可知他曾事后秦。《晋书·姚泓载记》记载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这说明，胡义周在当时也是享有盛誉的文学家。
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叙及《统万城铭》曰：“夏王勃勃自号真兴元年，夏，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曰：‘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德，仰协时来，俯从民望。属奸豪鼎峙之际，群凶岳立之秋，故运筹命将，举无贵策，亲御六戎，即有征无战，五稔之间，而治风弘阐矣。’”这段“我皇诞命世之期”等是《统万城铭》中的句子，却没有指明作者。《魏书·胡方回传》则把《统万城铭》的作者归为胡义周的儿子胡方回：“胡方回，安定临泾人。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称其为安定临泾人，姚泓黄门侍郎胡义周之子，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安定临泾，在今甘肃庆阳市属镇原县。
这样，《统万城铭》的作者就有三种可能，或胡义周，或胡义周之子胡方回，或佚名作者。
曹道衡、沈玉成排比资料，认为“《统万城铭》作者为胡方回之可能性实大于其父。且《魏书》较早，又属北人记载，当较《晋书》之多据南人记述及《周书》之晚出，且非专记十六国事为可信”。而笔者认为，这篇作品为胡义周撰写、胡方回修改定稿的可能性最大。统万城的建设前后经历了七年。《统万城铭》的撰写，应当就在这七年间。
二、大夏政权的建立与统万城的修筑及命名
统万城位于奢延水（即无定河）之北、黑水之南，是在汉代奢延城的基础上改筑而成。这一改筑工程始于公元412年底，419年竣工。而今，在陕西榆林地区西北部，统万城的城墙遗址依然屹立，是匈奴族在中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唯一都城遗址。这座古城改筑的推动者，就是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开创者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为南匈奴后代。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汉，入居云中郡，分散居住在西河（治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地（治富平，在甘肃庆阳）、朔方（治临戎，在内蒙古磴口县）、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定襄（治善无，在山西右玉县）、雁门（治阴馆，在山西代县）、代（治高柳，在山西阳高县）等八郡之地。其后，南匈奴逐渐由沿边八郡迁入并州，前后二十余万人。
建安二十一年（216），呼厨泉单于来朝，曹操留其在邺（今河北临漳），遣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今山西临汾），监管匈奴的五部。呼厨泉是左贤王刘豹的叔父，而刘豹是前赵建立者刘渊的父亲。右贤王去卑之子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兴，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永嘉之乱后属刘渊等。
赫连勃勃为去卑之后。其父刘卫辰，入居塞内，前秦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各个部落。前秦败乱，刘卫辰乘机占据朔方之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六年(391)十月，魏拓跋珪破柔然，徙其众于云中。十一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大破匈奴刘卫辰部，刘卫辰为部下所杀。其宗党五千余人又为拓跋珪所杀，河以南诸部皆降。刘卫辰少子屈丐流奔薛干部。《十六国春秋》《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因后秦与北魏相通，勃然大怒，遂与后秦反目。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三年（407）五月，柔然可汗杜仑献马八千匹于后秦姚兴，过河至大城，刘勃勃截留，并召其部众三万余人，以狩猎为名，袭杀后秦高平公没弈干，并吞其数万人马，自称天王，大单于，置百官，以统万城为核心，建立胡夏政权，建元龙升，管辖今陕西榆林、宁夏等地。刘勃勃自谓是夏后氏之苗裔，遂国号曰大夏。龙升六年（412），刘勃勃下书改姓赫连，其改名之由，见《下书改姓赫连氏》记载：
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后从母氏为刘氏。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龙升七年(413)三月，夏改元凤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胡夏十万人筑统万城，前后整整七年始建成。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大事是凤翔三年(415)三月拔后秦杏城，坑士卒二万。五月，赫连勃勃与沮渠蒙逊结盟。史载其《与沮渠蒙逊盟文》云：
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干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终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
从此，势力越发壮大。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凤翔五年，即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三月，刘裕部下龙骧将军王镇恶大破姚泓部将姚绍于潼关。七月，攻克长安，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刘裕本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十一月，刘穆之卒于建康，刘裕以为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十二月，刘裕留其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赫连勃勃遂图进取之计。
