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陶渊明其人其作，不仅作为文学课题，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全世界学人研讨的对象。日本国陶渊明研究的辉煌成果引人瞩目，因而对日本陶学百年的历程加以梳理、评析，予以客观的历史定位，必将为加速未来的陶学进程大有裨益。
二十世纪上半叶：转型期的陶渊明研究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汉学家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接受欧美文学及其评论方法，以新的西学眼光，对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的汉文学价值观加以审视，从而在东西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以崭新的学术观念关照陶渊明及其创作，探索论陶新途径，使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陶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
首先，运用综合、系统而科学的方法，将陶渊明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进行研究。
从751年成书的《怀风藻》已收录陶诗看，《陶渊明集》早于奈良朝 （710—785） 时期，已在日本广播流传，陶诗成为日本诗人摹仿的样式。平安朝（794—1185），陶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加深入，对陶渊明及其创作的评论开始起步。江户朝（1603—1867），出现了藤原惺窝、广濑淡窗等著名文艺评论家高度称扬陶诗的现象，评陶已有了初步进展，达到了一定水平。明治维新（1868）后，更出现了宫崎湖处子、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一批取得论陶突出成绩的学者。综观二十世纪以前的日本陶学状况，多为趋同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汉文学价值和古老的注释式、诗话式、评点式或诗文选式等模式，明显地表现出泛论不详不明确、三言两语不深刻、形象描述欠确指、凭空评议欠论据等状况，使相当一些评陶之论随兴感发，有欠科学性；偏重一隅，有欠全面性；片言只语，有欠系统性；前后矛盾，有欠统一性。
随着1897年(明治三十年)7月白河次郎所著《陶渊明》被收入《支那文学大纲》第七卷，标志着二十世纪全面、系统治陶科学化时代的开始。此前，品陶多赞其嗜酒、赏菊等闲话，论之以隐逸之士。白河氏以出处的两面、柴桑之人、少壮淡泊生涯、田园诗人、宦游诗人、归去来兮、田园之人、晋之征士、稼穑者、绝笔自祭文等十一章，叙述并评论了陶渊明的一生，将陶公作为中国伟大的诗人加以褒扬。首开日本对陶渊明其人其作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先河。1938年出版的上村忠治著《陶渊明》，论析了陶公的生平、陶诗的艺术成就，对陶渊明的人格、与田园的关系、对后世的影响的研究颇为有力，诗义总评也有见解，是展示陶渊明研究新方向的优秀学术著作。
其次，将陶渊明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度加以衡量，从历史的纵述和同代作家的比照中，突出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一流文学家的地位。
日本学者较早开展从宏观研究的角度，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视角上审读陶渊明，在抒写其诗文实绩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 川种郎所著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该书共分九期、二十八章叙述。下面，将研究以诗文为主要文学样式代表的中国宋代之前的前六章目次征引如下：第一期，春秋以前文学：总说；一、书；二、诗；三、易。第二期，春秋战国时代之文学：总说；一、孔子与老子；二、孟子与庄子；三、屈原；四、韩非子。第三期，两汉文学：总说；一、贾谊与扬雄；二、司马迁与班固；三、司马相如；四、诗与乐府。第四期，魏晋及南北朝之文学：总说；一、建安之词人；二、陶渊明；三、南北朝。第五期，唐朝文学：总说；一、初唐之诗；二、李白与杜甫；三、韩与柳；四、白乐天；五、晚唐之诗。第六期，宋朝文学：总说；一、苏东坡与其前后；二、陆放翁。显然， 川氏将陶渊明列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作家，七大诗人之一，列专章阐述，对陶渊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地位与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1897年5月，古城贞吉所著《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六朝词人传”里载有《陶渊明传》。
