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是钱锺书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面对新的学术界而贡献的最初成果。他在完成书稿时有诗说：“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赴鄂道中》其二）诗中化用唐庚、杜甫、元好问的诗句，谓以“碧海掣鲸”之大手笔而从事此项普及性的选注工作，不免未尽其才，但“晨书暝写”的辛劳，“细”“严”的认真，自叹中复又自信。当时他工作单位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也十分看重。1957年3月，《文学研究》创刊，就发表《宋诗选注》中的作家小传十篇，以《宋代诗人短论（十篇）》为题，与俞平伯、孙楷第及所外一流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郭绍虞、夏承焘、罗根泽等的论文一并推出，还特意配发了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的手迹；紧接着在第三期上，又发表《宋诗选注序》全文。及至全书在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其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选本的独特风采，引起热烈的反响。
一、从备受推重到遭受批判
但不祥之兆几乎如影随形而来。早在同年五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讲话强调：“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于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内，一场“拔白旗、插红旗”的大批判运动从高校开始兴起，迅速席卷全国。
文学研究所是专家学者集中之地，运动一来，首当其冲，形势十分严峻。所长何其芳先生在8月24日的所务会议上，决定把已被所内外点名的郑振铎、钱锺书、孙楷第、李健吾、杨绛交由所内群众批判，但同时规定对郑的批判限期一周，其他四位限在古代组、西方组进行，限期一个月。在这个背景下，文学所主办的《文学研究》《文学遗产》两大刊物，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批判《宋诗选注》，作为个案而言，如此批判力度，在当时运动中相当抢眼。四篇文章中，有两篇出于文学所古代组同仁之手，另两篇的作者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是编选者的工作单位，一个是《宋诗选注》的出版单位，明眼人一看即知，具有“清理自家门户”性质，以免被动。这些文章，一般“上纲”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之类，有的还肯定《宋诗选注》的一些“优点”，所以后来钱先生说过批判得“不算厉害”的话。但他对其中一篇颇为反感。那篇文章把《宋诗选注》说成“目前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必须要“坚决地拔掉这面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白旗”，“拔白旗，插红旗，不止是一场大辩论，而是一次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难怪钱先生对此文作者的事后道歉，没有搭理。
二、风向转变
运动来势甚猛，随之不断产生严重问题。到了这年年底党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风向转为纠“左”。又开始强调两种所有制（全民、集体）的区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等话题又出现在文件上，强调“冷”的科学态度，政策重又调整。次年（1959年）1月，中宣部召集教育、出版、文艺界负责人会议，传出胡乔木“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的破烂”等语，不胫而走，广为流布。
何其芳先生则于3月6日和11日，在文学研究所分别召开党内会议和所务会议，具体落实纠“左”转向工作。他传达周扬对文学所和两个刊物的三点指示，即古今中外、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并明确说：“这次开所务会议所以请副研以上同志参加，主要是要求大家写文章，展开辩论的风气。特别是被批评的本所同志，如孙楷第、钱锺书、杨季康、李健吾先生，都可以写文章。外地的老专家说时机不到，所内的同志要带头写。”还说：“对待学术问题应当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不同意的也表示接受，不进行辩论，这是违背良心、违背科学的，是非就不明了。”
于是，何其芳领导的《文学评论》（由《文学研究》改名，以下简称《文评》）、《文学遗产》（以下简称《文遗》）主要采取三种方式来进行纠“左”：一是组织被批判的专家自撰反驳文章，如刘大杰《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文评》1959年第二期）、王季思《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关于我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批判的答辩》（同年第三期）；二是发表被批判专家的其他学术论文，意在请他们在刊物“亮相”，恢复声誉，如所内同事曾撰写批判李健吾、杨绛先生的两篇论文（同在1958年第四期），于是在1959年第三期上也同时发表李先生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和杨先生的《萨克雷〈名利场〉序》；三是物色著名专家为另一位被批专家“平反”，这就很难组织到手了。正如何其芳先生所说：“外地的老专家说时机不到，所内的同志要带头写。”他1959年4月在《文评》编辑部讲话中，要求“注意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特别提到刘大杰、王季思两文说：“这种反批评的文章是很难组织的，是不是有些专家有顾虑？”提出不要有“后顾之忧”。但学者们历经反右纠“左”、忽晴忽阴的多次反复，对充满变数的学术环境怀抱犹疑不安的心态，是很自然的。而当时唯一办成，且影响甚大的，就是请夏承焘来为钱先生“平反”了。近读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才知其间颇费周折，对于了解知识分子艰难的生存环境很有帮助。
