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某一词调的现存最早作品，是为始词。作为一种基于文本文献的思维方式，它有别于基于史料文献的创调研究，更重视文献事实，而非历史事实。但作品仰赖于媒介而传世，有一部分始见书籍较晚出或偏商业化的作品，其作者归属存在一定的争议，其作年考订亦有循环论证的风险。随着实物版本学理念的贯彻，有必要区分词作创撰、入集、存版的不同时间属性，留意南宋坊刻本、明清旧钞本、晚明重编本等“物媒”对始词归属的潜在干扰。始词的“首见”与“在谁”同等重要，关系到对词调正变、流传空窗期等问题的重新认识，甚至导致不同的词史阐释。兹事体大，经验总结实有必要。
关键词：词调史 创调 始词 实物版本 物媒
古今文献中，有三个与词调起源密切相关的概念，一为创调，二为初体，三为始词。“创调”一词，首见于南宋赵闻礼《阳春白雪》[一]，指反映词调创生之人与事。但重视词调起源的思维方式出现更早，至少在《碧鸡漫志》中已有不少对“创声”、“自制曲”[二]的考证。总的来说，此类思维的初衷在词乐史的考察。“初体”一词，首见于清蒋景祁《瑶华集》[三]，实践于《历代诗余》，其用意在对词调史中的“正体后出”现象作出调和式阐释，带有较鲜明的正变立场，主要重在词体史的考察。“始词”的思维理念出现较晚，首见于《钦定词谱》云“创始之人所作本词”[四]，今人田玉琪《北宋词谱》、李昌集《唐五代两宋词调体式源流谱》等皆有自觉采用，大体无问词调之声律协和，指某一词调的现存最早作品，主要重在文本史的考察。总的来说，对创调问题，宋人已有较自觉的探源意识，因当时词乐尚盛，那些关注乐理、乐史的词家如王灼等，对词调的音乐生成环境有“以古观今”的现实诉求；“初体”是由“正体”而来的次生概念，主要为了补救词调正变与其作品先后之间的龃龉，属于词乐亡而词体学兴盛后的产物，坐拥词乐现场的宋人没有这类认识，在本质上是明清人在编纂格律词谱时形成的一种文本观念；至于晚出的“始词”说，则跳出了（唐宋）词乐史、（明清）词体史的论述框架，立足于更具现代学科特性的“文学文献学”本位，尤其是近年来在实物版本理念的引导下，被赋予在史料层次（用于词乐研究）、文本层次（用于词体研究）之外的另一种文献纵深感。古人因经眼文献的局限，及对此问题之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虽然在《钦定词谱》、《词系》等书中有过一些讨论，但多浅尝辄止，基于充分文献的学理性探索，仍有较大的深入空间。
一、“事”、“文”之别：创调与始词的逻辑关系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对词调的考源以盛配《词调词律大典》、田玉琪《北宋词谱》、李昌集《唐五代两宋词调体式源流谱》三家梳理最为全面。然究其在古典词学中的早期探索，较早集中见于王灼《碧鸡漫志》，后在杨慎《词品》等书中有进一步发展。从学理上说，对词调的考源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有的重人事，有的重作品。《碧鸡漫志》后三卷考词调二九例，如论《雨淋铃》以为明皇“悼念贵妃，采声寄恨”，论《葛大姉》以为”单州营妓教头所撰新声”[五]，首重词调之本事，无问作品存世与否，此为“据调考源”之法；《词品》论白居易《花非花》为“自度之曲”，论《如梦令》为“庄宗自度曲”，论《人月圆》为“晋卿自制”[六]等，则据存世作品而阐论，此为“据词考源”之法。这两种思维方式及其逻辑起点，实基于乐词时代与律词时代不同的词文化语境。杨慎以后，以博学著称、撰有《正杨》专书的陈耀文，编有《花草粹编》一书，对晚明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明代在词谱系统之外最重要的“谱体词选”，此书以词调字数多少定序次，在同调内以词人“世次为后先”，秉持“丽则兼收”的务多态度[七]，虽没有自觉的“始词”意识，却在“全词调覆盖”的层面，达成了王灼、杨慎等人基于个别词调考源无法实现的一种知识宽度：即每个词调名下的第一首词，反映了编者阅读视域下的较早作品，可为当时读者提供有关“始词”的大量表层知识。这个时候，知识的真伪已不重要，贵在“始词”作为一种词学观念与知识单元的初步形成。与此同时，陈仁锡在《类选笺释草堂诗余序》中有“《忆秦娥》《菩萨蛮》二词，遂开宋待制、柳屯田领乐创调之繁”[八]的表述，已显露出对“创调”予以整体观察的历史意识。
