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命题可知，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既是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融合结果。不论是教材编写，还是历史教学，都应跳出以西方为中心，在我们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比较大的学术问题，我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解，希望能为各位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提供一些思考，也希望各位老师能结合自身的教学为我们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学术现象。相比之下，中国史研究具有悠久传统，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例如孔子修《春秋》距今已约2500年，历代编纂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史学体系。然而，这些传统史籍虽偶有涉及周边地域的记载，如《史记·朝鲜列传》《汉书·西域传》等，却并未构建出系统性的世界历史认知，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中国古代所秉持的“天下观”，一直将中原视为文明中心，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概念。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自觉认识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自身仅是多元世界的一部分，传统“天下”观念受到质疑。自此，中国开始主动了解外部世界，但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地理、政制等现实概况的引介，尚未进入系统性的历史研究阶段。
世界史学术研究的真正起步延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中，少数人选择在欧美或日本攻读历史学，例如何炳松、陈衡哲等人较早接受西方史学训练。他们归国后，多在高等学校开设外国史课程，讲授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等内容。当时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以国学为根基，因此，外国史研究往往被视为“知识传授”而非“学问创造”。许多学者为谋求职称晋升，不得不兼治中国史，并在中国史领域取得成果后方能获得认可。这种环境催生了一批“中外兼通”的学者，如雷海宗、周谷城等，其学术路径反映了早期世界史学者的特殊处境。
尽管如此，在1949年前，世界史仍未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其根本转变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外交政策及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引入了苏联的学科体系。苏联自沙俄彼得一世时期便已受欧洲史学影响，至苏联时期建立起系统的世界史研究框架。中国通过移植苏联的学科设置、教材体系与研究方法，正式将“世界史”确立为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历史系普遍设立世界史教研室，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制度化形成。
随着现代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初步建立，部分高校开始在历史学框架下设置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方向，例如德国史、英国史等专门领域，并配备相应专职教师。同时，《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等学术期刊也开始系统刊载关于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朝鲜等地区的历史学研究论文，中国学界对境外历史的关注从零散的引介转向系统化的学科建设。至此，中国的世界史逐步成为一个学科。
若以严格的学科标准衡量，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历史相对短暂。相较于具有两千余年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世界史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不足百年，且在改革开放后才进一步明确其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科最初多聚焦于本国史研究，因而世界史学科在起步阶段面临学术积淀薄弱、体系尚不成熟等问题。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主要依赖外部引进。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缺乏对域外历史的系统研究传统，早期世界史研究不得不直接移植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与理论框架。具体而言，中国世界史的知识参照系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为西欧强国，尤以英国为最早的研究对象。由于英国在近代中西交往中的关键角色，中国学界对英国史的关注度最高，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随后逐步扩展至法国、德国及俄罗斯（沙俄）等领域，这些国家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学界对其历史的深入研究；其二，日本因与中国一衣带水且在近代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亦成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1949年后，中国在学术建设上全面引进苏联的学科体系。苏联的世界史教科书、理论范式与研究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世界史的学科建构，例如苏联科学院编纂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教学范本存在的。直至今日，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仍可见西方与苏联双源汇流的特征。
国内中学历史教科书最近十几年的编订、修改，笔者都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虽然出现了一些显著改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史学科体系仍然是西方与苏联双源汇流。
例如，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把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现在有所修订，但没有出现体系性变化。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前辈历史学家们，包括吴于廑先生、齐世荣先生，以及其他比我早一两辈的先生们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即构建我们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原因的限制，老先生们都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做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正式去启动这项工作。
二、关于马克思论世界历史
到目前为止，由于受到了苏联的世界历史研究，甚至西方历史理论体系的影响，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把历史的纵向的发展作为主线条，这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说法，即五种社会形态说。
纵向的发展的确是存在的，当然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简单，似乎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国家都一样，都是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若考察全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除了普遍性存在，还有复杂特殊性。这种单线演进模式虽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完整理论架构。
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纵向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另一方面是横向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形成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交流之后，形成了全世界的历史。这一论断揭示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形成性质，强调各文明单位从孤立走向联系的发展过程。
