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是两种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式主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认为经济活动是“理性人”在稀缺性约束情境下的选择行为。而实质主义认为经济研究不应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因为经济并非独立运行的抽象系统，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之中。要揭示经济的本质，就应该深入社会的不同层次和结构，从整体上考察经济活动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意义，再现人、社会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数字统治与技术异化加剧的当下，形式主义经济学对技术理性的过度依赖愈发暴露其对“社会性”的遮蔽，在这一问题上，实质主义经济学需要承担起重建经济伦理的人文根基、弥合技术与社会断裂的历史使命，这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波兰尼 实质主义 形式主义 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引言：两种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张力
20世纪60年代，围绕经济社会关系展开的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中的重要学术事件。这场论争不仅关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更深刻触及经济学如何理解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本质问题。
经济学的“主义”之争，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哲学观之中：不同的社会哲学观派生出了不同的方法论思维”。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是两种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二者的方法论之争源于它们在研究对象、知识传统和哲学根基等方面的根本对立。在研究对象上，形式主义的“形式化”表现为经济活动主要关注“选择”这一普遍行为，而忽视了生产、分配与制度变迁等动态要素。实质主义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真实过程，强调经济制度的生成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知识传统上，形式主义源于功利主义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在“边际革命”后最终延伸到新古典经济学，其旨在将经济学建设成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学科。而实质主义源于德国历史学派、古典社会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等，重视地方性知识与历史特殊性。在哲学根基上，两种经济学范式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深刻分歧。形式主义的本体论预设是个体主义和自然主义，认为市场是一个由普遍法则（如供求关系）支配的自然秩序，“经济人”是这个秩序中的“内核”，经济现象是其表现形式。实质主义的本体论预设是整体主义和制度主义，认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化过程，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规范和权力关系等独立存在，即经济不是“自然的”，而是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在认识论方面，形式主义采用演绎法和实证主义认识论，从“理性人”“稀缺性”等核心假设出发，通过数学逻辑推导出可检验的命题，强调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而实质主义倾向于归纳法和诠释学认识论，通过历史比较、田野调查和制度分析等，试图从丰富的经验材料中归纳出经济运行的模式，其目标在于诠释经济行为在特定社会脉络中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波兰尼代表实质主义从形式主义的假设前提和他的人本主义立场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批判。而形式主义者对实质主义的研究方法、意识形态倾向（浪漫主义）和适用范围等几方面提出了质疑。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反映了经济学的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张力。尽管二者在方法论上存在分歧，但都为理解当代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如何重新解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形式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质化的经验研究之间找到平衡、重构新的经济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等，仍是需要学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从近年来关于实质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多数学者主张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将成为经济社会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提出“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主义化”命题，即以整合实质主义的经验研究、形式主义数学化模型和微观计量工具的方法来阐明微观机制。也有学者认为，需借助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赋予实质主义的前瞻性，协同指出当今占据霸权的形式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模式的不足，同时要关注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波兰尼开创的实质分析传统能否经得起时代考验，在于其能否解释当代社会中各种重大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也是后继者必须应对的时代命题。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通过解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构建以实质主义范式作为互补方案的理论内核，并尝试揭示实质主义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启示。正如形式主义者的批评，波兰尼的经济社会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波兰尼毕生之作的重要意义不是源自其个别的论点，而更多地源自其普遍性的人类关怀。他的知识传统让其一直思考着人类历史的意义以及自由主义文明的未来，他的研究就是要回答这种宏大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重复指出波兰尼理论的某些缺陷，而是剖析其实质主义思想中那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并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中进行探讨，以考察波兰尼实质主义分析传统的学术生命力。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挖掘实质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向度”与“方法论自觉”，将其从一种批判工具提升为一种建设性的经济学范式。在方法论层面，本文倡导打破经济学内部的学科壁垒，以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方法论基石。在价值层面，本文将实质主义范式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战略核心概念进行对话，为其提供深层的学理支撑和批判性的反思视角。