第三、经心释解陶渊明原著，保证系统的陶学研究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
可信的《陶渊明集》的注释诠解，乃至中译日，是搞好陶研的最起码的工作。五十年来，日本曾刊印过多种《陶集》，有的还带有注释、校订、批语，为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27年，文字同盟社出版了由清·郑文焯注、日本桥川时雄校补的《陶集郑批录》，是一本相当有诠释功力的著作。除注释解义之外，还列郑氏批语，更有桥川氏评语。桥川氏评语在诠解《陶集》与分析郑氏批语的基础上进行的，颇得中的之妙。如：“《桃花源记》一篇，诸家之解，或以神仙说，或以寓意说，或以实事实处说，未见一定也。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花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故谓为寓意亦可，注者以为托避秦以叙避宋之意，是也。谓为事实亦可，盖桃源地志所载，而刘子骥亦有其人，吴大征著《游桃源洞记》，王先谦作其书后，详征诸史传，若有所得。苟以神仙说之，误甚。”在综析诸家成说中提出己见，不轻信盲从，在择善而从的基础上又时出新解，使广大读者在其有创意的评语中更好地理解《陶集》。桥川氏还有1931年出版的《陶集版本源流考》，是古今考释《陶集》版本最权威的著作，反复被学界征引、研究。1954的发表的《陶渊明文学的源流探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8年，铃木虎雄出版了《陶渊明诗解》，书中将陶诗分为四言、五言两类，逐句解释，注明读法，并附有“解释陶诗之际”、“陶渊明系谱”、“年谱略”，是一部释解明了并结合陶公其人进行阐述的成功之作。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家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有《支那诗论史》和多部著译中国古典名著经历的大学问家，对《陶渊明诗解》之“解”，多有深掘与创意，启迪学人陶研的思考，影响极大，1991年再版。
应该说，日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陶渊明研究，由于有识之士和日本广大学人的努力，50年间出版两本《陶集》集注、一本陶诗解和五部陶学专著等八部陶著、几部中国文学史，虽量微而质重，放在整个时代的大氛围中作衡量，可谓成就显著。特别是白河次郎、桥川时雄、铃木虎雄、古城贞吉、上川忠治、中古孝雄、漆山又四郎、释清潭、佐久节、村上嘉美等先生，在新的形势下，在东西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中，以治陶的新途径，树立了陶学转型期的新的学术台阶，以伟大诗人的历史定位的治陶观，综合、全面而系统研陶的科学方法论，在沉寂中创辉煌，功不可没。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展拓期的陶学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复兴，社会繁荣，生活上升，奠定了学术研究得以重新开展的物质基础；旧制大学普遍改为新制大学，各个新制大学相继出版了自己学术刊物，并进一步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刊物网络，为各地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促进了大批研究论著的出现，新一代学者的成长，使陶学三十年的里程独具风貌。
首先，学人明确的现代学术研究意识，陶学一系列学科创获。
在大量的学术活动中，广大学人逐渐抛弃了“国汉”思想，即只是把中国的古典作为与日本本国文化相同的东西来看待，而不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作现代意义的研究;逐渐树立了明确的现代学术研究意识。其核心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如何根据中国文学这一地区性的文学特点，来研讨具有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广大日本学人对其称为“中国中世文学”的中国六朝文学情有独钟，尤为重视陶渊明研究，强烈的现代学术研究意识和科学的研讨方法，促成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陶学研究超出前此任何时代的学术成就。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版了陶学专著17部，发刊论文152篇，出现了标志陶研时代高度的大矢根文次郎等一批陶学家。
