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百年后的回顾——反思两次世界大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21-08-06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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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百年沧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们对百年内这两场战争却难以忘却,世界许多国家举行回顾和研讨活动,国际史学界也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讲史离不开论今,人们聚焦“一战”“二战”,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当今世界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权力的争夺只能是自掘坟墓

20世纪留给人类最深刻的教训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留给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是和平,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英勇斗争赢得的和平。


回顾“一战”历史教训,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进行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德意志帝国年仅29岁的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年登基后,就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抱负,他推行的具有强烈殖民扩张色彩的“世界政策”,激起了德国社会鼓动战争的情绪。面对已被欧洲几大老牌帝国瓜分殆尽的世界,德国加紧扩充军备,企图通过战争改变格局。垄断资本阶层更是对夺取海外权益急不可耐,正如当年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所言,“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事实上,德国、日本、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已加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列强行列,德国在世纪之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侵略战争中还扮演了统领者的角色。关于这场战争的后果,德国学者迪特尔·拉夫在《德意志史》中写到:“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中国负担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王朝再没能从这场大劫中恢复过来。”至“一战”爆发前夕,德国已攫取了29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国中获利最多。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拥有超过本土面积110倍、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国也占据了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虽然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获却小巫见大巫,对“残汤剩羹”自然不满足。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贪婪的本性敲打着战争的鼓点。


1914年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由此点燃了“一战”战火,5周内,整个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触发战争的事件或许有偶然性,但矛盾的积累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有其必然性。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史学界更看重引发战争各种事件的因果关系,却忽略了帝国主义战争背后的经济扩张需求。


“一战”是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至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双方阵亡军人达900万人,受伤人数可能有两倍多。此外,还有大量平民伤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和病疫。在欧洲许多小镇都能看到纪念“一战”亡者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冰冷名字记录着无数家庭失去的儿子、丈夫或父亲。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惨重的祸害。


战争的结局是战争发动者没有预见到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走向崩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英法等战胜国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制裁,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未对战争罪责和极端思想进行彻底清算,战后对政治疆界的划分也埋下许多至今仍不时发酵的纷争种子。战败后的德国没有认输,也不甘心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惩罚,不到1/4个世纪后,当西方遭逢经济大萧条之际,“一战”后脆弱的欧亚格局再次面临挑战。诚如法国元帅福煦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消息后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声称要谋求“生存空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早就点燃了扩张和侵略的战火。在这样一场被描绘为“侵略者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进行了英勇抵抗。“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军国主义野心也被彻底粉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了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孜孜以求寻找救国之途的志士仁人对西方列强彻底丢掉了幻想。


“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航程。中国人民结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坚韧不屈,最后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经过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战”后的百年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艰苦努力和伟大成就。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而且从未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前景。


二、超越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超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旧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扩张需求刺激下发动战争的冲动,曾是旧时代的重要特征。而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理念的普及等因素,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出判断,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此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他的敏锐眼光。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不断递进,大部分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获取利润增长的主要和适宜方式。冷战后,世界因政治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分割被打破了。过去,世界主要资金、技术乃至人才和经验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地带,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要素开始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


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成功为全球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又向东方快速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然而,时代的转换不像翻书页一样简单,时代的逆流仍在一些地区涌动。数据显示,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和战争数量虽有下降,但导致较多人员伤亡的地区冲突和一定规模的战争仍时有发生。21世纪走向和平的路途仍充满曲折,和平时代的光明仍不时被强权的阴霾遮蔽。最突出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没能摆脱“赢者通吃”的霸权惯性思维。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20多年来,西方在全球范围不断强势推进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动辄使用武力,甚至编造发动战争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相继陷入动荡,有的国家至今看不到实现稳定的前景。形形色色的“革命”从中亚扩展到中东,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新一轮地缘争夺正在各种政治辞藻的包装下推进着。这一切无不彰显出后冷战政治冲击波的印记。冷战历时40多年,理论上讲,20多年前就终结了,但事实上,这个结束的过程至今未画上句号,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前伊拉克面临分裂的严峻形势,最恰当地说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强加于他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能跟上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硬、软实力都受到很大损耗。不过,美国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上,仍拥有相当优势,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谈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谈到21世纪能否不再发生大的战争,人们自然首先会关注美国的政策选择。目前美国国内对其国际政策有许多反思和讨论。未来美国如何调整其政策,能否学会通过与他国建立信任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事务,如何与其他大国乃至国际社会互动,将对21世纪的世界局势走向产生关键影响。