入清以后，蒋景祁在《刻瑶华集述》中提到了“唐宋诸家初体”，惜其本意在词调题旨，未能对应至实际的订谱工作。而后随着格律谱的完善，《御选历代诗余》作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分调词选，每调下“词人以时代为序”，又云“有名词系本调之始，因后人改作少字遂列于前，而本调反作又一体者，每调注释自明也”[九]，已有对“本调之始”因字数增减而沦为“又一体”的警惕；可惜选家拘于儒家正典观念，只能“选录其风华典丽而不失于正者为准式”。所幸同为官家事业的《钦定词谱》后出转精，较好地贯彻了“必以创始之人所作本词为正体”[一〇]的编谱理念，但这种将“始词”与“正体”画上等号的做法，又让词调体式研究陷入了另一种误区。
严格来说，只要词谱还是以词调字数为序，“始词”永远是“正体”之下的二级议题；唯改以创调时间为序，“始词”才有可能升格为编谱事业中的首要问题。由此角度来说，秦巘《词系》批评《词律》“四缺六失”，其中第三失为“调名原多歧出，务欲归并，而考据不详，颠倒时代，反宾为主”[一一]，虽指正的是同调异名的先后问题，其实属于始词问题的一个分支。秦巘的考源之法，是“与其取法于后人，莫若追踪于作者，故本谱以自度原调为经”，即定位创调之人。而具体如何定位，又分为三种情况：“以传记中有事可纪，活以句意为名者，专属其人。”“其无从考证者，即以时代最先者为式。”[一二]他说得很清楚，对“始词”的判定，首重史料层面的“本事”，次为文本层面的“本意”，最后在“无从考证”的情况下，方是文本背后的“作者”所在时代。总的来说，前两种情况或指向词人的创调行为，或因文本内容接近调名本意，让我们对作品的早期性报以充分信任；第三种情况只提供作品的文本，它被视作始词的依据，并非直接源自文本内部的史料信息（“无从考证”），而是间接仰赖于文本的作者时代，在证据效力上是不如前两类情况的。我们不妨说，古人眼中创调的“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一种文学行为；而始词的“始”，只代表文本的时间先后关系，二者存在“事”、“文”之别，本质上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历史性与文本性的一种较量。
对词学家来说，“界定始词概念”是一种学理认知，而“判定始词作品”是一种实践经验。什么样的学理认知，决定什么样的实践经验。清人将始词的时间归属与作者相捆绑，“追踪于作者”，故在操作性上分为本事、本意、作者时代三个层级。今人的做法，大致亦如此，如《北宋词谱》云：“若某调不能确定为首创或首见于某作者，即又见于同时代不同作者，则通常以《全宋词》的作品排列为序。”[一三]就是对清人“无从考证者，以时代最先者为式”的一种优化。它未必能解决所有的疑难案例，但确实提供了一套趋于完善的判定法则。另一方面，以《彊村丛书》、《全宋词》为代表的词学文献学之创立，是现代词学有别于古典词学的重要一维，也是中国词学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最先开拓并完善的一个领域。由于它们为现代词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对始词的定位）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文献，以致于我们较少留意，以版本、校勘著称的《全宋词》，固然保留了征引文献的信息，但它提供的词籍时间线索（入集时间、存版时间等），早已被作为“第一序”的词人时代先后（约等于创撰时间）所掩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手中用的是现代文献学的整理成果，脑中想的却仍是古典词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实有必要在多条时间线的精细化考证中，展开对“始词”问题的更严密讨论。
二、人、书、物：词作创撰、入集、存版的时间属性
何为始词？田玉琪云“首创或首见于某作者”之词[一四]，李昌集云“年代最早的作者之词”[一五]。若可判为“首创”，必有“事”料可证；但“首见”或“最早”，应是只见其文，而难索其事。事实上，古代关注本事、创调等“事”之维度的词家，一贯重视词人之事迹；但因词事难考而转至首见、始词等“文”之维度的词家，由于未有现代的版本学理念，也只能“追踪于作者”，而未能顾及所见词籍之早晚。这种偏古典的视角，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难以解决词学研究日益精细化后的诸多问题。如那些缺少作者归属的敦煌词，我们就只能依据见载文献的时代来判断，所幸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在二十世纪才重见天日，我们可以充分信任其写卷上的文本反映了八至十世纪的原貌。但其它作者佚名或存疑的词作品，就未必有这么早的实物文献作为证据了。