三、夏承焘：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
先是1959年1月6日《日记》首次提及“夕阅钱默存《宋诗选》（按：此处当脱一“注”字）”，1月7日又记：“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1月9日，继续“看《宋诗选注》”。此是夏氏对其书其人的最初印象，也是他后来写“平反”文章的思想基础。后于4月8日抵京，他作为《文评》编委参加文学所主办的《文评》《文遗》编委扩大会，住在清那桐旧居改建的和平宾馆。当晚，他由文学所工作人员“导往东四头条，访陈友琴、余冠英，谈至九时，二君行里馀送上街车”，未访就在陈、余两家之间的钱先生寓所；又从夏先生此次客京十一天日记中，多记与文学所古代组专家互访会晤等事（如俞平伯、吴晓铃），独不见钱先生的姓名，看来，夏、钱二位交往一般。
但在4月19日返杭后，他5月4日的日记云：“发钱锺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诗题为《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
钱先生原诗待查。从夏先生的答诗来看，肯定是涉及《宋诗选注》遭年轻人批判事，夏先生安慰他《宋诗选注》自有价值不会埋没，是非必有定评不必挂怀。末句自注“谓郑振铎”，指郑先生飞机失事，可能原诗提及《宋诗选注》最初是郑所长交给钱先生的任务。嗣后于5月22日，钱先生又寄赠杨绛先生所译《吉尔·布拉斯》一厚册，次日夏先生“发钱默存、杨季康复，谢其惠书”。
而在这之间的5月13日，夏先生日记云：“陈翔鹤昨来书，嘱为钱默存《宋诗选注》作平反，复一笺。复友琴。复黄肃秋。”陈翔鹤是《文学遗产》主编，在夏先生游京时，两人过往甚频，还亲至车站送夏先生离京。在京时是否谈起约稿事，不得而知；但在此后却一再催促（6月16日、7月3日、7月6日），夏先生迟至7月9日才写成《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一文。从《日记》来看，夏先生一般撰文，文思甚畅，不少论文咄嗟即办，一两天挥笔而就，独这篇四千六百字文章，延宕踌躇，一再催促历时两个月才完稿，足证心理负担不轻。果不其然，7月23日日记云：“接《文学遗产》函，《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一文准于8月2日见报，问肯用真姓名否？”《文遗》编辑部当然希望能借重夏先生大名，以扩大影响，但夏先生原稿却未用真名。
夏先生的担心实非庸人自扰。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后，风云突变，急剧转向为反“右”。1960年5月30日日记云：杭大某人“作一文，批评予为钱锺书作《宋诗选注》介绍文，谓有意抵抗当时批判运动。其实当时周扬同志在北京文学研究所讲演时赞许钱书，《文学遗产》乃数次邀予撰此文。”夏先生的犹豫作此文，可能还有另一人事交往方面的原因。他在北京参加编委会议时，曾于4月15日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宴，晤王任叔（巴人）、陈迩冬等人，“任叔爱赏默存《宋诗选注》，谓论注文学书，应为作者留馀地”，那位写批评《宋诗选注》文章的作者时亦在座，且与夏氏交往尚多。我们现在读夏先生“平反”之文，完全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书评，撇开“平反”，另找话头径自直书，似乎世上从未发生过批判风波。所以严格来说夏文还算不上是篇像他《日记》所说的“平反”文章。
四、小川环树：宋代文学史必须改写了吧
《宋诗选注》的一度获得“平反”，钱先生是欠了两份人情的，夏先生一份，小川环树先生又是一份。在1958年《选注》遭到批判之后，小川环树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上，发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文。他首先向日本读书界郑重地介绍钱先生的“业绩”，并说他从“前年（1957年）的《文学研究》（第一期和第三期）上登载两篇论文”时，就“期待着见到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真的刊行了，实在令人高兴”。他敏锐地看出“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来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它的注解和‘简评’都特别出色。由于这本书的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吧”。最后说：“对这本书，我们曾怀有很大的期待，现在这种期待没有落空，真是值得高兴的。”（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1959年4月。中译文见《钱锺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小川先生此文既对《宋诗选注》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商榷意见，又对国内大批判文章作了指名道姓的回应（如对《选注》未收文天祥《正气歌》的“批判”，小川氏为之辩护），若说“平反”，小川先生此文倒有这点味道。
京都大学素有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的传统，一直向文学所按期赠送《中国文学报》。所内同事发现小川氏此文后，即告知陈翔鹤先生。翔老请人中译后转交何其芳、钱锺书两位，何先生更抓紧督促“平反”，而钱先生几次表示谢意。
