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詹志华，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州大学研究基地秘书长。
张雅卓，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观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背景下形成，批判吸纳了黑格尔、格劳秀斯等有关海洋的合理论述，明晰了海洋共有的本质属性。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为指导，在纾解人海矛盾、维护海洋权益、建设人民海军、提升海洋文化感召力、推行海洋交往新型义利观等方面作出意义重大的创新超越，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中国化进程，在顶层设计和方法指导上引领中国海洋事业建设，也为构建全球海洋文明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推动中国与世界海洋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共同繁荣。
关键词：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治理；马克思主义海洋观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探索海洋的征程，海洋越来越成为人类生产和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与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海洋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相互交织影响的时代，他们在大量著作中对海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基础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尊重、顺应海洋发展规律，统筹谋划海洋事业，针对海洋发展大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海洋强国的重要讲话，建构起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四梁八柱”。一个战略任务，即“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一条发展主干道，即“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提出“四个转变”，确立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建设海洋强国的具体路径。海洋强国战略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事业建设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方向，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海洋强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精髓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与认识、开发、利用乃至经略海洋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人类和海洋命运的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外显。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奥地利的海外贸易》及大量时评专栏和书信文章中对海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分析有关海洋这一自然表象，并且从哲学与经济学层面触及海洋问题发展的根本，形成一套分析深刻、方法科学、体系完整的系统海洋观，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剖析人海关系、科学经略海洋、实现海洋强国梦提供了经典的探析视域。
（一）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形成的客观条件
1. 在经济根源层面，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15世纪后，地理大发现使得地中海沿岸国家航海业和海洋商贸空前发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海洋强国应势崛起，新航路整合了过往零散的海洋贸易资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提供了潜在的生产力基础。一方面，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相辅相成，共同推进资本主义世界性延伸。世界性海洋贸易将东西方联通起来，扩大了的市场刺激企业使用先进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以匹配社会需求。“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推进了分工和市场化进程，“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会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另一方面，远洋贸易促进国际分工，海洋将各地市场串联形成了世界历史。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目的在于交换，也受制于交换范围和能力，“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分工与市场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资产者熟练运用海运手段从占领国内市场发展为瓜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因此，海洋成为国际分工和市场形成的基本媒介。
2. 在交往基础层面，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融合交往方式演变。分工与市场理论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分析海洋对促进世界融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通过交往理论可以全面透视海洋在时空向度中对文明交流融合的影响，核心在于阐明跨海交往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要素的内在联系，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时间跨度看，早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就掌控了海路，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物资交换方式；新航路开辟后，远洋交往和海外殖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基本策略，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争夺制海权的根源。在资本逻辑宰制下，交往冲突和文明对抗集中表现为扩大化的海洋战争，而“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从空间向度出发，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等文章中，阐述英、德、俄等国的海洋制度对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制海权掌握与否反映国家兴衰走向和世界秩序演进方位，对海洋的重视程度充分反映国家的海洋交往深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新生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制海利益争夺和海洋霸权攫取，使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成为可能，殖民主义逻辑规制的并非大航海前的小范围自由经贸交往，而是全球化的海洋垄断贸易。相应地，控制殖民交往海路、争夺商品倾销的海外殖民地成为资本逻辑统治下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重要战略。
3. 在阶级渊源层面，以海洋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催化阶级革命成为世界革命。《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点出商品经济的世界主义本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预言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世界市场，海洋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运转中，起到形成新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催化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版图的合拢，海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成为社会普遍矛盾的重要动因，为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物质前提。恩格斯总结称：“航海业是确确实实的资产阶级的行业，这一行业也在所有现代的舰队上打上了自己的反封建性质的烙印。”远洋航海和殖民扩张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冲破封建统治枷锁，成就了资产阶级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客观上协助其加剧对无产者的压迫剥削。“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海洋经济成为那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将阶级革命带入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以鲜明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海洋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变化进行分析，运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透视其相互关系，最终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的阶级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发展的理论演进