不少“首创”难考而只能追问“首见”的词调，如田玉琪所言，都会遇到“见于同时代不同作者”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利用唐宋词的系年成果。但很多现在已被系年的唐宋词，如果回溯至原始文献，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作年，在漫长的学术史中，存在一个先定作家归属、再去作家生平中寻求安放的逆向推证过程。如《沁园春》调，其创调为谁已不可考，唯《青琐高议》记载为宋仁宗时期的“都下新声”[一六]。就存世作品来说，《北宋词谱》、《源流谱》皆以曾巩词（绦萼欺寒）为始词。此词在《梅苑》中作无名氏《洞庭春色》，在《能改斋漫录》中作吕洞宾，“曾巩”之名首见于明万历刻本《花草粹编》，由于《梅苑》的成书时间远早于《花草粹编》（曾巩《赏南枝》作为始词，首见于《梅苑》），故《全宋词》归在无名氏下，又见曾巩“存目词”。考虑到李清照评价其“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一七]，王灼《碧鸡漫志》论北宋词史对他只字不提，曾巩是否具备应歌“新声”的能力，颇可怀疑。然在《北宋词谱》中，曾巩词能胜过同调张先词（心膂良臣）成为“始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今人李震《曾巩年谱》将曾词系于至和元年（一〇五四），而《张先集编年校注》将张词系于熙宁七年（一〇七四）。李震的理由在曾词中有“问他日和羹谁又强”一句，据此断为及第前作[一八]。但据用典来推断作品的创撰时间，其证据效力实弱于直接语涉作词时间的史料，存在较大的风险。总的来说，词作品若在创撰时间、入集时间、存版时间上有较长的距离，且首见文献并非词家之别集，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作为“始词”的可能。
如果说创撰时间与入集时间的差别，算是文学作品辨伪的常用路径，那么，入集时间与存版时间的差别，关涉新兴的实物版本学，学界多习焉不察。如《祝英台近》调，从词人的角度来说，现存最早为王琪残句，此残句见于张侃《拙轩集》卷五《跋拣词》，作“王君玉”；又见周密《浩然斋雅谈》，且存录全篇，作南宋王澡词。同样的文本，若从后者，则无法视作始词。《北宋词谱》、《源流谱》皆以苏轼词（挂轻帆）为“始词”。但苏轼此词未见于元刊《东坡乐府》、明钞本宋曾慥编《东坡词》、清钞本宋傅干《注坡词》，甚至未见于近年渐受重视的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只见于明嘉靖本《草堂诗余》、万历本《花草粹编》及多部明人重编的《东坡词》（如茅维本、焦竑本、毛晋本等），其真实性颇可怀疑。而南宋初年张元干《祝英台近》（枕霞红）词，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芦川词》二卷存世，其实物时间远早于诸多晚明编刊的《东坡词》本。俞国林《寻找祝英台》已留意到这一问题，以为苏词“语直而浅，意浮而薄，或亦出于伪撰者”，对“今人编东坡词，皆据后出之本，径自入集”[一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种“活的文献”理念的引入，将改变学界对“始词”的原有认识，重新调整个别作品的时间位置。
总的来说，“始词”之“始”，关系词作品的时间属性。如何对其时间属性进行层次细化，实取决于所在领域的方法变革与理念更新。以作品所属词人时代定先后，重在“创撰”，此模式早见于清人，是古人在用调中形成的一种重“源”轻“流”、重“事”轻“文”的历史认识；以首见文献的成书时间定先后，重在“入集”，相当于在古典词学中注入了古籍版本学的现代意识，这让二十世纪的词史考证更趋精密；以首见文献的文物时间定先后，重在“存版”，这是本世纪实物版本理念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借“文学的物质性”警示“文本的变动性”，以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以来的词学文献学研究路径。
三、坊刻、钞本与明版：“物媒”对始词归属的潜在干扰
一旦我们将词作品背后的时间层次细化至存版时间，那么，实物文献诸媒介对始词归属的潜在干扰，就成为一个需要拿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的问题。
