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启蒙运动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和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反映出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显著改变，并对此后党的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新启蒙运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以此对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的转变。这一运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文化民族性的强调，其中的一个历史动因就在于新启蒙运动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运动过程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深刻认识到“不合当地土壤的植物是不能生长和繁荣的”。从“决裂论”到“土壤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深化，这对当前推进“第二个结合”亦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决裂论”；“土壤论”；“第二个结合”

作者：崔海亮，（延安716000）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和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为主的否定性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从与传统决裂向与传统衔接迈出的重要一步[1]。学术界对新启蒙运动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新启蒙运动地位与意义的研究仍然不够，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发展过程、历史地位的评价还存在很大分歧[2]。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进而确立工农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3]。新启蒙运动作为构建新文化和培育新的文化主体的重要事件，对党的文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启蒙运动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接引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理论探索，认为“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4]。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新启蒙运动，对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新转向：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

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同年底，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同时开始调整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左翼文化人士认为，文化和政治应该相辅而行，文化运动应该适合国难时期的要求[5]。面对抗战救亡的迫切形势，必须发起一场新的文化运动以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通过“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来挽救国难”。“自从上下一致、团结御侮的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后，相应着这一政治上的民主运动，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就成为广大人民抗敌救亡的共同目标了。”[6]1936年9月至10月，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与《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始。这一呼声既得到了艾思奇、何干之、胡绳等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响应，也得到张申府、朱光潜等自由主义者的呼应，后来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也参与到新启蒙运动中，使其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1940年7月[7]。

新启蒙运动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的，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它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何干之认为，“在启蒙之前加一个新字，是表示它是过去启蒙运动的综合，经过扬弃的作用，已把启蒙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8]。何干之所说的“新”，意即新启蒙运动是对过去启蒙运动的“扬弃”，他把新启蒙运动看作是“第二次否定”，“意思是说‘五四’文化运动是肯定，新社会科学运动是否定，而新启蒙运动却是否定之否定”[9]。新社会科学运动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中的“新思潮派”以“新哲学”为中心，“一方面介绍哲学的经典，一方面又介绍哲学的入门书。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新的观点来重新估量中国社会的性质”[10]。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而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何干之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得出的结论是宝贵的，它显示出了“新哲学”的威力，即使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得不认为“新哲学”是对世界的合理反映，是“理性的尺度”。“只有应用这方法，方才可以解剖谜的古国。”[11]何干之认为，正因为新启蒙运动有“新哲学”的指导，才实现了对过去启蒙运动的“扬弃”。新启蒙运动肩负“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任务，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启蒙运动从文化运动的狭隘性中引领出来，促进各派思想自由竞赛，反对异族奴役，反对思想独断和专制，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才能完成特定阶段的启蒙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规定和影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内容与走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救亡”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12]。新启蒙运动发起后，1937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北京和上海的报刊发表了大量讨论新启蒙的论文，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高潮。讨论主题涉及怎样重估五四运动的价值，怎样继续推进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工作，怎样开展新启蒙运动[13]，其中陈伯达、艾思奇、张申府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陈伯达认为，“新哲学（新唯物论）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但中国的新哲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辩证法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状亟须改变。为挽救国难，新哲学者“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14]。他提出，要把“新哲学”应用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并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他还认为，“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15]。此处“动的逻辑”指的是用唯物辩证法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由此可见，新启蒙运动中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认为只有以“新哲学”为指导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新启蒙运动的“新”，主要体现在其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张申府并不赞同陈伯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新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16]，他主张的“新解析哲学”即实在论和逻辑经验论哲学，实际上就是罗素哲学的翻版。陈伯达反对张申府把辩证唯物论和逻辑经验论“拉成一伙”，认为张申府所主张的逻辑经验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与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立场根本对立。陈伯达认为，辩证唯物论在当时的哲学领域已经处于主流和指导地位，以后的哲学领域“亦不能不是属于辩证唯物论的”[17]。由此可见，这一争论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主导，但在新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却没有主导的力量，自由主义，也当然不能领导中国的思想运动。”[18]资产阶级已失去文化领导的资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文化运动的领导权。