凤翔六年（418）三月，赫连勃勃称皇帝，并且改元昌武，然后大举进攻长安。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记载，赫连勃勃决定立都统万城后，“并造五兵，器锐精利，乃咸百炼，为龙雀大镮，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由此可见，赫连勃勃改年号为“昌武”并造五兵，显示他对于武功的期许与自信。“五兵”，指五种兵器。《黄帝内经·灵枢经·玉版》引黄帝言及“五兵”。据《世本》记载，蚩尤以金属（青铜）发明“五兵”，即戈、矛、戟、酋矛、夷矛。后来，在“五兵”的基础上又有所谓十八兵的说法。这说明在冷兵器时代，刀剑奔马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赫连勃勃委托叱干阿利督造“五兵”，要求苛刻至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
《水经注》记载的《龙雀剑铭》即是这种锐利兵器的写照。日本学者三崎良章考证说：“这正值夏国军事力量大举侵入关中的时期；赫连勃勃使用这个向来少人问津的‘武’字，而且还要制定没有先例的年号，可想而知是在标榜自己的军事力量。”结合“昌武”这个年号，品读《龙雀剑铭》，我们感到，赫连勃勃炫耀兵强马壮，是想让对手感到压力。再结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相宝剑经》二十卷，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的《相宝剑经》二卷以及流传至今的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还有考古发掘的居延汉简中的《剑文四事》，我们可以比较《龙雀剑铭》与上述著录的文字，确有异曲同工之处。譬如《剑文四事》评论剑的文饰，“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并且认为，利剑之威力不仅体现在自身的锋利上，还要“加以善”，这样才可以称为“天下利善剑也”。《龙雀剑铭》也认为，驰骋名都的龙雀剑，“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属于“善剑”，故为世之珍宝。由此推断，大夏国在炼铁技术方面确有其优长之处。
诚如赫连勃勃所愿，凤翔六年十一月，长安被攻陷，关中悉入于夏。占领长安之后，群臣中有很多人建议将长安作为首都，但赫连勃勃最终还是选择了统万城。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阻断北魏的侵略野心，而统万城经过七年的修建，此时业已大体完成。《十六国春秋》记载，昌武二年（419）二月，赫连勃勃还都统万。三月，筑坛灞上，即皇帝位。以宫殿大成，赦其境内，又改元真兴。
统万城始建于凤翔元年（413），至昌武二年（419）大体完成，前后耗时七年。早在筑城之初，赫连勃勃就有《筑统万城下书》，对统万城的定名有明确解说：
古人制起城邑，或以山水，或以义立名。今城都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都城可以“统万”为名。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山海经》所谓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纯曰：孟或作明。汉破羌将军段颎破羌于奢延泽，虏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修筑统万城的过程以及统万城定名之缘由，崔鸿、郦道元皆有明确记载，本无疑义。并且，赫连勃勃《筑统万城下书》说得很清楚：“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都城可以‘统万’为名。”
近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水经注校证》中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在郦氏作《水经注》时代就已经不知其由来的统万城，在唐太宗作为主编的《晋书》中，却提出了解释‘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此后，《元和郡县志》也从《晋书》之说，而《通鉴》胡注因之。直到现代，新编《辞海》统万城条，也袭用前说。则统万城的地名来源，虽然郦氏已经不谙，而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唐修《晋书》却提出了望文生义的说法，似乎成了定论。但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却对此提出了怀疑。”钱氏的基本观点认为，统万城并非如“谓赫连勃勃自言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故以统万为名”的意思，而是“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古今姓氏书辨正》亦言统万亦作吐万），或省去突字。赫连氏当时自无《元和志》所言之义”。这个推论恐有武断之嫌。赫连勃勃所言已见于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崔鸿卒于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元年（525），郦道元卒于孝昌三年（527），距统万城之建成不过百年，他们对于北魏的历史非常了解，对于“统万城”的命名缘起，记载基本相同。再说，赫连氏自诩夏朝大禹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又有很多学养深厚的文人学者，用统一天下、君临万方的“统万”命名都城也在情理之中。所谓“统万”可能是胡语译音，也只是推测之词，并无确切依据。
三、从《统万城铭》看“统万城”命名的意义与渊源
前引《水经注校证·河水三》“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这段话，陈桥驿有如下注释：“可惜胡方回的《统万城铭》早已亡佚，如此《铭》尚在，则统万城的地名渊源，当可迎刃而解。解释古代地名，特别是非汉语地名，既不能望文生义，也切忌人云亦云。”其实，这篇作品的石刻虽然失传，但其录文则完整地保存在《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并没有关于统万城地名渊源的说明。如果说统万城取名来自胡语，作为汉族文学家的胡义周、胡方回父子自应有所考证。然而细检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提示。其文曰：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沈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纲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絚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蒙汜。