就唐宋词文献而言，考虑其经历了从应歌到应社的多维度转变，又处在“钞印转换”这一重大转型期，至少有三种媒介情况，会实质性地影响作品的文本面貌及其归属。一是俗文学的传媒特性，指向早期的书坊刻本；二是钞写过程中的文本变异，指向词集的旧钞本；三是个别词集的存版时间偏晚，指向词集定本的晚近性。事实上，在现存的唐宋词集中，除了欧阳修、秦观、陆游等人词集附见于《欧阳文忠公集》、《淮海居士文集》、《渭南文集》，苏轼、辛弃疾的词集有单行的元刻本外，其它多数词集皆在以上三类情况的范围内：如《醉翁琴趣外篇》、《山谷琴趣外篇》等南宋坊刻本，《百家词》、《南词》、《宋元名家词七十种》等明代丛钞本，又如《惜香乐府》的最早存版为明末汲古阁《宋名家词》本等。在对始词的判定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同一首词互见于“同时代不同作者”或“同时代不同作者”各有一首同调作品的情况，相当于两位词人在时代先后上具有相同的竞争力，那么，作品所见词籍的成书时间与书籍性质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如果某一方的作品不见于别集而见于相对晚出的总集，或虽见于词别集但只见于某部坊刻本，那么，所在总集或坊刻书在作品选源上的模糊性，多少会给始词的归属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以柳永、欧阳修词各两首为例。《御街行》调，《北宋词谱》以柳永词为“创调（或最早词）”（第二六三页），《源流谱》以范仲淹词为始词（第五〇三页）。我们不妨从词意（题、调关系）、词作（创撰时间）、词籍（首见文献时间）三个角度展开讨论。首论词意，毛校《乐章集》题注“圣寿”，其起句云“燔柴烟断星河曙。宝辇回天步”[二〇]，故《北宋词谱》认为“词赋本意”；范词语涉愁思，与“御街”无关，然《梅苑》中有“御阶行”之别称，范词首句云“纷纷坠叶飘香砌”，解作本意，亦无不可。次论词作，吴熊和系柳词于庆历元年（一〇四一），为真宗天书事件所作[二一]；范词作年尚无定论，但他在庆历元年已五十三岁，去世于皇祐四年（一〇五二），不排除创撰早于柳词的可能。相持之下，首见文献的书籍性质及其成书、钞印时间，就成为另一种重要的参考。据笔者考察，柳词见于《乐章集》多种明钞本，包括《百家词》、《宋元名家词七十种》、《宋二十家词》等，也就是说，在传承有序的《乐章集》诸旧本中，《御街行》从未缺席；而范词最早见于明嘉靖三十三年杨金刻本《群英草堂诗余》（未见于元刻本《草堂诗余》），最早的评论见于杨慎《词品》。我们无法判断杨慎的阅读来源，但《草堂诗余》系统与坊刻书业的关系密切，其文献来源颇可怀疑。如果我们排除总集见录的情况，只聚焦于别集系统，那么，此词首见于清康熙四十六年范时崇重刻岁寒堂家塾本《范文正公全集》（新增《补编》五卷），并未见于更早的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及稍晚的元天历元年岁寒堂合刻本。而康熙刻本《补编》中的四首词，明显是清人基于元明文献的辑佚产物。严格来说，这首在明代入总集、在清代入别集的词作，其文本效力的大小与作者归属无关，实不能与见于《乐章集》诸旧本的同调作品相比，此不得不留意。
类似的情况还有《望海潮》调。《北宋词谱》以沉唐词为“首见”（第七九四页），《源流谱》以柳永词为“始词”（第六二五页）。我们同样从词意、词作、词籍三个角度展开讨论。首论词意，沉唐词咏并州，柳永词咏杭州，柳词中有“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之句，更近词调“本意”。次论词作，沉词作于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柳词若据吴熊和说法，视为投赠杭州知州孙沔之作，则作于至和元年（一〇五四）[二二]，晚于沈词。当然，若据《古今词话》、《鹤林玉露》原说，主张投赠孙何之作，则可前推至景德元年（一〇〇四）。我们不难发现，若据吴说，则沈词将取代柳词成为《望海潮》的始词。一首无关“海潮”的并州怀古词，以较快的传播速度，被擅用新声的柳永在四年后拿来题咏本意，在情理上是不易解释的。若解释为更早创调作品的不同演变分支，又难以解释二词在文本结构上的摹拟痕迹。坚持“孙何”固为一说，但我们须留意，沈词虽然首见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但其本事在其他宋元词话、笔记中未被提及，明杨慎《词品》才是其阅读史的第一站。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的南宋刻本已佚，今存最早版本是明代的覆刻本（柏岩胡氏刻本）或重刻本（舒伯明刻本）。黄昇的选政虽被誉为“博观约取”，其品质远胜《草堂》，但他是福建建阳人，无论其征引词籍的来源，还是《绝妙词选》的书籍版式，都带有明显的坊刻性质，我们不能因有更趋“平俗”的《草堂诗余》作为同时代选本的参照系，便放松了对同为书坊编集的《绝妙词选》之史料复杂性的认识。