大矢根文次郎分别于1951年、1967年出版了《陶渊明的生涯》、《陶渊明研究》两部陶学专著；分别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发表研陶论文4篇、10篇、1篇，共15篇，可谓论著丰硕。其《陶渊明研究》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全书六编：陶渊明其人(经历与人格、环境、生平、陶的思想、陶渊明与甲子年号)；文学(文学史的背景、与传统文学的关连、渊明文学的本质、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陶文学的多样性)；历代对陶渊明其人及文学的评论概述;日本文学与陶渊明；陶渊明集叙说(关于自定制、准自定集、阳休之叙录记载诸本、陶渊明集体裁、关于版本)；作品。还附有陶渊明年表、索引、地图。这是其对陶渊明及其作品所作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考订精审，说理透彻，作品解说确当，观点独道，一些见解发中国学者所未发，附录的史料价值大，尤其是陶渊明与日本文学关系的阐述中，高度估价陶作灌溉日本古今文坛的巨大功绩，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文风，令人钦敬。《陶渊明研究》是日本陶学史上集大成的学术论著。
同样，“根据中国文学这一地区性”典型代表性作家陶渊明的“文学特点，来研讨具有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的日本学人，以其明确的现代学术研究意识，沉甸甸的学术专著，为陶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如：
冈村繁《陶渊明——世俗与超俗》(1974年出版)，序论以隐逸诗人为题，论述陶渊明形象、陶渊明形象的形成与发展;下分六章:超俗与世俗、四处游官、归去来兮、隐逸生活、“真”与“固穷之节”、“人与文学”。论之以陶渊明的深层总有“可称为人的魔性的伶俐，任性、功利性、伪瞒性这些东西”，力图剖明陶令的心理世界，立意新颖，颇见功力。吉川幸次郎《陶渊明传》，1955年一至十二月由《新潮杂志》连载，受到广众学人好评，先后收入《新潮丛书》、《新潮文库》、《中公文库》，一版再版。其论文《陶渊明诗的训话》、《闲情赋——陶渊明馀事》、《杜甫和陶渊明》等也获得好评。牟田哲二《陶渊明传》(1977年出版)，全书分序说编、本传编，对陶公其人其作从新的视角作评，尤其对陶公家世和生平的研考有独到之妙，可补许多研究家的缺憾。还有星川清孝、都留春雄、中谷孝雄等先生，也有不俗的陶学专著和诸多论文，为繁荣二十世纪中叶陶学做出了贡献。
其次，学人鲜明的发展民族文化意识，深探陶渊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大矢根文次郎在其著《陶渊明研究》中，专列“日本文学与陶渊明”一编，指出：“陶渊明的作品自古代传入日本直至今日，其影响虽然时有消长，但各个时期的诗人、文人和画家，都为其恬淡高洁的品格所倾倒，怀着无限的思慕接受其诗文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中去。由于陶渊明具有东方诗人的特征，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为我国各个时期的文人提供如此丰富的营养，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罕见的，因此，对于我国今后的文学来说，它们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中肯的论析，实事求是的观点，很快得到强烈的回响，许多论陶家又纷纷拿起笔来，进一步专题研究日本文学与陶渊明的关系，使“陶渊明与日本文学”成为了陶学的重大课题之一。其中有分量的论著有：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幻晕嗜好”、“风流考”、“无常考”等章节中；津下正章《渊明与芜村》、《芜村对中国诗的摄取》；大矢根文次郎《影响平安朝文学的中国文学——白乐天与陶渊明的影响》；芳贺彻《芜村的桃源乡——关于与陶渊明文学的关系》；黑川洋《忆良受到陶渊明影响的问题--围绕贫穷问答歌》；堺光一《上田秋成与陶渊明思想关系的考察》；河边正行《夏目漱石的“拙”与陶渊明》等。
由于陶渊明作品“对于我国今后的文学来说，它们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许多陶学家又精心地介绍陶渊明诗文，以期望日本文学有更大的发展。如斯波六郎《陶渊明诗注释》、富士正晴《陶渊明诗集》、一海知义与兴膳宏《陶渊明·文心雕龙》、释清潭《渊明·王维全诗集》等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同时，六十三卷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十六卷《汉·魏·六朝诗集》，收录陶诗46首；第二十三卷《汉·魏·六朝·唐·宋散文选》收录陶文四篇。《汉诗大观》上卷收编《古诗源》、《古诗赏析》、《陶渊明集》、《玉台新咏》，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特别要提到松枝茂夫与田武司有关陶学著述。1966年合译中国张芝的《陶渊明传论》（出版时用张芝真名李长之，改书名为《陶渊明》）；1983年合著《隐逸诗人———陶渊明》；1990年合译《陶渊明全集》（上、下），将译释陶集、翻译陶著与自写陶论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日学术交流的良好范式，三著皆为日本学人所接受、称扬。