二、波兰尼对经济含义的区分：实质与形式
实质与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由波兰尼提出的，但是他从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两个维度对经济含义进行了明确区分。波兰尼认为经济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包含诸多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形式主义经济表现为人在稀缺性条件下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理性活动方式，是一种目的和手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实质主义将经济定义为人与周边环境（自然、社会）进行互动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社会组织过程。如果不从这两方面去把握就不能认识经济的真实内容，正如布洛克和萨默斯所言：“这种区分揭示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研究视角都难以全面捕捉真实经济体系的复杂性。”
波兰尼对经济含义的区分主要借助于韦伯和门格尔的经济学思想。其实韦伯已经意识到经济蕴含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的含义：“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在韦伯那里，形式上的合理意味着可计算与应用以经验和深思熟虑为取向的技术手段，具体采用何种手段，花费多少成本，取决于满足结果的有用性，即“目的合乎理性”。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把这种形式理性发挥到了极致，而经济在实质上的合理性极为模糊，需要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用“价值合乎理性”的标准去衡量，因此很难将经济的形式因素和实质因素完全区分开来。波兰尼指出，韦伯的缺陷在于承认经济行为来自稀缺性所导致的人的合理性取向。门格尔采用将社会和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方法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来自手段不足的节约方向，另一个是来自生产的物质要求。这和波兰尼对经济的划分方法基本一致。在波兰尼那里，形式意义上的经济代表着精打细算，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则是一种物质对象化过程，即使用物质对象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真实意义上的经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地存在。
波兰尼不仅明确区分了经济的双重含义，而且实质主义经济的理论图景和核心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波兰尼塑造的。他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从“社会统一性”的本体论出发，以“自律性市场”为批判靶心，以“嵌入性”为历史与方法论原则，以“双向运动”（市场扩张运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为历史哲学，以“虚拟商品”为关键概念，并以“社会保护”为核心实践理性的、完整的实质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波兰尼实质主义的起点是他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本原状态的揭示。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理性的，“自律性市场”本身具有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属性。但波兰尼认为并不存在自动运行的经济，它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宗教、政治等之中的，经济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存续与团结，这正是经济服从于社会整体目标的本体论体现。这种“非经济”动机才是人类经济行为更深刻的本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逐渐“脱嵌”并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恰恰是对社会本原的背离。其次，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是对现代社会动态发展轨迹的宏观把握。不受约束的市场扩张（脱嵌）必然激起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历史的合理轨迹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波兰尼从更宏观、更物质性的层面指出，当市场损害到社会整体时，人们会通过立法、工会、环保等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些社会保护机制是社会成员在制度层面进行“交往”和“协商”，以捍卫共同生活价值的体现，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现实的交往合理化。波兰尼关注的并非个体间的话语沟通，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在面对市场逻辑侵蚀时，如何通过“社会保护”这一集体实践理性来捍卫其赖以生存的实质条件，这种以社会整体福祉为导向的实践是“实质理性”最深刻的表现。最后，波兰尼对土地、劳动力、货币作为“虚拟商品”的批判彻底瓦解了市场“自然性”的神话，揭示了现代经济的全部根基都是建立在社会和政治之上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们本身并不是商品。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货币是用于交换的媒介。但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这些生产要素都被商品化了，这是一种深刻的异化现象。因此，探究自由市场无序扩张如何扭曲了人类与社会、自然的本真关系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成为波兰尼实质主义分析的关键切入点。
