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宇，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一战前和一战期间，美国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排在已缔结盟约的英国、俄国之后。然而，自1918年起，美国在日本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沙皇俄国的崩溃、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原敬内阁对美国的重视、美国外交方针的转变等，促使日本以美国为外交重心，推行对美协调外交。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以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形式得到了确立。
关键词：日本；美国；协调外交；原敬内阁；华盛顿会议
自1918年原敬内阁执政起，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协调外交逐渐形成。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对美国提出的多项提案采取妥协态度，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对美协调外交的研究，大多强调其欺骗性。有学者认为：“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框架下实行‘协调外交’政策，以求巩固和扩大‘特殊权益’；另一方面，以‘协调’作掩护，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确立日本领导的远东秩序。”关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形成的原因，相关研究较为重视原敬个人对日本推行对美协调外交的作用，对其他因素关注较少。日美学界将日本对美协调外交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间歇期日本外交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形成两种观点。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和细谷千博等人持“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认为日本对美协调外交体现了日本向“新外交”转型的趋势，重视日本对美依存关系的增强；信夫清三郎和服部龙二等学者持“势力范围外交延续说”，认为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并未脱离其对华扩张的大陆政策，日美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在此期间依然突出。在日本对美协调外交的形成原因上，日美学界注意到了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但仍少见对此问题展开全面而细致分析的专题研究，而且忽视原敬内阁外相内田康哉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国内和日美学界对内田康哉所发挥的作用重视不足，且国内学界过于集中关注原敬个人在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因素。本文认为，沙皇俄国的崩溃和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形成的两大关键因素，内田康哉和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外交方针的转变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一战结束前的日美关系与沙俄崩溃后日美关系的转变
1853年，美国使节佩里来航，迫使江户幕府放弃“锁国”政策。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与欧美列强交涉，经过多年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日本与美国在1894年签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后于1911年改订新约，取得了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其间，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向各国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得到了日本的赞同。日俄战争后期，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受日方委托，在日俄之间展开斡旋，促成日俄在美国签订《朴次茅斯条约》，结束了战争。1905年7月，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桂-塔夫脱备忘录，在美国承认日本控制朝鲜、日本承认美国控制菲律宾问题上达成一致。
随后，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赴日，提出日美共同管理日本从俄国取得的南满铁路。出于制约和缓冲俄国战后对日本复仇情绪的目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与哈里曼于10月交换了预备协定备忘录，规定日美双方对南满铁路具有共同且均等的所有权。但是，外相小村寿太郎得知后反对出让铁路权益，回国后四处奔走，取消备忘录，并在11月与清朝缔结协定，约定南满铁路经营与中日两国以外者无关，阻止第三国资本进入。而且，日本在中国东北对英美商品采取差别待遇并限制其进入。美国感到不满，认为日本违反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之后，美国仍希望本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1909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向日本提出希望基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将南满铁路开放。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此时告知日本，俄国也已收到美国的铁路中立提案，提议日俄共同应对。在俄国支持下，日本于次年拒绝了美国的提案。
