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5期
[摘要] 政治团结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政治团结在以民族构建与阶级构建为线索的脱域化演进中生发出来,涉及根本决断、自觉认同与共同行动等要素,背后包含着一种以引领者为核心、响应者环绕周围的向心结构。领导权是中国语境中政治团结的关键议题,政治团结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而最终得到根本解决。在党的领导下,政治团结嵌入当代中国政治场域之中,从场域内部的政治分工、政治运作与政治发展等多重维度彰显出来。
[关键词] 政治团结;领导权;党的领导;当代中国政治场域
一、问题的呈现
在面对“我们”何以共在这一问题时,相较于通常的结构化叙事,团结因内在的能动性特征,能够提供一个与人本身更为接近的“元”回应。现代语境中“团结”一词的发轫,本就包含着统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广义社会面向。这种社会性内涵的厚植,存在“内”与“外”两种路径。就前者而言,摆脱了传统机械形式的有机团结,直接以创设和规定社会性的权利与义务、不断恢复着相互依赖性的法律方式,嵌入社会内部,将异质性的现代社会组装为一个“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规定之外建立广泛的团结,让团结起来的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剥削机制,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置于团结起来的人们的自觉控制之下。两种关于团结的奠基性解读,都显示出对团结之于社会秩序构建的效力期待。总之,团结的内涵是社会的,却隐含着政治的底色。
政治团结并非嵌入团结脉络之中的一个“领域”或“阶段”,而是与现代团结的整体构成相融合的特定维度。历史地看,从社会危机下的街头抗争到国家建设中的主权构建,团结的政治之维已经在以“团结”促成“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中表现出来。政治团结所蕴含的能够跨越种种阈限的行动力量,展现出一种克服“团结悖论”、把团结的边界向外推扩出去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政治团结是建立在自发化、契约化还是组织化的基础上,是出于权利的还是权力的理由所结成的,要紧的是,是否存在一个领导性的政治集团,能够通过有效引导把分散的力量转化为统一的行动。如果说团结的社会之维,体现了现代导向的社会纽带在人与人之间重建的共在状态,那么,政治团结则包含了主动的反应与自觉的调适,为团结的生发注入了能动性特征。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不同于后发国家通常基于民族主义-发展主义逻辑所形成的政治团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团结的形成与作用,包含着双重线索。一是作为“政治”的“团结”,这尤其体现为统一战线的建设。党将“人心”视作“最大的政治”,以统一战线的建设为策略与战略,弥合政党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阶层之间和海内外同胞之间的差异,在强化一致性的基础上,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二是作为“团结”的“政治”。党领导下的政治团结具有重构政治本体论的深远意义,使之超越了权力竞争的范畴,转向以共同的事业建设为中心的活动。总之,当回归中国语境讨论团结问题时,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政治团结。
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中,对政治团结予以阐发的学术自觉已经呼之欲出。当前,对政治团结的阐发,主要被两类话语所吸纳。一是国家治理话语中的政治团结。政治团结在与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衔接中,以既“在……之中”又“在……之外”的方式作用于国家治理,即一边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构筑国家治理现代化赖以推进的基础,一边在国家治理的具体过程中释放出“将广大群众凝聚起来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治理效能。二是伟大斗争话语中的政治团结。伟大斗争话语“带着对现实政治的关照与历史对话”,打开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团结-斗争”的“辩证法”,“基于社会广泛合作的努力奋斗话语成为斗争话语的新形式”。作为政治团结的典范,中国提供了一个阐发政治团结的生动语境,在中国语境下澄清政治团结的演进脉络与独特进路,能够开出一条解析当代中国政治场域生成与运作的全新路径。
二、对政治团结的学理审视
表面上看,政治团结只是“政治”与“团结”的结合,从学理层面的普遍主义立场出发考察政治团结的内涵,似乎只需在政治的范畴中澄清团结的含义。然而,这种做法忽略了政治团结所蕴含的对于现代政治的奠基性意义,这种意义的呈现却恰恰切中了政治团结的实质。因此,无论从外部视角还是内部视角去解读政治团结,都首先需要将之视作一个整全概念。
(一)作为现代政治现象的政治团结
即便仅仅“将‘我们’的范围扩充到隔壁洞穴的家庭”,这种相对原始的结合都已蕴含着团结的人类学原型。然而,严格地说,政治团结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性质的政治现象:一个对此的消极解释是,政治团结之所以被赋予现代性质,在于其所针对的“与日俱增的分离化”,仅仅出现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但政治团结所具有的积极面向,即作为人们去自觉把握和克服被异己力量所支配的盲目命运的实践,真正给出了政治团结的现代性质的根源。尽管政治团结通常随着“支配-反支配”的直接对抗一同出现,但相较于对抗性的权力争夺,逐步消解现代社会对人的结构性压迫、将人从与自身相对立的对象化境地中解放出来的集体努力,更加接近政治团结的本质。政治团结的首要意义,就在于让集体形式的人,能够通过一种根本决断的达成而掌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去除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决定论的现实盲目性。
