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文体概念，“竹枝词”的边界如何把握，尚须继续探讨。清代相关作品数量庞大，以“竹枝”为名进行生活史与事件史书写的现象较为复杂，增加了循名责实的难度。不妨以“竹枝词”作为本体中心，解析三个扩展渐变圈层：紧圈为“某枝词（歌等）”，近圈为“地方生活杂咏类”，外圈为“地方性社会历史纪事类”。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风土与民歌风格是本色，清代竹枝词演变过程中对“本色”的改易较大，属于应然或可然的突破，但无论怎样突破，“泛竹枝”的内涵主要是“地方”与“纪事”，圈界尤应节制在“地方”与“纪事”范围。但对这一问题的辨认既要持慎重态度，也要保持适度的宽容，尤其应看到“变竹枝”在清诗文体发展中“破体”的意义。
关键词：清代竹枝词 名实之问 生活史 事件史
作者：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伟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真正的诗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总处在整体社会制度、体系与观念的变动之中，因保持着与社会的关注与互动，诗人才有活力，作品才有价值。文学之体裁，没有哪种不能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律动，也只有藉以表现现实、映照历史，文体才有生命力。竹枝词本身就与地方、风土具有天然的联系，故地方、风土之变必然敏感地表现于其中。综观有清一代，竹枝词承荷了众多的内容，但在表现出文体张力的同时，体格、体性也随之演变，名与实的间距扩大，原有的界际被突破，既有合逻辑的破体，也有紊乱现象。对此要回归文学书写现场，进行客观辩证地分析。
竹枝词演化的圈层与界际
如何定义竹枝词，历来是一个相当纠缠的问题。将其归属于诗，还是归属于词，见仁见智；如视为拗体绝句，拗救是否有一定规律，难以说清；声诗和徒诗在体性、格式上有无区别，也不易辨析；至于哪些题目、写法等同或近似于竹枝词，研究者列举了数十种，几乎囊括了所有四句体纪事诗。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学界注意并进行了富于学理的辨析，在此基础上尚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文体都可以被定义，如果不能给出某种定义，就无法认定其文学史地位并展开阐释与研究。现有的词典定义多种，然核心词汇较为一致，即巴渝民歌、地方风土、男女风情、绝句形式、语言通俗。从竹枝词在唐代呈现的形式、内容、体性来说，大致是正确的，但未能涵盖复杂的“变竹枝”的演化。事实上，竹枝词演化的“变题”与“变体”极为繁复，狭义的或者说本色的竹枝词有向泛义的或者说变格的竹枝词演化的趋势。最显著的特征，是从地方生活史向社会事件史延展，其中有文学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互动变化的客观因素，也有对文体主观认知的因素。
关于某种题名和内容的书写，是否属于竹枝词，有学者以“古人自道”为依据。须知古人写诗，语涉俚俗且不辞复沓时往往以“竹枝意”护辩。对此应思考甄辨，在遵照文体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掌握“本—殊”关系及其限度。如此可将“竹枝词”作为本体中心，解析出三个扩展性渐变圈层：紧圈为“某枝词（歌等）”，近圈为“地方生活杂咏类”，外圈为“地方性社会历史纪事类”。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风土与民歌风格是本色，竹枝词演变过程中对“本色”的改易较大，属于变题、变体之应然或可然的突破，但无论怎样突破，“泛竹枝”的内涵主要是“地方”与“纪事”，圈界尤应节制在“地方”与“纪事”范围，不宜扩展到此两者之外。其实，以名责之，哪怕“海外竹枝词”，仍然可以看到具有地方性与纪实性。较为特殊者为道光十二年（1832）合肥人卢先骆曾作《红楼梦竹枝词》百首，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称其“冷嘲热讽，洞中幽微，洵属竹枝词绝唱”，然按其所写“朱门富贵好繁华，处处楼台面面花”云云，颇类“大观园竹枝词”，仍未逸出“地方”与“纪事”二造。