日美关系的停滞与此时日本和英俄特别是俄国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1902年，出于对抗在远东地区持续扩张的俄国的目的，日本和英国缔结同盟。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内有不少声音希望延续并发展与英国的同盟，形成了以曾任驻英公使加藤高明为首的亲英派。
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俄国将重心转向欧洲，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大大减少。而且，日本由于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担忧未来可能再次与俄国爆发战争，因此在1906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将俄国列为第一假想敌的同时，设想了俄国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认为：“我国应针对最强大之俄德同盟制定军备方为至当。然而，以我国之国力，百年之后固不可知，今后数十年内，实难达到此等要求。”可见，日本对抵御俄国的能力并不乐观。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与俄国再度开战。日本元老山县有朋1907年1月提出：“两国（按，日本和俄国）与其相互竞争排挤，不如敞开胸襟共同经营中国东北……日本应与俄国发展亲密交情，缓和其复仇之心。”此后，山县成为日本政府中日俄同盟论的首领。在其影响下，外相林董2月致电驻俄公使本野一郎表示：“帝国政府无意对俄国展开任何侵略行动，且为了保障东洋的恒久和平，深切希望与俄国发展亲密的外交关系。如果俄国方面有所提议，帝国政府将欣然予以考虑。”本野向俄国方面传达此意，俄方态度积极。经过交涉，1907年7月，日俄达成协约，将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分为“南满”“北满”作为双方各自的势力范围，双方在远东地区由竞争关系转为合作关系。
1914年4月，大隈重信组阁，以亲英派加藤高明为外相。7月，一战爆发。加藤坚持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反对山县主张的日俄同盟路线，认为此举将剥夺日英同盟的特色，弱化日英同盟的效力和价值，因此不肯接受众元老联名提交的与俄国结盟的意见书，拒绝俄国、法国与日本缔结同盟的提议。加藤又不顾持开战慎重论的山县和立宪政友会（以下简称政友会）总裁原敬等人的意见，决定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夺取德国租借地。日本就此加入一战。
随着一战的进行，欧洲列强深陷战争泥潭。加藤认为，此时是日本扩大在华权益的良机，于1915年向中国提出了由五号内容组成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扩张了日本在华特别是在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权益，其中的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雇用日本人为顾问和警察等，尤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日本将隐瞒了第五号的内容通报给英、俄、法、美四国。然而，北洋政府将交涉内容透露给各国的公使和记者，各国获悉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后，对日本产生猜疑。日本不得不承认第五号要求的存在，同时向中方施压，准备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
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得知此事后，致信日本政府，希望日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争端。日本对此置之不理。加藤在反对意见下取消了第五号要求，但仍向中方送达最后通牒，强迫中国接受并签订了《民四条约》。美国十分不满，总统威尔逊与英、法、俄接触，希望各国共同劝告日本撤回最后通牒，但三国态度冷淡，美国只得放弃干预。
加藤刚愎自用的做法恶化了日本与列强、中国的关系，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去外相一职，山县有朋的日俄同盟论开始占据优势。1915年2月，山县在《日俄同盟论》中表示：“依靠日英同盟来维持将来东亚的永久和平，恐怕不能作为政策的全部，在日英同盟之外，进一步缔结日俄同盟作为达成我国目的的手段是当务之急。”
俄国也多次对日本示好。1916年1月，俄国远东司长科扎科夫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会谈称：“相信缔结日俄同盟是对抗德国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不过俄国不仅丝毫不希望削弱现存的日英同盟，反而相信巩固日英同盟是进一步确保和稳固日俄同盟的巨大力量。”同年2月，日本内阁在商议后认为：“应在日俄两国间建立同盟关系，以预防战后俄国与德国等其他为侵略政策驱动的国家接近。”7月，日俄两国缔结同盟，约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受到侵害时，另一方应予以支持。尽管日俄同盟以对抗德国为名，但日本所设想的同盟针对的国家却是美国。日俄同盟的成立使日本外交的基础由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英同盟不再是日本外交的唯一基础。而且，1911年续期的第三次日英同盟对美国无效，因此日本进一步通过强化日俄协约以制约美国。