波兰尼通过对经济含义的区分，批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常常忽略了经济的实质性内容。从理论上讲，形式主义范式甚至可以追溯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斯密在《国富论》当中表明，自利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础。虽然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也谈及人的“利他”行为，但他认为“利他”是个人化的，仁爱只能在家庭内的劳动分工中延伸，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工程学”，如罗宾斯认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去伦理化”“去社会化”“去价值化”的形式主义定义，这是形式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但正是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导致现代经济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构建精致的数学化模型，这是形式主义的另一个特征。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日趋抽象化，似乎无需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这使经济体系的其他方面更易忽略。”总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以“理性人”在“市场”中追求“最优化”并最终达到“均衡”为理论硬核，以数学建模和计量检验为通用语言，旨在以个体行为为基础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庞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在分析市场机制、制定边际政策时非常有效，但其为了追求精密的模型和严谨的逻辑，常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历史背景、文化价值和权力结构等视为次要因素，这正是波兰尼批判的核心。虽然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领域，它包含着这个学术共同体对自身范式的持续批判和修正，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上仍然是高度形式主义的。
三、波兰尼对形式主义的解构与批判
物尽其用在逻辑上是经济的形式含义所隐含的规范，特指由于手段不足而引致选择的稀缺情境。在此情境下，“选择”“不足”和“稀缺”三者的互构逻辑是这样的：选择（现象）需通过不足（条件）证明稀缺（公理），而稀缺又反过来成为解释选择行为的依据。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形式主义经济学者对基础概念的界定存在着自反性悖论：既将稀缺性作为经济学前提，又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波兰尼认为无论手段是否充足，选择都可以发生，“旅人行至山麓，面临两条岔路，皆能通达目的地。若两条路径毫无二致——等距、同便、齐陡——他仍须抉择其一，否则只能放弃前行。”手段不足会使选择变得艰难，充裕的手段也可能会使选择变得痛苦。稀缺和选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做出选择适用于所有目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行为。针对经济的形式意义，波兰尼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形式经济学究竟如何应用于实证情境？若手段并非内在不足，其不足性又当如何检验？此外，既然已证明‘稀缺性’有别于手段不足，那么究竟该如何确认稀缺性的存在？”波兰尼认为“稀缺性”的概念本身缺乏精确性，只会造成混乱。
经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通过阐释文化与实践理性展开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人类学家口中那种原初社会“仅能糊口的经济”观点以及石器时代人类悲惨命运的历史学认知是非常错误的。人类原初社会事实上在物质方面非常丰裕，他们能够更轻易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锡西亚人的陶罐交易并“没有突出陶罐的稀缺性，而是更直接地夸大了物品的来之不易”。莫斯笔下那些部落社会的“夸富宴”，故意毁弃资源的行为恰恰证明其非稀缺性。特恩布尔发现，在俾格米人眼里，他们的森林是富饶的，“能够回报他们的挚爱并能委以尽其所需的信赖”。马林诺夫斯基观察到，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园圃种植，“产出远远超过他们的实际需求”。就拿生活在卡拉哈利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来说，“一个女性采集者工作一天，就足够一家吃上三天”。相较而言，今天所谓的文明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三分之一的人类每天都在忍受食物短缺和饥饿的痛苦，与旧石器时代相比，这个比例反而要大得多。萨林斯曾得出一个可以概括他全部观点的结论：“饥饿人口总量相应并绝对地随文化进化而增长。”他认为，经济进步使得现代社会物质丰富，但同时使一些人变得贫穷。
波兰尼也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把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假设强加于前现代社会，他讽刺道：“是否有人把一个野蛮社会误读成现代理财，就像凡勃伦喜爱的讽刺案例，把现代资本主义误读为一种计较面子的野蛮社会，它使得双方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描述都仅仅说那是动机和估值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择手段地争夺资源的充分理由，使得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托马斯·霍布斯深刻预见了“稀缺性”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推断国家需要绝对的权力，以防止人们像一群饥饿的狼一样互相撕扯。而他的比喻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富有阶层之间的掠夺性竞争正在吞噬公共村庄的大片土地。而几个世纪之后，市场经济的框架确实是在稀缺性假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社会也是如此。正如萨林斯所言：“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
波兰尼认为经济在形式上的意义常常被放大，很少有人同时从两种意义层面对经济进行考察。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来看，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经验假设意味着，人一旦被限定为“市场中的个体”——“经济人”，那些对于自己重要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金钱在市场中获得，因此人的欲望和需要也就都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市场提供的只是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它的对象是具有欲望和需要的个体，它不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满足。即市场只考虑个体的功利尺度，除了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内容。当然，经济属性到底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也有可能会视情况而定，“经济”一词被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时，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某种需要去寻求经济的某一个方面的意义，从而使得经济的属性总是在两种意义之间来回摇摆。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把经济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结合起来去理解才是合理的，但这样也可能增加了甄别“经济谬误”的难度，这里所讲的“经济谬误”指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将人的生计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人的生计主要满足日常需求，功利性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动机一定是图利的，如果没有盈利，市场将无法持续运行。要消除这种理解上的歧义，就必须分别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理解经济。