1. 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的形成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批判继承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交往思想，还充分吸收了黑格尔有关海洋世界观的合理观点，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提出海洋对人类社会文明整体发展影响的看法和观点。黑格尔以思辨哲学为依据将不同特征的世界文明划分为3种类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并极为推崇后者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推崇古希腊为海洋文明之典范，认为“这地方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海洋将希腊分割为千形万态的港湾，但反过来，海洋自然又包容了万千，“认为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有关海洋是融会而非分割的观点，将世界历史看作相互联系、向前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从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层面分析海洋作为连接世界、包容大陆的基本载体对资本主义体系快速运转的现实作用。在《海洋自由论》中，格劳秀斯以自然法为依据论证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海上霸权的非正义性，强调海洋航行与商贸是全人类共有的自由，“海洋是人类共有的，因为它无边无际，任何人都无法占为己有，还因为无论从航海方面还是从渔业方面看都适合于人类共同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海洋本质具有“共有性”属性，与格劳秀斯不约而同地明晰了海洋拥有的各国共有性特征，使其不能也无法居于某一特定主权之下。如在《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一文中，马克思赞同格劳秀斯的国际法主张。
2. 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萌芽时期，初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批驳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确立唯物主义海洋观的哲学基础，从理性而非黑格尔式赞颂希腊海洋精神的感性出发，明确了海洋先于人类存在的这一社会历史地位，又深刻认识到人类改造海洋实现经贸往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早在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就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提到运河、海军和贸易对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英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再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运用大量社会调查数据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分析，论述海洋贸易与英国港口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得出工业革命提升海上运输效率的结果；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运用较多篇幅从国际分工、商贸交往、殖民海战、海上舰队等海洋相关要素分析海洋经济与人类社会交往的关系，促进商品经济兴盛和旧封建形态解体进程，这一点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也有相应佐证，“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其分析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起源，“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新航路开辟、海洋商贸往来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作用，系统论述了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和海洋往来的内在联系。而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时评》《经济状况》等文中广泛关注海洋问题，在预言俄土新战争、北美合众国崛起可能性以及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越发关注到海洋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案例为蓝本对资本主义深入分析，越发将批判视野凝聚于经济学领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文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海洋这一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社会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提供海洋视角。
《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观逐步走向完善成熟。前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海外自由贸易、关税制度、国际分工发展和世界市场建立等多方面分析，以海洋为切入点考察其作为链接世界历史与现代的中介，阐释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作用，对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资本增殖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解自然科学的钥匙，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揭示出海洋与大陆、动物与人类、天文与地理等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在科学技术哲学的高度点出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三）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思想精髓
1. 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超越资产阶级海洋自由论，明晰“海洋共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海洋在本质上具有“共有性”，在《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中分析海战中私掠船财产所属时为海洋的本质定性，“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立国主权之下的”，即海洋具有“共有性”本质特征。超越了格劳秀斯形式上要求“海洋自由”而实质上为资产阶级站台、为本国海洋利益争辩的私有制桎梏，重视在实践基础上人与海洋联系的两重属性。（1）马克思恩格斯澄清了海洋具备的自然属性，海洋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瓜分的私有物，海洋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客观存在，讨论人类社会发展这一命题必须以自然界发展为先在。（2）海洋作为推动大航海时代的基本媒介，是能够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生产资料，“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作为一种自在环境要素的海洋，在世界交往中转化为生产贸易中的核心要素，这也是海洋的社会属性。正是厘清海洋的双重属性才能对海洋本质特性做出质性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大航海时代后资本主义发展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中得出正确的海洋利益共有结论，走向“共有”“共享”式全人类海洋分配方式，回归海洋本质公共属性。
