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战略需要决定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中安全优先,形成了配合“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学科体系,备战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后,国家战略中发展优先,适应外向型经济模式需要的经济、管理、外语、电子计算机和衍生技术专业得到发展和扩张,“开放发展稳定”导向的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新时代中国处在由大向强的历史新方位,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学科体系既要聚焦“新四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又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下好高等教育应对大国竞争时代安全威胁和风险的“先手棋”,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牵引下,新一轮学科调整聚焦“四个面向”,突出“四新”建设,加强交叉、新兴和基础学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迎来发展机遇。作为自上而下设立的学科,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系统学科布局,其进一步高质量发展需要理顺领导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支持引导,补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的学科制度,尽快形成比较成熟的知识思想传统和国家安全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统筹发展和安全/ 国家安全学/ 学科与专业/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平台首席专家;王月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25年第11期 第72-86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国家安全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号:2024A004)的研究成果,并受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基金“国家安全学建设专项”支持。
中国的国家战略随时代主题变化而调整,国家战略变迁推动着学科制度的转型。学科制度是学科的规范体系和物质体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深层的学科理念,二是学科的规范体系,三是学科的物质体现。①国家战略指引是学科制度的深层理念导向和根本依据。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第三世界的中国应专注发展,坚持和平政策。②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新中国的国家战略在改革开放前“更重视安全”,在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更重视发展”。这一转变可以归结为由“安全优先”的国家战略调整为“发展优先”的国家战略,学科体系应时而变,也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的变迁。
进入新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大国竞争时代的地缘冲突频繁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引发诸多领域重大风险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南方”反抗依附、追求自主发展的秩序诉求愈发强烈,党中央因而提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揭示国家战略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时代中国的管总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③。在此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对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的新需求逐渐明确,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科专业体系调整④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新中国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引领学科制度建设的演进过程,为当下的学科调整提供历史参照;其次,阐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时代意义、对学科体系的新需求,以及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学科迎来的发展机遇;最后,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学建设的多层次系统布局,以及在此基础上未来学科制度建设的可行路径。
一、“安全优先”和“发展优先”战略下的学科体系
在“安全优先”的国家战略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形成了“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的学科体系,带有浓重的“舶来”色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战略变为“发展优先”,学科体系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而调整,逐步建成了“开放发展稳定”导向的学科体系。
(一)“安全优先”战略下“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的学科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将时代主题判断为“战争与革命”,在国家战略上突出“安全优先”。换言之,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和国家把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保卫革命成果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任务。相应地,国防和军事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在更加重视安全的“安全优先”的国家战略下,高等教育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备战”色彩浓厚。
“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学科体系的设置和形成,源于国家战略导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在“一边倒”向社会主义苏联阵营和施行计划经济的战略下,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提出“全盘苏化”的口号,采取“全国一盘棋”,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整体计划。受苏联学科体系的影响,新中国最初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中优先工科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关专业得到大发展。另一方面,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亟需工业建设人才;朝鲜战争暴露出我国国防工业基础薄弱、军事工程学院和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也需要中央进行统一部署解决。按照工科院校当时的招生规模,整个“一五”期间也只能提供4万~5万毕业生,不足当时需求的25%。⑤鉴于此,党中央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⑥。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对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原有工科大学进行接管改造,并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在其中按照兵种和兵器装备设置了5个系和23个专业。⑦此外,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等一批具有鲜明工业专业特色的工科院校逐渐建立⑧,初步形成了较为齐全的高等工程教育和专业体系。1954年,《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出台,按照工业、建筑、运输等11个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学科分类,工科占所有专业的55.3%,而文科、财经、政法类专业则被大幅削减。⑨
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学科体系建设初期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根据“掌握重点,照顾其他、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学科设置作出全面规划。周恩来总理在“二五”计划建议报告中指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培养工业技术和科学研究人才⑩,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工业建设服务。1956-1957年,高等教育部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规模和地域调整,提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11),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与工业基地相结合,并且要控制学校规模。这一举措同样是出于安全考量,一是避免高等工业学校因布局在沿海地区而受到战争威胁,二是一旦受到打击,学校规模小造成的损失不大,且易于重建。在此政策指引下,学科和专业的地域布局被重构,大批沿海地区高校迁往西部和内地,大型的工业院校被拆分和重组,最具代表性的是交通大学的一部分由上海西迁至西安——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
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重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办教育(12),专业设置中重视重工业和国防建设相关专业的方向得到了坚持。根据这一精神,1963年,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学科目录——《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按照学科和行业结合的方式进行分类,归并和规范了一些应用面过窄的专业,增加了一些国家建设需要且有条件设置的新专业。到1965年,全国高校共设601种专业,工科占52.4%,文科比例有所上升(见表1)。(13)总体而言,此版高校学科目录基本满足了“安全优先”国家战略下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军事装备、核工业、三线国防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人才需要,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的学科体系正式形成。