政治团结围绕着人们关于发展方向的根本决断而形成。当前普遍存在的一种背景性预设是,政治团结的产生,似乎必须先行从“我们”的而非私人的立场出发,做出“谁是朋友”与“谁是敌人”的根本决断,对外在“敌人”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团结起来,无论这个敌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实,政治团结并不是必须通过外部的指向,把团结起来的“我们”间接连带出来,而是一开始就隐含着人的自我指涉。政治团结所依赖的根本决断,首先反映出人自主筹划自身生存道路的意识和能力的回归与彰显。这种根本决断不仅要从根源上把人所面临的种种压迫以及压迫的再生产机制纳入反思的视界,试图提出一种通过重新调整社会发展方向而彻底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而且包含着一种要求人们自觉付诸行动的强烈吁求。
政治团结是在内在的自觉而非外在的强制中凝聚起来的。作为面向人们生存境况所做的一种根本性筹划,特定的决断所许诺的利益共享,唯有经过社会化扩散和意识的中介,才能把利益层面的现实或潜在的相互依赖性,转化为人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的内化,未必一定与诸如“友爱”之类的具体情感相冲突,也不会单纯将政治团结奠定于情感主义的基石之上。人们之间的情感互融在政治团结中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政治团结优先“致力于一些‘理念’——伟大、光荣或者尊严——而不是人的某种‘爱’”,人们需要基于对根本决断之中核心内容的理性认识,形成对其所体现的内容原则的自觉认同,以此超越仅仅针对特定对象的“爱”的限制,赋予政治团结以普遍主义的形式。
政治团结必须付诸共同行动而完全落实下来。政治团结的现实形式是一种共同的行动,而不能只被视为基于共情或共识的共存状态。作为共同行动的政治团结会展现出统一的目标、适当的组织、内部的协调、集中的力量等形式特征,但真正令政治团结与一般由群体激情所煽动的一致行动形成实质区分的地方,在于其所要消除的对象恰恰是隐含于群体激情之中的盲目本质,让团结起来的人们在对自身命运的掌握中,朝着根本决断所指示的方向进行自觉创造。对于政治团结而言,重要的不是行动方向抉择上保守与激进的区别,而是共同行动所蕴含的创造功能。与政治团结结为一体的创造活动,兼具破坏与造就的双重性质。这种创造的最为直接的产物就是“我们”:并非作为他者的“敌人”把“我们”制造出来,“我们”是因政治团结而得以出场的。
(二)政治团结的生发机制
不是人民创造了政治团结,而是政治团结创造了人民。把“我们”以人民的形式创造出来,是政治团结最为显著的成就,鲜明地表现出政治团结的现代性质。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诞生的背后就是政治团结的出现。不同于前现代的在地化团结,这种把曾经被歧视、被忽略、被隔离开来的陌生人联结起来的政治团结,呈现为一种脱域化形式:先天的作用与传统的影响深刻嵌入在地化团结的运作中,血缘、地域、习俗等要素使人们固化于一个熟人网络之内,彼此之间的团结是极为具体的,每个人依据其所处的具体位置、针对具体的对象、遵循具体的规范、保持具体的感情;脱域化的政治团结,则要让人们从具体的处境,甚至从固定的生活轨迹中挣脱出来,投身到与抽象原则相融合、具有崇高色彩的共同行动中,对根本决断之中包含的特定原则的自觉认同,让彼此“把其他人当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总体上,这种脱域化形式是沿着“民族”与“阶级”两条线索演进的。
一是以民族构建为线索的脱域化演进。即使民族是“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的,支撑这种想象的民族主义原则及其观念,依然能够作为对某一共同体进行整体筹划的根本决断,呈现为一种指引着政治团结的真实力量,政治团结朝着把特定民族落实为主权国家的方向运动。政治团结的普遍扩展,主要依赖文化认同或权利认同,前者是人们“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由于共享的语言、历史、宗教等文化要素所达成的认同,后者则把认同的基础置于对个体权利的承认与保护之上。这类政治团结把人们从地方性网络及其内在的人身依附关系中释放出来,使人们在观念和行动的取向上自觉接纳共同的民族身份,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其中,政治团结的创造功能,在于使“人民”作为“治理-被治理”主体相统一的主权者呈现出来。
二是以阶级构建为线索的脱域化演进。无产阶级在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中的大联合,是现代化进程中阶级构建的典型形式。马克思主义为政治团结的实现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类政治团结建立在人们对阶级身份的自觉认同之上,阶级认同的形成根源于人们对无产阶级与其现实处境之间的关系,隐藏于对社会化大生产之下结构性压迫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性认识。以统一形式展开共同行动的无产阶级,脱离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及其意识形态的桎梏,推动着政治团结向全世界的超主权扩展。由此所创造的“人民”,是置身于历史整体运动中“解放-被解放”主体相统一的解放者。
(三)政治团结的构成方式
直观地看,政治团结由共同的行动所构成。不过,共同行动的内涵起码能够同时从政治团结与政治整合这两个极为相似、不易区分的方向上得到阐发。看起来,二者的构成都依赖于内部的协作,都需要在“共同配合和协调一致的行为”中取得一种整体效能。但这种形式化相似,反而遮蔽了政治团结与政治整合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政治整合经由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不同部分的吸纳与调节,先行生效的特定制度作为政治整合嵌入其中的背景框架,构成了政治整合赖以运行的必要条件;尽管不与制度的效力绝对互斥,但政治团结并不以制度的构建为构成要件,并非必然借助制度的中介去调和人们的行动,而是奠基于直接发生于人与人之间、不需任何中介作用的关联性上,人们以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形式展开共同行动。甚至在部分极端场景中,政治团结经常会创造出活跃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要求重塑既有体制的反建制力量。