在这一圈层拟定原则下，大约有四种题材可以排除：一是春帖子词与口号之类，二是消夏词类，三是装饰性显著的八景、十景类地方风景组诗，四是专咏历史事件的纪事诗。此四种，口号即口占，随口吟成之，对象宽泛无界；春帖子词以祈愿祝福为旨，既无地方性，亦无纪事性，都毋庸辩说。消夏词与消寒词同样，有些不乏地方风俗色彩，有些已成为文人时节抒怀形式，时间性消弭了地方性，与竹枝体性不类。而排除地方景观作品，可以防止冗杂，使地方知识虚化。将专咏历史事件纪事诗作排他性处理，是强调大历史（传统）与小历史（传统）的区别。对此可举例说明，如民初周大烈《清故宫诗一百首》，虽可作“清故宫百咏”视之，但这是唐代以来“咏史绝句”一脉，不能宽泛地阑入竹枝词。同理，近代《洪宪纪事诗》（三种）虽有“纪事”之名，但有历史性，却无地方性，亦不宜阑入。试比较（佚名）记述太平天国事件的《一唱三叹竹枝词》开篇诗：“镇城乱后更奢华，稍有资财把富夸。妇女衣裳多暴殄，至今到处已无家。”刘成禺《洪宪纪事诗》开篇诗：“龙飞河北据幽燕，八十三晨大宝传。一代兴亡存故事，史家纪日代编年。”同样是组诗起端，前者记述太平天国镇江乱后部分人趁火打劫，妇女备受凌辱的状况，具备了“地方”与“纪事”的要素，且有具体性、歌谣味，而后者书写袁氏从龙兴中原到八十三天企图窃国的闹剧，用史家笔法，述兴亡之感。相比可知，前者得竹枝词体之正，而后者偏出界际之外，成大历史纪事，已非“竹枝”体性可以涵括。
绝句一体，体小轻灵，较易即兴而成，且便于组合，故清代此体应用极广，论其大端，有怀古咏史绝句、咏物绝句、论诗（书、画、藏书等）绝句、纪游绝句、挽怀绝句、竹枝绝句。其中竹枝词最为繁杂，若如无一定界际，名实不符，则易流于宽泛，在诗歌演变史中，无法辨其脉络纹路，其特征与意义反而无法显现了。
以上拟画出竹枝词“一中心三圈层”的范围，是一道道推衍流宕的涟漪，水面的波纹与水底的潜流有时未必相同，可能呈杂然混沌状，但当我们强调其涵容为“地方”与“纪事”时，已经指向了它的水质是“民间性”的，这一点在各个层次的文人书写中都颇为清晰，也形成了竹枝词的基本定位。“民间性”可以理解为体性、风格、气貌，也可以从空间与时间方面去理解。空间上，竹枝词原属南方文学体类，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两代由南传北（除棹歌等之外），达至边裔；时间上，竹枝词越至近代，内容上越显示出地方之“风”与“事”的合流，写法上越趋向回归乐府的传统，创作数量也更加庞大。
唐代竹枝词体基本类于七言绝句，宋元以类七言绝句为主，偶有类五言绝句式的，盖始于贺铸《变竹枝》之作。朱明一代有“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之说，可见竹枝词写作的兴盛。其形式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七言二句、五言四句、六言四句皆可为之，亦间见杂言。清代承传明代，明人所有的竹枝词形式，清人都曾使用，类七言绝句式之外的“小竹枝词”写作大量增加，古今体的界限几为不计。
迄今为止的几部大型《竹枝词》总集，已经注意收录清代这类“小竹枝”作品，如袁枚《西湖小竹枝词》：“妾在湖上居，郎往城中宿。半夜念郎寒，始觉城门恶。”“蚕丝难上手，蛛丝易惹人。蛛丝吹即断，蚕丝永著身。”“雨余红意敛，风定黛痕长。妾请学西湖，今朝是淡妆。”“朝唤岳坟前，晚唤茅家埠。不知相思魂，船家可能渡？”“远远韬光磬，声声净慈钟。鸳鸯飞不得，飞上北高峰。”该组诗五首，其二、其三、其五押平声韵，似五绝；而其一、其四韵脚则用入声、仄声，似古绝。但察其阙收者，仍以此类“变竹枝”为多。
屈复《变竹枝词》自序云：“唐人竹枝本绝句七言，皆咏人情风俗也。夫人情风俗随时而变，身遭其变，变不在我。嗟乎！大地寒暑，日月星辰，其变且无穷，安见七言之不可变五言哉？六朝子夜读曲歌五言为多，唐伊州、甘州有七言，亦有五言，即周之所谓漫乐、散乐近是。作五言六十三首。”看其第二首“白塔直下看，却见诸天上。一过春风时，塔高空万丈”，第九首“二月龙抬头，天坛射芳草。三日过清明，踏青名祭扫”，知已不论平仄，全用乐府古调了。屈复为康熙朝人，约150年后，随着报刊媒体的出现，五言古体“竹枝”形式丕变，试读墨侠《某邑会会中怪状竹枝词》：“此会原迎送，群登富士楼。（某邑开自治会于富士见楼欢迎提学使并送别毕业速成政法生刘某及诸友士）来宾工拍马，（来宾刘某素不识某学使，及学使来东，迭次趋承，殊谄甚。此次学使赴某邑自治会，刘亦随，为来宾与学使接席，巧言足恭，约二时许，虽旁人作裂眦状，刘仍无愧色）学使好吹牛。（学使以翰林起家，罔识时务，到东，知留学界多訾专制，遂高谈宪法）守道崇虚静，联婚辟自由。儒风宗宋代，毒焰撼神州。掉舌推刘子，甘心媚满仇。（毕业速成政法生刘某演说确抱发挥忠君，力持宋学，痛斥婚姻自由之主义，洋洋数千言，终不出一静字范围）更扬民贼美，几度说曾侯。（来宾熊某接踵演说，始则赞成刘说，终则更欲以曾国藩之小德而为学界圭臬。于是博引其说尽情揄扬）。”该诗用韵大致合于平仄，但以事定制，不论篇幅，文白相间，庄谐杂出，时夹打油调，极尽讽刺之能事，堪为清末报章“变竹枝”的典型了。