(二)“发展优先”战略下“开放发展稳定”导向的学科体系
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将时代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14),国家战略中发展优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据此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战略方针,实现了党和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发展优先”的国家战略下,这一时期的学科体系调整围绕着“开放、发展、稳定”三大需求展开。
改革开放初期,“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的学科体系为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调整,学科体系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被提上日程。1978年,教育部在“高校六十条”的基础之上进行修订,出台《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恢复了此前按国家需要科学设置专业的原则。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率先实行“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学科专业结构。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经济、管理类学科专业开始进入恢复发展期。1985年,党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会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基本方针,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世纪末,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科类齐全,层次、比例合理”的学科体系。具体来说,《决定》要求“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加快财经、政法、管理等类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扶持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15)。据统计,1980年高校经济、管理(财经)类专业的招生比重为4.3%,而到1986年时,这一比重已经提高至10.2%。(16)在政策方针和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教育部对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于1987年颁布实施修订版本科目录,推进专业名称的科学和规范化,使得高校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得以恢复和增设。
党的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对于经济、管理和涉外人才的需要快速增长,推动着学科体系变迁,经济类、管理类、外语类专业迎来了发展繁荣期。1990-1993年,国家教委推动实施研究生和本科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实现了两个目录11个学科门类划分的统一。1993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7),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教学、科研岗位所需人才的同时,还要大力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性人才。在此政策引导下,1994-1998年,会计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经济学类专业,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经济信息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等管理类专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类专业,以及研究调整规范经济关系的经济法专业布点数量大幅增加,最大增幅达到130%。(18)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经济学和管理学进入高速扩张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21世纪前夕,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总体规模明显跟不上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步调。(19)在此背景下,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99年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正式宣布高等学校开始扩招,当年的招生规模同比增加44%。(20)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到2002年,我国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高等教育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受到仪器设备等硬件的限制,理、工、医等学科的办学难以迅速扩展,而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专业办学成本低、人才长成快、适应社会需要,成为高校扩招的首选,布点数量和学生规模在十年间持续增加。(21)(见表2)
除了“开放、发展”需求下的学科增长外,保证经济发展中“稳定”的需要逐渐凸显,推动着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立。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曾多次阐述“稳定压倒一切”,江泽民则强调把“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这一基本经验的关键节点。(22)学科体系适应“稳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现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对外,为了研究现代战争新特征、新规律和新技术,培养军事科学和教育训练的高层次人才,国务院在1985年批准设置了军事学学科门类。对内,为了适应公安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21世纪以来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教育部于2011年批准在法学和工学门类下分别设置公安学和公安技术一级学科,系统研究公安警务活动及其规律,推动公安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手段和队伍建设理论创新(23),培养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24)的专业公安人才。公安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体现了学科布局建设开始回归安全的战略需求,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相关专业和人才的缺口。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需求与学科体系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中国处在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25),面临着内外发展和安全环境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将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学科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充分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时代意义
从唯物史观出发,时代是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主题则是一段时期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从先前的“发展优先”阶段过渡到“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新阶段。在新的时代,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严峻挑战。
环顾全球,一方面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新兴技术和产业密集涌现、加速迭代,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新的特点。另一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多年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安全局势变乱交织。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世界各国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社会分裂加深、民粹主义思潮上升,政治极化现象突出。而极左或极右翼政府上台后转移国内矛盾,采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安全治理带来极大破坏,并导致地缘军事冲突再起、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军备竞赛重回世界舞台。此外,南北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南北博弈”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的主要矛盾。广大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西方绝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局面,“全球南方”正以集体性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要求改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并在全球政治经济规则制定中拥有话语权。
对中国而言,“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6)。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我国发展正处在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显著提高,经济总量攀升至世界第二,各产业生产能力在多方面位列世界前列,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7),“发展优先”所忽略的各领域、多层次风险逐渐显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发展动力不足、收入分配矛盾、城乡区域差距等多重结构性压力和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关系全局、具有历史性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体系性霸权国对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打压限制日益加剧。一句话,新时代新征程上不确定、难预料的长期重大安全风险不断增多,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日益增加。
