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对于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拓展开放通道、推进内陆和沿边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方面，总结西部对外开放的进展与成效，研判“十四五”时期西部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是各地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全面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畅通开放通道和健全开放平台提供载体，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创造条件，从而提升西部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水平，助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最后，提出“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推进路径：以畅通开放通道优化产业布局，以健全开放平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制度型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贸易便利化提升外贸质量，以投资便利化促进企业发展。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  高水平开放　“十五五”时期

大开放是西部地区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西部大开发特别是中央部署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以来，西部各省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但开放不足仍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短板。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完善对外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以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通过扩大开放为进一步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注入动力。从学术界已有研究来看，一些文献测算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例如廖乐焕、张涛、谢霄亭研究了西部12个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关系；张姝颖、久毛措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发现西部开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一些文献研究新时代西部地区扩大开放的重要意义，例如孙久文、张倩认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西部开放，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重要机遇；王颂吉认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注入发展动力。一些文献论证了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的路径，例如肖金成、马燕坤提出西部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载体，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李海龙、高德步、谢毓兰提出以西部经济走廊对接国家战略，形成西部“大开放”格局；王颂吉、冯洁、白永秀提出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开放问题和路径，指出应注重对内与对外开放协同发力；蔡之兵、李东兴提出以提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为战略目标，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总体而言，学术界对西部对外开放的研究较为充分，但系统研究西部对外开放成效与问题的文献不多，尤其缺少对西部地区“十五五”时期开放思路与路径的研究。本文在研究西部对外开放成效的基础上研判问题，论证“十五五”时期西部扩大对外开放的思路，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的路径。

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进展与成效

中央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初，从扩大外商投资准入、给予外资税收优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特殊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对外开放全面加速。“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拓展陆海开放通道、健全对外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开放，这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展。

1.对外开放通道有力拓展

拓展对外开放通道是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近年来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中欧（亚）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1)中欧（亚）班列。作为联通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运铁路，中欧（亚）班列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及中间腹地的经贸联系。2011年“渝新欧”列车首次从重庆开往德国杜伊斯堡，标志着中欧（亚）班列正式开通。中欧（亚）班列包括东、中、西三条主通道，西线通道主要通过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出境。借助中欧（亚）班列的西线通道，西部地区加强了与中亚、欧洲地区的联系，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2013年11月开通的中欧（亚）班列“长安号”，截至2025年8月累计开行超3万列，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中欧（亚）班列（成渝）运行线路近50条，覆盖欧亚100多个城市站点。

(2)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西部省份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它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并在2021年印发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把西部陆海新通道定位为我国重要的战略骨干通道之一。截至2025年10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网络已拓展至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77个港口。其中，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港口总数达到490个，货运量、货运值均占通道沿线总额3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提升西部开放水平的重要引擎。

2.内陆开放平台不断健全

西部地区建设多层级多类型的内陆开放平台，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为西部地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载体。

(1)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西部地区先后获批建设了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陕西和重庆；2017年，四川；2019年，广西和云南；2023年，新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西部地区以制度创新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了载体。近年来，西部地区的自贸区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1700余项，近百项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优化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2)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是一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和港口功能于一身，是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西部地区先后获批建设40个综合保税区，其中陕西和重庆各有7个，四川和广西各有5个，新疆有4个，内蒙古和贵州各有3个，云南有2个，其余省份各有1个。在种类上，西部地区的综合保税区包括口岸枢纽型、产业基地型和复合型等。

(3)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在内陆地区设立特定区域，通过高水平开放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周边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目前国家在西部地区设立了宁夏和贵州两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宁夏致力于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贵州注重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跨境电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于2012年9月获批，覆盖宁夏全境。宁夏依托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国际投资合作不断深化。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于2016年8月获批，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申请“一窗受理”制度和出口退税便利化工作机制，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3.沿边开放平台日益完善

