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国内关于1962年战争的主要认知

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国内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认知历经演变与角力，形成三大鲜明派别。其中主张“中国责任”的激进派长期占据主流，倡导“战争反思”的修正派和承认“战略误判”的多元派，为中印关系缓和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一）激进派主张“中国责任论”

1962年边界战争后，印度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述其领土主张的合法性上，进而推导出“中国战争责任论”的线性结论。尼赫鲁政府为回应民众质疑、回避战争责任，通过歪曲和隐瞒历史向民众与国际社会宣扬“中国背叛”的错误认知。印度学界与政府立场一致，战后相关论著多将战争责任归为中国。英迪拉?甘地继任后延续此观点，印度国防部也为其领土主张辩护。政军学三界背书叠加媒体炒作，让“中国责任论”在印度根深蒂固。

（二）修正派主张“战争反思论”

随着中印边界问题相关人员回忆录的出版，以及英国统治时期档案的整理利用，部分印度研究者开始从历史渊源出发客观分析中印边界争端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印度应对1962年战争承担责任，拉开了印度学界反思这场战争的帷幕。其中，印度学者古普塔通过深入考证相关英国档案文献，直指印度外交部歪曲历史、压制事实，是中印边境问题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对边界问题的认知调整更为明显，成为中印关系改善的重要契机。这一时期，印裔学者萨杜客观发声，“印度对1962年战争并非毫无责任，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加剧了中印关系的恶化”。尼赫鲁大学教授苏吉特?曼辛格则进一步提出应走出边界战争的阴霾，主张中印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与战争初期印度单一的“中方侵略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多元派主张“战略误判论”

进入21世纪，印度学界对边界争端展开新一轮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认知。在政界，人民党前主席斯瓦密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向民众隐瞒了“麦克马洪线”无合法效力的事实，其欺骗性的政策导致了战争爆发与印度惨败。在学界，中国问题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基尚·拉纳提出“战略误判论”，认为战争源于一系列复杂的行动与误解。德里大学教授马诺兰詹?莫汉蒂等人结合冷战背景，指出中国并无开战意愿。前外交官兰吉特·辛格也证实了是印度率先向前推进哨所，导致两军对峙。尽管国内讨论仍有情绪化倾向，但多元观点推动了印度精英阶层的理性反思。

二、战争认知对莫迪政府处理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影响

2019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独自赢得过半席位，标志着印度事务进入以印度教特性为中心的新阶段。印度对中印边界战争的叙事为其国内在有关边界问题上的认知形成提供了历史底色，其中莫迪政府对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决策就深受国内的战争认知影响。

（一）莫迪政府时期的“右翼化”叙事

在印度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升温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态度趋硬，通过强调领土主权、将边境动态与领土威胁挂钩，放大边境摩擦效应，使得国内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出现明显“右翼化”趋势。洞朗对峙后，印度各界纷纷抛出强硬观点，或将战争失利归为对中国威胁评估不足，或将其定义为“耻辱性失败”，甚至错误解读战争爆发原因。这些观点叠加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的舆论，加速了中印关系下滑。印度学界也再度掀起回顾战争的研究浪潮，并认为1962年战争开启了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长期变化，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

（二）莫迪政府关于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决策分析

边界战争认知不断深化莫迪政府对华边界政策强势激进的底色。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根源是印度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莫迪也曾承认中方未进入印领土、未占领印哨所，证实冲突责任在印方。但冲突后印度国内舆论哗然，“中国责任论”再度抬头。莫迪政府被舆论裹挟，外长苏杰生在公众场合抛出“中印边境冲突的责任完全在于中国”的论调。反对党、民族主义者施压要求强势回应，战略界则推动印美结盟。尽管中印双方实现部分部队回撤并建立临时缓冲区，但印方不断抬高谈判要价，持续在边境增兵，还通过授勋、葬礼等方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上渲染“受害者”形象，凸显其仍被1962年战争的错误认知束缚。

三、战争认知与印度对华边界政策的走向

多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对华评价整体上趋于负面，加之莫迪政府近十年的“右翼化”叙事渲染“中国威胁论”，奠定了莫迪政府对华边界政策升级并外延至其他领域、联动多项战略目标的认知基础。印度国内推行歪曲边界战争历史的新叙事，配合印度人民党政治议程而操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些行为深刻改变了印度国内政治，同时在国际层面产生多重影响，正在逐步桎梏印度的对华关系与外交战略。

（一）固化认知持续炒作边界议题

1962年战争的惨败被印度视为迈向大国的阻碍，国内充斥怨忿情绪，因缺乏对战争的公正评价，印度数代人对中国存在误解。印度政府长期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通过错误历史教育和英雄化宣传，深化国民对边界问题的抵触心理。近年来伴随边境对峙频发，印度国内相关论著、时评井喷，电影界还拍摄涉边冲突影片煽动民族主义，为“前进政策”造势，莫迪政府则借此获取民意支持。同时，印度利用英语优势在西方发表研究成果，制造利己国际舆论，争夺边界问题的国际话语权。

（二）推行“进攻性防御”政策

随着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印度为“边境进攻性防御”提供了物质支撑。在战争认知影响下，历届政府不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蚕食。印藏边境警察部队启动“前沿部署计划”，将前沿哨所增至200余个，并时常制造摩擦破坏中方设施。莫迪政府还加强边防数字化建设，拟部署远程监视和无人机系统提升态势感知。同时，印方鼓励边民越境活动，宣布加码“活力边村计划”（VVP），投入巨额资金重建边境村庄，以突显哨所“前推”态势。上述举措都将导致中印边境长期处于低烈度紧张局势中。

（三）借势美方联合施压中国

印度将1962年战争的错误认知作为国际舆论切入点，无端将历次边境对峙的责任均归咎中方，为其强硬举动披上“合理”外衣，也为美西方国家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提供了借口。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美国公然偏袒印度，为其提供情报和军事支持，美、日、澳等国借机拉拢印度、遏制中国。印度则积极迎合，与美国在边境附近开展联合军演，渲染1962年战争的“悲情”，向美国凸显自身战略价值，甚至允许外国军官进入争议热点地区。近年来，印度持续在边境增兵，从多国购置先进武器部署边境，其利用域外势力增加对华博弈筹码的行为，值得高度关注。

结语

莫迪开启第三任期后，印度对华边界政策将维持“强硬姿态”与“稳控风险”并行的取向。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两国领导人也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迎来了暌违五年的首次会晤。军队在边界西段脱离接触与建立互信机制是双方在双边关系回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但中印边界问题中的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两国关系将在曲折中前进。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下，印度国内仍有理性学者客观看待1962年战争。曾任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的阿夫塔?辛格?巴辛即是代表，他指出“印度在过去边界战争中采取的立场并不理性”。巴辛的系列研究否定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西段的过度领土主张、为中印战争的爆发进行溯本求源，这类相对客观的声音让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是非曲直以及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仍抱有谨慎的希望。

万佳，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