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5年第1期。

摘要：战争改变了社会空间及其生产方式，同时也几乎贯穿了穆旦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在对战时经验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在穆旦的作品中暗含着不同社会空间的交互过程。相较于“看/被看”的观察方式，穆旦在作品中完成了对不同社会空间的并置，形成了一种“对视”关系。这种“对视”过程让穆旦的诗歌获得一种特殊的呈现力度，从而获得超越个体基本矛盾的语言势能。

关键词：穆旦；战争；社会空间；超越性

如果重新回顾穆旦的创作过程，我们会发现战争这一极端的人类生存境况几乎贯穿了穆旦诗歌写作的高峰期。长时间的战争状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言说方式，也影响着穆旦对诗歌与战争关系的认识。同时，战争塑造的全新空间形态——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改变着穆旦对战争和人类命运的理解。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穆旦的诗歌文本似乎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某种程度上与战时的经验保持着相似的步调。正是对战时经验的处理，穆旦尝试同时放置彼此差异巨大的社会空间，让不同的命题（正题与反题）各自获得呈现，并互相渗透、扭结，最终形成一种对人类基本矛盾的超越性书写。

一、战时的迁徙与空间的转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等地相继失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穆旦作为清华大学学生，随着学校迁往了长沙。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次迁徙，都多少带些悲壮色彩。一些学者将这次南迁与历史上的南迁事件相联系，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景都抱有浓重的悲观情绪。[1]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南迁时，整个学校的氛围。后战争态势的严峻，长沙也成为了前线，临时大学做出了继续西迁昆明的决定。全部师生大体上分为两队，一队通过海路，先乘船，再乘车，通过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另一队包括闻一多、穆旦在内的师生组成约300人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近三千里，最终抵达昆明。临大的西迁最开始颇有争议，一部分学生认为这样不断向大后方迁徙的行为是一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责任的逃避行为，但是由于当时留在学校的学生大抵是为了继续学业，这一意见并未阻挡西迁政策的实施。而且采取徒步的方式，也能向外界对校方的压力给予一定的回应。[2]徒步中对周围环境的“观看”，则向“旅行团”的成员们展示了空间的具体变化。[3]将近三千里的徒步“行军”[4]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颇具独特性的：长距离的徒步为“旅行团”的成员带来了空间变化的直观体验。虽然过程十分辛苦，但正如“旅行团”成员黄钰生所说：“但沿途之收获，绝非车船旅行所能得”[5]。从这一方面来看，穆旦参加的这次西迁，似乎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避难”。身穿黄色军装的“湘黔滇旅行团”前往昆明的徒步过程更像是一种战略机动，它意味着火种的保留和更高瞻远瞩式的策略。

徒步“旅行”的过程将旅行团的成员与周围变化的空间进行了一种潜在的区分。这使身处旅行团中的穆旦可以有机会对周围的空间变化进行一种旁观式的观察，也让他见到了一个充满复杂思辨与矛盾冲突的社会空间。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6]所以，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一种抽象的物理容器，而是表征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是“人类努力使之成为可能的社会产物”[7]。也即是说，不同的人类活动所对应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也带来不同的社会空间的生产。与此同时，菲利普·韦格纳观察到列斐伏尔所认为的空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空间，它表面上的稳定时刻是短暂的，充其量是偶然的”，而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构筑的静态空间概念则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具体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开放的、冲突的、矛盾的过程，一个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断干预的过程。”[8]空间理论在列斐伏尔那里发展成一种开放的、社会的、历史化的理论体系，它给予人以参与和改变的主观能动性，也同时揭示了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社会空间。

穆旦在这次徒步过程中，既经历了丰富的空间变化，也经历了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这种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之间的对比和冲突，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空间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徒步过程是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旅行团因战争而迁徙的行动，组成了一种流动的“空间”，他们与周围路过的社会空间构成了一种既交融又冲突的状态。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社会空间，而是很多种——的确，有无限多样、无以计数的社会空间，我们一般性地称之为‘社会空间’。在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有空间消失，世界性并不消灭地方性。”[9]所以，空间并不是一种单一、固定的抽象存在，而是具有多种差异性的存在。但是这种“社会空间”并不因其差异性而彼此孤立的存在，虽然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社会空间相互渗透和/或相互叠加（superimpose）。它们不是物，没有那种相互限制的边界、容易引起冲突的轮廓或其惯性的结果。”[10]众多的社会空间在彼此冲突且矛盾的同时，又在相互渗透，它们彼此之间相互缠绕、对抗，形成了复杂而又丰富的空间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穆旦在“湘黔滇旅行团”中，其实初步获得了一种不同社会空间的交涉经验，这点在他之后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同时，战争中的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外部的地理位置上的变化，还体现在复杂的内部视觉引起的空间感知能力的变化。可以说，战争是空间生产的一种催化剂，虽然不是战争决定了空间的生产，但是战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生产力的变化。当穆旦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具有空间性的视觉聚焦，他对战争时期社会空间的特殊感受方式也就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种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互相交互、渗透的写作实践，为穆旦的诗歌带来了复杂的空间表达。

