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國文字資料中，陶文已成爲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分支。戰國陶文既是戰國時期社會風氣的真實反映，又爲研究戰國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字演變、地理沿革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戰國史料闕失的遺憾。學界首次發現陶文距今已達150餘年，本文就戰國陶文的發現著録、分域分類、文字形體、史料價值等方面的研究作了述評。

關鍵詞 ：戰國陶文 研究狀况 述評

陶文是指刻劃、書寫或鈐印在陶器上的文字。早在甲骨金文産生以前的新石器時期，就已出現了在陶器上刻寫圖形或其他符號的現象，這時期陶器上刻劃的符號或圖形，有學者認爲是文字的濫觴，對研究文字的産生有着重要意義。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空前發展，此時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都有在生産的陶器上留下生産或銷售等文字信息的要求，故而陶文盛行一時。迄今爲止，已發現的戰國文字資料中，陶文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儼然已成爲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分支。蔚爲大觀的戰國陶文，既是戰國時期社會風氣的真實反映，又爲研究戰國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字演變、地理沿革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戰國史料闕失的遺憾。時至今日，距學界首次發現陶文已達150餘年，這期間所取得的成就是相當令人矚目的。本文擬從戰國陶文的發現著録、分域分類、文字形體、史料價值等方面，對戰國陶文的研究作一述評。

一、戰國陶文的發現、收藏、發掘與著録

有關陶文發現的記載，最早可追述到成書於清道光十七年（1837）的馬星翼《鄒縣金石志》一書，其中記載鄒縣曾出土過陶文。首先發現齊國陶文的是陳介褀，陳氏於同治十一年（1872）收得即墨出土的“陳悍”陶文，并對其作了簡要考釋。此後陳氏開始大量收購陶文，至光緒五年（1879）累計收得陶文四千餘件，曾自撰聯“齊魯陶文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以紀收藏之豐。陳氏所收陶文總數達4800餘件，惜這些陶文拓本均未刊行^[1]，現存以簠齋爲書名的陶文拓本多係從陳氏所藏陶拓中流傳而出^[2]。在陳氏的影響下，陶文收藏成爲一時風氣，涌現出一大批著名的收藏家，如端方《陶齋藏陶》、周霖《三代古陶文字》、劉鶚《鐵雲藏陶》、羅振玉《金泥石屑》、徐同柏《齊魯古陶文字》、張培澍《古陶瑣萃》、方若《藏匋拓本》、吴隱《遁庵古匋存》、[日]太田孝太郎《夢庵藏陶》、王獻唐《齊魯陶文》《鄒滕古陶文字》、周進《季木藏陶》等。早期所收藏的陶文，多非科學發掘出土，没有明确的出土地點和地層關係，因而在時代判定、國别判斷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如將秦陶文當作漢代陶文，郑國陶文當作魯國陶文，燕國陶文誤當作秦陶文，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各項考古事業有序展開，科學發掘出土的陶文數量不斷增多。就範圍來説，全國大多數省份均有陶文發現，其中山東、河北、陕西、河南等地有較大規模的出土。如1958年山東臨淄齊故城出土一大批陶文^[3]，2002年山東新泰一帶集中發現780件陶文^[4]。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曾集中出土陶文900多件^[5]。陕西秦始皇陵和秦宫殿遺址出土秦陶文達2000餘件^[6]。河南地區出土的陶文主要有兩批，分别是鄭州、滎陽一帶所出的20餘件^[7]和新鄭鄭韓故城發現的60餘件^[8]。

無論私人所藏還是考古發掘的陶文，著録都比較零散，亟待有專書對零散的資料進行系統化的彙集整理。在這種情况下，高明先生的《古陶文彙編》^[9]和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圖録》^[10]應時而生。《古陶文彙編》一書共收古陶文拓片二千六百餘張，按照時代順序统括資料，對蔚然大宗的戰國文字資料按照陶文内容分類編次，再按照出土地信息依次羅列。規模宏大，體例完備，“是迄今最完備的陶文總集，可以預見本書的問世，將使古陶文的研究全然改觀”^[11]。事實也證明，該書對古陶文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是該書也有一些不足，如所收陶文有重複，偶有僞拓摻入其中等。《陶文圖録》一書收録12000餘件陶文拓本，多爲精品，全書以時代和國别爲經緯，共分十章。該書是目前著録最爲宏富的古陶文資料彙編，裘錫圭先生評價該書“對古陶文研究以至於古文字研究的進展，一定會起到很積極的作用”^[12]，十分中肯。《陶文圖録》完成於2006年末，其後仍有大量戰國陶文出土或面世，徐在國先生編著的《新出古陶文圖録》^[13]進行了新的搜羅，收録2016年以前公私著録的陶文1139方，以時間爲經、國别爲緯，在陶文拓片下有器形、釋文、出土、著録、現藏等説明。