第三，学人积极的提高陶研水平意识，研展陶渊明研究之研究。
为了提高陶渊明研究的水平，学人期望着陶论精品的不断涌现，陶学理论建构的更加完善，因而对已出版的陶学作品、已刊发的陶研论文作品。这种陶渊研究之研究，是全面提高陶坛学人创造高学术品位产品的有力保证，从而更加推动陶学研究。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陶学书评六篇，即小尾郊一和入矢义高评斯波六郎著《陶渊明诗注释》各一篇；浅野通有、目加田诚和大野富之助评大矢根文次郎著《陶渊明研究》各一篇；矢渊孝良评冈村繁著《陶渊明——世俗和超俗》一篇，对三本陶著予以品评。如果联系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伊藤正文评松枝茂夫和田武司《陶渊明全集(上)、(下)》，松冈荣志评石川忠久《陶渊明和其时代》等两篇书评，很容易梳理出二十世纪三个时期治陶的代表性著作与代表性陶学家:《陶渊明》(白河次郎)、《陶渊明》(上村忠治)、《陶集郑批录》(桥川时雄)——《陶渊明诗注释》(斯波六郎)、《陶渊明研究》(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世俗和超俗》(冈村繁)——《陶渊明全集(上)、(下)》(松枝茂夫、和田武司)、《陶渊明和其时代》(石川忠久)，从而对日本二十世纪陶学有个总体印象。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中，日本陶学得到飞速发展，陶坛学人明确的现代学术研究意识，带来了具有巨大文化意义的一批陶学珍品，出现了大矢根文次郎等享誉海内外的陶学大家;陶坛学人鲜明的发展民族文化意识，为陶学建构了“陶渊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这一新的学科理论，开启了陶学新领域。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繁盛期的陶学研究
80年代之后，日本老一代学者的治陶观为新一代学者所接受，从而激发了深入陶研的热情。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学术空气浓厚，陶研进入了多元化时期，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探讨的领域更广泛，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促进陶学繁荣的愿望更迫切，使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日本陶学有了更为可观的成果。
首先，通览古今，在深入探讨中拓新陶学理论。
这二十年，陶坛学人在更广的领域中、更大的规模上、更深入的探讨中，拓新陶学，从而为陶学理论建构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这二十年，出版了陶著29部，发表论文129篇，出现了石川忠久等为代表的陶学大家。
石川忠久有治陶专著三部:《隐逸和田园·中国古典诗聚花》、《NHK·看中国古诗·陶渊明》、《陶渊明和其时代》。分别于60、70、80、90年代发表研陶论文3篇、1篇、2篇、4篇，计10篇。深厚的《诗经》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功底，全面的六朝文学学术实力，充分表现在对陶学研究的深度开掘，提出诸多新证新见，将陶渊明研究提高一个新的时代高度。石川氏论陶新见迭出，可以说从其论著中随处即拾。仅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法》为例。历代论陶，“隐逸”为先；纵然以“诗人”论之，亦必加之“隐逸”，成“隐逸诗人”。1898年，白河次郎首倡陶渊明伟大诗人说；1967年，大矢根文次郎在《陶渊明研究》中全面论析作为伟大诗人的陶渊明。石川氏提出陶令“在当时曾经是很重要的人物”的新论，并从其晚年的社会地位、诗文创作的影响上展开论析，令人信服。石川氏提出了“灵运的文学是被靖节所开拓的世界触发而构筑起来”的创唱，以陶谢两人可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陶对谢诗歌创作的影响，如谢因袭陶词语、学习陶诗、移用陶句、受陶思想启发等为坚实之据，令人耳一目新。
可以说，自白河次郎到大矢根文次郎再到石川忠久，“陶渊明伟大诗人”而非“隐逸之士“、“隐逸诗人”说，全面完整地成为陶学的基础理论，影响未来世纪陶学研究方向。