获得文化领导权后，首要目标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这就要求对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艾思奇认为，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就是文化大众化运动。“所谓新启蒙运动，就是‘到民间去’……文化运动应该适合国难时期的要求。近来的文化运动，其在救亡的任务上讲，显然做得还不够深入，不够广泛，‘到民间去’的工作也不充分。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19]所谓“到民间去”就是深入民间，唤醒民众，因此，新启蒙运动实际上是挽救国难的文化大众化运动。既要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注重精英启蒙的狭隘性，也要改变只注重文化阶级性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文化政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组建文化联合战线，这种文化战线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分析了新启蒙运动的领导阶级和发展目标。他们认为，“‘五四’时代所提倡的民主主义，‘撑舵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要解放的，能受到‘民主’恩惠的，也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阶级而已。现在我们需要的民主，是解放全民族的民主主义，‘撑舵者’是绝对多数的阶级……我们所要达到的，不是为少数人谋幸福的社会，而是为全民族谋幸福的社会”[20]。新启蒙运动的领导阶级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工人阶级，其发展目标是解放全民族，建立一个为全民族谋幸福的社会。

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去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对广大人民的蒙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哲学”）引领文化大众化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区别。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标志着新启蒙运动实现了中国启蒙运动指导思想的转向。而挽救国难的严峻形势也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引领新启蒙运动。1938年4月，艾思奇首先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1]，主张把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抗战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现实革命问题的解决。此后，新启蒙运动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朝着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这个方向发展，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新发现：从激烈反传统到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中国，“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墨学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论”等论调促使思想界深化对“中、西、马”三种不同文化的认识。到底哪一种文化才能救中国？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促使中国共产党深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1918年，李大钊提出要建立融合东西文明的“第三新文明”[22]；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土地革命时期的社会史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都深化了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促进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初步完成。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来看，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日用而不觉到高度自觉的过程。从深层文化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精神底蕴、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都延续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使在表层结构上激烈反传统的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日用而不觉而已[23]。虽然党的理论创新始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从五四运动到新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这段时间内，在显性层面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从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到新启蒙运动期间提出“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不再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激烈的几乎是全盘反传统的立场”[24]，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加以重新审视，更多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能够唤起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思想文化资源。新启蒙运动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文化艺术等如何适应抗战形势，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进行了创新性思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大肆屠杀中国人民，而且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肆意扭曲、摧残中国文化，打击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企图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奴役政策激发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党的理论工作者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民族自豪感，唤起爱国精神，文化抗战成为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吴玉章认为，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四大发明”等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我们有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底光荣历史，这不仅可以自夸，而且可以十分坚强我们胜利的自信心”，“我们大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有深刻地研究我们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团结一致，结成牢不可破的、钢铁一般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胜利”[25]。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把文化民族意识从文化阶级意识中凸显出来，适应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心理状态”[26]。新启蒙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能够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信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唤起民众的抗战觉悟，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新启蒙运动之后，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艾思奇认为，新启蒙运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需要结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深入推进文化大众化运动，唤醒民众投身于抗战救国。这种文化大众化运动还需要继承“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获得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样才能“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27]何干之认为，如果能够找到辩证唯物论这个真理，新启蒙者则“既团结了拯救我们在危亡中的祖国的活力，同时又建立了我们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基础了”[28]。陈伯达认为，要批判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但喜欢古代最深的哲学——如墨子的哲学”，而且对于孔子的“旧爱国思想”和士大夫精神也要批判继承。新文化既要根植于中国传统，也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29]。陈兆鸥主张新启蒙运动要改变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态度，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必须批判过去文化，克服过去文化的劣点，更要肯定过去文化、摄取过去文化的优点”[30]。这些理论工作者所理解的新文化具有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开放的特征，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有着惊人的相似”[31]，但新文化并不是脱离于传统文化的。由此可见，新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新启蒙运动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理论探索。1937年7月和8月，他相继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部著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结合起来。毛泽东对知行关系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把知行关系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冯友兰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古代具有唯物论传统的知行观的结合，是马列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彻底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32]。《矛盾论》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因素结合起来，成功地做到了“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33]。《矛盾论》用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成语说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引用“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和《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等故事来阐释矛盾双方的变化。这些例子说明毛泽东逐渐转变了过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开始自觉探索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毛泽东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4]。这一论述不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也综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表明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系统的认识，并上升为党的文化政策，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后，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又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张申府认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新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拔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35]。张申府认为，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社论，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产物，“她不仅继承了太平天国以来的革命传统，并且保持、发扬了四千年来文化、学术、思想、道德等一切优秀的民族遗产。那些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不适于中国国情的人，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36]。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说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7]。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8]“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政策开始形成。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兼收并蓄，而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9]，这种批判和继承的文化态度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如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探索。1942年，毛泽东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与民族文化遗产的关系时说道：“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40]1943年5月，毛泽东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41]毛泽东把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与中国共产党血肉相连的精神纽带，特别强调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2]。中国共产党在新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不仅指导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而且对此后党的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文化民族性的强调，最终到“把中国一切优秀传统看成是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东西”，中国共产党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了民族自尊与历史自信，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新认识：从“决裂论”到“土壤论”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持负面评价，将其视为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因素。比如，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43]，把儒家文化看作是与民主共和制度相对立的落后文化。他把当时胡适等人研究墨经与名学看作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把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研究“国故”看作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44]。陈独秀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化石”和“僵尸”，认为其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有同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决裂，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都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消极因素，只看到二者的对立，并未主动去探索二者结合的必要和可能[45]。