2. 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辨析海洋与经济发展关系，明确海洋观的阶级属性。无论是格劳秀斯和约翰·塞尔登基于国际海权法理归属问题上的争论，还是现代海权主要奠基人马汉从海战出发论述的国家发展与制海权关系的理论，都难以脱离阶级局限性去阐释海洋归属问题，其目的在于为本阶级海外经济版图扩张的霸权进行合理性背书。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观从海洋资源、海上战争、远洋运输、海外殖民等表象切入探析其资本主义经济内核。一方面，伴随新航路开辟，无产者作为大工业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远洋运输与贸易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为促进落后的封建体制解体、新体制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即“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远洋经贸往来逐渐将海洋贸易从地中海沿岸拓展至大西洋彼岸，资本为攫取更大利益、圈定更大市场，自觉地推动更大规模生产活动，也促进了工人阶级连接互通，“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此时，“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产物，以海洋为媒介的世界性殖民扩展和商品世界市场建立，最终会走向以海洋为起点的世界无产者联合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终局。
3. 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考察海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明晰海洋之于国运兴衰的历史必然性。（1）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绕不开对西方海洋强国兴衰的研究。他们分析在当时与海洋相关的重要国家沉浮兴衰缘由，如考察威尼斯、荷兰、西班牙这些在当时已落幕的海上强国世界经贸地位转移的原因；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海洋霸主“日不落”帝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危机，最终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关注争夺入海港口的俄国海战，预言后起之秀北美合众国的海上霸权崛起趋势；关注近代中国海禁、海战和衰微缘由等一系列中国问题。这些探究论题共同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洋与政治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2）对海洋大国的海权理论探究。航海活动扩大了以往陆权国家权利活动的边界，在海洋的融通作用表象下是被遮蔽的物化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跨海扩张，他们的政治权力也会随之延伸，相应地，政治社会关系随之建立。海洋文明时代成就了海洋资本主义强国的霸权体系，缺少海域公共权力管制的海洋经济在自私野蛮的“先驱者”驱动下野蛮扩张，以海战形式加速海洋政治形成，基于海权的新生海上力量则迅速将世界纳入海洋体系的丛林法则之中，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海权的实质就是形成新的霸权体系。（3）对海洋大国的海军建设研究。如果说海权是海上贸易的硬性保障，那么，生产力则是海军建设的实力支撑。同为上层建筑，海权意识与海上军队同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实践的产物，其出现源于新的、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工业形态崛起，这种强烈的经济活动往往伴随武器的批判，“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军历史性地成为了海上强国的重要标识，因其伴随海上商贸发展而建立。一方面，只有生产力强大的国家有实力和护航必要性去建设海军；另一方面，海军通过航海技术、装备的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海权国家的重要保障。
二、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规划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提出一系列关于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的继承性发展，在纾解人海矛盾、维护海洋权益、建设人民海军、提升海洋文化感召力、推行海洋交往新型义利观等方面做出意义重大的创新发展，为维护海上安全与稳定，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生、和平发展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一）坚持群众史观，推动人海矛盾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中关于“人海和谐”的重要论述，把握住了人海关系的内生矛盾，坚持以人民史观为价值导向，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海和谐发展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在自然通过人类实践这个中介，将必然地转化为人化自然，自然的历史过程也会转变为社会历史的自然，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可以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过程。“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即人的改造实践使自然拥有“人化”属性，而人的“类本质”属性也在自然实践中有意识地产生了。然而，大航海时代后，海洋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迅速被发展的科技革新所弥补，人类在海洋开发利用中极力凸显人的主观能动，工具理性盛行的代价是人与海洋的背离和人的内在自然的遮蔽，海洋成为接纳人类负面实践的作用场，处于纯粹的被支配客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海和谐”的重要性，“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对人海关系的思考不单包含本国人民，也关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海洋发展层面的当代创新。（1）海洋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转变。从“兴鱼盐，引舟楫”到“经略海洋”，生产力要素内在地存在于人海矛盾中，海洋一旦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地位，人海关系则会走向当前一些国家为一己之私而剥削、掠夺海洋，最终导致海洋的“公地悲剧”。习近平总书记将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生态、海洋权益等多要素统一纳入海洋强国建设的生产力体系内，强调人海和谐理念，碧海蓝天“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证明人与海洋共生共存，才能更高效地激发海洋内蕴的新质生产力，从而真正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的绿色升级，也为建设海洋强国夯实物质基础。（2）海洋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转变。海洋环境对全人类的生存以及生活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海洋产生的氧气占我们呼吸氧气的1／2，海洋还吸收了26％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海洋健康对于人类生活良性循环和社会生态福祉起着关键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占主流的海洋治理观念中，强调海洋的个体本位、个体价值、个体优越，以意识形态划分海洋治理责任，对私有利益的追求是其海洋生活的全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推行海洋生态文明，坚持了人民史观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认为人民是推动海洋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各国人民的普遍参与是破解海洋治理困境、实现人海和谐生活的现实需要，以人民对美丽海洋的需求为导向，坚定反驳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本国利益优先”的资本主义治海逻辑，引领人海关系从矛盾冲突走向人海和谐共存的历史转变。
（二）维护海洋权益，建设中国特色海洋事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中关于“海洋权益”的重要论述，把握住了海洋维权和海洋公平正义的辩证关系，继承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有关海权和海军建设的观点，明晰了新时代维护海洋权益在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的战略地位。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到海洋、海权对主权国家发展的关键意义：“海上贸易和殖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初步论述了海洋与大工业发展之间的经济联系。恩格斯更是在1860年的《海军》中系统阐释了现代海军对维护国家军政主权安全、形成海洋强国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的系列论述，就是在全面总结我国从“官山海，造大船”到“兴海权，振中华”、再到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特色海洋事业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洞见中国作为世界海洋大国的发展潜力和历史地位，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构想。