三、中国是新时代繁荣的贡献者、和平的守护者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愿意与各国一道去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也至关重要,需要中国以自身的行动去回答。


在纪念“一战”的历史书中,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一书引人注目,视角独特。它没有重复人们熟知的事件和过程,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战前10年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等决策圈内的一系列偶然言论和行为,以及引发这些偶然事件的偶然因素。作者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重要国家对一些问题梦游般地不经意处理,相互误解和无意中释放的信号叠加起来,就可能将局势引向原本谁都无意走向的战争。


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各种解读。西方学界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寻找“亚洲的梦游者”——新的争夺和冲突的引发点,中国不幸又成为“躺枪者”。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兴强国有共性,如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持续增加,外交政策强势等,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这种观点的核心疑虑是:中国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是否会因矛盾处置不善而引发与他国的冲突?其实,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完全是本末倒置。正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确实,国际学界总有人误读中国,究其原因,源于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分割世界权力、取代现存强国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他们把21世纪引发冲突的焦点放在亚洲,尤其关注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观点在美国很有市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落、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惊回首”的错愕。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9.8万亿美元,超出排名第二的日本5.1万亿美元,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美国仍居第一,但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且仍保持上升势头。


亚洲的强劲增长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美国强化对亚洲掌控力的愿望。美国突出军事重返、强调军事同盟作用,与亚洲聚焦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并不合拍。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太平洋也不那么太平了。2012年4月,菲律宾派军舰到中国黄岩岛袭扰我国渔民,同年9月,日本野田政府宣布把与中国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2014年5月又发生越南动用大量舰船干扰中企南海钻井平台作业。美国时隐时现的支持让这些挑衅者更加有恃无恐。而中国针对这些挑衅采取的维护自身权益的反制行动,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和“外交强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的意愿,反而借此虚构中国对日本构成国家层面的威胁,恐吓国内民众、争取美国支持,目的是实现突破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这种错误态度和危险倾向倒让人回想起“一战”后德国不服战败结果,重新动员起军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二战”后的亚洲受到冷战的影响,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令人对其未来走向存疑。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肃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历史、制造矛盾的做法,不能允许个别人和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改变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中国须与亚太各国人民建立并维护共同认识和立场,以最坚决的态度制止日本个别势力的错误倾向,绝不给侵略者再次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机会。日本国内维护和平的力量也不会无限度容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无论域外力量如何解读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个案,中国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一方面对挑衅予以严肃有力回应,绝不手软,并有效把握住了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坚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当今亚洲的主题仍然是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亚洲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解决民生等方面。亚洲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建设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中国不是戴着盔甲融入世界的,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也不是靠炮舰打开的,中国是第一个通过和平发展成功走上国际舞台的大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方向。正如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更加贴近亚洲各国的根本需求和利益汇合点,是中国发挥自身优势设计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支持其保持包容性和协商性。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增强自身保卫和平的军事能力,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和平和安全的建立和维持仍需要实力来保障。


“温故而知新”,回顾历史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现实、面对未来。21世纪最大的事件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大国,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变量。中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不仅有了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能力,而且要为创新国际秩序和规范承担责任。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更加地区化和国际化,需要逐步将自身经济实力转换成为积极有效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维护共同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大国和周边国家及时进行国际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政策的了解,避免自身形象和观点被塑造、被误读,创建好的合作气氛。


回顾5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人类还没有整个世纪不陷入战争的经历。为了让人类在21世纪切实走出旧时代战争与冲突的怪圈,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对中国自身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必须、也必然是21世纪繁荣的建设者和和平的守卫者。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议会演讲中重申的,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同各国一起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回顾“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教训之际,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在全球确立更加鲜明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立场,如何能够在国与国之间树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则,如何使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等公器切实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中国为世界和平有所担当的着力之处。中国需要尽快学习和提高自身能力和国际意识,未来中国参加建设的新格局应是超越旧理念和多级的,应能尊重和包容各方利益,通过大国间和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应能更加有效约束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制约单方面动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应能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确保21世纪成为人类共同享有、共同建设的和平合作新世纪。


[1] 本文发表于《求是》杂志2014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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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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