近年來一些私人收藏的陶文也陸續出版，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戰國陶文研究的資料。這當中比較重要者，有吕金成先生的《夕惕藏陶》^[14]《夕惕藏陶續編》^[15]，唐存才先生的《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16]等。《夕惕藏陶》以現代考古學的方法綜合刊發實物彩圖、形制質地、陶器用途、銘文位置、文字拓本、出土情况等，可謂陶文研究開新之作。《夕惕藏陶續编》是對沂水所出戰國時期齊國官量釜上的刻劃陶文的專門著録和全面整理，是“立事”陶文的重要發現，所收録立事人達41人，超出歷年出土的齊國文字資料上已知各類立事人的總和。此外，也有一些專門匯集和研究某一系或某一國陶文的著作陸續問世，如袁仲一、劉鈺的《秦陶文新編》^[17]，成穎春的《齊陶文集成》^[18]等。《秦陶文新編》分上下兩册，下册收録秦陶文3370件，上册附有精彩的考釋和研究，此書將秦陶文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齊陶文集成》匯集歷年公私收藏的齊陶文拓片1951件，實物照片444件，按照器物用途和出土地域進行編排。是書優點很多，尤其是該書不僅收録了量器的照片，還詳細記録了對器物的實測容量，這對研究齊國的量制有着重要意義。

由於有了豐富的考古發掘信息，一些與陶文密切相關的問題可以得到很好的推進或解决。首先是陶文的時代問題，藉助考古遺址、地層、器形和器物组合等方式，可以對陶文的時代作出較爲科學的判斷。在這一方面做過較多探索的如孫敬明先生，他在《齊陶文分期芻議》^[19]一文中，將鈐有陶文的器物分爲鼎、豆、壶、罐、鉢五類，在此基礎上利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將陶器進行分期，進而確定陶文的時代。按照這一方法，孫氏將齊陶文分爲四期，分别對應春秋晚期、戰國前期、戰國中期、戰國晚期四個時間段。毫無疑問，將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引入陶文的分期研究是有益且科學的，但在具體操作和結論上，此文似還有可進一步商榷之處。其次，考古遺迹的確定對陶文的性質的確定有一定的輔助作用，比如秦始皇陵趙背户村修陵人員墓地所出的陶瓦，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來源地等信息，結合墓葬和陶文信息，可知這些瓦文是修陵人的一種墓志文，可爲研究中國墓志的源流提供資料。又如，鄭州商城祭祀遺址所出陶豆上有“亳”或“亳丘”戳印，對於“亳”字，學界或釋爲“亭”，或釋作“京”，最近王立新先生根據陶豆出土於祭祀遺址這一信息，認爲帶“亳”或“亳丘”戳記的豆與持續性地祭祀居於“亳”地的成湯有關，“亳”或“亳丘”就是這些器物的置用場所的標記^[20]，其説很有啓發性。再者，陶文所在的器形也對陶文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這裹以齊陶文爲例。齊陶文常見民營製陶地區常稱爲某里，如“豆里”“匋里”等，這些“里”和所生産的器物有何關係，這是以往研究條件不充分且學者所未關注的。王恩田先生通過對177件實物標本的統計和研究，發現生産豆的場家多集中在“豆里”等18個鄉里之内，且以豆里生産的豆所占比重最大，因而可以得出“豆里”爲生産豆的場家匯聚之地的結論^[21]。這項研究角度新穎，結論可靠，對於深化陶文研究、探討先秦手工業的生産模式等無疑是大有益處的。最後，陶文的出土對於一些遺址性質的判定也有輔助作用。如鄭韓故城建築區西北，曾發現一處地下建築，係一長8.9米的長方形地下室，室内所出陶器有“廥宫”“私官”“左廚”“啬夫”等刻劃文字，説明這處建築當爲宫殿所屬庖廚所用^[22]，也有學者進一步推測這一地下室是用來貯藏冰塊的“凌陰”^[23]，亦有道理。