清代集句型竹枝词时有出现，康雍间黄之隽颇为擅长，有《集句竹枝词》组诗。此为文人化书写，在清人竹枝词中占比有限。倒是杂言形式，近于乐府，写作较多。如敦诚《东皋竹枝词》“东皋中，两岸菇蒲烟树浓。恰如甫里天随子，放鸭归来雨一篷”云云为三、七杂言，黄爵滋《杨村竹枝词》“北运河，北风奈尔何？南运河，南风将若何”云云，为三五、三五句式杂言，更加自由。整齐的格式和平声韵的要求全部打破，笔随心走，自由抒发情感，纸端溢出活泼泼的生活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竹枝词》的衍生体更多，如与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蔗枝词》《桃枝词》《枣枝词》《橘枝词》《桂枝词》《枣枝词》《樱枝词》《枯杨词》等“枝”（木）类书写，因地而宜，随处可见。《柳枝词》暗含“折柳相别”意，成为日常生活情感的极佳载体，作品尤多。乾隆年间吴江郭元灏有《柳枝词》十首，兹录前三首：“江桥红板酒旗搴，新绿裁成二月天。最是行人肠断处，晓风和雨弄轻烟。”“毵毵金线绿杨枝，摇曳东风不自持。何处玉楼人怅望，愁添春色几多丝。”“结绮窗前翠色新，半含春雨半含颦。朱门寂寞添惆怅，剩有垂阳未怕春。”在这里可见竹枝词自由书写土风的民间姿态，乐府民歌中“女儿”的和声宛然可闻，但作者欲将“柳枝”意象充分演绎出来，案头写作的功夫加深了，且诗性减弱而更接近词的风调。与这种书斋风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洋泾浜风。洋泾浜风的竹枝词产生于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中西文化汇聚碰撞，中文英文夹杂应用。不少国人讲着生硬蹩脚的英语，以生涩滑稽的洋泾浜语言充为诗料，所谓“竹枝”面貌实难体认，只是在反映特殊时代的土风民情方面提供了某种“奇趣”。
通观清代竹枝词书写，清人赋予了这种类绝句文体在“地方”“土风”表现上最充分的自由度，诗人在诗性与随性、精致与杂沓之间自在地跳舞，文体形式最大限度地为涵容的内容服务。无疑这种“最大限度”隐含着文体“越界”的危险，乾隆三十五年（1770）陈璨《西湖竹枝词》自跋云：“余兹所为百首，意在矫从前作者之偏，不肯堕纤佻一路。又或感怀记事，直举胸情，故往往近于绝句，非复竹枝之体。脱稿后覆视，深愧自乱其例。”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祁作《清风泾竹枝词续唱》，其序云：“余于丁未三冬，为《清风泾竹枝词》一百首，大半纪述旧闻，藉传逸事，而于体制不能尽合。庚戌长夏，复为续唱二十八首，以补前诗所未及，事搜琐屑，词近巴渝，或于竹枝本意庶乎近焉。”至少说，清代乾嘉时期，合于“体制”仍是文人竹枝词创作注意的问题，界际观较为清晰。
道咸之后的趋势是，从竹枝词中心辐射出的圈层更为扩展，变、新、演、拟、仿以及各种题名、形式的竹枝类创作更多；内容甚至包括了地方文人的个人生活际遇。尽管如此，文体的总体质性尚在，只是它一面提示遵守，一面迎接新变；守与变中竹枝词焕发出特殊的文学张力，在表现社会生活史和事件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竹枝之名涵括的社会生活视点与视野
有清一代竹枝词的创作显示出无中心状态，哪里文人相对集中，竹枝词作品就较多。形象地说，生活的大树在哪里生根，竹枝词就在哪里开花，可谓凡有井水处皆歌竹枝；更甚者凡见地名、风物，便有以之冠名的竹枝词。这与其组诗常式便于即兴、连贯地纪事抒怀有关，尤其这一体式诗句与注释之间的“珠”“椟”关系（可有“珠”无“椟”，可“珠”“椟”相济，亦可“珠”小“椟”大），有助于形成地方社会生活的广角景观图。
以竹枝词书写社会日常生活，最为当行本色。清人将视点聚焦于土风、民情，颇为寻常。如游绍安《春风竹枝词》写地方嫁娶风俗，笔下溢出风情：“红绿耍秋千，拴紧绫裙䘹。任送脚儿抬，墙外嘶白马。”“红裙青短衫，爱摘桃花戴。摘花摘梢头，凭风弄裙带。”“姑嫂采车前，哥回嫂炊烟。姑贪看春雀，回头美少年。”“明月照栏干，炉香祝夜阑。惊起移枝鹊，香汗透罗纨。”在书写民情的竹枝词中，哀悯灾民之作为一大宗，如刘邦辅《建昌被水竹枝词》，写河北迁安同治年间的一次洪涝灾害。序云：“丁卯岁，建昌西关被水，景色荒凉，不堪蒿目，归市后徒步行吟，因成竹枝词。”诗人有云：“牙行渔利本堪差，一旦飘摇付水流。寄予市头收税者，须防鱼鳖转来收。”“当行逐利目无亲，认栗从来不认人。此后烦君须认识，横行滋扰是波臣。”一地之悲喜哀乐，以竹枝词纪之，将文学之“风”义演绎到极致。