二、战时不同社会空间的交互

在穆旦的作品中，“防空洞”是一个非常具有战争特色的外部空间。虽然《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抒情的反讽，它涉及对现代抒情方式的理解。但是从空间角度来看，这里外部的空间显然被穆旦赋予了相应的社会内涵。首先，“防空洞”明显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它和战争息息相关。按照既定的认识，防空洞只是一个为了躲避轰炸而具有临时性的藏身之所。换言之，它并不构成一种固定的生活空间。但是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空间与这种被战争生产出的“临时”空间发生了互渗，形成了复杂的空间形态。例如：

他向我，笑着，这儿倒凉快，

当我擦着汗珠，弹去爬山的土，

当我看见他的瘦弱的身体

战抖，在地下一阵隐隐的风里。

他笑着，你不应该放过这个消遣的时机，

这是上海的申报，唉这五光十色的新闻，

让我们过去，那里有一线暗黄的光。

我想起大街上疯狂的跑着的人们，

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

像是蜂踊的昆虫，向我们洞里挤。[11]

这里的基调当然是反讽话语的展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在怎样的空间中进行展开。里面涉及到了三种空间的交互过程：街上，防空洞，日常生活。其中，每一个似乎独立的空间都存在着战争的影子。换言之，是战争赋予了每一个独立空间内部与之对应的行为：战争的态势、危险的时局以及防空洞里的生活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空间。那么上述三种空间是彼此孤立的吗？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穆旦在处理这三种空间时，从来没有将它们孤立的看待，而是将其同时放在被战争生产出来的空间状态之中。比如在“当我看见他的瘦弱的身体/战抖，在地下一阵隐隐的风里。”中，就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即使“他”“笑着”，并且说“这儿倒凉快”却仍然掩饰不掉战争对“他”心理造成的创伤。即使“我们”强装“消遣”去暗黄的光下读报纸上五光十色的新闻，“我”仍然会想起大街上疯跑的躲避炸弹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空间在相互确定界限的同时，又模糊掉了明显的边界。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此时防空洞里的空间是一个整体性的空间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理解，如果这三种空间在防空洞中融合成了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将会在战争的影响下趋向一种均质化（homogeneity）。[12]这种所谓的“均质化”意指在战争生产的空间中，所有的内容都具有与相应空间契合的“自然状态”，即与社会空间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正如在和平时期，一个人按时上下班，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投影一样，战争中的空间则与动乱、流离相联系。但是在这首诗中，防空洞这一空间并不具有一种类似的“和谐”。相反，它出现了很多令人感到与这一空间相冲突的行为和心理。正是这种多重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我们从这首诗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多重空间的存在。三个空间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使得这首诗产生了一种浓重的反讽意味。从而表达了在战争中的大后方——昆明，不同的人之间差异巨大的时代境遇，同时又揭示了不同境遇下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空间的交集源自于对战争共同的恐惧，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独立，则来自于不同的人面对这种恐惧时所做出的反应。

除了这种空间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渗透，空间还在“共时性”的基本性质中延伸出一种记忆，一种对不同空间的铭记，这在这首诗的另一节中又很清楚的表达：

我已经忘了摘一朵洁白的丁香夹在书里，

我已经忘了在公园里摇一只手杖，

在霓虹灯下飘过，听LOVE PARADE散播，

O我忘了用淡紫的墨水，在红茶里加一片柠檬。

当你低下头，重又抬起，

你就看见眼前的这许多人，你看见原野上的许多人，

你看见你再也看不见的无数的人们，

于是觉得你染上了黑色，和这些人们一样。[13]