一次是对香港《明报》记者的谈话：“《宋诗选注》出版了，正碰上国内批判‘白专道路’，被选中为样品，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一些批判文章。现在看来，不算厉害。日本京都大学小川环树先生在《中国文学报》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记得仿佛说‘有了这本书以后，中国文学史的宋代部分得改写了’。文章的译文是《文学遗产》已故主编陈翔鹤叫人译出来给我看的。这当然使我很高兴和感激。”（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载《明报》1981年6月24日）
一次是1980年，钱先生访问京都大学座谈时。小川先生在欢迎辞中提到《宋诗选注》；于是钱先生回应说，“他本人对这书实在极不满意”，“即便如此，出版后也还遇到‘人民性不足’‘资产阶级文学观点’等严重批判。幸好围攻者正要大张旗鼓之际，《中国文学报》小川环树的书评刚好寄到，赏誉备至，于是群喙立息”。他们二人由此通信订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钱先生“把他珍藏的小川环树富有欧阳率更（欧阳询）书法风致的信统统付之一炬，以免‘里通外国’的口实”（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载《明报月刊》1981年1月）。钱先生特地寄赠小川氏《宋诗选注》一册，亲笔改订多达九十馀处。这册书至今仍完好保存，作为两人友谊的见证，稍可弥补双方信件销毁不留的遗憾。
应该说明，小川先生的文章在“平反”中起了“以外促内”的好作用，但不是促使何其芳、陈翔鹤二先生组织夏文的起因，更不是主因。小川氏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4月，传到北京更在其后。而国内早从一月份开始已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纠“左”和转向了，文学所更在3月份正式召开会议部署具体工作，鼓励并点名钱锺书和其他“被批评的本所同志”，出来写反驳文章。连夏先生也是在8月2日发表《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后才获知小川氏文章之事的。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说：“得周振甫书，寄还《唐宋词序论》，云日本人有长文评介钱锺书之《宋诗选注》，甚推重。”因而他撰文时未能参考小川氏文。懂得国内运动的读者自会明白：光凭一篇海外文章是不会“群喙立息”的，有时或许会产生火上加油的相反作用。
五、“大批判”馀波
到了1959年8月，风向陡变，这回轮到何其芳先生自己过批判关了。庐山会议号召展开反右倾斗争，在文学所，何其芳成为第一个批判对象，短短一周内向他贴出120张大字报，对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的反攻倒算也是一大罪状，几次检查不能过关。最后周扬亲自来文学所讲话：“你们要求领导人是无产阶级战士，这是过分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事情才得以平息。反右倾主要针对党内，钱先生这段时间虽算平静，但内心郁闷压抑，他为《宋诗选注》事对何先生深怀愧疚。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的末尾感谢何其芳同志的“提示”，初版作“批评”，因而曾被误读为何先生对此书选目作过个人的行政干涉。其实，“批评”在此处是中性词，意近评论、品评之类。何先生在古代组会议上说起过选目问题。他说：“选思想艺术统一的，当然不一定要都说民生疾苦的。思想要广泛些，写风景、写爱情的都选。还是以广泛的标准来选。”这是1956年12月13日的会议原始记录。要之，钱、何共事长达20多年，关系极为融洽，文学所编的《衷心感谢他——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一书，书名用的是巴金老人纪念何先生文章的题目，而由钱先生题写。钱先生的“感谢”也是“衷心”的。
［附记］
小川环树先生1993年逝世后，其藏书归京都产业大学图书馆，建立“小川文库”。我托人前往查阅，他有四种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① “龙榆生手批本”（1958年初版），② “钱氏手校增注本”（1958年初版），此两种题名均由小川氏本人拟定，手书于封面。③ 钱氏再赠本（1963年重印本），④ 无题签本（1979年再印本）。前三种，扉页内有赠书人龙、钱二位的题签。钱先生的题签是对他写“平反”书评表示谢意，我已作过介绍，兹抄录龙先生的题签：
士解教授方讲宋诗，谨以友人钱君新著
寄赠参酌。龙榆生 1959年2月
“士解”是小川先生之字。龙先生与钱先生曾是上海暨南大学同事，1949年前后常有诗歌唱酬，颇有涉及敏感时事之处，交谊并非泛泛；他与小川氏也有诗篇往还。这册赠书有两种笔迹，红笔为龙先生，铅笔为小川先生，这说明此乃龙氏自存本，还表明小川先生亦已细读过。龙先生面对1958年学术大批判，《文学研究》《文学遗产》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批判钱选，他以有罪之身（1957年丁酉之祸）急于并敢于把自用之书寄呈小川先生，此顶风之举含义实堪玩索。小川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为钱氏“平反”之书评，离接受龙氏赠书两个月，虽不能遽断为他作“书评”时使用过此书，但风气感应，不能完全排除吧。看来，钱先生为此所欠“人情”，除了一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还得另加一位连他自己也不知情的词学家。
在小川文库还意外发现一册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书前有一行红笔题记：“1984年11月承王水照夫人远道见赠。小川环树识。”原来那年我去他寓所拜访，谈话内容是苏东坡，对拙编《苏轼选集》多有垂询。他提及曾先生此书，陪同的东京大学伊藤漱平教授转头对我说：“那么请王先生在上海觅购一本吧。”我就请家人把自存本寄赠给他。小川先生与钱先生同龄（1910年生），今年也是他诞辰110周年，述此作为纪念。
2020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