四、实质主义：经济的制度化过程
波兰尼推崇亚里士多德拒绝以“稀缺性”定义经济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财富是可以储存的生活必需品。以满足家庭与共同体真实需求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是“自然的”（实质的），而以无限牟利为目的的货币增殖是“反自然的”（形式的）。他认为人把美好生活曲解为对越来越多物质商品的占有和享受，将手段当成目的本身，使人陷入了对物质财富无休止的追逐。真正的美好生活应嵌入对更高价值的追求，比如除了人的真实的物质需要之外，还应包含充足的闲暇时间，而这种非物质性的东西是无法囤积的。要满足这一要求，需要将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化，只要有了正确的制度，“稀缺性”概念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针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解释，波兰尼提出了制度化的分析方法，它代表了从形式主义经济学转向更大众的、更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学探讨路径。在波兰尼看来，经济的实质意义是指“有关物质需要的满足”，它体现为“在一个制度中嵌入了经济要素的集成，这些要素被列为需要和需求、材料资源、服务、生产、运输和产品的消费活动等等……但其中不存在短缺。”制度本身是非经济的，但是经济制度如果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经济要素，那么制度就是经济的，这就涉及经济的制度化过程。波兰尼认为具体的经济动机有三种可能：一是为单独支付而劳动，这种经济动机与社会关系无关；二是以物易物或在交换中获益，它是指商品的双向流动；三是担心缺少生活必需品，这是个体饥饿产生的恐惧所致。波兰尼就经济制度和经济动机提出几个问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经济与非经济机构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何种程度上经济机构会被特定经济动机推动？”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经济与非经济机构在特定社会中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者不能将“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必须要描绘一幅经济制度如何与政治制度、亲缘制度、宗教制度等相互交织、相互构成的社会结构图谱。第二个问题是质疑经济动机的普遍性与主导性。波兰尼并不完全否认逐利动机的存在，但他坚决反对将其视为人类唯一或最主要的行为原则。动机的类型和强度本身是由社会制度和文化塑造的。在某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要考虑经济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压力所驱动，而非单纯的利益最大化。
在正统经济学中，市场、货币和贸易是构成经济制度的主要因素。市场是进行交易的场所，货币是交易手段，贸易是商品的移动和交换，它们之间相互依赖，共同完成交易这一功能性活动。但是，市场、货币和贸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的，它们都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和起源，因而也有各自的制度化过程。以货币制度的形成为例，货币在狭义上“意味着用于支付的、标准的、可量化的、可交换的囤积对象”，在交换用途方面的表现最为具体。但原始货币却不是这样的，它的用途表现在不同方面，有可能用来支付，也有可能作为一种标准。波兰尼用汉谟拉比国王统治时期的巴比伦社会货币形式为例说明，“从广义上讲，税收、租金、工资大都用大麦来支付；其中等价的表示标准是银；至于交换手段，似乎没有哪种物品有优先地位”，这反映的就是货币独立的制度化过程，也是货币作为经济的一个要素所表现出的实质性意义。在经济运行中，将市场、货币和贸易等要素整合在一起完成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以满足人类物质生存需求的过程，就是经济的制度化过程，经济的实质意义就表现在这里。
经济的制度化始终通过特定社会制度被组织起来，而非依靠自发形成的市场机制，其本质是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经济的“嵌入性”具有双重维度，一是结构嵌入维度，是指经济行为受社会制度框架约束，而非一定由市场供需决定。经济学家诺思在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中详细阐释了制度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其实，人类行为包含的内容远比经济学家假定的功利动机要复杂得多，人的大多数行为受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非正规制约的约束，这些非正规制约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二是文化嵌入维度，是指经济行为遵循文化符号与意义系统。从文化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秩序下被确定下来的，复杂的文化图式导致人们消费选择的多样化，相应地，如何组织商品的生产就必须符合这些不同的文化需求。这种经济行为无法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它是由文化代码决定的，这个过程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因此，社会生产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其中也包含着文化生产。
波兰尼把经济的整合模式归纳为三种制度化类型：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在前工业社会中，互惠与再分配是主导模式。互惠的组织形式是亲属或氏族制度，表现为对称性的礼物交换活动。以部族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社群会保证它的成员免于饥馑”，互惠原则对“个人产生一种持续的压力，将经济上的自我利益从他的意识中除掉”。再分配是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制度，表现为财富的集中、贮藏与重新分配。在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大规模实物经济都是在这种分配原则下才得以运转。再分配将经济制度本身融入社会关系之中，成为政体的一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主要生发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互惠和再分配使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的模式相反，市场依赖国家机器努力使经济“脱嵌”于社会，价格是其制度核心，遵循供需调节的运行机制。虽然“自律性市场”始终具有排他性特征，但实际上市场一直都是在国家的干预下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国家要保证其能够在给定的空间内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要约束其无序扩张，以保证社会中的其他经济组织免遭市场活动的干扰。
综上所述，波兰尼的制度化理论否定了自我调节市场的普适性，从根本上瓦解了形式主义经济学将市场逻辑自然化的企图，揭示了经济行为永远是社会文化的制度性实践。这一解释框架为“非经济领域”“选择行为的去稀缺化”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人类学支撑。
五、实质主义的当代使命：重构经济学的
“人性之维”