就表层形态而言,这种直接关联是人们在越过将彼此区隔开来的重重藩篱、把相互之间的联结横向推扩出去的过程中建立的。区别于由自然遗传、历史传承或社会化等外在因素所促成的直接性,横向联结中的直接性的生成以自觉认同为枢纽。由普遍化的理性认识而非特殊性的个人感受所担保的自觉认同,使人们站在现代立场上,自觉发现、体验与确认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广泛联系,激活、运用与发挥以共同行动创造现实价值的本己能力,释放出人们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因素而遭受压抑的互动可能性。这就在由自觉认同所打开的全新行动维度中重构了“利己-利他”的利益反馈机制,人们经此突破了形形色色的界限,直接确立起共同行动的目标、伦理与组织,进入一种被共同目标所驱动、被共同伦理所规范、被共同组织所协调的共同行动之中。
就深层运作而言,横向联结的推扩背后伴随着以“引领-响应”为范式的纵向机制。站在现代立场上的充分自觉状态,并非以同样程度对所有人保持可及,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先行觉醒的少数人,做出现代化取向的根本决断,使之成为多数人普遍认同的特定原则,引领着人们一起投入共同的行动之中。这种共同行动所指向的,则被视作一种归属于“大家”的事业。引领者因为能够先于众人,把握住尚未来临、却在现实上和道德上均值得期待的东西,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所以展现出超出一般水准的卓越品质,人们的响应是检验引领者所做的根本决断有效与否的核心尺度。引领者的出场确保了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会沦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盲目力量。
因此,在政治团结的构成中,存在着一种以引领者为核心、响应者环绕周围的向心结构。一旦被人们所认同和遵循,引领者就天然代表着用以指引人们前进的特定原则:能够成功激起众人响应的引领者,不只是在根本决断之中把相应的原则完整揭示出来,而且要以切身行动向人们做出恰当的示范,成为行动的表率。对于众人而言,引领者与其所揭示的特定原则之间经常是难以完全分离的,引领者的出场将“某种实际上不在场的事物”变得形象可见起来,是这种不可见的抽象原则的现实化身。在内在的卓越展现中,引领者因这种不可剥离的紧密融合而始终保留着一部分不可转移的权威。这种牢牢附着于引领者身上并与之融为一体的权威,不会随着制度的构建而彻底转移,不会被建立的制度全部吸收。恰恰是权威的保留,使引领者能够根据情境的变化, 不断重启从创造新制度到创造新现实的一系列共同行动。
三、领导权:中国语境中政治团结的关键议题
“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构建政治团结、让团结起来的“人民”出场的过程。领导权竞争是隐含于政治团结构建中的核心问题,政治团结问题的根本解决,依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
(一)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团结问题
任何对中国现代化的恰当描述,源头上总是绕不开或隐或现的危机叙事。作为典型的“后发-外源”现代化国家,中国在被外部的冲击卷入现代化浪潮时,恰逢内部王朝统治危机的爆发。内外危机之间的交互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破坏了修复传统秩序和重建统一王朝的治乱循环机制,瓦解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造成“一盘散沙”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呈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乱象”。整个中国而非某一王朝,陷入了难以通过复制既往经验予以克服的全面危机状态。面对这一局面,引导人们“组织起来”与“团结起来”的政治团结,很早就被有识之士所呼吁。政治团结“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政治团结是一项事关整个中国的“根本性议程”,是对“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说到底,中国的政治团结问题,是在传统的官僚政治、双轨体制与宗法伦理逐渐失去效力的情况下,如何重建整体性联结的问题。这起码包含了相互嵌套的三个层面:一是破除权力的梗阻,即既要穿透从社会内部自然生成、阻碍权力向下延伸的乡土屏障,又要打通社会二元结构中传统与现代两类体系之间的分隔,建成一个统合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以及社会内部多重差异的“框架性国家”;二是弥合代表性与组织力的断裂,即形成一支具有高度能动性、由现代化导向的统一中心所指挥的行动力量,全面创造“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三是新主体的创造,即在“民族”与“阶级”双重构建下,创造出作为现代政治主体的“人民”。无论是形式化的框架构建,还是实质性的力量统合,都需要回归到政治团结对“人民”的创造上,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
政治团结不能只被看作全面危机之下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应对策略。政治团结以双重向度的闭环运作扩散开来:在自上而下之维,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突破既有的阻碍与割裂,全面渗透于民众中间,引起和促进广大民众从思想观念到组织形态的全方位革新,在民众之间建立起内在化的紧密关联;在自下而上之维,随着对领导力量的认同强化,广大民众在统一领导之下投身于覆盖国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人民”的出场,背后连带着民众内部的系统性重塑,这又依赖于政治团结中作为施动性部分的领导力量。那么,当旧的权威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消解、已经不足以适配或支撑新的领导力量时,新的领导力量不仅要提出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方案,还要以超制度化的方式构建超大规模的政治团结格局。换言之,政治团结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动员与组织的效能问题,而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二)政治团结背后的领导权竞争
随着近代以来的局势恶化与危机加深,各种性质的政治组织轮番登台,试图主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守旧与维新、立宪与共和、西化与苏化等道路之争的背后,是以构建政治团结为中心的竞争,能否最为广泛地调动社会力量、凝聚起共同行动,是确保方案落地的关键;政治团结构建之争的背后,则是以领导权为中心的竞争,能否使组织的主张最大程度地激发起民众的响应,是实现政治团结的关键所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