西部地区沿边开放平台主要包括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形式，近年来不断完善。

(1)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是在边境地区设立的综合开发开放平台，旨在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我国目前共有9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其中西部地区有8个，分别是广西的东兴、凭祥和百色，云南的勐腊（磨憨）和瑞丽，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和满洲里以及新疆塔城。这些试验区通过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广西东兴发展临港工业和边境特色产业，成为广西沿边开放的新高地；云南瑞丽发展成为中缅边境经济贸易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窗口；新疆塔城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2)边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是我国扩大沿边开放的重要平台。目前国家已批准设立了18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其中西部省份有13个，包括内蒙古的满洲里和二连浩特，广西的凭祥和东兴，云南的畹町、河口、瑞丽、临沧，新疆的塔城、伊宁、博乐、吉木乃，西藏的吉隆。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3)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基于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合作需要而设立，是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升级版。目前，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建了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与老挝共建了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其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于2006年，为两国提供便利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支持，推动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哈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设立于2016年，旨在促进中老两国的经贸合作，目前已成为两国交流的重要窗口。

(4)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于2023年9月15日试运营。它以归春河为界，一侧是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境内的德天瀑布，另一侧是越南的板约瀑布。截至2025年5月，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游客量突破3.5万人次。

4.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跃升

西部地区近年在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体现在进出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方面。

(1)对外贸易。1999—2024年，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持续上升，进出口贸易额由137.0亿美元上升到5685.7亿美元，西部地区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8%增至9.2%。同期，西部地区的出口额由77.2亿美元增至3543.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6%增至9.9%；进口额由59.8亿美元增至2142.5亿美元，占全国进口额比重由4.4%增至8.3%（见图1）。

(2)引进外资。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加，2000—2024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36.8亿美元增长至77.2亿美元；二是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2017年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为1761家，2024年增长至3793家；三是引进外资的质量明显提升，西部地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引资增多，这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例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承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国际产业转移，成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

(3)对外投资。西部大开发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为西部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截至2003年底，全国地方省份的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7.2亿美元，其中西部地区为1.3亿美元，占比3.5%；2024年，全国地方省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1084.3亿美元，西部地区增至63.9亿美元，占比上升至5.9%。以上数据表明，西部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二、“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西部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对外开放不足仍是“十四五”时期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短板。

1.开放通道的畅通性和产业带动能力不足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通道的拓展，为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做出了贡献，但开放通道的畅通性受限，开放通道助力产业发展的作用发挥不足。

(1)开放通道畅通性受限。西部地区开放通道的数量有限，通达水平不高，这制约了通道运输效率。例如，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要货运铁路利用率已接近饱和，北部湾港口缺少深水码头和航道，且部分航道为单向航道，这导致大吨位的集装箱船难以通行；中欧（亚）班列在毗邻国家的边境口岸需要换轨换装，边境口岸设施设备不配套致使境外货物转运中心严重拥堵，影响了物流效率。

(2)开放通道带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发挥不足。西部地区的开放通道与当地产业融合度不高，导致开放通道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部分地区在产业规划、布局等方面与开放通道之间缺乏系统谋划，导致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链不健全，开放通道难以有效带动沿线地区的产业发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例，目前该通道对重庆的带动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对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

2.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效应和产业发展效果欠佳

西部地区的内陆及沿边开放平台不断健全，但开放平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未得到充分显现。自贸区是西部地区最重要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接下来以自贸区为例分析其问题。

(1)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效应不够。与东部自贸区相比，西部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数量较少，首创性制度创新不多。例如，上海自贸区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了302项制度创新成果，而西部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在涉及政府数据的创新制度方面，如上海数据交易所已累计挂牌数据产品近1500个，而西部自贸区在这方面尚未有显著创新。在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方面，上海自贸区取得了显著进展，而西部自贸区多为局部化、碎片化的改革举措，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效应不明显。

(2)自贸区助力产业发展的效果欠佳。自贸区制度创新的落脚点在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目前西部自贸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效果欠佳。西部自贸区的资源禀赋各有不同，产业发展定位各有差异，但西部地区部分自贸区的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尚不明显，亟须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探索出有特色、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径。

3.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近年来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23》显示，西部入围全国营商环境前十的城市仅有成都。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开放理念有待转变。西部地区居于内陆，长期以来对外开放不足，这导致很多人缺乏对外开放的意识和理念，在发展中主要依靠自身固有的资源，缺乏引进外部资源、拓展外部市场的勇气，“等靠要”的心态较为严重。

(2)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各地在发展过程中习惯于向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策，争取资金支持，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此外，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占比相对较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各级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个别工作人员对于招商引资项目存在“吃拿卡要”的心态，主动为企业解决问题的服务意识不足。