如今，形式主义范式在主流经济学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高度抽象的静态模型愈发暴露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方面，形式主义力图使经济“脱嵌”于社会，其结论常常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直接转化为“去管制”的政策依据，但现实中市场始终依赖社会规则维系，使得形式主义的“去社会化”假设与现实世界构成了“嵌入型”悖论；另一方面，市场无序扩张必然触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反向运动”恰恰证明纯粹自由市场逻辑的不可持续性，形式主义却无法解释这种冲突。与此同时，实质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性并未被完全忽视。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形式主义发展到当今全模型的阶段，反而揭示出，实质主义对于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当然的基础性价值”。实质主义方法论打破了形式主义经济学将经济视为独立自洽系统的本体论立场，将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即从资源配置的“技术学”转向社会存在的“解释学”。它要求研究者放弃对永恒经济规律的执念，转而追问经济如何塑造人的存在以及经济应当服务于人的何种生存理想。这种本体论转向动摇了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认知框架，也为理解非西方经济文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哲学根基——任何经济制度的选择本质上是社会存在方式的自我定义。在当代社会，当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日益精密、市场逻辑被奉为圭臬时，实质主义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真相：经济行为从来不是冰冷的计算游戏，而是人类编织意义、维系生存、对抗异化的社会实践。它的使命是将经济学从形式牢笼中解放出来，重新聚焦人类真实生活的思想革命。这一使命的展开，既是对经济学学科根基的重塑，更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回应。
1.解构“经济人”神话，复归经济的社会本质
人的经济行为并不单纯由经济动机决定，宗教、伦理、习俗等都会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也必然反映人类社会文化事象的内在逻辑。正如萨林斯所言：“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所有物品的商品化,令我们将所有的行为和欲求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只是遮蔽了物质本身的联系,这种物质理性事实上根植于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由事物的逻辑—意义属性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所以，实质主义经济学的首要使命是撕下理性“经济人”的标签，揭示经济行为的深层文化和社会纹理。在莫斯笔下的礼物交换中，一枚贝壳的流动是物质的转移，其流动价值在于荣誉、义务、权力和仪式性声望而非经济效用；在波兰尼分析的农耕共同体中，土地的分配绝非单纯的市场交易，而是嵌入包含血缘、信仰与政治权威在内的复杂网络。这些案例表明，经济行为所建构起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既生产物质财富，也生产文化意义与社会秩序。实质主义通过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肌理，批判形式主义经济学将人简化为利益最大化原子的假设，迫使人们直面一个根本问题：若剥离了社会性，经济学是否还能被称为“人”的学问？恩格斯早已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用数学公式计算数据时，实质主义者已经走进田间地头与市集村落，从讨价还价声里窥察人情世故的规则，在婚丧嫁娶的消费行为中解读权力和地位。实质主义经济学表明，经济的意义只能从社会整体的科学研究中获得，脱离社会整体的经济学不过是“没有王国的国王”。
2.对抗市场原教旨主义，守护非市场领域的生存空间
实质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研究不应局限于抽象的形式化理论建构，而应关注物质生产和非市场机构的经验现实。当全球化的浪潮将森林、水源、基因乃至情感关系卷入商品化漩涡时，实质主义经济学的第二重使命是对抗市场原教旨主义，充当非市场领域的守护者。形式主义经济学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科学化”外衣，使其政策主张获得学术合法性；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则将形式主义模型工具化，掩盖其假设缺陷。形式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合极易导致经济学的自我封闭与公共政策的技术独裁，其破解之道在于重启经济学的“实质转向”，将历史、权力、生态、伦理等维度重新纳入经济的分析框架。波兰尼曾警告：“一个商业社会里的机械生产实际上就是将社会之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转化为商品。……很明显，这样的机制所引起的秩序错乱必然会拆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毁灭来威胁他的自然居所。”“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波兰尼警示的“市场社会”噩梦如今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变成现实：土地的商品化切断了农民与自然的共生纽带，劳动力的货币化瓦解了社群互助的传统，甚至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也被资本逻辑侵蚀。实质主义经济学通过挖掘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互惠经济”“家计经济”等模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经济制度可以服务于人的尊严而非资本增殖。拉丁美洲国家的社区货币实践、日本的社区嵌入式互助养老系统，皆证明非市场机制能够维系社会团结、抵御系统性风险。这种经济多元性本质上是对人类自由选择权的捍卫，它表明社会不应被单一市场逻辑支配，经济实践必须向更广阔的人类生活世界敞开。
3.关注人类福祉，重建经济学的“人文之光”
在当前气候危机、数字资本垄断、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实质主义经济学的使命将获得新的紧迫性。它不仅是资本逻辑批判的武器，更是社会文明转向的路标。当新自由主义者将环境危机归咎于“产权不明”时，实质主义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然的商品化；当平台经济以效率之名消解劳动者权益时，实质主义坚持经济效率的评判标准必须包含社会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从北欧合作社运动到“去增长”理论再到气候正义行动，实质主义为这些探索提供了理论根基：经济制度必须服务于人的真实福祉，而非抽象的增长指标。从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双重向度去理解实质主义经济学，其终极使命是让经济学重新成为一门“人的科学”，在解构与批判中重建经济学的“人文之光”。这种导向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资本逻辑的想象：一个既包容技术进步又守护人性尊严，既追求效率又维系社会公平的未来图景。实质主义通过揭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与制度多样性，为完善市场中心主义范式的规范性解释框架，建构具有人文与社会向度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能。实质主义方案并不是万能的政策药方，而是通过持续批判与对话，保持经济学对现实苦难的感知力、对权力结构的反思力、对文明未来的想象力。在算法统治、数据异化的当今时代，这一使命的意义愈发凸显：唯有将经济重新理解为人类此在“在世存在”，我们才能跳出效率至上的迷思，在技术与伦理、增长与福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找到平衡点。
