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荣耀与挫折: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型问题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2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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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  


内容摘要:一战后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与欧美列强比肩的最高国家外交诉求,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达到了巅峰。随着国际社会对日本迅速崛起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此前日本对西方各国采取追随的、低姿态、以亲英美为主基调的“协调外交”政策逐渐让位给军部主导的“强硬外交”政策,日本外交逐渐走向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美英完全对立的道路。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使军部势力进一步坐大,亦最终使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关键词:日本外交;外交转型;一战后;华盛顿会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是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发端全面西化追赶欧美列强的第50个年头,恰好也是中国清王朝内部改良派的百日维新夭折20年的时间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是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霸权争夺战争,但与欧洲战场相距遥远的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都选择了站在英法俄美为主的协约国一方,参加了对德、奥匈、奥斯曼等同盟国的战争。当战争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过程中,同为战胜国阵营的中日两国却收获了截然不同的“战胜国礼物”,日本终于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高国家外交诉求:与欧美列强比肩。日本成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帝国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达到了巅峰。盛极而衰,随后日本因应对适应战后新型世界秩序过程中战略固执、政策僵化、立场强硬,过度追求所谓自身的安全保障且偏执于谋求独占和控制中国的权益,抛弃了对英美的协调外交路线,过分迷信武力,对战后国际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在外交转型过程中累积的诸多矛盾,导致日本从内政到外交选择了全面与美英对抗的国家战略,从而遭致在明治维新77年后战败投降,用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的话说就是:“日本用它的一切赌注去冒险,结果失去了一切。80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化为乌有。在日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


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大多对重要的时间节点颇为敏感。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中国戊戌变法运动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每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个或数个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范围战争,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无疑是最值得历史学研究者关注的永恒的话题。一战后的很多参战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出现了社会发展转型的趋势,战败国中的德国出现了国家发展的转型现象,反凡尔赛和约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潮左右了德国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演变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战胜国中的日本同样也出现了国家的转型发展,因独占中国、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过于狂妄,与英美产生直接对抗,国内政治法西斯化演变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虽然一战的战场主要在欧洲,但就犹如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一战的后遗症在遥远的东亚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其在欧洲产生的剧烈荡动。


一、一战的负遗产与东亚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破坏性和人员伤亡程度、战争规模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战争,巴黎和会用了漫长的时间去研究如何惩处战败国,研究用何种方式和条约来防止战争的再现,凡尔赛体系就是为了维护战后欧洲和平而构建的一个条约体系,华盛顿会议及其条约体系则是旨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但事与愿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作为一战的“遗产”,只是给世界争取了20年的和平时间。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战后处理决定在解决了原有矛盾的同时,又制造出了诸多新的战争隐患和矛盾。


一战后东亚世界因巴黎和会的战后处理问题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1914年的中国,距离甲午战争20年,戊戌变法16年,义和团运动14年,而距离武昌起义不过3年,北洋政府的建立不过2年左右的时间。北洋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中立国’到‘协约国’的转变,并成为‘战胜国’,绝非易事。”第二等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收回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走的山东各项权益等合理要求,在大战获利者日本的强硬反对之下,英美法等三个战胜国的对日绥靖与操纵之下,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不但被拒绝,且在对德和约中明文规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同为对德战胜国的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非但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夺回应有的利权,反而从战胜国沦为受害国,应收回的利权被转让给了日本。从而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日本“武断统治”下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同样在1919年初,受到战后欧洲兴起的民族自决理论[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前大韩帝国皇帝李熙的暴亡为导火索爆发了三·一反日独立运动。


一战结束时的原敬内阁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内阁在国内力主实行“善政主义”,对外政策以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既得利益为重点,试图借助战争结束之机实现日本的外交体制由军方主导的战时强硬外交向内阁主导的协调外交转变。按照原敬首相的外交调整要点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注]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战后外交的核心。但他同政府内军方政治人物一样,不想放弃战时趁乱攫取的在华权益,这样一来,日本是既不想放弃独占对华权益,又幻想改变美国的对日制衡政策,显然是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而根本无法实现的外交目标。