二、戰國陶文的分域與分類

新中國成立之前，諸家所收藏的戰國陶文以山東地區出土的齊、鄒國陶文爲主，還有少部分秦與秦代陶文，間或有一些燕國陶文。總的來説，此時的戰國陶文數量有限，分域研究還不具備充足條件。新中國成立後首先對戰國陶文進行分類的是李學勤先生。李先生的《戰國題銘概述》^[24]一文，將當時所能見到陶文進行了分域和研究。此後，朱德熙先生《戰國匋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25]，裘錫圭先生《戰國文字中的“市”》^[26]，李家浩先生《先秦文字中的“縣”》^[27]等文，都涉及了戰國陶文的分域。1989年，何琳儀先生《戰國文字通論》出版，該書是第一部系統論述戰國文字分域分類的論著，該書將戰國陶文分爲齊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五個區系，并對各系陶文有系統研究。至此，戰國陶文的分域已趨完備。當前學界對戰國陶文的分域仍然沿襲齊、燕、三晋、楚、秦的五系分域法。

戰國陶文的分類隨着陶文的收藏就已開始了。陳介祺曾在與吴大激的一封書信中指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與其事其數。”^[28]一語道出陶文的類别與陶文研究的對象。李學勤先生《戰國題銘概述》將齊國陶文初步分爲量器、立事歲、鄉里等類，將燕國陶文分作陶攻某、宫某、紀年等類，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結論至今仍顛撲不破。何琳儀先生《戰國文字通論》，李零先生的《齊、燕、邾、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介紹》^[29]，董珊先生的《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30]，也對戰國陶文做了詳盡的分類和研究。戰國陶文分域成熟之後，對各系陶文内部進行分類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如在齊陶文的分類研究上，鄭超的《齊國陶文初探》^[31]，孫敬明的《齊陶新探》《從陶文看戰國時期齊都近郊之製陶手工業》《齊陶文比較研究》^[32]，衛松濤的《新泰出土陶文及相關問題》^[33]等文，對齊國陶文做了較爲細緻的劃分和考證，取得了豐碩成果。在燕國陶文的分類上，馮勝君先生的《戰國燕系古文字資料綜述》^[34]、蘇建洲《戰國燕系文字研究》^[35]等，都是在燕陶文研究方面較爲重要的論著。最近楊爍先生的《燕陶文的整理與研究》^[36]，在總結前人分類研究的基礎上，將燕陶文分爲三璽聯鈐監造、宫某、鉨鍴、記容、陶攻某、其他六大類，分别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這對燕陶文研究的深化是有意義的。秦陶文的分類研究，以袁仲一、劉鈺《秦陶文新編》一書最爲詳盡。該書以秦陶文的出土地爲綱，同一出土地所收陶文按照不同的類别進行考證。綜觀該書，所收陶文資料不僅齊備，劃分的類别也十分详盡且科學，對各類陶文的研究更是深人淺出，堪稱秦陶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以來出版的戰國陶文著録書目，如上述《陶文圖録》《新出古陶文圖録》《齊陶文集成》等，在收録資料的同時，也按照陶文的内容分類編排資料，不僅體現了作者的研究精神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更便於研究者查找和利用，這也是戰國陶文研究整體水平已有顯著提升、研究更加精細化的表現。

三、戰國陶文的文字與形體研究

陳介祺不僅是鑒定和收藏陶文的第一人，也是研究陶文的第一人。陳氏曾著有《陶器造像化布雜器考釋》與《陶文釋叢》，惜未刊行。吴大澂著有《讀古陶文字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簠齋古陶文考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等，對陶文進行了系統研究，考釋出很多字形，其所著《説文古籀補》也收録了不少陶文資料。此外，丁佛言《説文古籀補補》，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黄賓虹《陶璽文字合證》等，都對陶文有一定的研究和貢獻。顧廷龍《古陶文孴録》1936年刊行，因限於當時條件，正编僅收録三百九十餘字，但很多釋讀現在看來仍是正確的，這在當時十分難得。此書還有一個特色，即“對所收各字，衹要原來不是以單獨一字的形式，而是二字以上相連出現的，‘即以全句録注，爲参稽字義之資’。因此此書不但彌補了古陶文没有專門的文字編這一缺陷，而且還爲有關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内容完整的新鲜資料，成爲他們必須認真研讀、参考的一部重要工具書兼資料書”^[37]。