应当注意，在竹枝词创作的视点上清人往往将“具体人”作为地方社会生活史的题材。如果说清末浣月道人的《六安竹枝词》中写“诗话搜罗有后先（许公嗣云著《芷江诗话》，王公浔著《药坡诗话》），阐幽表节重前贤。水秋更是真名士，破帽残衫亦可怜（程水秋先生性孤傲，工八分书）”，“生就聪明似大家，焚香深夜读南华。蕉窗遗咏分明在，绝妙新词是浣纱（女史张蓼仙乃闵长文明经室也，喜读南华楚词，刻有《蕉窗遗咏》《浣溪沙》诸词）”，颇似地方文坛点将录的话，那么伯臣的《甦道人竹枝词二十首》则是基本完整的个人生活史了，其钞本《自序》曰：“近日竹枝词甚多，皆隐刺时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毋庸道人再加饶舌。病魔稍远，因将平生所历亦谱得竹枝词若干首。识者鉴诸。”首篇云：“兵来劫后病来磨，弱骨难支这许多。好似双斧伐枯树，诸君听我竹枝歌。”次篇云：“家训自来崇俭朴，况兼读过数行书。持盈保泰应如此，谁信斯言尽子虚。”接着大体以时间为序叙述平生经历，如“髫龄失恃最堪愁”“祖爱诸孙我更珍”“六年结发一朝分”，又叙两度乡试未中，屈身任县学训导，中年时儿子单弱，继室咯血去世，接着冢媳惨亡，自己欲外出谋生恰遇红巾乱军，罹患疮毒而离奇变为漏管，身逢乱世祖上家产荡然无存。末篇云：“天道乘除正若斯，此身原自祖宗贻。从前富贵今贫乏，总算终还不吃亏。”钞本有点评曰：“二十首婉转关生，情深语浅，娓娓动人。”
这二十首竹枝词载于《拜石山房杂体诗·燹余存稿》，作者为何人不能确定。据朱骏声道光二十一年（1841）序只知作者其号为“伯臣”，以往有人将作者断为无锡顾翰，然稿本后识语辨云：“拜石山房杂体诗作者名铨，字伯臣，别号甦道人，逸其姓。安徽黟县人。清道咸间尝署颍上县学训导，能诗善画。……此书内容与顾翰毫无关系，显非顾翰著作。”此说甚韪，虽然无锡顾翰有《拜石山房诗钞》《拜石山房词钞》，但《拜石山房杂体诗》的作者肯定不是那位出生于无锡顾氏世家，自幼爱束装，不知愁为何物，曾中举人且有京师咸安宫教习经历的顾翰；而是一位本有家世之资，但朴质无华且平生蹶踬困顿的黟县地方文人。正是这一身份特质使其竹枝词“纪事”读来自然，其家庭生活史成为地方社会史的缩影。这种“具体人”的小视点竹枝词书写，为前代所罕见，显示出清代竹枝词向“自传纪事”演变的征候。
与“具体人”纪事相比，清代竹枝词“具体事”纪实书写更为普遍，且视野广阔远超历代，其中以都市、边裔、海外三端最能见出“竹枝”异量之变。
其一，都市。道咸之后南方尤其沿江城市持续发展，从岭南至江南，标志性城市大为增加，形构出近代都市的初步形态。其中上海在江南的崛起最为突出，随之原本较为荒凉的“竹枝沙滩”变得繁华起来，成为具有规模和气象的“竹枝茂林”。明代上海的竹枝词大约只有顾彧的《上海竹枝词》和陆深的《江东竹枝词》等稍能撑住门面，总数不过百余篇，而清代存录总量超五千首，而且这些作品主要产生于嘉道以后，尤其在晚近出现爆发性增长。这与西学东渐的过程以及上海开埠通关、都市化进程加速正相吻合。新的生活内容的增加，尤其大众俗文化、消费文化现象的出现，为竹枝词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短小的竹枝词如单篇式碎片化、拾零性地发表，都不足以反映上海数千年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生活状态，传统的竹枝词百首的极限很快被打破，长篇巨制或连篇累牍式的写作相继出现。大型竹枝词涵容的日常生活既有传统性的，更多陌生化的。资本进入的姿态改变了，“大小银楼数十家，装修步步斗奢华”，“层楼高耸匾高悬，为广招徕故斗妍”。传统的民俗娱乐活动仍然兴盛，而西人交际舞类的“跳戏”为夜生活增加了新趣：“西人跳戏耍多端，男女交持失雅观。演到兴酣齐拍手，若教庄重少人欢。”叶仲钧说：“一自中华海禁开，欧风美雨逼人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二，边裔。清代文人与历代相比所历更广，闻见更多，知识积累更加丰富。因仕宦、游历等原因，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边裔、塞外竹枝之作。《贵州竹枝词集》及其《补遗》的作者中，非黔地人逾半。洪亮吉、洪饴孙父子及舒位皆曾涉足贵州，都有竹枝词书写。山西黎城同治举人王锡晋（仲番）“随其先人宦游黔省，黔苗疆也，往来其间，山川风土，悉其梗概，为竹枝词三十二章，以纪其事”，此即王氏《黔苗竹枝词》。台湾为东南沿海门户，开发较他省为晚，然至清代，原住台湾的士子及赴任官员以《竹枝词》洛咏台湾篇章甚夥，现知描写台湾风土民俗的《竹枝词》有数十种。除了直接以《台湾竹枝词》为名的作品外，以台岛地名为题的，还有《澎湖竹枝词》《赤嵌竹枝词》《基隆竹枝词》《东港竹枝词》《凤山竹枝词》《台中竹枝词》《恒春竹枝词》《葫芦墩竹枝词》等，其中大陆仕宦、游历诗人的写作占绝大比重，晚清尤多，包括周莘仲、李振唐、黄逢昶、梁启超等都写有“台湾竹枝词”。贬谪流放是文人创作边裔、塞外竹枝词的契机，洪亮吉《伊犁纪事诗》、福庆《异域竹枝词》、祁韵士《西陲竹枝词》、庄肇奎《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林则徐《回疆竹枝词》等皆“足稽殊俗”，不啻为一幅幅西域风俗画卷。清代官员遭遇贬谪，其流放处并非绝对废黜拘役地，部分人尚有一定的职事，他们以内在的文化自觉，用竹枝词记录塞上土风，有考稽边疆地理民风功用，也为清代竹枝词增添了绝域风情。