日本作为一等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由西园寺公望为首席代表,牧野伸显等四人作为全权代表,外交官吉田茂、近卫文麿等昭和后半期日本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作为代表团随员参加了会议。从和会的最终和约内容上看,日本基本实现了其既定的外交目标,即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确立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空前的优势地位。


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是与英、法、美、意四国并列的五大强国之一,是第一等“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可以有权出席任何会议。有日本全权代表和外务大臣参加的“十人会议”是巴黎和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要事宜的最高会议。这可以说是日本帝国外交荣耀、高光的时刻,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模仿、追赶西方所获得成功的一种象征性的标志。


但从会议过程和日本外交官的参会感受而言,巴黎和会对日本外交而言在表面的荣耀中暗含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深感耻辱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而进一步被放大了。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可以视为一战后日本外交从战时外交向战后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日本外交的荣耀感消退而挫折感渐增,因挫折感而产生对抗情绪和动能的时期,协调外交路线逐渐让位于强硬外交路线,日本的外交由此开始了转变。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经历有一个从荣耀的顶峰向挫折失落的转化过程。一是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逐渐被欧美列强即英美法意排斥出和会的权力核心圈。从1919年3月底,“为了保密,只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举行四巨头会议。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于4月1日提出备忘录:与日本有关的事项自不待言,即使是一般问题,不与日本全权代表进行商议,希勿作出决议。”日本代表团深感失落,对英美等国渐生疏离感和怨恨情绪。作为西园寺公望全权代表随员的近卫文麿就曾在日本杂志上撰写了“排斥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主义”一文,反映出当时日本国内精英阶层对英美明显有一种抗拒的情绪。


二是在事涉中国问题上日本外交代表蛮横无理的诡辩与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有理有节的雄辩相交锋中窘态百出。关于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交锋的核心议题,1919年1月27日在“十人会议”上中日两国外交代表就山东问题进行了交涉。牧野伸显代表日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的贡献。”次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对日本代表的说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顾维钧回忆自己的发言是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里有顾维钧和王正廷等年轻有为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以雄辩闻名的辩论家”,顾维钧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时才30岁,“在日本全权代表团中,40岁的吉田茂只不过是随员中的骨干。如与69岁的西园寺首席全权代表,57岁的牧野全权代表等相比,中国的全权代表显得多么年轻,而日本全权代表好像有点老了。”[注]“日本在山东半岛的问题上被Young China弄得狼狈不堪。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内部便刮起了‘革新’运动的风暴。”理屈词穷、颜面扫地的日本代表团最后无理地将山东问题与国联问题联系在一起胁迫美国,1919年4月22日牧野代表日本表态:“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日本就不能在国联盟约上签字”。


三是日本代表在和会上坚持提出“种族平等提案”以抗衡美国国内的排日运动。这一议案是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所提出的,他建议在国联规约中载明“人种平等”这一原则。据参会者吉田茂回忆,“这个议案是经牧野全权代表的倡议而提出的……(牧野)在担任外务大臣时代,曾对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中心的排斥日本小学生和禁止日侨持有土地等排日运动大感棘手,所以这才作为一种间接对抗这些排日运动的策略,为了促使这个国际会议阐明人种平等的原则,才主张提出这个议案。这个议案尽管得到了英、美、法等主要国家代表的赞成,但是却受到提倡‘白澳主义’而排斥有色人种的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对,同时这个反对的浪潮竟波及美国舆论,只是美国代表也改变了态度,一时造成了险恶的空气。”事后吉田茂认为,“这个人种平等议案,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从日本国民当时的痛苦经验中产生出来的理想,他可能是趁着日本的国际地位突然提高的机会而提出的。”但议案被否决,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强烈的挫折感,加之此前发生的美国排日移民法问题,使日本社会开始反省和怀疑西方所标榜的平等价值观。