4.外贸水平需要提升

西部地区的外贸总额及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外贸依存度仍然较低，出口结构较为单一。

(1)外贸规模相对较小。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水平较低。2024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32.5%，东部地区为48.3%，西部仅为14.1%。同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为21.4%，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比重为9.2%，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比重远低于生产总值占比。由此看出，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

(2)外贸结构需要优化。从出口结构来看，西部企业的出口产品大多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西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较弱，这要求西部地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优化出口结构。

5.国际投资水平偏低

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合作是西部地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近年来西部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引进来”和“走出去”，但仍存在利用外资规模小、对外投资力度弱等的问题。

(1)西部地区引进外企数量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在全国占比偏低。2024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为21.4%，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9.2%，同年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比重仅为6.4%，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仅为6.6%。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较为落后。

(2)西部企业“走出去”规模有限。2024年东部地区企业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为918.2亿美元，占地区投资流量的84.7%，西部地区企业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为63.9亿美元，占地区投资流量的5.9%。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以发现，西部地区企业对外投资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企业“走出去”的规模相对较小。

三、“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

扩大对外开放是“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动力。我们认为“十五五”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如下（见图2）：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全面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线，畅通开放通道和健全开放平台为西部扩大对外开放提供载体，优化营商环境为西部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条件，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直接目标是提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水平，长远目标是西部地区同国内其他地区协同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全面开放格局，助力西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实现现代化。

1.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线

西部各地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全面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线。2013年以来，西部地区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全面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是各地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先决条件，西部各省份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条件各不相同，应在充分研判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扩大开放。

在西部各省份之中，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八国接壤，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五国合作等机制扩大向西开放；内蒙古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可以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扩大向北开放；云南、广西与南亚和东南亚接壤，可以通过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扩大向南开放；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并且处在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枢纽位置上，可以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西部地区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受益者，各省份通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全面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西部地区扩大开放注入强劲动力。

2.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载体和条件

畅通开放通道和健全开放平台，可以为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载体。在开放通道建设方面强调要“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西部地区应在提升中欧（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对外开放通道网络，提升物流运输效率，以开放通道优化产业布局。在开放平台建设方面，西部地区已经在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等内陆开放平台建设上取得积极进展，沿边开放平台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后应在巩固拓展已有开放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建立更多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打造内陆及沿边对外开放高地。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西部地区在开放理念、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国际接轨等方面存在不足，这要求西部地区更新理念观念、对标世界一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迈出更大步伐。一是强化开放发展理念。西部各地要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在开放思维和开放理念上向发达地区学习，强化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理念。二是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西部的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既要有制度创新，也要有科技创新。西部地区应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以制度创新服务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形成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三是增强服务意识。西部各级政府应转变思维理念，切实增强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的意识，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高服务效能，实现以服务促发展、促开放。此外，西部地区应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助力提升西部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水平。

3.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目标

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直接目标是提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水平。从国际贸易来看，西部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为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收入创造条件。西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自产业，只有产业规模增加、产业集聚水平提升、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才能为西部地区的外贸规模扩张和外贸结构优化创造充分条件，因此西部地区应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促进产业发展升级，为西部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动力。从国际投资来看，开展高水平国际产业合作是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高水平国际产业合作可以为西部提升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创造条件。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资源，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有临近蒙俄、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地缘优势，为西部地区扩大国际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西部企业可以统筹利用好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稳定供应链、优化产业链、攀登价值链，高效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长远目标是，西部地区同国内其他地区协同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全面开放格局，助力西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实现现代化。西部地区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之中居于重要位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全面开放格局的有力抓手，西部地区通过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我国逐步形成高水平全面开放格局。高水平开放的落脚点在于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高水平开放可以为西部地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有助于西部地区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推进现代化建设。

四、“十五五”时期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推进路径

1.以畅通开放通道优化产业布局

中欧（亚）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旨在推进西部扩大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健全交通动脉网络能够更好发挥通道对产业发展的助力作用，优化开放通道沿线的产业布局及协同发展水平。