其三，海外。清人的视野更在边陲之外，走出国门已非偶然现象，不少文人出国，多有竹枝词传世，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亚洲诸国（含藩属）题材皆见，广及西欧。日本竹枝词在清人异邦诗中无疑占有较大比重，四明浮槎客所作《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即有百首，开篇即云：“东洋风俗话惊人，不是亲来信不真。海外奇谈今日睹，编成俚句缓敷陈。”又谓：“我亦曾疑人语狂，怪他说得太荒唐。谁知果有惊人俗，男女居然共浴堂。”以为日本土风惊世骇俗。另外，太仓姚鹏图“夜长已见东方白，晓梦凄迷唱竹枝”作《扶桑百八吟》；海宁女诗人单士厘随夫钱恂出使日本，亦作《日本竹枝词》组诗。最值得揭出的是署名“濯足扶桑客”的江阴人刘珏（字步周）定稿于“光绪龙飞纪元二十九年”（1903）的《增注东洋诗史》。刘氏赴日本留学十余年，对东瀛历史文化、风土习俗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作143首纪风土诗，分为三卷，是目前所见篇幅最大的《日本竹枝词》。据该书日本海东龙隐序“客乃手一卷示余，题曰《日本竹枝词》，并乞一言，以弁诸首”可知，《增注东洋诗史》原名即《日本竹枝词》，其采俗陈风，手笔本色，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这里必须说明，当我们讨论清代竹枝词反映社会生活视野之广时，对都市、边裔、海外题材做一个模块型的展示似已尽其“名”义，亦不违其“实”。问题是，在几近海量的竹枝词史料中，仍然要面对“意义”的追问。而对于似乎已经足够令人耳目一新的“竹枝茂林”，可以通过比较发现某种差异，由此凸显“风土”思维、情感的多重面向。
以都市竹枝词研究来说，上海因报刊新平面媒体对竹枝词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表方便，题材广泛，体类俱备，数量綦多，最为探讨者优选。但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沿江城市的新发展，都不应忽略清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这一事实，也不应忘记清代中期以后，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开埠通商进程不断推进的事实。“一自中华海禁开，欧风美雨逼人来”是一般现象，由此促进了各地都市竹枝词的普遍兴盛。其中最能与上海相颉颃的是北京，大量以“京师”“京华”“燕台”“都门”冠题的竹枝词和泛竹枝书写，纷涌不绝。清初杜濬客京师所作《竹枝辞》有云“日出天街十丈红，长安尘似不关风。呵藤骑马纷如织，大抵荣华若梦中”，荣华梦的既成与破灭是清代北京竹枝纪事的一条脉络，以“都门纪变”类题材为典型；另外，地方风土人情书写也是一条脉络，以“京华杂咏”类为代表，其间自有参互交错，但仍可以看出这两条脉络延展开来，与南方都市竹枝词不仅存在老皇城与新都市风土、风情之异，同时存在对荣华梦破裂的情感之差。
再有，边裔中充满少数民族的新奇情景，自然为清代文人所关注，但清人保持着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的尚奇风气，涉足之处，都注意对异于中原、江南土风的观察、记录，形成竹枝“名”下的特殊书写。清代湖广填川过程复杂，先有赣人入楚，后有楚人入蜀，其中客家民系汇入为多，《锦城竹枝词》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语含万象而诙谐风趣，清代规模甚大的移民情景得到生动呈现。乾隆五十六年（1791），毕沅奉命前往湖南审办凤凰厅等案，作《红苗竹枝词》二十首，记述湘境苗族人生活风俗，已不妨视为“类边裔”竹枝词了。
诗在远方，远方即内涵了诗意，哪怕使用竹枝词纪实的手法加以表现，在文人心中远方的实景依然具有诗性。晚清张祖翼在《伦敦竹枝词》中记述女性的社会角色“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号魁阴。教堂高坐称朝贺，赢得编氓跪唪经”，潜在着比较意识的追奇，在感知中包含对伦理生活理解的共情。这种远方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是毫无疑义的，但地理与心理的远方有相对性。比如文人身在江南，太湖很近，湖景、湖物、湖畔人进入竹枝词者不可胜数，但三万六千顷巨泽中生活的湖民在“四民之外”，逸出熟知的社会视界而变得很远，鲜受关注。乾隆年间吴江人吴庄作《罛船竹枝词》云：“怀山灾澹免其鱼，横目方能有定居。浸薮永教分震泽，四民之外乐为渔。”自注：“渔户于四民之外自成一家，与陆地居民迥别。”这样的竹枝纪事将“四民之外”的生活拉到眼前，陌生化的场景中漾动着特殊的诗情。