自开辟已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踰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文章第一部分追溯历史。作者自高门户，以大夏为大禹的后人。这种自认为是炎黄后裔的表述，是十六国时期一种普遍现象，譬如北魏就自称是黄帝之苗裔。只有这样传承，他们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以便招引贤才，稳固政治基础。文章说，夏之祖业传至当下，已“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此后，中原政权更替，大夏先祖“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絚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关中平原，河南故地，已“成篡弒之墟”，“为争夺之薮”。相比较而言，统万城地处绝佳位置：“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这段话与赫连勃勃《筑统万城下书》意思是一样的，其实是为下文描写统万城而作的一种铺垫。此前，大夏主要据点在朔方和高平，开展了多次战役，确实打得非常艰苦。现在，大功告成，统万城成为新的国都，自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自信：“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踰荣，蒙重氛而弥耀者”。这些足以告慰其先人。
文章第二部分为：
于是玄符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魂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虏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带皇穹，阆风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佥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于邓林，采绣石于恒岳，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瓌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榥，若腾虹之扬眉；飞檐舒咢，似翔鹏之矫翼。二序启矣，而五时之坐开；四隅陈设，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随珠，綷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迹状以效真，据质以究名，形疑妙出，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这部分描述了赫连勃勃选择统万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考虑，说：“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七载，乃修筑统万城的时间。还有这样几句关键的话：“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反映了赫连勃勃对于新都城建设的思考。一是从时间上要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即所谓“远惟周文”。二是从空间上要特别注意地理位置。而统万城正好符合了这两个要素。
先说空间优势：“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统万城有这样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筑成时梁公叱干阿利“蒸土筑城”，城土色白而牢固，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白城子。统万城“城基如铁石，攻凿不能入”。历经1600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城基依然保存至今，坚硬程度可想而知。《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载，统万城有四个城门，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其内城大约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可见，建城时也充分考虑了空间的规划。
再说历史传统。文中说：“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这里所说的五郊、七庙、社稷、明堂皆为汉族传统的礼制建筑。又说：“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随珠，綷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温宫、凉殿，亦为汉魏宫殿必有之建筑。宫殿设计“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并且各种装饰光彩耀人，乃至“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宫殿前还有各种配套，诚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又铸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则今夏州治也。”在统万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大致可以还原颂文中提到的建筑实体的具体位置。
文章第三部分为：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閟宫有侐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唯始，咸秩百神，宾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于赫灵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
帝锡玄珪，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道无常夷，数或不竞。
金精南迈，天辉北映。灵祉踰昌，世叶弥盛。惟祖惟父，克广休命。
如彼日月，连光接镜。玄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钟我后，应图龙飞。
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围。