如果说柳词见于《乐章集》诸旧本，其来源足可信任，那么，欧词的互见现象及其真伪，则让所涉始词问题更复杂。如欧阳修的《看花回》词，未见于《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首见于《醉翁琴趣外篇》，北宋尚有黄庭坚、周邦彦等同调作品。《词谱》以为“一百一字者，始自黄庭坚”[二三]（另有柳永六十八字体，属同名异调），《北宋词谱》将《词谱》不言欧词的理由归为“欧词较为俗俚”，但也承认“后来创作，字声十分参差，不同词人常作不同拗句，加之律句类型也多有不同”[二四]。但严格来说，《醉翁琴趣外篇》是一部坊刻词集，将其中作品定为某调之始词，存在一定的风险。与之相反的是，稍晚的黄庭坚《看花回》词，未见于坊刻本《山谷琴趣外篇》，而见于明弘治刻本《豫章黄先生词》。从所在词集的书籍性质来看，以上欧、黄二词，一见于南宋后期的坊刻本，其词作来源在南宋乾道建阳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一见于明中叶的刻本文集所附词卷，其来源为明潘辰钞内阁藏宋蜀人所献本，四库馆臣以为“尚为不失宋本之遗，非外间他刻所及”[二五]。其始词问题，恐不能简单地据词人时代先后而定。
另一首《芳草渡》（梧桐落）词，互见于冯延巳《阳春集》、欧阳修《近体乐府》。今国图本、吉州本、天理本、宫内厅本《欧阳文忠公集》（南宋绍熙至庆元递刻本）卷末皆注“又载《阳春录》”。今存《阳春集》最早版本为明正德钞《百家词》本，其所据为嘉祐三年（一〇五八）陈世修重辑本。陈世修虽为冯延巳的曾外孙，毕竟去古已远，坦言“旧秩散失，十无一二，今采获所存，勒成一秩”[二六]，可见并无旧本可据。而嘉祐年间的欧阳修已年过半百，不排除其早年应歌作品被误传、误辑的可能。《全宋词》因《阳春集》成书早于《近体乐府》，而判为冯延巳作品，此判断用于比较词人身后的词籍结集态，并无问题；但置于欧阳修生前的词作流通环境中，则未考虑集前形态的复杂性。《北宋词谱》未录此调，《源流谱》以冯词为始词，显然都接受了《全宋词》的意见。但严格来说，这首词见于《近体乐府》而非《琴趣外篇》，属于罗泌严格删订后的保留作品，我们需要留意家刻、坊刻书籍在作品来源上的可信度差异，如陈尚君、胡可先等都认为对这些互见词“不应轻易否定欧的著作权”[二七]。而一旦此词归属欧阳修，那《芳草渡》的始词问题就要重新讨论了，因为《张子野词》中有《芳草渡》词二首，其中“主人宴客玉楼西”一首，《张先集编年校注》定为“不编年词”[二八]，考虑到张先（九九〇—一〇七八）的生年早于欧阳修（一〇〇七—一一七二），我们不能排除此为《芳草渡》始词的另一种可能。
总的来说，考虑到相当数量的唐宋词集在汲古阁《宋名家词》之前，并未形成有效的文本凝定，那么，词作流通中的口传、钞传、坊刻、辑录等因素，就是我们在探源始词时需要考虑的变量。严格来说，我们对始词的判定，理应在作品的创撰时间（其背后是作者的时代先后）之外，对首见词籍的时间予以慎重的考量。而此词籍时间，又可分为成书时间与实物时间两条支线，它们以不同的物媒形态（作品群形态、实物书形态），干扰着同一词调不同作品的先后关系。
一旦我们对某调之始词有了新的判定与认识，那就不仅牵涉“始词”与“变体”作品的位置互换，还关系到词调流传过程中的“空窗期”是否成立。虽说任何具体问题都应具体分析，但综上所述，有几类情况隐含的始词争议尤大，或可在经验层面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始词首见文献并非别集，且其成书时间或实物时间偏晚；第二、始词互见于多家别集，其归属存疑；第三、始词首见文献带有商业出版物的性质，其作品取源有失严谨；第四、始词首见于非集部文献，与同调的第二、第三首作品之间存在较长的空窗期。以上总结挂一漏万，所论也未必允正，但始词的复杂性远超过创调，在词调研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对此概念内部的层次、权重等的认识，将造成不同作品之先后位置的重新调整，由此带来迥然不同的词史解释。予以更复杂、更谨慎的讨论，还是有必要的。
原文载《词学》第五十四辑，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作者：叶晔，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