另一方面,日本在殖民地朝鲜半岛残酷镇压朝鲜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反映日本在朝鲜半岛血腥镇压韩国民众的真相的材料被送到和会代表手中,三一运动的纲领《朝鲜独立宣言》甚至送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里和和会会场。日本为了镇压朝鲜的独立运动而动用了警察、宪兵甚至军队,“据说,被杀害的朝鲜人有6821人,受伤的人数达45160余人。”“极其遗憾的是,牧野全权代表等在巴黎倡导所谓种族平等这一正义原则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却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日本一方面宣扬解放从属的各民族是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另一方面,直至战败时还不允许朝鲜民族独立,这是大日本帝国致命的言行不一。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的言行不一,也通过‘三·一’事件暴露出来。”


日本在和会上高调地倡导“种族平等”,而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在殖民地朝鲜却坚持实施种族歧视的残酷殖民统治,日本的国际形象因自身的高调宣扬“种族平等”和残酷的殖民统治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给世人徒增谈资和嘲弄,“西方文明的优等生”和“东方民族的暴君”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成了一个“双面人”。


二、协调外交与强硬外交博弈下的日本外交选择


实际上,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内部有国际大局观的人士就对英美等国可能转变对日外交有所顾忌和担忧。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所据有的优势地位与一战结束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十分相似。同样,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是采取“独占”还是对英美列强共同“开放”上有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伊藤博文力主向英美外交压力妥协,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他认为日本独自“持有和开发满洲是日本的沉重负担”。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后期的政治领袖,有较客观的国际视野,意识到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与英美相协调,在追求日本一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奉行协调主义外交路线。


日本军人外交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介入政府的外交决策系统,是从日俄战争之后在“经营满洲”问题上开始的。由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因此,军方在殖民地所拥有的话语权自然延展至外交领域。日本陆军的“满洲独占论”成为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之一,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政策意味着“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和朴茨茅斯会谈期间,满口许诺给美国资本的种种特权,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所有这一切必然引起日美在远东对抗的加剧。从这时起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而日美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的。”


牧野伸显同样是日本政府中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受命作为巴黎和会日本全权代表赴会前,曾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的第四次外交调查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外交忧虑,他坦言:“可是,回顾近年来我帝国外交的实际情况,我帝国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引起列强的疑虑,美国总统也怀有不快之感,对英法两国也有不少地方伤人感情。在我们日本人中间,不少人有亲德思想。就西伯利亚的关系而言,我帝国也引起列强的猜疑。想到我帝国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不由产生顾忌。虽然巧于辞令,装作面面俱到的样子,但听最近从欧洲回国的人说,不少外国人都对我国有异样之感。……世界形势如此,故在我出发时,特别希望取得各位阁下的充分谅解,那就是要重视各国之间的协调。比如,日本在表面上也提倡日华亲善,但根据内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帝国的外交仍为‘霞关外交’、‘私人外交’、‘军人外交’三者鼎立的外交。这是驻外大使、公使等众口一辞所批评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误解,事实上在外交界盛传的事情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现在,在我肩负重任赴欧之际,为了帝国,竭力主张对外应顺应世界大势。回顾国内也至祈勿茫然自失,陷入绝境。今后必须主张:要努力排除耍弄欺压和阴谋手段,走正道,助弱国。但愿使吾等全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得以尽折冲之责,深望各位阁下予以支持。”


在1918年12月8日的第五次外交调查会上,牧野再次明确了自己的协调外交主张,他说:“试观以前帝国在国际关系史上的行动,或标榜正义公道,或声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并提倡不干涉内政、日华亲善等,实际上这些仅体现在帝国政府的方针乃至意见,与日本的措施往往不一致。因此,各国将帝国视为表里不一、不可深信的国家。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作为对英美协调外交的支持者,在赴巴黎和会前曾力主日本用“新式外交”取代“旧式外交”,以“新式外交”附和英美引领的“世界潮流”,两人也曾在山东问题上主张妥协并希望加入国联,但他们的主张并未被日本政府所接纳。