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此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决定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与美国的关系，缓和日美矛盾，并谋求使美国承认日本的在华特殊地位。5月，日本派出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兰辛展开谈判，于11月达成《石井-兰辛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则重申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然而，就在《石井-兰辛协定》缔结仅仅5天之后，日本两大盟友之一的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俄国与日本的密约，日俄同盟就此瓦解。
苏俄政府成立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有意利用苏俄境内的权力真空出兵西伯利亚，但遭到美国反对，原敬等人在外交调查会上也强烈反对出兵，本野只得放弃。1918年5月，苏俄境内发生捷克军团哗变事件。7月，美国主动提出日美协同出兵海参崴，救援捷克军团。日本政府经商讨后决定同意，并在原敬等人的活动下决定接受美国方面对出兵数量和范围的限制，于8月出兵西伯利亚。
日本政府在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其中虽然有原敬等人积极推动的因素，但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剧变。日俄同盟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骤然崩塌，而美国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崛起已经不容忽视，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估对美国的定位，迈出了以美国为外交重心的一步。
二、一战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的起步与发展
1918年9月，原敬接替因米骚动冲击下台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原敬出任首相后，以好友内田康哉为外相，推行新的外交政策。
原敬年轻时在外务省任职多年，并曾在西园寺公望内阁出任内务大臣，于1908年内阁辞职后赴欧美考察，其中在美国停留一个月，对美国的蓬勃发展印象深刻，认为：“美国确是极有活力的国家，尽管现在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从全国形势来看前景十分光明，将来该国对世界将产生何等影响应予以注意。”此后，原敬对美国的重视日益提升，在1914年与山县有朋讨论时提出，与美国结盟固然不可能，但至少要采取措施防止美国干预日本的对华政策，如果美国干涉，日本将陷入孤立而处于险境。在未来日英同盟不足依仗，一旦与美国发生纠纷，欧洲将不可靠，因此即使要做出一些牺牲也要设法缓和与美国的关系。1916年日俄缔结同盟后，原敬担心日俄协约引起美国的不满，对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表示：“要高度关注美国的动向，至少避免美国成为日本的敌人。”在1917年与寺内正毅谈话时，原敬表示，美国将执世界之牛耳，在中国问题上必须注意与美国的关系。原敬始终坚信，对美协调是日本外交的“大主义、大轮廓”。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废除秘密外交、缩减军备、建立国际联盟等十四点计划，在世界范围引发强烈反响。同年11—12月，日本外交调查会召开会议，逐条讨论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的实际最高代表牧野伸显对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表示高度赞同。他在外交调查会会议上强调，日本有必要与美、英等国协调，顺应世界和平主义的大势。但是，牧野的意见却遭到了伊东巳代治、后藤新平、寺内正毅等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认为，牧野的论调过于抽象、不够具体，美国本质上与英、法无异，所谓国联并不可靠。原敬却肯定了牧野的主张。最终，日本内阁决定，以获取中国山东权益、取得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群岛、要求种族平等作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力争的三大目标。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在1月27日和会第10次会议上，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群岛被以C类委任统治的托管形式划归日本。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决定接受会议决定，从而使日本达成了第一个既定目标。2月13日，牧野在国联委员会上提出种族平等提案，担任议长的英国代表罗伯特·塞西尔认为，该提案将造成极大影响，后果难以预料，反对通过该提案。法国、希腊、比利时代表也表示反对。最初表示支持的美国，立场也开始动摇，在国内排斥日本移民气氛的影响下遂持反对立场。4月11日，在最后表决中，11名代表赞成，英、美等国共5名代表反对，日本的提案以失败告终。原敬内阁较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表示“不应为了这种程度的问题退出国联”，并将重点放在了获取中国山东的权益上。
牧野在1919年1月提出日方对中国山东权益的要求后，受到中方代表顾维钧的反驳，后者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权益直接归还给中国。美国抵制日方的权益主张。4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兰辛提出就德国海外领土制定一项概括性条款，即由德国宣布放弃本土以外的所有海外领地，再由各国附记具体问题，在华德领也包括在内。牧野当即反对，提出中国胶州湾只是德国租借地而非海外领土。兰辛又提议由各国共同担任受托者。牧野再次反对，认为该问题与中、日以外的其他国家无关。会议最终决定将此事送交条约起草委员会。牧野表示，如果该提议被采纳，日本将保留另具条款的权利。