面对这样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党中央将“发展优先”的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视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过程中妥善应对“风险综合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发展环境做了重新评估,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28),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29)。在重大风险逐渐显现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管总地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0)。“十四五”规划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目标。建党百年历史决议中明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新时代全党必须坚持的战略思想。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思想写入党章总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内容摆布上以“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突出特点(31),使“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贯穿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管总战略。
2025年5月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32),需要推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就内涵而言,“统筹发展和安全”意味着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的关系,要求秉持系统观念,把经济社会发展同国家安全一起谋划部署、同步推进。(33)就布局而言,“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开放环境下经济发展和科技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同时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对内的社会安全稳固坚韧、公共安全治理有效,对外的大国博弈主动有为、海外利益保护得当。(34)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学科体系的新需求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贯彻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基础在于培养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层次、高质量人才。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0年后的2023年,中央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方位再次锚定了指导思想,指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35)。
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对学科体系调整的牵引作用核心在于“统筹”,体现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学科专业呈现出“一体两面”特性,即兼具发展和安全两个面向。一方面,集中设置和重点发展的学科专业要满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契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兴科技和产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专业同样具有安全属性,用以预防未来体系性大国遏制我国崛起而可能采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位的威胁和打压,消除走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随时可能涌现的系统性安全风险,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因此,新时代国家战略的变化对学科体系提出了加强交叉、新兴和基础学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突出“四新”建设两大新需求。
第一,发展和安全的新特点需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布局新兴前沿学科,夯实基础学科,以问题为导向回应重大战略需求,进而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果多产生于交叉领域,“风险综合体”呈现出的安全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联动性。发展和安全的这两个现实新特点需要学科自身发展改变以往纵向延伸的做法,开始横向学科交叉,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强化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与现有学科不同的,不能为现有任何一个学科替代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36),即交叉学科,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要“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37)。201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也是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要求:“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38)。2022年,党的二十大更明确地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39)作为学科体系调整的指导思想。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学科体系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出新要求:“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40)2024年9月,第六次全国教育大会再次强调了加强基础、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要求在方法论上“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41)。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新时代新征程上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适合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四新”建设既是适应发展新趋势的学科方向创新和范式变革,同时也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应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重大威胁、系统性风险和挑战的前瞻性战略部署,为各领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智力支持。
2019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深化高校专业供给侧改革,“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42)。这一《意见》在之后的几年不断深化,在2023年形成由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系统地提出“四新”建设的总体方案、预计目标和具体路径。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要求深化四新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理工结合、工工贯通、医工融合、农工交叉”。《纲要》同时要求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此外,《纲要》还提出“加强宪法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43),全面提升教育领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三)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迎来发展机遇
新时代学科和专业体系追求质的突破,基础在于量的积累。2012-2022年的十年中,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22年高等教育学校共有3013所,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十年增加1100余万人。(44)到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45)从学科门类的在学规模来看,十年间教育学翻了一番,医学、农学、工学增长近三分之二,人文社科类的法学、历史学、艺术学有近五成增长,而在“发展优先”阶段大热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增长速度放缓,仅有两到三成增长,以外语类、新闻传播类专业为主要增长点的文学门类在学规模缩小了四分之一。(见表3)
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战略目标对学科专业的需求,引领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走向“提质升级”,集中力量培养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新时代人才。新一轮学科调整聚焦发展和安全两大战略需求,设置了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门类,“四新”专业成为目录中新增专业的主力,一些在“发展优先”战略下快速扩张的热门专业被裁撤或转型,走上了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同时,自公安学一级学科设立后,学科专业体系对安全战略需求回归的势头强劲,新一轮学科调整中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专业迎来发展机遇。