显然,牧野伸显等具有国际意识和大局观的外交人士已经意识到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失信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已经招致英美等国的猜疑敌视,试图通过重树协调外交、对英美采取低姿态的外交策略恢复日本的国际形象。但在会上招致犬养毅、田中义一、寺内正毅等政党政治家和军人政治家的激烈抨击,显示出日本政府内军人强硬外交的主张借助一战的“渔利”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政党政治人物和军人政治家借助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军事力量的迷信和依赖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尤其是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已经暴露了日本继独占中国东北之后妄图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美国对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蛮横外交行动提出抗议,曾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照会,称美国“不会承认那种违反美国的利益或者平等的特权的原则的中日协定”


日本参加一战的战略考量是趁欧战之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当战争结束即巴黎和会召开之际,日本的外交有一个从战时外交向战后外交转变的过程,这一外交转变伴随着协调外交与强硬外交两种路线的博弈。应该说,巴黎和会是日本协调外交遭受挫折的开始,华盛顿会议则是日本强硬外交抬头的原点。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奉行脱亚入欧的外交政策,竭力模仿、追赶欧美列强,以模仿欧美的优等生自居。对西方列强采取追随的、低姿态的外交政策,以亲英美为主基调。但随着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过程中数次以力取胜的侥幸获胜,军人的政治话语权由内政扩及外交领域,外务省的协调外交与军方的强硬外交产生冲突,一战后国际环境对日本由“奖赏型”向“限制型”的转变,使军方主导的强硬外交路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外在支点。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的《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离;青岛海关归还给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给中国等。附约中还规定了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实际上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和胶济铁路的多项权益。日本刚刚在巴黎和会上蛮横获取的权益,两年后就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重新交了出来。


三、对限制型国际环境的不适应与对抗意识的形成


基于上述价值观念及现实国家利益的双重挫败感,导致日本外交在一战后出现了明显的转型。


其一,表现为对战后由美英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不适应与对抗趋势。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美英主导和确立的新的世界秩序,一战后是以战胜国(主要是美英两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满足战胜国的利益和需求为必要条件的国际秩序。在欧洲中心地带,英法两国主导的《凡尔赛和约》构建了并不稳固的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设立了“国际联盟”,但美国国会却未批准加入,这使国联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稳定力量。美国为了构建亚太地区的战后秩序而主导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日美的竞争和矛盾而召开的。会议签订的《四国条约》终结了日英同盟,“这样,日本就完全丧失了1902年以来一直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注]。《五国海军条约》使英美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而美国获得了在海军军备上与英国对等的地位;《九国公约》确认了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终结了一战爆发后日本独享中国利益的局面。“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取得胜利。由1922年2月6日签订的裁军条约、九国公约等诸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背景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它是要通过经济竞争来较量帝国主义优劣的体系。”


日本学者坂本太郎对这段历史如此评价:“在上述各次国际会议上,日本始终以互相让步的态度同英、美等大国一起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但也不应该忽视在其背后存在着导致日后发动侵略战争的阴暗事态……必须注意的是,在(日本)外交官们高喊国际协调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口号背后,还存在着这种以军部为中心的、后来接着演变成军部独裁的一股暗流。”说日本“以互相让步的态度同英、美等大国一起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显然是过度肯定了日本在华盛顿会议的外交是主动所为,实际上,中国问题的解决和海军条约的签订,与其说是日本外交的主动所为,莫如应该说是日本因自身实力的不足而不得不做出的、极不情愿且满怀怨恨的暂时妥协而已。随后出现的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皇姑屯事件等侵华行动实际上是对《九国公约》的直接破坏,也是日本用武力行动对美英权威的一种挑战。评价中关注到了日本此后发动侵略战争的阴暗事态和军部独裁的暗流倒是一语中的,否则就无法解释30年代军部法西斯政治泛滥的历史成因。


其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的挫折感实际上是对战时得势的国内军部势力的一种抑制,外交上的挫折感传递到日本国内政坛反而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丧失了大战期间趁火打劫所获得的许多权益。但是,华盛顿体系却为日本外交创造了抑制军部的专横独断的国际条件。”