然而，苏联史学体系在构建世界史叙事时，往往采用国别史与地区史的简单叠加模式，再细分为英、法、德等民族国家史。这种编纂方法实际是将世界史等同于各国历史的总和，这不是世界历史的完整的方面，无法展现全球历史时空的有机联系与整体性特征。所以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构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史，需要依据这个基本理论进行思考，纵向的演进和横向的联系并进，怎么样能够将二者有机地融入史事中，并写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也是我们现在试图去做的一项工作。
新近编纂的《新世界史纲要》在理论突破上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第一章的作者是于沛教授，他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理论，特别强调了人类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融合结果。这一认识得到了学界积极响应，显示出对这一理论转向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求是》杂志长期以来以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为深化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逐渐增加了更具学术性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其中就刊登了于沛教授的《历史不容虚无》，提出应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与错误理解, 批驳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背弃,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观察、思考和研究历史。自此以后，《求是》每一期都会有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而笔者关于世界历史研究的文章也紧随其后发表在这本刊物上。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如何发展的；世界历史是什么，世界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是一个全面的完整思想，但是苏联基本上将横向的发展屏蔽了，只强调了纵向的发展，正是如此，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建立纵横结合的新型叙事框架，要求我们既把握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充分认识不同文明发展的特殊路径，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重构世界历史的整体图景。
《新世界史纲要》是一本十万余字的书，其理论架构就是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论述，要做全面的总结，这也是我们今后在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未来研究的深化，需要学界同仁共同致力于将这一理论框架转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展现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关于西方中心论
中国学界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也并非新近现象，可追溯至20世纪20至30年代。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学术自觉阶段，中国学者已开始审视由西方著述所构建的知识体系，质疑其中将西方历史经验普遍化、并标榜为“普世价值”的叙事倾向。这种批判意识在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领域均有体现，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长期以来此类批判多集中于意识层面的否定，未能深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内在理论构造与历史哲学根基。“西方中心论”究竟有什么特点？如果“西方中心论”这种叙事方式是错误的，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来否定这种叙述？
“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很少研究，我们在《新世界史纲要》里有这样的说明：
“西方中心论”有这样一些特点：（1）西方文明为唯一“正确”的文明，其他文明都不对，或者已失去生命力；（2）西方等同于世界，西方历史等同于世界史，学习西方历史就是学习世界史；（3）西方走过的路是全人类都要走的路，西方引领全世界；（4）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指引历史的终极走向。用这些特点审视我国现有的世界史知识状况，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有多大影响。在很多人脑子里，所谓“世界史”只是英法德美少数几个西方大国的历史，世界在“世界史”里不存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在人们头脑里构筑了一个歪曲的世界和一部歪曲的世界史。
“西方中心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把西方文明说成是唯一“正确的”文明，否认多元文明自主演进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例如，在论述现代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兴起或科学技术革命时，往往淡化非西方社会的主体性与贡献，甚至将殖民历史美化为“文明传播”过程，比如看起来写美洲，实际上却写西方如何控制美洲，写西方在美洲的殖民史，写来写去还是写西方。
否定“西方中心论”，不在于关于西方的篇幅写多还是写少，要害是它把西方文明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西方一直在引导人类的进步，指示人类发展的方向，这是“西方中心论”最大的问题所在，它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但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不意味着要搞一个其他“中心论”。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的历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共同发展创造出来的历史，这才是真实的人类历史，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地去写出来的。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理念，我们才能够破除“西方中心论”。
近代以后，西方的作用确实很大，比如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这些是从西方开始的，如何写？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些史事，这就是普世性和特殊性、地区性和全球性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法国在发生启蒙运动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怎样的？世界其他地区并非思想静止的“黑暗地带”，相反，多个文明正基于自身的社会危机与文化传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与再诠释。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社会剧变与理学内部危机，催生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浪潮，其核心是对专断皇权与空疏学风的批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直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主张以“学校”议政，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其思想被近代学者视为我国政治转型的重要资源；顾炎武批判“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精神，并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改良中央过度集权；王夫之在哲学上强调“理在气中”“变化日新”，发展出具有历史进化论色彩的思想。这些思想虽未引发如欧洲那样的社会革命，但证明了中国内部存在着活跃的、试图从传统中寻求变革出路的思想动力，这是与欧洲启蒙可比较之处。奥斯曼帝国在17—18世纪，面临军事压力，学者如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卡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土耳其语活字印刷所，出版了包括历史、地理、语言和科学在内的多种书籍，推动了奥斯曼社会的知识传播和现代化进程，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调适。这些都是历史路径的不同，而非思想的优劣。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上只有西方的变化，而没有中国的变化、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变化？这就是西方中心论造成的。