对于空间的这种特点，列斐伏尔认为：“过去留下了痕迹作为一种铭记，但是空间总是现在的空间（present space），一个目前的整体（current totality），而且与行动相互扣连衔接”。[14]这里的“染上了黑色”非常的形象，它意味着战争生产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战争空间，而这个空间隶属于“黑色”。由此，所有之前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包括摘一朵丁香夹在书里，在公园里摇手杖，听广播等行为）可以说是“过去”留在现在的空间——一个目前的整体（防空洞）——的痕迹。当前的空间与过去的痕迹构成一个整体，但它们之间显然拥有着不同的质量。这就构成穆旦诗歌的特点之一：战争生产出的不同的空间相互交融，但又有着不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的表达，其实就是穆旦所暗含的对待战争的理解。

从创作时间上来看，《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是在穆旦经过三千里徒步，到达昆明之后创作的，意在表现战争中大后方的生活。而穆旦对待这种生活的态度，其实与《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中所要表达的类似，是对想要挣扎而又挣脱不得的生活的揭示，是青年人在历史责任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尴尬境遇的表达。在大后方，青年诗人写作的合法性，从迁校最初就已经备受质疑。所以相对来说，大后方的社会空间反而更具有层次上的复杂性。不同社会空间所生产出的社会关系缠绕扭结，互相渗透，为穆旦提供了找到不同社会边界的可能。不过，社会空间既然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则其在具有多价性（polyvalence）的同时，也必定具有相应的历史性。所以，在社会空间“并置”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历史性如何体现？穆旦又是怎样处理自身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这些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对社会空间的历史性问题进行思考，而这也是穆旦在作品中所重点关注的地方。

三、战时的“被围困”与超越

穆旦在《被围者》中曾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比平庸更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15]

李章斌认为，“被围者”的直接意义是“人将永远被时间所限制，永远地局限在自身平庸而无意义的此在之中”[16]这种处境，在穆旦看来指向“我们”的消失，这是自我在时间的必然性面前所遭遇的毁灭。穆旦从时间角度思考的存在问题，最终导向一种自我的毁灭和时间的围困。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被围困的人类终局无法破解，那么之后该怎么办？

如果人在面对时间的必然性时无法摆脱被围困且最终无意义的局限，那么空间的多价性（polyvalence）则将上述对抗指向一种并置的可能。并置不是承认一切，也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历史地观察一切。事物自身被放置与衔接，让双方都具备呈现的可能。在穆旦那里，这种呈现来的并不轻松，其间还夹杂着个体意识同社会意识之间的巨大张力。但事物的彼此交互并未丧失，那些激烈的撞击和各自的发言，共同组成了穆旦诗歌内部的动力装置。正如钱理群所说过的：“在穆旦的思维视界里，总是同时关注两个（或两个以上）反向的命题；然后以他所特有的怀疑主义的眼光，对对立的双方都提出质疑；在往复诘难中旋转似的将思考引向深入（复杂化）”[17]那么这种多价性的命题如何获得各自的位置，以何种样态相互作用？如何呈现出“不是简单化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直线化的‘一个吃掉（否定）一个’，而是互相对立，渗透，转化，纠结为一团”[18]的状态？社会空间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因人类生产方式的多样性而具有多价性，不同的社会空间给予不同问题存在的位置和可能，对于不同问题的安置，不同的空间出现相互的渗透和扭结。这为穆旦的诗歌提供了一种将正反命题并置的可能。

不过，还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是，这样的书写一定是为了指向所谓的思考上的深入吗？我们对穆旦的研究往往总是从此出发，进入到其诗歌的超越性的讨论之中。而实际上，那种在穆旦作品中出现的最后的对峙状态更接近马丁·布伯所言的“宗教境界”：“承认正题而否认反题者必贬损此境界的意义，竭力构造合题者必毁灭此境界的意义，试图调和此对立者必根除此境界的意义，凡不欲以其整个生命穿越此矛盾冲突者必背弃此境界的意义。”[19]扎进这一二律背反之中，并不是为了完成调和，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超越，而是陷入一种自为的状态，从而获得诗歌的言说能力，让生命被“言语所照明”，从而获得存在的位置。马丁·布伯在此说的很清楚：“他须以生命来体悟它之全部二律背反，反复不断，日日更新，无所预见，无所预想，无所预定。”[20]所谓的“超越”其实是一个动作，一个“起势”，并非是一种完成，一种具有更大影响的结果。穆旦通过完成不同社会空间的放置，将这种体验和生存境遇呈现出来。而战时出现的异质性经验以及新的生产方式，让不同的社会空间始终保持着互动的能力。空间在区分边界的同时，又完成着交互。