六、实质主义范式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内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指导现在、谋划未来，对外是为了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它本质上是从“实践自觉”到“理论自觉”再到“文明自觉”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的必然要求。实质主义经济学范式对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在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协调经济全球化与自主性发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1.实质主义对社会“嵌入性”的强调，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本土化分析的理论透镜
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不可分割。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建立起中国经济学本土话语体系，“实现经济学话语的根本变革，推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经济学”。一方面，这需要中国学者扎根中国现实土壤，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扎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专业性、系统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新命题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做出贡献。实质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用“理性人”“一般均衡”等西方核心概念来解释中国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实质主义命题，它的内在要求是将“社会主义”的社会伦理、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进行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从中国独特的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本土概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概念群，以建构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本土话语体系建构不是自说自话、自我封闭，也不是彻底排斥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并另起炉灶，而是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当中有价值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应对那些能够有效阐释、解决中国问题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说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与西方现代学术语言有机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本土化分析的方法论创新。
“嵌入性”作为波兰尼实质主义经济学说的核心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抽象为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秩序”形成了批判，并揭示了市场无法脱离社会制度而独立运行的本质，这符合中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框架形成呼应。中国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承认市场机制需嵌入国家长期战略目标，避免了陷入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化”陷阱。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嵌入于党的领导、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传统文化伦理的多重逻辑之中。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动员与重构经济行为的社会责任网络等机制，将市场资源配置与基层治理效能深度耦合，形成了一种超越“市场—政府”二元对立的“嵌入式发展”模式，证明了非市场逻辑对实现普惠发展的关键作用。这种实践无法被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解释，却恰恰印证了波兰尼“嵌入性”理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种适用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以“自主性”和“嵌入性”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市场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的特殊运行逻辑，绝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体系。
2.实质主义对多元经济整合模式的阐释，为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性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当前，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已经走在理论前面，而相关研究仍显不足。一是范式套用之困。许多研究仍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等分析国企和民企的合作，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看成是不同产权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很容易忽略这种多元产权融合机制在中国承载的政治功能、社会稳定性与战略目标等非经济维度。二是静态视角之弊。大量研究聚焦于股权结构的最佳比例，而较少研究不同所有制资本在具体运营、决策、创新和文化融合中如何持续互动、博弈与演化，这种动态平衡恰恰是我国多元产权融合机制的精髓。三是功能简化之失。有些研究往往将国企与民企标签化、功能单一化，预设国企等同于社会责任和稳定，民企等同于效率和创新。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化模型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企极具创新活力，也无法分析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社会责任的承担如何内化为企业竞争力，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被市场化效率所消解的复杂机制。