一战后的日本进入到了一个政党政治相对繁荣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政友会和同志会、宪政会发展而成的民政党基本上垄断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政治权力。政党出身的政治家如政友会的犬养毅;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如滨口雄幸、高桥是清;宪政会系统的政治家加藤高明;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政友会的军人政治家田中义一先后出任首相。但日本国内政治家似乎并没有充分珍惜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形式上保持着保守政党的轮流执政,但各种政商勾结的事件层出不穷,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常道”,反而渐渐让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两大政党和宪政常道之所以能够勉强维持下来,是因为政权的授受并未委诸众议院多数,即因为西园寺公爵掌握着后继首相的荐奏权。”


显然,一战后日本并没有能够利用好当时有利于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未能解决好国内政治课题。军部政治虽然在战时得势、战后因外交受挫而被抑制,但元老政治成为20年代日本政治真正的“影子将军”,西园寺公望作为最后的元老,当其左右政治制衡军部的能力下降后,军部势力就成为左右日本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按照日本明治宪法的构造,御前会议、元老和内大臣是作为超宪法的国家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其中元老存在的意义在于辅弼天皇,对天皇进行必要的支撑。当元老势力自然消亡后,天皇就成为唯一能够震慑政府和军部的制衡力量。二战末期,天皇不得不出面发布《终战诏书》的原因就在于此。1934年,西园寺公望以年事已高辞去了推荐首相的职责,此举直接造成了政治天平的倾斜。可以说30年代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恶性膨胀,正是一战后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博弈,而作为政治稳定之锚的元老政治消退,是日本国内政治失去了平衡的结果。


其三,一战后日本外交的挫折感导致日本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国际秩序安排的极度不满,挑战美国并打破其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成为日本外交的最高诉求。


《四国条约》导致日本失去了日英同盟这一基轴,同时也使日本外交上的对英美协调派失去了外部依托,协调外交下的对华政策转向成为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外交政策;《五国海军协定》确定了日本海军主力舰只能占到美国的60%,这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加。日本海军的领导层普遍认为:“根据战史研究的结果,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假定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兵力”,这个所谓的“七成比例”追求落空,导致军部尤其是海军方面对华盛顿体系的不满情绪,逐渐压制了对英美协调的原敬、币原等国际协调外交路线的生存空间,以对华强硬外交为标榜的田中外交的得势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可以说是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视为日本为抗衡一战后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立的另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新秩序”,而这就是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向的自然结果。


当国际环境和大国政策对日本由战前的宽容、奖赏型外部环境转变为限制、约束型后,日本表现出了极度的不适应,随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外交路线也从对英美协调转变为摩擦、对抗。华盛顿会议过程中美国主导的多方公开谈判交涉模式,对比较擅长恃强凌弱、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折冲腾挪的日本颇感不适,尤其是在涉及中国和日本自身军控以及结盟外交问题方面,日本自身的综合国际协调能力不足等外交缺欠被进一步放大,使日本外交有强烈的不适感。以协调外交而闻名国际外交界的币原喜重郎曾慨叹:“利害相关的国家之间不可进行直接接触,在这种圆桌会议上决定我国的命运,真是迷惑至极。”


国际环境、外部压力的变化传导至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中,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使军部势力坐大,并利用了对英美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引导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战是日本国际角色转变的关键点,战前和战中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和追随者;在追随英美过程中,日本尽最大限度去攫取利益和扩张势力范围;原来追随的对象国成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国,失去方向感的日本外交脱离了原有追随外交的轨迹,开始寻找新的结盟对象,纳粹德国成为日本二三十年代的追随目标。一战后亚太主宰者角色的国家战略追求,使其同英美关系转变为竞争者和对抗者,挑战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亚太秩序随即成为其必然选项,也是日本突破困局的最高诉求,全面侵华战争和对美太平洋战争正是这种国家诉求的极端化表现。


作者简介:郑毅,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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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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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国问题研究》 2018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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