封畿之制，王者常经。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
庶人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
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
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楹雕虬兽，节镂龙螭。
莹以宝璞，饰以珍奇。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
义高灵台，美隆未央。迈轨三五，贻则霸王。永世垂范，亿载弥光。
这部分为韵语，是为“铭”。铭的本意是将祖先的功德箴言铭刻在器物上，昭示天下。《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文心雕龙·铭箴》篇是这样界定的：“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作为表彰功德的文体，班固《封燕然山铭》最为著名，见载于《后汉书》《文选》，其体例是前有散体，最后是“封山刊石，昭铭盛德”的韵语。《统万城铭》也是这样的体例。稍有不同的是，《封燕然山铭》的韵语为骚体，而《统万城铭》为四言体，凡六十四句，五次换韵。有些铭文的句式，如“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都是非常新颖的句式，多被后来者继承。庾信《贺新乐表》中“醴泉与甘露同飞，赤雁与班麟俱下”与《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就与《统万城铭》中的语句相似，后来为初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袭用。
在《统万城铭》创作八十年后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七月，供养人王庆峕请人撰写了《宕昌公晖福寺碑》，前面为散文，后面是四言韵语，典型的四六句式，文字已经极为讲究。如开篇“夫玄宗幽窈，非名相之所诠；至韵冲莫，非称谓之所摄。秒绝称谓，微言以之载扬；体非名相，圜像以之而应”。可见北魏文学进程加速。北魏后期到东魏、北齐，渐染南朝风气，文章隽妙绮丽，这在碑文中有着特别明显的变化。
四、以统万城为中心的大夏文化在民族融合中的影响
北魏太武帝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统万城。这里“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从地理位置看，统万城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域，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诚如《统万城铭》所言，“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
从政治形势看，赫连勃勃决定建都统万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防备北魏的进犯。如其所言，“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然而，政治的长治久安在人事而非天险。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张华著有《剑阁铭》，曾就此立论。对此，《统万城铭》的作者应当知晓。不过，他们恪守铭文“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的古训，回避了这个话题。但现实是无情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也就是夏赫连昌承光三年(427)五月，统万城落成不过十年，就被北魏攻克，沦为统万军镇，据此控制从鄂尔多斯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改置夏州，治统万镇。
从经济角度看，北魏攻陷统万城，主要是看重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枢纽地位。《魏书·释老志》载：“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魏书·食货志》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攻陷统万城，不仅为北魏提供了丰饶的水草，还控制了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据《通典·职官·马政》记载，北魏以这里为据点，又先后消灭了盘踞在陇右的南凉秃发和北凉沮渠等政权。关中地区此前以氐人、羌人和匈奴人为主，而此后鲜卑和其他北镇杂胡入关，这里的族属发生重要变化。不过七十年，北魏迁都洛阳，完成了北方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从文化交流看，以统万城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众多的文人学者。大夏真兴（419—425）、承光（425—428）年间，赵逸和张渊还著有《夏国史》。《魏书·李顺传》记载，始光四年（427），“及克统万，世祖赐诸珍宝杂物，（李）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可见统万城藏书之富。北魏俘获大夏数万人至平城（今大同），不仅包括公卿、后妃、公主、宫人，还包括关中地区的大量文人学者，如太史令张渊、徐辩，晋故将毛脩之，著作郎赵逸等。
《魏书·术艺传》载：“张渊，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世祖平统万，渊与辩俱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至平城十年，张渊作《观象赋》，后不知所终。《观象赋》收在《魏书》张渊本传，就像谢灵运《山居赋》、颜之推《观我生赋》一样，都有自注。《水经注校证》卷十四“濡水注”、卷二十九“沔水注”还引庾阐《扬都赋》自注。这些自注都具有文学史料价值。
《魏书·赵逸传》载：“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门郎。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赵逸年踰七十二卒，凡所著述，诗、赋、铭、颂，有五十余篇。