与历代相比，清人在竹枝词写作上视点之新、视野之广，可谓前无古人。或可将其原因归于采俗陈风观念之深入，但这只是部分因素，更重要的是“本土”与“天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踏验的“风”“俗”极大地扩容。由此竹枝词中的社会生活史的表现突破了有限性，最终进入了因纳入异质而陌生，至叠覆呈现而渐知的过程。
以竹枝为“名”充历史重大事件之“实”
清代入关以后历经十朝，从顺治乙酉之后便进入平定天下以求稳定的阶段，这一目的在康乾基本实现，但不久“天朝上国”被“世界”改写，清王朝随之从“太平盛世”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是由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在连续的事件中，文人的历史敏感性和家国情怀被激发起来，竹枝词显示出优越工具的作用。
任何文体或体裁都具有某种工具性，功能不同而已。工具的功能有其基本规定，而作用方向是可以调节的。以竹枝词来说，“民间性叙事”是特质，但“何地”“何事”始终在动态变化之中，正因其变化，竹枝词的作用才活起来，充满了新生命力。如果要问清代竹枝词发展最大的突破是什么，那便是从表现风土人情之“事”转向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事。
清初竹枝词即有表现历史事件的，如鄞县陆宝《雪窦竹枝词》：“雪窦山前石作堆，群狐假虎负嵎来。何因伪署天萌国，斗大封疆半草莱。”此记明末四明地区发生民变，胡乘龙率众在雪窦山起事，取国号“天萌国”，改年号“宗贞”之事。另其《秦淮竹枝词》序云：“乙亥春，盗起江北，五月都人竞渡于秦淮。薛千仞作竹枝悲之，诸君继有和者，余亦附焉。”诗云：“共看水马笑如雷，有客新从颍霍来。金鼓声同悲喜别，隔江春草骨成堆。”此亦为表现地方民变。方孝标《吴门竹枝词》云：“不到姑苏十八年，年来风景倍堪怜。阊门一半屯戎马，觱篥城头咽晓烟。”“翩翩褒袖说遗民，周粟夷齐颇入唇。闻得将军需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衮衮群公为奏销，悬车岂待北山招。辕门昨日昌黎寿，止有三人衣锦袍。”借竹枝之体抒易代之悲，以及奏销案给江南带来的世道人心变化，都有一定的诗史价值。但这类作品盖不多见，事件进入竹枝词以道咸之后为多，其时代色彩厚敷在竹枝之上，成为社会史的佐证。
审视道咸之后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关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以竹枝词为名的现场书写相对较少。“光绪甲午之败，都门有作竹枝词数十首以纪其事者，惜仅传二首云：‘一自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闲煞江西李木斋。’‘军书旁午日苍黄，常熟司农访鹤忙。从此枢廷添韵事，风流不让半闲堂。’似此者，皆有补史阙。”至于庚子事件，更以朝廷、中枢为中心，故类竹枝的“纪事”“百咏”极多，而直接以“竹枝”为名者甚少。其实思考一下，何以数十首甲午纪事诗皆散佚而唯存两首充满讥刺调侃风调的作品，便可为竹枝词的“名实之问”提供一个参考答案：民间文化是“竹枝”的土壤，怨刺是“竹枝”的灵魂，但怨刺在现实背景中有一种无形的规则系统，任何文体或体裁作为语言艺术的表达工具，都是在规则系统中的运用。“枢廷”是规则系统中的敏感部分，“韵事”“风流”偶可用竹枝之名，在规则边缘上跳动，其他只能落得删汰或尘封的命运了。
如此来看清代事件性竹枝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题材最为群体性集中书写，此类事件虽关乎“朝政”“枢廷”，但搅动地方，深涉民间，大可成为文人竹枝即事书写的诗料。