这一点，在《赞美》中有一定的体现。作为穆旦的代表作之一，《赞美》的影响很大，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穆旦，尤其是其中的那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一段时期内更是成为了穆旦的某种标识。[21]进一步分析《赞美》这首诗，可以发现穆旦在这首诗中，对“三千里步行”中所产生的不同空间的交互状态有过详细的描写：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22]

这首诗除了对复杂的而又微妙的民族情感进行了表达之外，同时也涉及到了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并置和交互。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穆旦在进行三千里徒步时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上述引文是这首诗的第二节，很类似于对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的特写。而农夫劳作的位置是在大路旁，这就构成了一个类似于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的结构。对此，闻一多在步行前曾对学生这样解释他参与徒步的原因：“我们过去都在大城市生活，对于民间情况，很不熟悉。现在抗战了，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我们不能入伍，就下乡看看罢。”[23]可以看出，抗战为这次徒步提供了一种社会环境，使得徒步过程蕴含着“看／被看”的潜在过程，同时也为不同的社会空间提供了交互的可能与并置的能力。“看”与“被看”的人所生活的社会空间被“激活”并获得同样的尊重，而这种“激活”则来源于不断展开的战争。战争让闻一多、穆旦这样的老师、学生进入到“大路上”的社会空间，且不断被战争时期的生产方式所影响。空间的不断流动与生产，令“大路上”的社会空间产生了一定的边界性。反观在“田野”这一社会空间中的农夫，他所生活的空间则保留着固化的空间生产过程。但是，无论是“大路上”还是“田野上”，这两种社会空间的生产都与各自的生产方式有关，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空间。作为已经在所谓的“现代生产方式”中浸润过的学生群体，与保有“前现代生产方式”的农夫们相遇，彼此分有的社会空间差异就显现出来。同时，不同的社会空间的历史性也被并置于这样的描述之中。

穆旦在对一个普通的农夫的观看中，认识到了“大路上”的歌声与农夫的世界的隔阂。这两个空间在穆旦的“观看”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之间似乎无法进行有效的交互：在“大路上”的人们看来，他们的“演说”将改变“农夫们”的思考状态，同时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但是事情实际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农夫们仍然默默承受着无言的苦痛。在这里，穆旦揭示了“大路”这一社会空间对“田野”空间存在状态的忽视。这种忽视说明了“大路”并没有真正地去考虑“田野”，更多的是将“田野”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附庸，并没有尊重“田野”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的独立性。没有对“田野”空间独立性的尊重，就不会产生两种社会空间真正意义上的有效互渗和交互，所谓的“演说”以及随之获得的“欢快”只是一种自欺欺人。这种状态类似于卡夫卡的《在剧院顶层楼座》这部短篇小说中，在顶层楼座哭泣的那个年轻人——既然冲突的根源只存在于想象，那么以眼泪代表的悲悯和愤怒都是一种虚妄。[24]不过穆旦看到了两种社会空间的界限和它们各自具有的独立性，同时也意识到两种空间的边界又因为战争的影响而逐渐模糊，它们之间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区分模糊的连续体”[25]。正如上文论述中提到的，穆旦将两种社会空间在他的描述中完成了并置，他不排斥两者中的哪一者，通过对人类有限性的思索，连接了两个看似无法交互的社会空间。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历史性，同样指向时间的围困和历史的循环。穆旦在这里，从“看/被看”的关系中挣脱出来，从而完成了“对视”的动作。这种“对视”其实连接了穆旦对于不同命题（相反的命题）的并置并让各自发挥作用的诗学策略：他不去完成否定、调和的过程，而是呈现人的二律背反的基本困境，时时提供思考的可能性以及超越这种矛盾的“手势”。

但是这种“对视”在穆旦的作品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在《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中，穆旦路过不同的风景时，感慨：“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流，笑……/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26]。这里，不同的社会空间并没有发生如《赞美》之中的交互状态，而只是一种“观看”，并且也不够成一个“看与被看”的深层结构，更多的是一种“获取式”的观看。诗人从“观看”中获得符合自己对另一社会空间的符号化认知的结果。正如这首诗最后一节所说：“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在沅江上”[27]，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差异和断裂在这里被强调，诗人并未完成衔接的任务。而之后的“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28]也无法像《赞美》中那样真正具有力量感，因为这里的“我们”并未完成真正的融合，很显然，它无法整合那些被“看”的社会空间中的人。