在学习与运用上述陶学大家的陶学理论中，日本学者在进一步完善与发挥。比如，伊藤直哉的陶令“放弃了政治上的进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事业中去”，“作为军人，官吏的渊明死去了，......可是，有一个新人从这场悲剧中脱胎而出，这就是‘文学家陶渊明”，“渊明与富贵之路——官场——决别，决心在赋诗——文学之路——活下去”(《<归去来兮辞>札记》)之论，颇为深刻，很有见地。大地武雄在《陶渊明的身后名》中，论析陶令追求生前功业、身后声名之“业”、之“名”，是作为儒家“经世”之“业”，“作为诗人的身后名”，而非“作为隐者的身后名”，值得认同。同时，伊藤直哉还写了《陶渊明诗的游戏性》、大地武雄也写了《陶渊明的诗文所呈现出的戏谑性》，都从陶诗具有幽默风格，以坚“陶渊明伟大诗人”论。青年学者武井满干在《陶渊明归隐后交友其及创作活动的关系》中，进一步阐述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在归田后的文学创作追求，立论新颖，可谓出手不凡。同时，兴膳宏、松浦友久、一海知义、上田武、大上正美、釜谷武志、安藤信广、沼口胜的诸多论著，也以其特有的视角论陶，有相当大的影响。茂木信之在《陶渊明诗的构成原型》、《陶渊明序论》等论文中，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陶诗作分析，归纳出了几种基本“类型”、运用生活和创作综合分析等方法，对改进研陶方法作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新证新见，在对比研究中突现陶渊明。
作家的对比研究，从彼此之间的相同、相通处的共同点，或相乖、相反的不同点，作比照分析，是突出被研究对象的极好方法。日本学人在陶研中较普遍地运用这一方法，获得不少新证新见，为陶学发展作了积极贡献。综观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与陶渊明作对比研究最多的是白居易。有小守郁子的《白乐天和陶渊明》专著一部，松浦友久等的论文三篇；其次是陶谢对比，有三篇论文；再次是陶与阮籍、竹林七贤作对比的，有三篇；其他还有与韦应物、文天祥、《诗经》、《楚辞》等作比研讨的。
在陶渊明与其他作家的对比研究中，上田武是最突出的代表性学者。上田武著有《翻译及补充论说——廖仲安原著〈陶渊明传——中国文学史上其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80年代发表论陶文3篇，90年代发表论陶文8篇，共11篇。他有将陶渊明与李商隐、司马迁、束暂、嵇康等作对比研究的论文4篇，篇篇有新意。其《魏晋隐逸思想和陶渊明——从嵇康到陶渊明》，从开创思想史上新时代的《绝交书》到《感士不遇赋》所体现的魏晋隐逸思潮的历史渊流及特征，概括陶公隐逸观，指出陶继承了嵇康以来的“隐者显者等价值论"；提出陶把性格倨傲作为选择隐逸生活的根据；指明陶渊明对东晋时代朝隐思潮的态度，从而突现其隐逸的坚决，透辟的论析中更展示了学术力度。
此外，白川静的《中国的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从史记到陶渊明”亦相当精彩。
第三，学术互补，在中日学人交流中提高治陶水平。
可以说，近二十年是中日治陶学者学术交流最得力的时期，并将交流的可喜成果，通过一篇篇论陶文和学术研讨会的恰当方式表达了出来。为了更好地提高陶研水平，很多日本学者到中国访学。比如，井上一之到北京大学师从袁行霈教授学习，并利用1990、1991年两个暑假时间访问陶翁故乡，走访陈忠、唐满先等陶学专家，徐新杰、张人鑫、周吉谭等陶学工作者，其后在《陶渊明故乡的研陶现状与居里争辩——关于江西九江的调查报告》一文中，详尽地介绍了九江的陶渊明纪念馆、在九江召开的几次陶渊明学术讨论会，特别是对《九江师专学报》的客观介绍。指出：“从王瑶、袁行霈、唐满先、李华、钟优民、魏正申和吴云等执笔人的阵容可以看出，该杂志的 ‘陶渊明研究’不仅是九江的陶渊明研究中心，而且可以说是全中国的陶渊明研究中心”，此论得到了中国与日本陶坛学人的普遍认同。依藤直哉先后到山东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及中华语文研习所访学，陶研水平飞快提高，所发表的治陶文得到了中国的陶学界普遍的称扬。日本学者宫泽正顺与重庆教育学院丁永忠教授合著论陶文，提出了论陶新解，颇为中国学人重视。渡部英喜通过多次陶翁故乡走访、调查，写出了关于陶籍贯等一些疑难性颇大的论文。特别是为了深入陶学研究及六朝文学学术交流，日本成立了“六朝学术学会”，至1999年10月有会员总数115名，还于1999年10月出版了第一集《六朝学术学会报》。1997年7月末“中日学者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开得成功，《九江师专学报》出了研讨会文集，收论文17篇，其中有日本学者的7篇论文，均产生了良好影响。
总之，近二十年的日本陶学研究步入繁盛期，许多论著以其学术力度受到日中国学人的交口称赞；新证新见不断涌现，对比论的有力发挥和中日学人的诚恳交流，都成为推动二十年陶学登上新台阶切实保证。
原载于《九江师专学报》（现《九江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