1. 维护海洋合法利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大陆板块因海洋串联成一个整体，海域的贯通性使各国间利益与危机紧密关联，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世界普遍交往走向纵深，如何有效破解全球海洋治理赤字，亟需国际治理方式转型和治理实践创新。一方面，海洋维权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有效维护和拓展海洋权益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提；另一方面，超越西方近500年的“海洋霸权”、实现公平正义的海洋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期许。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海洋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平衡好维护海洋权利与加深海洋合作的关系，以海洋经贸为主线，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实现沿线各国相互协调发展，加快海上经济强国建设。
2. 发展海上力量，建设人民海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中国加大开放广度、发展对外合作的重要窗口，而建设人民海军则是为维护国家海洋权利。国家发展离不开海洋资源的保障和稳定的海外市场，中国作为维护全球海洋空间秩序的重要力量，坚定不移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建设进入“黄金时期”，不同于走海上霸权“邪路”的西方海洋强国，人民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海洋航路安全和公共海洋秩序为要任，走向大洋、拥抱世界，实现人海和谐相处，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3. 提升海洋文化感召力，创新海洋话语体系。海洋强国建设不仅需要经济与军事硬实力，还需要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引导和支撑。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中华民族以和平、和谐理念积极影响和惠及周边国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强国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海洋观与中华民族优秀海洋文化思想相结合，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张，“中国政府愿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内涵与外延，为创新海洋强国的话语权建设打下基础。
（三）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推进陆海战略统筹
统筹兼顾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应对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统筹兼顾”原则整合协调党内外各项事务，“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中关于“陆海统筹”的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中各海洋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观点，体现着系统协调、矛盾统一的唯物辩证观，我国海陆复合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需要兼顾协调好陆权与海权、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协同谋划、不可偏废。
1. 强调统筹沿海省市开发规划，念好“山海经”。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任职期间，立足区位优势，组织制定《1985—2000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构想；在宁德工作期间，依据闽东山海资源兼有的特点，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紧抓综合开发的战略措施；在福州任职时指出，“江海兴，则福州兴”的“海上福州”战略规划。而后，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依据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海陆布局，总结提出“山海协作工程”，深入落地实施“八八战略”，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山区与边海的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在长期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兼顾了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不同需要，平衡了各地区利益发展和分配的问题，致力于调动一切积极的山海因素，“五位一体”促进社会综合协调发展，坚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超越了传统陆海二分法、重陆轻海的顽固思维，摆脱了以往海洋意识中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对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实现共同富裕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着深远意义。
2. 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和合原则。一方面，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统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西方海权实践向来以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为前提，马汉以俄国的海上博弈为例，详细论述了海陆冲突的不可抗性。我国要实现的海洋强国，超越了西方海权强国“侵略”老路，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着眼于推动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建立对内实现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和平发展的世界海洋新秩序。另一方面，坚持陆海协同共进，是新时代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加快陆海协同发展进程，推动海洋强国梦，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向海推进的延伸，顺应了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国强则海权强、国弱则海权弱”。统筹国内国外2个循环，推动陆地与海洋的良性互动，坚持和平合作的发展观念，实现合作共赢，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展现中国力量和大国担当。
（四）秉持海洋义利观，铸就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是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物质前提和基本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中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融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天下观”等文化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中有关“海洋共有”的观点，在全球性海洋问题多发和海洋治理挑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立足更为宏大的人类海洋共同利益视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创新性理念。
1. 坚持义利兼顾，明确育海兴海的建设目标，超越狭隘利己主义的丛林法则。“协和万邦”使“四海之内若一家”，直面分歧，坚持“和而不同”，进而实现“兼济天下”与“天下大同”。和谐万邦的天下观是中国传统对外交往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君子以义为上”，义利不可兼得时，“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都表明，在中华文明基因中镌刻着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治理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国家利益观等理念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更是对以往国际话语中占主流的西方海洋霸权叙事逻辑的超越。在丛林法则统摄下的利己海权观念，围绕权力和利益，以国家为单位，以海洋为战场，从权利分割到利益冲突，不惜损人利己，力求在霸权军事竞争中实现少数团体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在国际是非判断、利益权衡、权责关系处理等海洋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旧的国际“海权观”带来颠覆性改变，既指引了新时代海洋强国砥砺前行的实践路径，又为保护海洋环境、平衡海洋治理权责秩序、妥善处理海洋权益关系，提供了符合国际道义和实现义利统一、义利相长的中国方案。