可见，穆旦在处理不同社会空间内蕴含的经验时，经过了从单一的“观看”到“对视”的过程。他在衔接不同空间之间的“断裂”时，完成了多个空间的并置。这种“对视”结构，让穆旦诗歌的呈现力度获得了增强。在他那里，不同社会空间的自在性，并未阻碍交互的发生。而且，不同空间的内在差异并未构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一般来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湘黔滇旅行团”，它们所分有的空间都是相对封闭的，因为生活在不同空间中的人都受着各自纪律的约束，正如福柯所言：“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29]。被分有的不同空间本有着鲜明的边界。而战争的出现却令不同社会空间的边界在显露的同时又逐渐模糊，在充满矛盾的同时，又在悬置中获得彼此的关照和力量。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并未构成本质性的转变，但却给予穆旦以发现困境的契机，从中产生的超越性动作，给诗歌带来了别样的呈现力度。

结语

在穆旦的诗歌中，表层的丰富与矛盾总是对应着深层的复杂思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种思辨过程有时也并不一定指向一个更加进步或深刻的领域。某种意义上，它是矛盾对立双方的一种互渗或悬置。这种思辨状态及其结果的“搁浅”，创造出了一种丰富且复杂的诗学内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结果的“搁浅”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描述，它实际蕴含着双方的一种共生关系。穆旦总是有意使互相矛盾的概念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用穆旦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发现底惊异”[30]，是拓展和丰富个人感受力的一种方式。同时，这种“惊异”也在处理着穆旦对战争的感受方式。它将穆旦的诗歌作品引向了对战争进行深入思考的领域。但深刻并不是诗歌的目的，思想也不是。诗歌需要的是一种呈现的力度，并借此来获得对世界的言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穆旦的诗歌具有类似的气质，具有对战争经验进行处理的能力。而对战争空间的认识与表达，是构成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穆旦这里，不同的社会空间分有着不同的内在性，其间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差异，但这并不阻碍它们之间的交互。可以说，穆旦从立足自身的社会空间“向外看”到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进行“对视”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对战争经验处理的过程，也是其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思考的过程。穆旦的诗从这种“对视”中获得了超越人类基本矛盾与挣扎的“语言势能”，一种特殊的呈现力度在其作品中展开。被不断循环的历史以及必然的时间箭头所围困的个体，将在这种“势能”的推动下，获得更为丰富的自我关照。

注释

[1] 比如当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曾在1937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谈明末事，与今比较。”这种将抗日战争中的南迁比拟明末南渡的想法，赋予了这次三所大学南迁一种悲剧性的色彩，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在南迁之后，可能就再也无法返回。详见吴宓：《吴宓日记（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8页。

[2] 在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常委会议决议中，第一条便是：“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惟女生及体弱经医生证明不能步行者得乘车舟。”可见，徒步的形式为学校的西迁赋予了学习任务的色彩，这也使徒步过程并非简单的迁徙，而是融入了更多的“观看”色彩。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8页。

[3] 从2月20日至4月28日，实际时间共计68天。途经：长沙、益阳、常德、桃源、官庄、沅陵、晃县（新晃）、玉屏、镇远、黄平、贵定、贵阳、安顺、镇宁、晴隆、盘县、平彝、曲靖、昆明。关于这次徒步的具体细节，可参阅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及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4] 该旅行团以实行军队化管理，参加徒步的学生身穿黄色的国民党军装，所以也可以认为这次徒步是一次“行军”，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这也同时增加了这次徒步的丰富的社会背景。见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抵滇小记》，《云南日报》1938年4月28日，第4版。转引自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页。

[6]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7] [美]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6页。

[8] Phillip E. Wegner,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 in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2.

[9]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8页。

[10]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9页。

[11]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12] 列斐伏尔认为：“以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取向，空间的生产发动了均质化（homogeneity）的逻辑与重复策略（strategy of the repetitive）。”也就是说，空间的生产趋向于一种再生产。而战争对空间的生产也趋向于这种再生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战争所生产出来的空间也趋向于一种均质化的逻辑和重复策略，以进行再生产的过程。［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13]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14]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5]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

[16] 李章斌：《“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页。

[17] 钱理群：《鲁迅与穆旦（下）》，李怡，易彬编，《穆旦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18] 钱理群：《鲁迅与穆旦（下）》，李怡，易彬编，《穆旦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19]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9页。

[20]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9页。

[21] 比如穆旦的纪念文集就曾被直接命名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穆旦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2]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23] 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6页。

[24] ［奥］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1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139页。

[25]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8页。

[26]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215页。

[27]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

[28]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

[29]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52页。

[30]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