在美国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原敬于4月21日召开外交调查会会议。会上，伊东巳代治坚决主张对抗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犬养毅提出：“对于直接归还中国或将山东置于国际管理下的提议，必须以拒绝签订讲和条约的决心与之抗争。”原敬态度强硬地称：“我帝国绝对不能容忍此种提议。”最终，外相内田指示日本代表：“帝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没有任何变更的余地，如果不能彻底贯彻上述主张……便推迟签署国际联盟章程。”
4月28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会谈，告知了日本方面的情况。威尔逊得知日方态度强硬后有所动摇，在意大利已退出会议的情况下，担心再激怒日本，决定向日本妥协。次日，威尔逊提出最后修正案，同意日本获取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美、英、法承认日本的要求，同意将中国山东问题条款写入和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方式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会后，美国不断劝说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保证未来归还山东权益。8月2日，日本外交调查会讨论美国要求时，平田东助对声明能否令美国满足表示怀疑；犬养毅认为，美国态度过于傲慢、强硬，发表声明有损日本威信；伊东巳代治认为，若按照美方要求发表声明，便是屈辱的让步。原敬力排众议，表示如果对美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则无助于维持日美的友好关系。内田康哉支持原敬的意见。最终，日本政府发表承诺未来交还山东权益的声明，释放了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
在应对巴黎和会的同时，原敬内阁采取措施结束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1919年年初，日本开始撤兵，到3月时将在西伯利亚兵力削减到2.6万人。原敬内阁还决定阻止陆军参谋本部支持的白俄谢苗诺夫势力的擅自行动，这一举措受到了美国的欢迎。9月，原敬向即将前往西伯利亚赴任的司令官大井成元训示大体方针，表示“当前应在西伯利亚维持我方势力，等待之后的变化，努力保持与列国的协调，尤其是要与美国保持充分的沟通”。大井到任后，改变过往支持白俄势力的方针，转而加强与地方自治组织的合作，缓和了与美国派遣军的关系。
1920年1月，美国通告美军将从西伯利亚撤军，4月前全部撤离。原敬得知后当即主张逐步撤军。他在得知美国决定撤军当天对田中表示：“如果继续驻军，日本将会成为列国猜忌的焦点，承担巨额费用，国内舆论也将不堪设想。”此后，虽然5月发生了苏俄游击队袭杀庙街日本士兵和侨民的庙街事件，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但原敬仍力排众议，在6月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撤军决定。原敬遇刺身亡后，留任的外相内田康哉延续了撤兵政策，到1922年10月，日军从西伯利亚全部撤离。
这一时期日美交涉的另一个重点是新四国银行团问题。此前的寺内正毅内阁企图通过对北洋政府的财政援助稳固和扩张在中国的利权，寺内于1918年通过亲信西原龟三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分多次进行了总额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加上中国参战借款共约18亿日元，而此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对华借款总额仅为1.2亿日元。
美国对日本以单独借款扩大在华利权的活动十分不满。1918年7月美国财团成立，威尔逊政府希望通过国际银行团打破日本通过金融手段对中国主权的侵害。美国向日本、英国、法国发出照会，告知美国财团的建立，并于10月正式提议三国参加新的国际银行团。
1919年5月，四国银行家在巴黎聚会，讨论对华成立新的四国银行团。日本外交调查会经过讨论，在对巴黎参会人员方面下达的训令中表示：“将来美国资本会大举进入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日本应当积极加入新银行团，在对华投资上进一步密切日美之间的协同关系。”
然而，日本企图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及权益问题上得到各国的认可，在训令案中的第四条提出，希望将中国东北地区排除在新借款团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一要求受到美、英的强烈反对。最终，原敬内阁按照外相内田康哉的主张，由“概括主义”转向“列记主义”方案，3月向美国发出备忘录，列举了包括南满铁路等三条在中国东北除外的利权。8月15日，美、英接受了日本的前两条主张。10月，新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
总体而言，原敬内阁通过以上举措，奠定了日本对美协调的基调，打下了进一步发展日美关系的基础。在原敬遇刺身亡后，其既定方针未被推翻，而是通过内田康哉等人得到了延续，使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得以在华盛顿会议后得到确立。
三、美国外交方针的转变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的确立
1921年3月，美国共和党人哈定当选总统，任命查尔斯·休斯为国务卿。哈定在美国历史上口碑较差、风评不佳，但休斯却是首屈一指的外交专家。与奉行亲华反日的理想主义外交的威尔逊不同，休斯的外交方针更侧重于现实主义，主张通过利益交换达成目的。