《宋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其父毛瑾，为谯纵所杀，故屡请伐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魏书》本传载：“司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刘裕之擒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赫连屈丐破义真于青泥，修之被俘，遂没统万。世祖平赫连昌，获修之。……浩以其（指毛修之）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其卒年，《宋书》本传谓其元嘉二十三年（446）卒，时年七十二。《魏书》本传作太延二年（436）卒，相差十年。
胡方回亦被俘至北魏平城，虽然“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胡方回所写文书受到拓跋焘的赞美，亦可见其文采足以修订乃父所作铭文。又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北史·魏本纪》等记载，胡方回与游雅等人改定律制，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正平元年(451)六月，此时距离他初来平城，已经过去二十五年。《魏书·刑罚志》载：“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此后，胡方回的事迹湮没无闻，估计不久就“以寿终”了。
上述文人来到平城后，得到了崔浩、高允等重臣的赏识和推荐。张渊曾为大夏太史令，善观天象，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毛修之善烹调，为太官令；赵逸善为文，拜著作郎；胡方回以博雅为中书博士，参与改定律制。《魏书·乐志》载：“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在北魏文化的复兴过程中，大夏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谈到对北魏的影响，还要说到大夏胡氏一家。在北魏历史上，有两位皇太后对北朝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一是孝文帝冯太后，乃孝文帝汉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一是孝明帝胡太后，为大夏重臣胡渊之孙。统万城陷落后，胡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其子胡国珍，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其女胡充华被选入掖庭，生元诩。胡国珍由此发迹，拜为侍中，封安定公。
延昌四年(515)正月，北魏宣武帝元恪卒，其子元诩继立，是为肃宗孝明皇帝，时年六岁。胡充华借此临朝称制，亲览万机，被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因其谥号为灵，故史书又称其为灵太后。神龟三年(520)七月，胡太后为元叉幽禁。孝昌元年(525)四月复临朝执政，时人将她与孝明帝并称为“二圣”，而此前仅有孝文帝和冯太后曾享有这样的称谓。又三年，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杀孝明帝元诩，立故临洮王宝晖世子元钊为帝。仪同三司、大都督尒朱荣抗表请入，立魏长乐王子元子攸为帝，随后勒兵攻入洛阳，大杀王公、官民二千余人。胡太后及幼帝亦被投入河中淹死，史称“河阴之难”。六年以后，北魏分为东魏、西魏，北魏从此消亡。可见，胡太后对北魏后期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魏书·皇后·灵太后传》称：“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自断。”据《续高僧传·魏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菩提流支传》以及《洛阳伽蓝记》卷一的记载，胡太后执政第二年，就在宫前闾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修立永宁寺。《洛阳伽蓝记》开篇所描写的就是永宁寺。她还曾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入西域求佛经，四年之后才返回洛阳，得经书一百七十部，世传《使西域记》一卷。胡太后组织策划的这些宗教文化活动，自然是劳民伤财，但是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
胡太后还曾逼通仇池杨白华，杨白华惧而南奔。太后追思之不已，作《杨白华歌辞》曰：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翻阅北魏文学史料，这首诗常为人道及，看似坊间流传，寻常无奇，实有新意。王夫之《古诗评选》给予此诗较高评价：“胡妇媟词，乃贤于南朝天子远甚。推宕有力，用兴比亦变化不杀，非同秦寺主、长城公所堪也。”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也说：“音韵缠绵，令读者忘其秽亵。后人作此题，竟赋杨花，失其旨矣。柳子厚一篇，若隐若露，剧佳。”
这首诗也渊源有自。《周易》卦爻辞中有这样两则文字，一则曰：“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二则曰：“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按照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解释，作者用“枯杨生稊”讽喻老头子娶妙龄少女做老婆，用“枯杨生华”譬喻老太婆嫁给年轻小伙子。对这种社会现象如何评价，就如同上引《杨白华歌辞》一样，作者都没有多说，留给读者去评价。这便是诗歌的妙处。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大夏的统治时间并不算长，却在多元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知道，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迅速分崩离析，中原士族一部分逃到江南，一部分避难西北。衣冠南渡后，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创造性地推动发展了灵动俊逸的江南文化；而逃往西北的文化家族，则更多地保留了中原文化的火种。西北地区的文人很多来自中原。北魏统一北方后，来自西北的文人学者，还有保留在河北、山东的世家大族，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恪守传统，潜心经史，逐渐推动形成了一种朴实厚重的学术传统，为隋唐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统万城铭》虽然只是一篇文学作品，却为我们认识大夏文化及其历史价值提供了一扇窗口，值得我们研读解析。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