(1)完善开放通道网络。一是健全陆海交通动脉网络，提升物流通行能力。优化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多式联运结构，依托陆海新通道沿途枢纽城市，布局沿通道的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物流枢纽、物流园区、物流基地，推进铁路水路联运和公路水路联运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和物流节点城市的枢纽辐射作用，加强枢纽之间的联动，提升通道运输效率。二是加强中欧（亚）班列沿线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增补换装设备，新修和扩建仓储堆场以及建设境外分拨中心等设施。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渠道筹措资金，鼓励沿线国家积极参与老旧路线改造、口岸扩建以及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欧（亚）班列的运输效率。三是建设物流运营平台。强化重庆团结村、成都城厢铁路物流基地等枢纽集结作用，统筹共建中欧（亚）班列运营平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运营平台，提升物流运营平台的承载能力和物流效率。

(2)优化开放通道沿线的产业布局。一是合理规划开放通道沿线的产业。西部地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产业政策沟通，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沿开放通道优化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加工贸易产业集群。西部地区依托对外开放通道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吸引优质企业在开放通道节点投资，规划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二是加快产业协同发展。西部地区依托对外开放通道，积极设立特色产业园区、临港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贸易加工产业园区等产业基地，做好开放通道沿线城市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对接，促进西部地区外向型产业协同发展。

2.以健全开放平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以自贸区为代表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是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西部地区依托自贸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通过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1)加强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一是自贸区注重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深入挖掘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制度创新思路，优化自贸区的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提升自贸区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化水平，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以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作为考核标准，加强对自贸区制度创新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激励自贸区积极开展制度创新。二是注重产业发展领域的制度创新。从改革领域来看，现有制度创新成果集中在“放管服”改革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而服务于各地区主导产业的制度创新成果较少。西部自贸区等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应进一步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提高优势特色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西部地区自贸区等开放平台应充分依托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避免出现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提高特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以陕西自贸区的杨凌片区为例，其把握自身优势，通过整合陕西省乃至全国的优质特色农产品，重点发展苹果、猕猴桃、核桃、大枣、茶叶等大宗农产品对外贸易，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农业为特色的自贸试验片区。西部地区的其他自贸区等开放平台可以借鉴杨凌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3.以制度型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1)提升市场化水平。西部地区要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率，落实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降低企业成本。西部地区要制定完善的支持政策，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推动各类市场主体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提升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

(2)提升法制化水平。西部地区应不断健全营商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加快完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国家级法律法规要求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的修订废止工作。西部地区应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突出公平执法的要求。根据企业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推动监管信息共享互认，避免多头执法，提升西部地区的法制化水平。

(3)提升国际化水平。西部地区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和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西部地区应完善服务保障，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和投诉工作机制，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提升西部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水平。

4.以贸易便利化提升外贸质量

(1)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西部地区应加快落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无纸通关和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利用数字技术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为各类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提供便利。西部地区应加大对优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培育力度，为企业提供注册备案、关税优惠等培训，支持物流、供应链等企业转型成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2)提升西部地区外贸规模。西部地区应依托各省产业优势，鼓励企业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优势产品，并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形式拓宽国际销售渠道。西部地区应利用数字技术降低生产环节中的物流、人工成本，加速企业转型升级，凭借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扩大出口量。

(3)优化西部地区外贸结构。西部地区应强化重庆、成都、西安、南宁、昆明等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贸易中的引领支撑作用，例如重庆和成都提升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西安大力支持集成电路、太阳能光伏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出口，南宁和昆明大力培育农产品出口基地，为西部地区优化贸易结构提供产品支撑。西部地区应保护和传承传统特色品牌，培育发展地理标志产品，加强品牌国际化宣传，提高特色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打造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外贸产品。

5.以投资便利化促进企业发展

(1)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西部地区应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扩大基础制造、适用技术、民生消费等领域开放力度。西部地区应简化投资申请审批程序，优化审批流程，提升项目审批时效，促进投资便利化。

(2)优化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西部地区要为外商提供多种融资渠道，放宽注册资本和投资方式的限制，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开展银行保险、债券基金等领域业务，进一步加强外资企业服务保障。西部地区应继续完善监管体制，建立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完善外商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促进外资企业发展壮大。

(3)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全方位支持。西部地区应完善现有对外投资优惠政策，对符合规定的投资项目实行减免税，对西部地区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给予一定程度倾斜支持，同时在统筹企业境外投融资需求的基础上，促进“内保外贷”等政策不断优化，增强对企业境外投融资需求的支持。西部地区要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设立境外产业园区，带动西部地区特色农业、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等优质产能走出去，提升西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