若以出场时序论,作为旧式统治集团的晚清政府、作为军事寡头联盟的北洋军阀和作为一体化独裁组织的国民党,都曾具备显著优势,却未能掌握主导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权。一是以晚清政府为中心的政治团结构建。晚清政府基于保守观念所推行的渐进改革,不仅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势力的诉求,反而在改革过程中丧失了原本由官僚体制、士绅阶层和乡土社会所支撑的集权优势,导致王朝统治的自我瓦解,从旧秩序溢散出去的人们“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二是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政治团结构建。北洋军阀内部碎片化的权力分割,使所谓的中央“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 ,不同势力之间经常陷入地方割据、争夺地盘、互相吞并的混战状态,更没有、也不能提出和执行完整的现代化纲领。三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政治团结构建。尽管保持了现代导向的意识形态和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但国民党及其所控制的国民政府随着“‘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交相并存”,变成独裁集团的权力工具,组织内部的独裁集团与侵略势力、地方精英的共谋,变相抵消了组织深入社会的动力。
无论是为了建立统治秩序还是出于促进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某一时期之内实力占优的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没有真正掌握构建政治团结的领导权。究其原因,不外乎上述组织均未能凝聚起足够的权威,未能吸引民众的自觉认同:对内,组织本身经常陷于内部的权力竞争与利益争夺之中,无法以整体的统一将其所推崇的现代原则付诸实践;对外,各类组织不具备走进民众中间、进行超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有时反而更倾向于与垄断资源的地方精英达成妥协与合作,以致组织整体悬浮于中国社会之外。“组织内”与“组织外”的双重失败,与组织本身缺乏正确意识形态的指导息息相关。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团结问题的根本解决
党的领导使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的团结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百余年征程中,经历了严峻考验,克服了重大挑战,取得了人民群众最为广泛的响应,领导人民群众缔造了主权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不同于一般的工具性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在先锋队组织之内,党不仅建立和完善了筛选-审查机制、分层-分工机制、纪律-规范机制、教育-引导机制等内部控制机制,而且坚持以持续的自我革命保持着组织整体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避免组织本身“官僚化”与“特权化”;在先锋队组织之外,党的合理化、弥散化和层层贯通的组织体系,突破了将民众分隔其间的地域性、行业性或政治性壁垒,直接渗入民众的生活场景,把先进的思想与组织带给民众,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先锋队组织的建设,使党能够保持组织的集中统一,将原本离散的、脆弱的、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凝聚成一股统一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团结,构建起一个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向心结构。党对民众的发动与组织和民众对党的认同与响应,使广大民众摆脱了传统的小共同体本位和现代的多元化割裂,以有组织的形式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共同行动之中,展现出作为解放者和主权者的现实力量,实现了“人民”的出场。
四、政治团结在当代中国政治场域中的多维彰显
政治团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团结的现实构建与功能实现确立了根本的政治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政治团结作为一项奠基性原则,支撑着当代中国政治场域的构成,塑造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分工、政治运作与政治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团结的实现进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团结涉及双重维度:一是作为治理技术的政治团结。政治团结以各类要素的集中调度为内核,解决和克服国家发展中资源规模约束、体制内部梗阻和赶超型压力等问题,确保现存问题能被纳入政治范畴之内又不致引起内部的破裂。二是作为革命手段的政治团结。“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需要人们超越呈现于眼前的“现存的”,以革命的方式打开和把握真正“现实的”,党把政治团结作为“重新建立起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贯通”的革命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实现普遍解放的全新政治现实创造出来。根本上,政治团结的实现取决于党能否永葆先锋队组织的卓越品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团结的实现,主要包含三个具体环节:
第一,以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确保党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是集中展现先锋队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突出部分,是把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转变为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充满革命能动性的先锋队组织的核心枢纽。党的领导核心对内部团结的不断强化,发挥了一种先锋模范的作用,影响和塑造着党的政治生态与组织作风,确保了党在领导人民团结奋斗中的目标一致、共识凝聚和组织统一,维护了党中央领导权威,“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第二,以党的团结引领政治团结。“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构成了以党的团结引领政治团结的前提。以党的团结引领政治团结,是要把团结的范围从党内推向党外,扩展到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人民群众中间,以此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团结。政治团结的范围扩展,并非基于“强制-服从”或者“庇护-效忠”的方式,而是以引领作用的实现为基本路径。这种引领作用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改造,把人们从有限的、对立的和虚假的观念桎梏之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与盲目状态,摆脱彼此之间因利益分化而造成的重重分割,自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中。
第三,以政治团结带动社会团结。“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团结,能够带动社会团结从一种模糊的自发性向明确的自觉性转换和升华。相较于个体化基础上人与人以有限方式自发结成的社会团结,在政治团结带动下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团结,极大克服了由于个体之间相互工具化的潜在倾向而隐含的不确定性:人们在团结起来的同时,伴随着彼此之间分歧与冲突的协调,但党并没有把矛盾的解决完全交给诸如市场之类“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的自发作用,而是遏制了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种种风险以及社会内部的盲目性;更为根本的是,政治团结从一开始就把人们作为整体性的“人民”而非相互分离的“个体”创造出来,“人民”在形成之初就超越了把人们分离开来的限制性因素,在共同行动中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二)以政治团结为核心原则的政治分工
在当代中国政治场域中,以宪制方式对公共权力所做的结构性安排,“不是防御或控权而是团结一心共同奔向美好目标的手段”。政治团结而非权力制衡,构成了这种宪制安排的原则遵循;在政治团结基础上形成的分工关系而非基于权力制衡的分权关系,是权力配置与组织设置中不同部分之间形成的基本关系。
一是纵向维度的党政分工。党政分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呈现出纵向运作的形态。作为政权建制的广义政府本就是从党的组织体系中分化而来,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嵌入党的组织体系之内,党对广义政府的构建,既出于应对现代社会中“复杂性治理与功能性分工”的客观需要,似乎又是保持先锋队组织的卓越品质、避免沦为国家机器的必然选择。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党通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取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自觉认同,直接掌握着国家的领导权,广义政府的建立反而是落实这种领导权的构成环节,即广义政府作为实现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的必要工具而存在。
二是广义政府的内部分工。相较于纵向维度的党政分工的政治属性,广义政府的内部分工更为明显地表现出针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属性。党作为公共权力的构成要素和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通过组织设置与权责衔接而反嵌于广义政府之内,广义政府以党的组织为中轴延及各类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各级各类党政机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党不但能够在承担特定职责的专门机构之间进行广泛协调,防止治理过程出现严重脱节或过度损耗,而且能够根据治理任务的变化,及时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甚至局部重建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
(三)以政治团结为深层逻辑的政治运作
当代中国政治场域中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可被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人大为核心、遵循单向委托逻辑的表层运作。作为权力委托者的人大与人大之外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监察委等国家机构“是单向的主从关系”。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遵循政治团结逻辑的深层运作。尽管政治团结并不排斥竞争的作用,但以政治团结为深层逻辑的政治运作本质上区别于遵循政治竞争逻辑的西方权力运行。