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比較重要的陶文工具書還有金祥恒先生的《陶文編》^[38]，高明、葛英會先生的《古陶文字徵》^[39]，徐谷甫、王延林先生的《古陶字彙》^[40]，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字典》^[41]，高明、涂白奎先生的《古陶字録》^[42]，徐在國先生的《新出古陶文文字編》^[43]等。上述工具書都是對當時陶文釋字水平的一個總體反映，從中可以窺見陶文研究發展的歷程。

陶文文字考釋是戰國陶文研究的基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如曾憲通先生《説繇》^[44]，釋出了齊陶文中“繇”字，并指出在陶文中讀爲“陶”，此説已成定讞。吴振武先生《戰國“㐭（廩）”字考察》^[45]，對戰國文字中變幻無常的“㐭（廩）”字作了全面的考察，揭示出了“㐭（廩）”字演變的規律。楊澤生先生《燕國文字中的“無”字》^[46]《古陶文字零釋》^[47]等考釋出了燕陶文中的“無”、齊陶文中的“”等一批重要字形。徐在國先生《説“喜”兼論古陶文著録中的倒置》^[48]指出陶文著録中存在將拓片倒置或側置的現象，并據此糾正了以往因倒置而誤釋作“薊”的“喜”字。其説頗具啓發性，從中亦可看出，陶文釋讀需要嚴謹論證，稍有疏忽就會産生謬誤，進而影響以此爲論據所得結論的可靠性。在陶文考釋方面取得一定成績的還有周寶宏《古陶文形體研究》^[49]，施謝捷《古璽彙考》^[50]，張振謙《齊系文字研究》^[51]等，此不一一贅述。

在戰國陶文形體研究方面，比較重要的論著有湯餘惠先生《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52]，涉及陶文中筆畫和偏旁的省略、形體分合、字形訛變、輔助性筆畫等問題，總結出了陶文形體演變的一些特點和規律。何琳儀先生的《戰國文字通論》專設“戰國文字形體演變”一章，將戰國文字形體的演變分爲簡化、繁化、异化、同化四類，其中用了相當篇幅考察陶文的形體演變。孫合肥先生的《戰國文字形體研究》^[53]，則將戰國文字形體演變分爲簡化、繁化、替换、位移、旋轉、訛變、類化七大類，陶文是其主要考察對象之一。這些研究详盡地分析了戰國陶文形體上的异同，很好地促進了陶文整體的研究，同時，也對古文字的考釋、漢字發展史的梳理等具有重要意義。

四、戰國陶文的史料價值

戰國陶文的史料價值是戰國陶文研究的重點之一。陶文涉及戰國社會的多方面内容，如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下面分條闡述。