第一,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为引领,新一轮学科体系调整设置了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智能+传统工科”成为典型的新工科专业建设模式并发展迅速。新医科建设聚焦于人民群众对健康要求的提高,以及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对康养产业的大量需求。新农科服务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等农林教育加速升级转换。新文科建设意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三大体系”,金融科技、数字经济、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布点增长迅速,“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成为组织科研的新模式。
第二,“推陈方可出新”,新一轮学科体系改革大力优化调整学科布点,淘汰一批不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从2014-2023年的十年整体数据来看,两种类型的专业被大量撤并:一是适应“发展优先”战略和“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需要而增长的专业被削减,如与生产和出口产品相关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拓展市场相关的市场营销、广告学专业,以及企业管理和公共关系经营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电子计算机及其衍生技术专业面临消退,如管理学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理学的信息与计算科学、工学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均排名十年内撤销布点数量的前十。(46)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交叉学科门类,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成为新的增长点。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列为法定要求后(47),“大安全”类学科加快发展和扩张。教育部积极回应国家安全法的要求,2018年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正式设立交叉学科门类,两个一级学科直指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而设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国家安全法中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规划,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能力担当的国家安全人才而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48)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交叉学科设置必须建立在“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迫切需求,并具有稳定的需求发展趋势”(49)的基础上。在此政策指引下,2022年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符合新兴科技发展需求的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针对文化安全、数据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的文物、密码和区域国别学设置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自此,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和专业体系建设走上了制度化的快车道。国家安全相关研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牵引下进入加速期,统合涉及国家安全的原有不同学科和领域,转向以从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研究国家安全,积极进行学科交叉,并以交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为统领,形成系统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举例而言,为维护数据和网络安全设置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为破局科技安全难题设置的“集成电路科技与工程”一级学科,为服务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化研究设置的“遥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为维护粮食安全设置的“生物育种科学”一级学科,为维护政权安全、应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而设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和“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为“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服务、进行海外利益保护研究设置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等等,都属于“大安全”类学科范畴。
2025年8月,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进一步规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统筹领导体制,突出国家战略对学科调整的指引作用,为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建设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支撑。该方案指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要聚焦“四个面向”,建立健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该方案还提出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组,差异化推进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学科专业布局建设。(50)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属于战略类学科,其布局建设要始终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部署,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对知识和人才的需要。
三、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布局和制度建设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引下,国家安全学自设立以来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安全领域布局、学科学历层次布局和地域范围布局的“三位一体”系统布局。从学科制度建设来看,国家安全学的划分与设置、课程标准和专业期刊制度已具备雏形,而内在的学术研究规范和学科评价奖惩制度,外在的学科培养、学会组织和基金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学系统学科布局
中国国家安全学聚焦由大向强阶段社会主义大国的特殊安全问题,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全局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核心在于“大安全”理念的认识论和系统思维、科学统筹的方法论,强调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的各方面、全过程,形成汇集党政军民学各战线各方面各层次的强大合力。(51)国家安全学是合力中“学”的力量贡献,是知识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两翼中国家安全部分的规范和物质体现。自2020年设立学科以来,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快速发展,已有21所高校设立博士点(52),在建设和布局中灵活运用“大安全”的总体安全认识论和系统科学统筹方法论,初步形成国家安全领域、学科学历层次和地域范围“三位一体”的系统学科布局。
第一,国家安全学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建设,以问题为导向对接具体国家安全领域需要,形成“五大要素+重点领域”的系统学科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国家安全学建设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同样接受党中央的统一调配和领导。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53)为引领,国家安全学突出服务于维护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安全领域,并将人民安全宗旨作为价值引领贯穿始终。与此配合,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郑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有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专长于特定重点安全领域研究的高等院校和国家高端智库。这些国家安全学学科点建设单位,结合自身既有优势和特色来确定侧重的国家安全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从而使人才培养更加贴合国家安全实践的专业和素质需求。
第二,国家安全学现有四个二级学科,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层次,初步形成了“四个二级学科+本硕博”的学科学历层次布局。国家安全学是以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也是现有的交叉学科门类中唯一文理交叉,可授法学、管理学、工学、军事学四类学位的一级学科。从学科层次来看,国家安全学目前共有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四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下又包含若干研究方向。(54)从学历层次来看,国家安全学有着本硕博三个学历层次的学位授予,硕士、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建设单位以综合性大学为主,本科层次的建设单位仅集中在个别政法类院校。(55)