就西方的政治运作而言,发生于多元化的部分之间的政治竞争通常是政治运作的根本动力,由此实现一种系统均衡。相较于由抽象原则和程序性规则所保障的人民的形式化统一,人民的多元化分裂在西方的政治运作中更具实质性力量。个体形式的民众以投票方式支持特定的政党取得执政资格,胜选的特定政党通过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输出具有明显利益偏向的政策或法规。外部性的实现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机密所在:经过公共权力的转化,在政策收益向某一部分集中的同时,政策成本却以整体的形式被分摊下来。维持这种政治运作不致断裂的关键在于系统的作用,那个包括宪政体制在内、弥散于整个社会之中的“系统”,作为一种将所有人笼罩其间却难以被人为控制的“黑箱”,以自发调节的方式确保政治竞争的结果会在长时段演进中趋于均衡。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作来说,政治运作的根本动力源于人民在政治团结之中所结成的整体性,由此实现一种整体一致。这种整体形式的人民不会停留于纯粹的原则上,而是在政治团结中表现出共同行动的真实力量,“内部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与社会动能”。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立之前就已与人民群众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人民群众在制度渠道之外以实际行动响应,表现出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国家制度的构建反而依赖于党的领导权威的支撑。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既超越体制又反嵌于体制的方式,推动和主导着政治运作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并非如西方政党组织一般,仅仅对不同利益诉求进行被动反应,而是会先行对民众进行主动引导,使其能够走出眼前的、表面的、狭隘的利益处境,认识和接受彼此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
总之,西方政治竞争逻辑最终使政治运作呈现出“反应-竞争-均衡”特征,中国政治团结逻辑则以“引导-团结-一致”为环节构成。恰恰在政治团结的逻辑运作之上,人民通过参与作为一项“事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内在的力量。
(四)以政治团结为内在支撑的政治发展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中,政治团结的支撑作用的首要之义,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心基础与力量源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能够总体把控、系统筹划与有序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使中国成功避开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政治衰败与政治极化,维系着经济与社会“两大奇迹”,开辟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路。
一是政治团结对政治制度化的内在支撑。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政治的制度化将秩序的供给以制度形式落实下来,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实质”。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分化-分利”模式推进的政治制度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在政治团结的支撑作用之下走向了“共建-共享”模式:“分化-分利”模式通过“分”的方式,在秩序构建中将民众划分为独立的个体,民众唯有被这种“分”的方式所识别和计入,方才享有由制度形式所保障的合法资格,进而参与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分利过程;政治团结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出场,始终保持着“合”的整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代表的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共建-共享”模式的政治制度化既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共同推动,又旨在保证全部利益由人民群众共享。
二是政治团结对政治民主化的内在支撑。中国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为特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团结不断加强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政治团结的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团结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又不致引起政治内耗或权威破裂;同时,与试图将民众陷于民主程序的空转中而使其进行自我规训的自由主义民主相区别,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不是为了汲取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形成“人民的自我规定”。
三是政治团结对政治效能化的内在支撑。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政治发展的一切成就最终都需要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避免“政治发展的内卷化”。政治团结的强化,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凝聚起维护秩序整体稳定、突破改革深层障碍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政治效能的提升由此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能力得到巩固,使中国能够超越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治理路径,以更为稳定、高效和普惠的方式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集中化能力有所强化,既有利于打破封闭的利益藩篱与固化的权力格局,防止权力被资本俘获,又有利于矫正条块分割的科层体制中内生的僵化缺陷与变异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