利用戰國陶文研究戰國地理，在這一方面首先作出具有典範性工作的是張政烺先生。張先生的《平陵㝵立事歲陶考證》^[54]一文，考定齊陶文“平陵陳㝵立事歲公”中的平陵爲齊魯封泥中的“東平陵”，地在今山東歷城縣境一帶。這一考證十分可信，然此文的重要性遠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該文模範性地展示了發掘陶文史料價值的方法，對後來學者的陶文研究産生了極大影響。新中國成立後，考古發掘出土的陶文數量劇增，其中很多地名陶文，由於有明確的出土地和豐富的文獻記載相對照，可以很直接地考定出其地望，比如遼寧錦州出土的“且慮都”陶文，表明戰國時期的且慮縣就在遼寧錦州一帶^[55]；河南鄭州登封縣告成鎮出土的“陽城倉器”陶文，證明戰國時期陽城在登封縣一帶^[56]。此類例子甚多，不煩贅舉。一些有明確出土地的地名陶文，文獻對其地望記载不详，但可以根據其出土地確定地望，如甘肅崇信縣曾出土14件“鹵市”陶文，“鹵”即鹵縣，其具體地望以往無考，由於秦時戳有“市”“亭”印記的陶器出土地距其生産和置用地不遠，據此可以判定秦漢時期的鹵縣就在甘肅崇信一帶^[57]；又如山東巨野曾出土有“安陽市”陶文，辛德勇認爲其與《史記·項羽本紀》楚懷王命宋義率兵救趙“行至安陽”的“安陽”是一地，此“安陽”就在“安陽市”陶文所出的巨野縣境内^[58]。又有一些出土地明確的地名陶文，可以糾正文默對同一地名地望記載的差誤，如齊國的東平舒，以往多認爲在今河北大城縣，但天津静海一帶出土的“豫（舒）”字陶文以及大量城址遺迹表明，静海一帶纔是東平舒之所在^[59]。又如秦漢的中陽縣，文獻大都記其在黄河以東的今山西省柳林縣與中陽縣之間，而陕西神木市欄杆堡戰漢遺址出土的“中陽”陶文表明，秦漢中陽實則位於黄河以西的今陕西神木市一帶^[60]。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據我們統計，戰國陶文中可考的縣級地名總量在150個左右。陶文對戰國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討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是陶文所反映的官制，這一方面的研究，如朱德熙先生《釋桁》^[61]將齊璽印與陶文中的“桁”讀爲“衡”，指出“桁”爲掌管山林的職官。李學勤《燕齊陶文叢論》^[62]考察了燕國的製陶官署，認爲左右陶尹是主管製陶的機構，其所轄人員有倕、敀、工三級。何琳儀、馮勝君則認爲燕陶文中的陶尹是管理陶工的職官^[63]。通過以上討論，學界對燕陶文“陶尹”的認識更加深入，目前來看，陶尹爲職官的意見更合理一些。此外，如袁仲一、劉鈺《秦陶文新編》結合文獻對秦陶文中出現的職官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證，多有創獲。程燕也搜集、彙编了衆多陶文職官資料，便於讀者使用^[64]。其次，是利用陶文研究先秦時期縣級以下的地方管理制度，在這方面的討論大都集中在齊陶文上。齊陶文中經常出現一個表示行政或居民組織單位的“”字，學界目前有釋“䙴”“鄙”“廛”“鄉”“州”“巷”“聚”等多種意見^[65]。雖然此字究竞爲何字尚待研究，但它和隸屬於它的“里”反映了齊國基層的組織狀况則是毫無疑問的。魯西奇結合文獻對這類齊陶文進行了詳細考察，認爲陶文所反映的戰國時期的齊國城鄉控制體系，是在臨淄城中實行“閭—里”制，在鄉村地區則實行“卒—鄉—里”制^[66]，這是有益的探索。最後，從陶文中還可以窺見當時的政策，如秦始皇陵所出陶文上的地名遍及秦關内及關東地區，可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麗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的記載信而有據。又如秦封宗邑瓦書反映出的秦國封宗邑的程序與封之制度等^[67]。

戰國陶文包含大量的經濟史料，反映出戰國時代經濟發展的諸方面。首先是通過陶文可以探討戰國時期官、私手工業的特點和生産模式。如齊國官營手工業機構掌管量器製造，一般都有陳氏臨視政事的貴族進行監造，陶工來自近郊邑里；私營手工業生産規模較小，主要産品是生活用器^[68]。又如燕國的官營製陶業，從陶文可知分爲左右陶尹系統，其下領屬的製陶工匠具體負責陶器生産。其次，陶文對戰國時期的量制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如齊量器陶文中有升、豆、區、釜容量單位，更可貴的是，這些陶文所在的陶量有部分保存完整，可以通過實物測出其容量，這樣升、豆、區、釜的容量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來，這對探討一直以來存在争議的齊國量制問題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69]；又如燕國的量制單位和進制，文獻未載，但通過青銅和陶量器的測量以及對其銘文的考察，可以得到燕國的量制單位“觳”“”^[70]等，并可估算出其量值和其間的進制^[71]。再者，陶文可以反映戰國時期商業的發展狀况。戰國陶文中存在着大量有關“市”的資料，其中有很多市官印的印文，表明戰國時期經濟高度繁榮，市官主管市場秩序，且官市還兼營手工業，如齊陶文“即墨之其市工”等等^[72]。最後，藉助陶文還可探討戰國時期國家對地方經濟的管控力度。比如，齊官量陶文見於齊國四境，其監造者皆爲陳氏貴族，説明很可能是由國家統一規劃、製造，燕國量器大都於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也應該是這一現象的反映，這説明國家經濟權利是高度集中且統一的。