第三,国家安全学学科点建设不仅重视横向的安全领域统筹、纵向的学科学历层次统筹,还重视地域范围的统筹,因地制宜地融合区域安全战略,初步形成“东西南北中”的地域布局。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承担着政治与经济中心的职能,国家安全学科点布局融合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战略,布点集中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西部地区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在地理上的交汇,担负着维护边疆地区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战略任务,国家安全学学科布点突出服务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重点安全领域和议题。中部地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融合中部崛起区域战略,聚焦于粮食、能源、网络等安全战略。东北地区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融合东北振兴地区战略,立足东北亚地缘区域,重视国防、粮食、能源、生态和产业安全,以及东北亚区域安全研究。(56)此外,华南地区经济总量大,背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安全学布点注重经济、金融、海外利益等安全领域。
(二)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制度建设路径
学术界对于学科制度内涵的界定大致包含着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精神和理念,即“学科的制度精神”(57),包括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课程标准、学术研究规范、学科评价奖惩制度等(58),形成一种固定的知识和思想传统。二是外在物质与规范,即“学科不单是纯粹的知识层面的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59),包含学科培养制度、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专业期刊制度、学科基金制度等(60),形成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内在的知识范畴和外在的社会权力共同构成了学科制度这一“知识和权力复合体”,因而在这两个层面的动态“制度化”是一个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家安全学在学科内在和外在制度建设上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在具体制度上强调“突出优势,办出特色”。就内在观念规范范式的建构而言,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已经规范为四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专业方向根据建设高校的专长而具体设置;课程标准制度要符合硕士、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坚持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课程体系,根据具体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需求而确定具体课程。(61)就外在的社会运作范式的构建来看,国家安全学的年度学术共同体会议制度已经初步建成,《国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论坛》等聚焦国家安全理论和具体问题的专业学术期刊不断建立和发展。
作为自上而下设立建设的学科,国家安全学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理顺和明确领导责任,加强统筹规划、任务分配,协调和支持内外学科制度的建设,做实做深二级学科及专业方向,使学科建设始终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具体来说,应从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规范制度、评价奖惩制度、学科培养制度、学会组织和基金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多层次协同发力。
第一,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是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学科发展的内核与支撑。只有形成了固定的理论范式,才能保证学科长期发展和补充更新。国家安全理论建设不能流于表面,要把稳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方向,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使国家安全学向更加学理化、学术化的方向前进。理论和学科规范的传播和规训有赖于高质量的教材和研究成果作为载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主持编写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工程系列丛书”的陆续出版是一个起点。在未来要出版一批权威的、有学术内涵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形成行业内高水平学术探讨的氛围,为修习国家安全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套客观的研究标准。
第二,完善学科的评价奖惩制度,推进国家安全学学术活动的进一步专业化。国家安全学的教学和科研团队是学科制度建设的主要组织依托,但随着各高校国家安全学科科研和教学活动的逐步开展,学科的评价机制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安全学相关学术成果、学科人才的认证存在着模糊性。交叉学科门类的研究者绝大部分来源于不同的传统学科,现有的国家安全教学和科研组织也多为校级统筹平台,研究人员则来自各个院系。国家安全学的评价奖惩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索科学、完善的双聘机制和评价机制,在职称评定和成果认定时要注重是否贴近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要,鼓励思维活跃的相关领域青年学者积极参与进国家安全的议题研究中,产出真正聚焦国家安全、回应时代关切的优秀成果。
第三,创新学科培养制度,增强实践、实用和实效导向,重视学科建设的人才长期化发展、培养和输出路径。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具有高度的问题导向、跨学科合作和知识整合的特性,这要求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要鼓励专业学生和青年学者进行跨学科、广交叉的学术探索,培育国家安全系统、战略思维。面对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各个学科惯用原有知识体系进行分析,协同合作也存在着现实困难。因此,在培养制度建设中既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理解维护国家安全所进行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也要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找准研究和培养的着力点和定位,形成一部分固定教职,提升科研和学科的系统性与组织化程度,解决学科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人才培养,国家安全学的使命在于回应国家的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战略思维、政治意识、能力担当的国家安全人才。出口的多元化能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此学科进行学习,应链接好社会需求,使国家安全学尽快进入到有需要的各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招录专业目录,形成充分的国家安全学人才市场。
第四,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会组织制度和基金制度建设。学会组织作为全国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群众学术团体,对于促进学科专业人员交流,推动学科培养制度、学术研究规范和评价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作为文理交叉的学科,建立国家安全学学会制度对于学科制度化进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正效应,有助于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把准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国家战略要求展开工作,同时有利于学科交叉和互动,加强不同传统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学术职业者更新知识,开拓研究视野。此外,基金制度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基金制度是由国家或社会力量出资设置,通过自主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机制,是学术创新的核心支撑机制,其竞争性资助模式显著提升了科研资源分配效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然而在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基金制度中,尚未有统一设置的国家安全类别基金,现实的战略需求与基金制度的空白形成了矛盾。因此,应在各级基金制度中设置国家安全专门类别,聚焦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避免基金制度限制学科发展、影响“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国家战略落地。
四、结语
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是大学设置学科和专业的根本依据。只有将视野上升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宏观战略高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安全学如何应时而生,推动学科建设走深走实。在“安全优先”的国家战略影响下,改革开放之前的学科和专业体系“苏式”特征明显,适应了当时国防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于重工业、军事技术人才的需要。在“发展优先”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改革开放后的学科和专业体系适应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计算机技术的大发展,经济类、管理类学科,电子计算机及其衍生技术专业成为“显学”。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中国处在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国家战略转变以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牵引下,新时代的学科体系调整有着两大重要转变:一是重视交叉、新兴和基础学科建设,二是重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建设。这些转变是由“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驱动的,这一目标同样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引领学科体系调整的底层逻辑。在此背景下,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迎来了发展机遇。经过几年自上而下地集中建设,国家安全学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学科布局,在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理顺领导责任,强化学科内在和外在的制度建设,并根据国家安全实践和形势的变化持续调整着力方向,为妥善应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新形势、新挑战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注释:
①郑杭生:《当前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问题》,载方文等:《学科制度建设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②赵宝煦:《革命与发展: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的比较》,载王浦劬、李涛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理论研讨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4页。
④邬大光:《专业调整到了不得不“变”的拐点》,《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32期。
⑤刘茗、王鑫:《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辽宁教育研究》2003年第11期。
⑥《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9页。
⑦滕叙兖:《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⑧雷庆、赵雨晴:《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的形成——工科院校的改造、创建和调整(下)》,《科教发展研究》2024年第1期。
⑨1947年,工科学生仅占17.8%,财经政法类学生则占46%,其中政法类占24.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⑩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3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4-25页。
(13)郑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7页。
(14)宫力主编:《当代中国外交》,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页。
(1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2页。
(16)纪宝成:《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周报》1987年3月29日。
(17)《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江流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事典》,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8页。
(18)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综合改革处:《1993/1994年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中国高等教育》1995年第1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综合改革处:《1996/1997年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中国高等教育》1997年第5期。
(19)郭锋:《关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20)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21)《经济学30年:伴随改革开放不断升温》,《科学时报》2008年10月28日。
(2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23)程琳:《以新设公安一级学科为龙头,努力开创公安教育新局面——关于公安一级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4)《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2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2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34页。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3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24年第16期。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8页。
(33)黄大慧:《思想、制度、战略:从三个维度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性》,《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7期。
(34)王月禾、黄大慧:《守正创新:作为经验集成和规范性目标的新安全格局》,《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
(35)《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教高[2023]1号,中国政府网,2023年2月21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engce/zhengceku/2023-04/04/content_5750018.htm。
(36)洪大用:《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推进交叉学科健康发展》,《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37)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38)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3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4页。
(4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4页。
(4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2024年9月10日,http://gffgg47ea76de4c2d4c10h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yb_xwfb/s6052/moe_838/202409/t20240910_1150246.html。
(42)《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国政府网,2025年1月19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4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国政府网,2025年1月19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44)《教育部: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2年9月27日,http://gffgg47ea76de4c2d4c10h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bh/live/2022/54875/mtbd/202209/t20220927_665336.html。
(45)《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2024年7月19日,http://gffgg18b1349d120e4561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lumn/30045924041-500005599213。
(46)排名由作者统计产生,2014-2023年撤销本科专业布点前10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工业设计、教育技术学、生物技术。新增本科专业布点前10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字经济、网络与新媒体、智能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智能制造。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14-2023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48)《与哲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等传统学科并肩——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光明日报》2021年1月15日。
(4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1年11月17日,http://gffgg47ea76de4c2d4c10h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rcsite/A22/s7065/202112/t20211203_584501.html。
(50)《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5年8月28日,http://gffgg47ea76de4c2d4c10h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508/t20250828_1410769.html。
(5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
(52)刘海星:《深入实施国家安全法 加快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人民日报》2025年7月1日。
(53)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54)《国家安全学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1日,http://gffgg24792a3787c043f8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55)国际关系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高校在本科层次设有国家安全学、海外利益安全专业。
(56)肖晞、乔蕊:《扎根东北心系全局,国家安全使命在肩》,《国家安全论坛》2024年4期。
(57)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58)庞青山、曾山金:《大学学科制度内涵探析》,《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第4期。
(59)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页。
(60)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载方文等:《学科制度建设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61)一般应开设国家安全研究方法、总体国家安全观概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国家安全思想、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