中国共产党人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主要来自《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决裂论”，但这是对“决裂论”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6]。一些人认为这里的“传统的观念”就是传统文化，进而认为，共产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同传统文化决裂。由于《共产党宣言》的广泛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把传统文化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障碍，进而对其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误解，因为《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传统的观念”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指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决裂论”指的是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47]。虽然“决裂论”也包含与腐朽的传统文化观念决裂，但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有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恰恰相反，它只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才能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学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而这一运动又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褒扬为基本特征的。当时引领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接引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才能引入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正好契合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不过，这种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广泛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西式民主制度却难以在中国立足。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

新启蒙运动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态度，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张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努力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运动过程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接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土壤，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对二者关系的新认识。

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48]，这一运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要把中国固有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西洋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他还认为：“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或换言之，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49]张申府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外来文化在中国生长的土壤，清醒地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无独有偶，从贤、陈伯达也有类似的观点。从贤认为，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和中国化，就是生产“建立在中国民众生活上的文化产品”，不仅要汲取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等外国优秀文化“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50]，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新文化生长的土壤。陈伯达初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何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世界人类优秀分子所梦想过的东西，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优秀的人们所梦想过的东西。“我国古代一个为救世而最富勇敢牺牲精神，‘以自苦为极’的哲人—墨子，就曾经梦想过这样的社会。为近代中国一切优秀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有名的‘礼运’大同之说，也就是对于这样社会的梦想。”[51]陈伯达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结的思想资源，墨子的“兼爱”“大同社会”思想就充当了这个联结的中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必然联系。“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发展，就正因为它是适合国情的，它合于我们民族将来的事业，也完全合于我们民族现在奋斗的事业。不合当地土壤的植物，是不能生长和繁荣的。”[52]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就是因为中国具有适合马列主义发展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切最优秀文化的继承者，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新启蒙运动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土壤论”，系统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53]。马克思主义只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交融共生的关系，但二者在延续中华文脉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不同地位？习近平“根脉与魂脉相互关系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习近平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54]。在中华文脉的赓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魂脉”和“根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决裂论”到“土壤论”，到“根脉与魂脉相互关系论”，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这一转变的直接理论成果，“根脉与魂脉相互关系论”则是“第二个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来看，新启蒙运动抛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改变了对于传统文化以否定性为主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不仅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对于当今推进“第二个结合”也有重要启发意义。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研究”（25AKS008）的阶段性成果。

[1] 李映方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艺术》，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6页。

[2] 参见姚宏志：《新启蒙运动研究70年》，《安徽史学》2014 年第3期；常百灵：《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5年第4期。

[3] 欧阳军喜：《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4] 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第90页。

[5]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1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6] 同上，第25页。

[7] 关于新启蒙运动结束的时间，学者们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多数学者认为，1940年7月，陈伯达发表《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一文，批驳了张申府对于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此后，新启蒙运动归于沉寂。

[8]《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9] 同上，第108页。

[10]《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10页。

[11] 同上，第110页。

[12] 欧阳军喜：《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13]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1册，第27页。

[14] 陈伯达：《真理的追求》，上海：新知书店，1937年，第3页。

[15] 同上，第14页。

[16] 张申府：《科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中国教育》1940年第2期。

[17] 陈伯达：《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国文化》1940年第5期。

[18] 夏征农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第201页。

[19]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1册，第22页。

[20] 同上，第33页。

[21] 《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491页。

[22] 《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23]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百年历史经验探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24]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百年理论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25]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1938年第52期。

[26] 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第100页。

[27] 《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414-415页。

[28] 《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3页。

[29] 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60页。

[30] 陈兆欧：《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晨报》1937年5月4日。

[31] 宋平明：《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2] 冯友兰：《“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底解决》，《新建设》1951年第6期。

[33] 《毛泽东年谱》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15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5]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第158页。

[36] 《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新中华报》1939年6月30日。

[3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38] 同上，第707页。

[39] 同上，第707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4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46页。

[44]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04页。

[45]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1期。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47] 同上，第420-421页。

[48]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8页。

[49] 同上，第19页。

[50]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1937年第23期。

[51] 陈伯达：《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解放》1938年第43、44合期。

[52] 同上。

[5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页。

[54]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