1921年7月，为结束军备竞赛和令美国感到威胁的日英同盟，美国邀请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接受邀请，外相内田康哉以十四点训令的形式向代表团传达参会主旨，其中包含巩固并保持与美国的亲善友好关系，促进日、美、英三国协商等内容。然而，11月原敬在东京站遇刺身亡，日本政界受到极大震动。随后，原敬内阁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组阁，外相内田康哉留任。由于高桥不擅外交事务，因此由内田主导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政府的决策。
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海军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主张“大海军主义”。早在日本1907年首次制定《帝国国防方针》时，便将美国列为假想敌国之一，决定建设一支以最新式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各八艘为主力的“八八舰队”，认为日本海军须保持相当于美国海军至少七成的战斗力，即“对美七成论”。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美国国务卿休斯在首次发言中提出了限制各国海军军备的提案，规定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6。英国代表贝尔福当即表示支持。在此情况下，日本代表加藤友三郎表示日方赞赏休斯提案的精神，有意大幅裁减海军军备，只是因事关国家安全而需要进行充分考虑。日本海军中将加藤宽治坚持“对美七成论”，提出美、英、日比例应改为10：10：7。加藤友三郎向休斯、贝尔福传达此意见，遭到强烈反对，谈判陷入僵局。
11月23日，加藤友三郎向日本政府告知坚持七成十分困难，提出将比例改为10：6.5。28日，内田回复称，可努力争取实现10：6.5的比例，同时表示如果不得不接受10：6方案，则应谋求实现各国缩减在太平洋区域的防御设施或至少维持现状，以保持日、美在太平洋区域的均势。
到12月，谈判仍无进展，加藤请求日本政府指示。12月10日，内田康哉回复称：“鉴于美国坚执休斯方案的比例且英国又表示支持，我方主张已无法贯彻，考虑到此时大局的利害及协调精神，同意接受美国方案。”同时又提出：“出于减少我国国防上的不安及使国民安心的考虑，应提出并达成在太平洋上各岛屿防御设施维持现状的要求。”
12月12日，加藤向休斯、贝尔福传达日本政府的各国在太平洋区域防御设施维持现状的要求。休斯大体认可，但不接受夏威夷被包含在内；贝尔福态度相同，只表示不希望澳洲、新西兰受到限制。加藤遵照内田事先的指示表示接受。但是，加藤放弃摄津号、保留陆奥号的提议受到休斯、贝尔福的反对，未能达成一致。
休斯认为，如果让日本丧失体面、陷入孤立，会导致会议失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在亚洲大陆展开军事冒险，应对日本始终施加可控程度的压力，促使日本自发做出美国期待的让步。因此，在双方再度会谈时，休斯态度有所缓和，经过数次商讨后接受以三国分别保留部分在建军舰并放弃更多老舰的方式解决。12月15日，三国约定将美、英、日的主力舰吨位确定为52.5万吨：52.5万吨：31.5万吨，同时明确了各国在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太平洋领地防御设施维持现状的要求。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确定美、英、日、法、意的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有效期为15年。各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暂时停止，太平洋区域的紧张气氛得到了极大缓解。
与此同时，1921年11月22日，贝尔福提出以英、美、日三国协商代替英日同盟的方案。休斯提出加入法国，意图是避免留下美国加入英日同盟的印象，减弱新条约的同盟性质，得到了日、英两国的同意。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了《四国条约》，规定相互尊重各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而未能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满意解决时，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四国由此建立了在太平洋区域的协商合作关系。
华盛顿会议的另一项议题是中国问题。美国希望向各国重申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遏制谋求扩大在华权益的日本。1921年11月21日，美国前国务卿鲁特在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的十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四项原则，经过审议，各国代表在12月10日第四次总会议上正式承认了鲁特四原则。鲁特四原则在重视中国主权的同时，维持了各国在华的既得权益，因此得到了各国的认可。
之后的1922年1月17日，休斯提出了门户开放修正草案，以延伸鲁特四原则的形式向各国提议：“各国在特定区域内，出于自身利益起见，在商业及经济发展相关问题上，不得实施建立自身优越地位的计划或支持自身国民的相应计划。”这相当于要求各国不得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提出质疑，认为美国前国务卿约翰·海伊在提出门户开放原则时，已经承认了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存在，并确定了门户开放的适用范围，而休斯的新提案明显扩大了门户开放的适用范围。休斯让步，不再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的现存势力范围，只要求不再建立新的势力范围，提案遂得到了通过。2月6日，美、中、英、法、日等九国以此为基础签订《九国公约》，确立了列强在华行动的基本方针，使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原本的外交照会成为了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