“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社会历史实践学科，对经济活动的历史分析可以明晰经济活动的动机与结果，但经济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为现实经济实践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中国的经济实践证明实质主义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波兰尼提出的“互惠、再分配与市场交换”三重整合机制，与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理论共鸣。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战略引领（再分配功能）、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市场逻辑）、乡村集体经济的互助传统（互惠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复合优势，这种多元整合模式有效规避了单一市场逻辑的破坏性。在重大自然灾害、疫情等期间，国有企业能够保障医疗物资供给，民营企业能够快速转产防疫救灾设备，社区网格化管理能够协调资源分配，三者的协同效应展现了多元整合模式的制度韧性。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是一个难以简单归类的模式，而实质主义恰好为构建解释这一实践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切实的哲学观照和分析工具。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跳出“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等意识形态窠臼，转而构建能够解释各种所有制经济动态平衡的理论模型，促进多元经济协同发展，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越性。
3.实质主义的人本主义伦理主张，为应对资本扩张和技术异化提供了价值指引
波兰尼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比喻为“撒旦的磨坊”，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被碾压、撕碎直至消亡。当土地、劳动力这些非商品事物由价格机制控制时，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生态基础与生命本身就被异化为可交易的客体，人的价值被其市场价值所取代，“文化荒芜”和个体自由的沦丧是其必然结果。波兰尼与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靶向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深刻指出市场无序扩张会对人类社会产生破坏性后果。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人的类本质被资本逻辑奴役，波兰尼则是通过“虚拟商品”和“社会撕裂”描绘了“社会保护”结构被市场逻辑摧毁的图景。他们都认为，纯粹自由市场并非带来普遍自由，而是导致一种新型的压迫和不自由。对于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波兰尼的“社会保护”视角与马克思的批判内核形成极具建设性的互补。
波兰尼的理论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层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主义内涵，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性语言和理论支撑。他的实质主义经济思想提醒我们，必须对土地、劳动力、货币（及数据）等“虚拟商品”设定非市场化的保护界限。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共鸣。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共同富裕，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政策实践在本质上都是在抵抗生产要素的完全商品化，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社会福祉与生态和谐的总体目标之中。中国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户籍制度改革、金融审慎监管等制度安排，规范关键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体现了对波兰尼“虚拟商品”理论的创造性应用。不同于形式主义经济学聚焦初次分配的效率，实质主义经济学强调再分配与社会保护。中国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保体系完善等措施构建“三次分配”制度体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纳入核心研究议题，正是对市场收益社会共享机制的实质性强化。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数据要素的商品化、算法权力的集中化已引发新型社会风险。中国近年推动的数据要素分类分级管理、平台经济反垄断、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政策，本质上是在数字时代重构“嵌入性”的制度屏障。这些实践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至上原则，体现了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主义经济伦理观。人本主义是经济学的价值归宿，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建立包含技术伦理、生态正义、代际公平等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推动经济学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转型，这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进路。
4.实质主义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范式，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形式主义不能有效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这是因为形式主义将经济抽象为一个自洽的系统，排除了历史、权力、文化等非经济变量，其高度技术化的数学语言构筑了学科间的壁垒，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效对话。然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实践本质上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深度互动、共同作用的“整体性故事”，其复杂性已经超出传统分析模型的解释能力。例如，如果撇开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权力关系等，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国的社会资本、基层党组织以及文化伦理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政治整合功能；如果脱离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历史语境，就无法理解为何多元产权融合机制承载着维护社会稳定、防止资产流失、培育战略产业等多重历史使命。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都是长期历史演化的产物。只有结合历史的纵深考察，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实践哲学背后的历史智慧；中国的社会关系、家庭伦理、集体主义传统等都是塑造经济行为的核心机制，只有结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历史研究”等方法才能窥其奥妙。中国的产业政策、宏观调控以及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等，都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只有打破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将其他学科与经济学相结合，并将那些被主流范式排除的、至关重要的非经济因素重新纳入分析框架，才能理解中国的经济实践。因此，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打破传统经济学自建的学科壁垒，重构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