烟毒之害长久成祸，士民耽嗜，曾令无数人身家俱毁。在鸦片战争前，已有作品警示其害，如乾嘉时溧阳人彭湘官于山西，有《大同竹枝词》曰：“香成瀚海艳成霞，足抵中人产十家。地气也随风气改，不宜种谷种烟花。”自注：“俗嗜吸鸦片，田间多种罂粟，呼为烟花。”余姚人叶调元道光十九年（1839）游汉口，感于“风气迥非昔比”，有《汉口竹枝词》谓：“卖烟不敢挂招牌，暗地机关刷满街。发卖镇君丸戒引，戒烟人是吸烟来。”鸦片战争爆发，清人以竹枝组诗纪事为常见现象，以“无名氏”名义为之者颇多，如《扬州竹枝词二十首》纪扬州兵警与赎城等事，《京口夷乱竹枝词》五十四首纪镇江夷乱之下诸事，《枯杨词十八首》讥刺果敢侯杨芳（通逵）之纵敌。署名者自然更多，罗㷡《壬寅夏纪事竹枝词》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作，纪镇江之战背景下的流离悲苦。序曰:“英夷犯顺，五载于兹。向在边省跳梁，未敢冲犯要腹，迨壬寅夏，首侵扰镇、海等处要隘。彼时裕督力疲，失守指臂。无人御敌，横行无忌，直闯圌山。此江北、江南第一门户。孰料两江牛鉴误国殃民，既不预防于事先，又不攻击于现届，忍作猱夷向导，以致火轮直抵润山。恶督潜逃石头城内。更有都统海龄，不攻夷狄，反击自家百姓，闻风献城求生，受贿不下七万，铁瓮城作为齑粉城矣。逃亡百姓，举笔难书，江北江南失于老牛一人矣。因作竹枝十六首以哀之。”开篇“漫道才枯计力穷，只因未秉寸心忠。可怜七省咽喉地，甘让夷囚入瓮中”，鞭挞见血，已直刺事件要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罂粟居然合法化进入国门，丘逢甲在《台湾竹枝词》中写道：“罂粟花开别样鲜，阿芙蓉毒满台天。可怜驵侩皆诗格，耸起一双山字肩。”痛心疾首之情，透溢纸端。
咸丰十一年（1861），是一个注定写入历史的年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屈辱地接受了赔款、割地、开埠等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进一步扩大。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处于激化阶段，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继续开展，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生民亦遭兵燹之厄。这一时代之痛由竹枝词留下了戳记，江南尤其显著。专写镇江遭太平天国之乱的《一唱三叹竹枝词》达数十首；《上海历代竹枝词》后编之《笠翁野唱》：“是详咏太平天国之作，作者浦文俊亲历太平军在上海嘉定的战事，所见所闻，笔之于竹枝词，其间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时黄钧宰作《沪城竹枝词》十二首，《序》云：“咸丰十一年春，嘉兴贼窜扰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余有《松沪杂作》。”读前三首虽见微讽，但总体上似乎超然悠游，然继续读下去：“月冷风凄野哭高，三吴黎献望弓刀。”“艰难吾亦爱余生，西北浮云尚战争。”此际已能听到战争之音和内心感怀,诗人并不止于此，一步步向民间深处走去：“萧条闾巷不知门，零落残兵依树根。忽见桃花堕青泪，去年杯酒正销魂。”“猩色衣衿浅绿裳，遥惊军士妇女妆。前营收得降司马，十六年华白面郎。”显然诗人将太平天国视为“黄巾军”了：“火球花炮对城飞，昨夜黄巾又合围。糊口艰难埋骨易，梦魂安稳不思归。”“名山钟鼎两无缘，学剑无成更学仙。妻解谈诗婢酾酒，一椽歌哭度中年。”组诗写得哀感顽艳，最后在“歌哭”声中结笔，酾酒茹苦，沉哀绝痛。
宣统三年（1911）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改朝变制的绝大事件，各地皆作响应，影响深巨，故竹枝词纪事不会缺席。朱文柄《海上光复竹枝词》堪为典范。“海上风光日变迁，回头前事已三年。而今大地归民国，重采新闻续旧篇。”“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宣统登基尚忆不，新颁邮票众人收。谁知清帝难为主，真个千秋纪念留。”这里作者摄取“宣统”三年匆匆逝去的历史背影，颇有诗史意味。浙江海宁有顾氏作《辛亥竹枝词》大型组诗相当典型。王渭庐曾予过录并加注，《序》云：“辛亥竹枝词两百首，为盐官某居士所作。居士名冠浙西，自少有才子之誉。鼎革后，杜门养晦，淡于利禄，间或著诗词自娱，得其片楮者，莫不珍如拱璧。顾居士雅不欲以真姓氏示人。此作曲从居士之意，署名为阅世氏，不禁有世态沧桑之感焉。”起篇两首云：“辛亥年间多事端，竹枝词谱意辛酸。道德涂说难征实，姑作齐东野语看。”（每逢世变，谣诼频兴，各报所载消息，强半不实不尽）“家家户户白旗开，一片欢声动若雷。二百余年方克复，奇谈未有古今来。”（民军凡得一城池，名曰光复，盖言恢复汉土，为汉裔追念祖国之意也）后王渭庐又录得顾氏《辛亥竹枝词》续作十首，其四云：“军装呈缴口粮支，人道维持重在斯。一体降人编汉籍，刚刀并不杀胡儿。”（军民对于旗人，亦给口粮，明刘基《烧饼歌》有“手执刚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之句。时人附会谓军民尚白色，白为百去一，即九十九之隐语也）所纪为杭州旗营受降事，注解亦用浙江人刘基故事，颇得竹枝词书写体要。辛亥革命广涉全国，各地文人皆秉笔纪事，汉口为首义地，罗汉《汉口竹枝词》中直接记录辛亥革命事之作品屡见；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燃点，自不乏竹枝词创作，另外《辛亥成都罢市竹枝词》《辛亥十月十八日成都遭变竹枝词》等皆为一时传诵。