同时，休斯希望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日本归还山东权益问题。华盛顿会议召开后不久，休斯、贝尔福约见加藤友三郎，表示愿意为中、日两国从中斡旋解决山东问题。加藤表示感谢，提出希望两人推动促成中、日在会议外展开直接交涉。内田接到加藤报告后，指示可同意英、美斡旋。休斯、贝尔福同时与中方代表沟通，确定了中、日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进行会外交涉的事宜。
12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开始谈判，休斯、贝尔福出席第一次会议，其后每次会议美、英两国各派观察员到场，不参与谈判。显然，这是休斯慎重考虑的结果。在山东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呼声，要求休斯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让步，但休斯表示：“要将日本赶出山东，我们显然不会考虑采取战争的方式……日本目前已经承受了可能承受最大限度的压力。日本政府出于自身的威信考虑，已经到达了极限。”
谈判开始后，中、日在其他问题上进展顺利，但在胶济铁路合办问题上陷入僵局。英国观察员兰普森向日本代表提出三种解决方案，强调这是其与美国观察员马克谟的个人意见，并无干涉谈判意图，休斯、贝尔福也对此不知情。日本代表团经研究后回复称，第二方案若进行一定修改可予考虑。兰普森、马克谟修改后提出第四方案。日本代表将四个方案告知政府，并希望政府体谅英、美两国的诚意。最终，中、日均接受以第四方案为基础的修正案解决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属条约，中国收回山东权益。
华盛顿会议前，原敬原本提出了十分积极的会议对策，其中包含日本提出“太平洋门户开放”作为谈判手段的内容，但日本的谈判方式最终回归到了以维持现状为主的旧外交方式。这与实际指示谈判方针的外相内田康哉的外交方针有一定关系。在海军裁军、山东问题的谈判中，与有对美让步倾向的加藤友三郎、币原喜重郎等前方代表相比，内田主张的谈判条件更加保守，倾向于坚持外交底线，不轻易让步。但是，内田在总体上仍然延续了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基调，与美国达成了一致。
美国政府放弃了威尔逊时期的理想主义外交，从亲华反日的姿态后退，采取了更加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旧外交方式。休斯认为，武力和经济制裁都不是维护和平的良策，威尔逊式的宏大计划不可取，实现和平的有效方式是国际协商和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因此，他重视在谈判中与日本进行利益交换，换取日本的妥协。日本学者服部龙二认为，在威尔逊寻求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遭受挫败后，美、英、日在延续过往势力范围外交的基础上维持了旧秩序。这一转变是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重要原因。
四、结 语
一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逐渐形成，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正式确立。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并非以美国为中心，而是以英国和俄国为外交重点。在日俄战争后，日俄关系快速缓和并发展，日本先后与俄国四次达成密约，在1916年建立军事同盟，同时与美国却在美国排日运动、日本在华权益等问题上存在摩擦，有联合俄国制衡美国的倾向。
沙皇俄国崩溃和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是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形成的关键原因。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成立，日俄同盟随之瓦解，而美国在一战后国力和国际地位均大幅提升。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对美态度发生转变，在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事件中，日本政府内部主张与美国协同出兵的意见占据上风，此后主张对美协调的原敬成为首相并非偶然。
原敬内阁的推动和促进是日本对美协调外交形成的主要原因，且应注意到除原敬以外，外相内田康哉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敬内阁初期，日本政府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与美国矛盾尖锐，未能在对美协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在之后的西伯利亚撤军、成立新四国银行团问题上，日本大体采取了对美协调的态度。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原敬遇刺身亡，但留任的外相内田康哉延续了对美协调外交的基调。
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是日本对美协调外交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1921年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休斯，在对日方针上采取了以利益交换为特点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最终，双方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多项问题上达成一致。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对美协调外交作为日本政府的官方指导方针得到了确立。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