戰國陶文在文化研究上的價值，比如陶文中有大量的姓氏人名，可爲研究當時的姓氏提供絶好的一手資料。陶器爲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相較於青銅器和竹簡文字，陶文似更能接近當時流行的書體，也更能反映當時人們的文化水平。陶文中還有一些吉語、箴言，如“中正”“千万”等^[73]，體現了當時社會的思想風氣和人們的價值取嚮，值得深入探討。另外，齊國陶文中，有少數兩字陶文不是由一印抑壓而成，而是由一字一印戳印而成，這種現象或許表明，當時的陶工已會按照需要組合不同的單字璽印，在陶器燒製之前衹需挑選合適的璽印分别戳打在陶坯上即可。若然，這些單字璽印就類似後世的活字了，這對科技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紀年問題

齊國官營手工業製造的陶量大都以“立事歲”爲紀年方式，這種方式不見於其他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資料，頗具特色。目前學界關於“立事歲”的理解還有争議^[74]，相關問題還可以進一步討論。河南鄭韓故城所出韓國陶文中有一類鈐有“十一年以來”“亳”二印的陶文，有學者認爲這種陶文代表的是晋悼公十一年的鄭地亳城之盟一事^[75]，但是中國文字博物館又藏有“廿一年以來”“印”二字陶文，這是上述看法不好解釋的。我們認爲，這類陶文的“十一年以來”“廿一年以來”大概就是一種紀年方法，至於屬於哪位韓王的紀年，還有待詳細考證。燕國“三印連鈐”式的陶文紀年，就目前材料來看最早的是十六年，最晚的是二十九年，燕國戰國中晚期在位超過二十七年的衹有燕昭王和燕王喜^[76]，這對陶文時代的確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結語

近150年來戰國陶文研究的要點如上所述。總體而言，戰國陶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極大地促進了相關學科的發展。更爲可貴的是，這一領域不斷有新材料涌現，這對解决舊問題，推動陶文研究深人發展有着重要意義。當然，戰國陶文研究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私人藏品一般學者很難見到，因而增加了資料搜集的難度；有些疑難字還存在争議，尚待解决；偏重陶文的研究，而忽略器形以及器形與文字之間關係的研究；研究成果比較零散，缺乏一部總結性質的論著。以上數端，既是問題，也是當下戰國陶文研究的主要方嚮。相信在如今這種資料愈來愈豐富、研究條件大幅改善的情况下，戰國陶文研究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注釋

 * 本文是“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資助項目“古文字人工智能識别系統的建設”（項目號：G3829）、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整理與研究”（編號：16ZDA201）的階段性成果。

[1] 李學勤：《山東陶文的發現和著録》，載《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 高明：《古陶文彙编·序》，中華書局，1990年。

[3] 孫敬明：《齊都陶文叢考》，載《考古發現與齊史類徵》，齊魯書社，2006年。

[4]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等：《新泰出土田齊陶文》，文物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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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牛濟普：《鄭州、荥陽兩地新出戰國陶文介紹》，載《中原文物》，1981年1期。

[8] 蔡全法：《近年來新鄭“鄭韓故城”出土陶文簡釋》，載《中原文物》，1986年1期。

[9] 高明：《古陶文彙编》，中華書局，1990年。

[10] 王恩田：《陶文圖録》，齊魯書社，2006年。

[11] 李學勤：《古陶文彙編·序》。

[12] 裘錫圭：《陶文圖録·序二》。

[13] 徐在國：《新出古陶文圖録》，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年。

[14] 吕金成：《夕惕藏陶》，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年。

[15] 吕金成：《夕惕藏陶續編》，中西書局，2016年。

[16] 唐存才：《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

[17] 袁仲一、劉鈺：《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成穎春：《齊陶文集成》，齊魯書社，2019年。

[19] 孫敬明：《齊陶文分期芻議》，載《古文字研究》19輯，1992年。

[20] 王立新：《關於鄭州出土“毫”字陶文的一點看法》，載《江漢考古》，2021年6期。

[21] 王恩田：《齊國陶文地名考》，載《考古與文物》，1996年4期。

[22]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3] 衛斯：《我國古代冰鎮低温貯藏技術方面的重大發現——秦都雍城凌陰遣址與鄭韓故城“地下室”簡介》，載《農業考古》，1986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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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印學研究（第十八輯）：紀念陳介祺發現陶文150周年》，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