再比如，“封建社会”是什么情况？中国史教材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秦统一之后，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特征是大一统。中国是这样，西方是什么样呢？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定义为参照，主要指中世纪西欧一种以采邑制为纽带，政治权力分散（“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领主司法权独立、武士阶层享有特权、庄园农奴制普遍的社会政治形态。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只叫学生背这么一句话，那是可以的，但稍微有点思想，爱动脑筋的同学一旦发现这些不同，他立刻就会提出问题。世界史教科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叙述其实写的是西欧封建社会，把西欧封建社会写成是全世界的共同现象，这正是“西方中心论”不自觉的流露，这是值得警惕的。在我们写的《新世界史纲要》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
早期中古世界的历史就是亚欧大陆各地区走向封建化的历史。这一观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才能够呈现出中古早期世界历史的共性，能够体现这种共性的，正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农业生产力，以及地主与农民之间基于土地所有权之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四大文明圈，无论它们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形态等上层建筑方面表现出多么大的差异性，在生产方式上却具有封建主义的共同性。它们多数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在形成中，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对立成为最突出的矛盾。当然，在承认中古时期文明的共性时，也应该意识到：‘封建’的表现形式在各地区、各文明中是不同的，例如尽管土地所有权规范了地主和农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但土地所有权在有的地方是‘国有’的，在有的地方是私有的；在有的地方是领主统治农奴，在有的地方则是地主管辖自由农。社会结构亦有不同：印度的种姓制将人固定在职业上，西欧则形成封君—封臣的私人等级关系，东亚则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大屋顶的覆盖之下。
我想，这种说法既体现了普遍性，也说明了特殊性，这才符合世界历史的真实，符合真正的人类历史。在共性之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类历史从来都是多样化的。
四、关于《新世界史纲要》
在《新世界史纲要》中，我们没有对“西方中心论”做一种空洞的大而化之的否定，而是用历史的真实去说明人类的文明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这本书篇幅很小，10万字左右，若翻阅，一个上午就能基本知道大致内容。它一共是6章，第一章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是形成的”这个基本理论作阐释，呈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完整论述，因此非常重要，是本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前辈学者吴于廑先生说世界历史是“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释”，如果给吴先生留下更多的时间，他会继续沿着那个思路做下去。本书承接这一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做了全面的、纲要性的梳理与阐释。
历史是纵向和横向交叉并进的过程。关于纵向发展，大家比较熟悉五种社会形态说，但是关于纵向发展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说从渔猎采集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然后到工业社会，再到我们今天的数字社会或者是人工智能社会，等等，这也是一种纵向发展，也是一种生产力增强的演进。甚至也可以有其他的纵向的标志。所以纵向发展是确定的。
问题出在苏联学界把某种社会形态绝对化，而且是普世化了，似乎就像上台阶，必须从第一个台阶到第二个台阶，再到第三、第四个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但当我们把这种说法摆到全人类的历史中去检验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举例来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事实上俄罗斯是否有奴隶社会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俄罗斯民族很晚才形成国家，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10世纪，对照中国的历史已经到宋代了，唐朝已经过去，俄罗斯才开始形成国家，而且从一开始其基本特征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为了说明俄罗斯是有奴隶社会的，苏联学者就将其领土上一个很小的部分曾经出现过的奴隶制度，说成是整个俄罗斯国家的奴隶社会阶段，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南高加索地区，现在已经不是俄罗斯的领土了。以前也不是俄罗斯的领土，很晚才被沙俄帝国吞并。但为了说明5个阶段普遍存在、不可逾越，苏联教科书就把它说成是整个国家的奴隶制，这过于牵强了。
再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现象，但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英国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色彩非常显著，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中 “看不见的手”表现很明显。相比较之下，德国统一之后就执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并首创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的财阀体制将封建宗法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三井、三菱等财团在明治维新后形成政商共生网络；而法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传统很强大，至今仍保持着国有企业在能源、交通领域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的这种多元状态是我们在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历史时必须要表现的，必须把特殊性和普遍性同时表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书太无聊了，一点也不好看，而原因则在于我们没有把历史的那种生动性、地区和时代的特殊性表现出来，把历史变成一个干巴巴的框架。所以我们以后去构造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时，就应该把历史写得深入、好看，让大家愿意接受、愿意看、愿意读。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把历史的多样性写出来。
五、关于新学科体系的构想
《新世界史纲要》是作为一项任务下达的，最初做这项工作，大家感觉非常困难，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我们写了七遍，才最终拿出来。这本书共六章，第一章作者是于沛教授，第二章作者是李隆国教授，第三章作者是黄春高教授，第四章作者是朱孝远教授，第五章作者是许平教授，第六章作者是董经胜教授。七位教授，每人只写一万多字，花了三年时间，可见多么难写。这本书的写作思路就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交叉并进，在任何一个时间段上都要体现出来。纵向是由低到高，横向是从分散到整体。能不能充分体现这种交叉并进，就是这本书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志。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当年就获得中国好书奖。社会各界对这本书给予正面评价，也引起人们对构建中国世界史知识体系问题的重视。
最近我们又开始做一个新项目，在《新世界史纲要》的基础上，继续建设中国世界史知识体系。希望经过几年努力，拿出一个更加完整、符合历史真实的《新世界史》。这套书应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理论，以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交叉并进为框架，反映中国学术界的创新思维。人类社会从低到高、从分散到整体，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最终联结成一个牢固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得到大量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师们的帮助和支持。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