自晚清国门被列强以坚船利炮撞开，在半殖民地历史中“租界”成为特定区域，是一个新奇地，也是一个创伤口。文人以竹枝词表现租界，持不同态度。沪上闲鸥《洋泾竹枝词》云：“共说洋泾绮丽乡，外夷五口许通商。鱼鳞租界浑相接，楼阁参差倚夕阳。”这是将租界视为新异的“洋泾绮丽乡”，几欲昏醉沉迷。慈溪辰桥《申江百咏》有咏及租界者：“黄浦尘埃滚浪头，几回淘汰化清流。黑龙倒吸沪江水，能使高漂最上楼。（沪江水浊，西人乃设局于下海浦，建高池数区，以铁丝筛隔之，水皆澄清；而租界中亦如地火之法，用铁管通接，水本下流，聚既多则逆激而上，虽三层楼亦可取用也）”这里诗人对租界中的现代技术因素给予了客观描述，含有肯定倾向。李默庵《申江杂咏》两次咏及租界，有自拟诗题。其《租界》云：“北邙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租界地保》云：“赚剩金钱缴地租，公然社鼠与城狐。而今悟得蒙庄理，道在卑污信不诬。”诗人从不同角度描述，“蜃市幻楼”与“道在卑污”皆为抒发怨怒。细勘之，可以发现三首诗三种态度，作者署名方法亦不同，分别为化名、别号和真名。面对复杂的租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文人有不同的情感应答，而公开揭开创伤表达出清醒认知，无疑最称可贵。
世事踵变，成为清代各地文人生活的经历和经验，这种经历和经验正合于竹枝词“名”下之“实”。作为一种极具自觉性的文体，对世变事件的表现，既是客观性描写，也是主体性叙事，对之应从历史和文学角度进行互诠相释，从而理解其在清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
余 论
任何一种文体的研究，欲开拓创新途径，需要通观学术史，谛视一些对文体研究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传统问题。竹枝词的名之定义、实之涵括，是有必要回望、反思的重要内容。由于“变竹枝”是一个历史存在，沿流而下，“变”的状况越来越复杂，至清代就更为混沌紊乱。厘清竹枝词概念体系及其名实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凡已用“竹枝”冠题的，一般争议较少，那么还有数十种如何甄辨呢？尤其是清人往往将“自性—自由”的类绝句书写牵扯、附会为“竹枝”，甚至以“竹枝”为平庸写作的说辞，对此应有理性的认知。
清代“竹枝词”书写存量极大，超出以往历代作品总和。作为一个文体“大家族”，其“房系”分化极多，逸出“五服”者实在不少。对此自应加以辨别，否则无以辨析紊流走势，形式上使竹枝与绝句不分，内容上泛纳广收。但对这一问题的辨认要持慎重态度，并保持适度的宽容。“变竹枝”而“破体”是一个趋向，从“竹枝”到各类“枝”类书写是符合逻辑的演进，在社会史中扩增地方文人生活史也丰富了竹枝词的意涵，将历史事件大幅纳入竹枝题材更彰显出文体的活力，凡此都应该加以肯定。竹枝词书写是一种有边界的审美活动，边界中“变竹枝”的活跃对清诗向纪事化方向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结构性贡献。
对清代竹枝词的审美价值评判，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清代竹枝词写作门槛较低，唐宋时期以知名文人为主的“竹枝堂庑”变成了各阶层文人的“竹枝广厦”，大量底层文人的进入使其底基綦巨，作品水平参差非常显著。但全面考察，既要看到作者追奇逐新的眼量不同，更要发现他们对“经”义的推崇，向“风”义的回归，尤其具有批判现实的意识；既要看到作者竹枝书写的诗学根柢与诗艺表现有别，也要发现一部分翕聚心神之作纪事抒情的诗意美感，尤其许多作品涌动着民间原生性气息，活泼清新，丰富了清诗的审美性。
金岳霖曾在《〈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以之移作清代竹枝词发展研究方法论——在带有成见与排除成见的辩证观中展示自我学术意识——也是十分合宜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项目号：18ZDA25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