实质主义通过将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纳入分析框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本原意义上的经济学视域。倡导实质主义经济学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方法，其意义远不止方法论层面的丰富，更是一种根本性的范式切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要勇于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设定的思维窠臼与评价标准，以我们面临的真实问题为导向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自觉”到“知识体系自主”的必由之路。当我们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剖析“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与产业兴旺的共生关系，用整体性的战略视野去审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合作的耦合关系时，我们就不再是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而是扎根于中国土壤进行原创性理论建构的创造者。因此，基于跨学科整体性视野所生成的理论，才会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基石。
5.实质主义对全球不平等结构的批判，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理论工具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去嵌入”的资本流动加剧了“核心—边缘”国家间的结构性剥削。而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将经济自主性嵌入本土市场规模、技术链可控性和资源承载力等社会基础，为发展中国家避免依附性增长提供了范式参考；中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制度，实质是在经济系统中重新嵌入生态伦理，这与萨林斯批判“稀缺性”神话、倡导生态约束下丰裕社会的思想相通；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共享、发展经验互鉴等方式重构全球化合作网络，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再嵌入”方向转型。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和模式，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其内核与波兰尼“社会整合优先于市场扩张”的思想高度契合，是对其理论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方式，构建以平等互鉴、多元共生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越依附性发展的知识方案。
综上所述，实质主义经济学范式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在价值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GDP中心主义，将人民福祉、生态安全、文化传承纳入发展评价体系；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来平衡市场活力与社会保护，探索“资本社会化”而非“社会资本化”的现代化路径；在方法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绝将西方经济学模型简单移植，而是坚持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制度实践中提炼经济规律。在此过程中，中国经验也反向丰富了实质主义理论，“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举国体制”等实践，正在生成具有全球意义的新政治经济学命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正在建构起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智慧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霸权的理论与实践回应，更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自觉生长，必将成为21世纪经济文明转型的重要思想遗产。
七、结语
本文的探讨始于对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的回溯，终于对中国经济学自主之路的思考。需要明确的是，对形式主义的解构与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指出其价值论盲区。我们必须承认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特定边界内所具有的强大威力，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其个体主义方法论对“社会嵌入性”的遮蔽限制了它对整体性、复杂性社会经济的解释力。而且，这种源于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范式在实践上也可能会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产生误导。对实质主义范式的价值重构不是刻意抬高实质主义的经济学地位，而是倡导在形式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注重结合“以人为本”的实质主义价值取向，让经济学回归“经世济民”的本来使命。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我们对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与自信，也是一场从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到价值目标的系统性变革。它既是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扬弃，也是对其中一切有益技术工具和局部真理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中国经济学自主之路所追求的是开创一个更具包容性、历史感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经济学新传统，这意味着我们的学术工作不应是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立足自身文明根基、回应自身时代问题的伟大理论创造。未来，它需要与强大的学术惯性进行博弈，需要在跨学科的艰难对话中开辟新境，找到既能指导中国也可能启示世界的动态平衡之路。当中国经济学人以整体性视野成功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用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话语阐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独特逻辑时，我们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更将是思想与理论的中国方案。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波兰尼经济社会思想的意义所在。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