2. 关护人类命运，提出友好合作的行动路径，奠定全球海洋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也是处理海洋事务和探讨符合时代发展的海洋叙事主体，这一理念源于中国智慧，但心怀世界大义。从观念层面出发，“海洋命运共同体”更新了全人类对海洋安全与海洋利益的内涵认识，推动海洋对抗性思维朝着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世界大趋势方向演进。全球海洋治理观以“机遇共享，成果共享”为发展目的，蕴含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利益理念，契合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新要求，符合实现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在具体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超越了盎撒海盗式的海洋维护路径，推动世界各国充分参与海洋事务，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不仅有效维护我国海洋强国之路的发展主张，没有陷入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陷阱，并且为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海洋治理话语、治理秩序、发展失衡等全球海洋等问题提供了超越利益分歧和意识形态障碍的路径选择，彰显了对全球海洋发展新格局建设的大国关怀。
三、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时代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新时代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事业建设方向擘画了设计蓝图，也为世界海洋治理新秩序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新境界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不断推进而发展的。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事业建设的重要论述，海洋强国战略是在全面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海洋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海洋实践经验，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
一方面，海洋强国战略坚持问题导向，明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海洋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开发海洋资源、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维护海洋权益等层面做出具体部署，突出海洋强国建设在我国现代化整体布局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完整、立体的海洋治理理论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思维品质，提升全民族的海洋发展意识；另一方面，海洋强国战略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摒弃落后的海洋观念，倡导人海和谐相处的新型海洋关系。坚持开海富民、依海富国、兴海强军、铸海强梦的海洋发展观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海防战略思想和沿海开放主张，从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任务、发展目标出发，系统构建符合国家核心发展利益的海洋强国新思想、新论点和新判断。见微知著，睹始而知终，海洋强国战略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海洋发展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体系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焕活马克思主义的磅礴生命力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
（二）擘画了海洋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引领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方向
“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海洋强国战略系统回答了维护我国海洋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生态利益等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切实问题。抓住2个大局的历史机遇期，逐步形成了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新秩序，从中国海洋事业的实际出发，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良性循环的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建设新时代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涵盖了海洋发展的方方面面，推进战略互信的海洋政治建设、互利合作的海洋经济建设、交流互鉴的海洋文化建设、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建设与和平安宁的海洋安全建设等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重要论述，“向海洋进军”的时代号召以及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大国定位，是从自身资源禀赋和世界海洋发展现状的实际出发，将海洋发展历史实践经验上升至理论系统思考，形成了新时代“山海经”“智慧海洋”、海陆一体化建设和陆海统筹等一系列思想精华，并通过海洋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战略落地实践，进一步抓住世界海洋开发的窗口机遇，缩短了近代以来我国海洋事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升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自觉，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
（三）彰显大国担当，为构建全球海洋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长期以来，世界海洋治理话语权和体系建构主导权被西方海权国家所把控，围绕海洋资源、海上贸易和重要航路所有权的争夺战争频发，海洋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相对于传统海权以经济与军事为核心的“霸权”体系，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则着重论述了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中，如何开发好、利用好海洋资源为要点，强调妥善处理海洋争端、建设和谐海洋生态体系的重要性，从命运与共的高度把握海洋发展问题，展现了天下大同的宽阔国际视野。
1. 海洋强国建设以开放合作胸怀彰显国际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东西方综合实力“此消彼长”，为中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美国挑起“亚太再平衡”战略，炮制“中国威胁论”，在严峻的外部海洋环境考验下，我国毅然开启海洋强国建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受邀出访期间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理念和坚定主题，中国的海洋道路建设不会偏移“和平崛起”的初心，坚持在海洋问题处理上推动“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积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交往平台，为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安全普惠支点，也为各国实现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解决国际海洋争端提供了中国智慧。
2. 海洋强国建设增进全人类的共同海洋福祉，为人类发展海洋事业提供理论依据。海洋强国建设在理论上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海洋面临的危机进行深入剖析，明晰了人类共同面对的海洋发展问题，系统解构了旧海洋治理秩序带来的困境，扫除全球海洋发展的理论障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全人类的命运放在定策施政的最高位置，以合作共赢、协调平衡为目标推进海洋问题治理进程，世界各国人民都成为实现海洋建设和解决海洋问题的参与主体。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通过一系列行动将海洋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理念付诸于实践，成为全球海洋事业发展中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主动担当海洋治理责任，为全球海洋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原文刊发于《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2期，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