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兵，山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要：威廉·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美国首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詹姆士毕生努力阐发的思想，是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哲学，也是詹姆士哲学重要的、但未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的学术遗产。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有一个产生和逐步成形的过程，它提出纯粹经验是理解实在的关键，强调关系的实在性与经验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其真理观相辅相成，构成了詹姆士哲学的整体。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柏格森以及早期现象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学术关联性，在詹姆士哲学走向欧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哲学对话的语境中，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东西方哲学对话和比较研究的重要论题。

关键词：威廉·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实用主义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美国最早具有重要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简单地说，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以其著作《实用主义》《真理的意义》等为代表的关于真理和哲学方法的学说；第二部分是关于实在问题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总体而言，前者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重视和批评，而后者即便未被严重低估，至少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彻底经验主义哲学就是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它是构成詹姆士哲学整体的支柱之一。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本身有一个演变和成熟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它是詹姆士一直在努力阐发但终生没有彻底完善的学术抱负。随着时间的推移，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哲学遗产的学术价值愈益彰显。因此，本文力图勾勒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概括其核心论点，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描绘詹姆士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遭遇，展现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在全球哲学对话中的作用，以期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

一、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观点

彻底经验主义是詹姆士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詹姆士终身的学术追求。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成型和成熟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70—90年代，詹姆士早期学术探索所发现的“思想流”是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雏形。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核心文本主要来自由其学生和同事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912年编辑出版的《彻底的经验主义》（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一书。这个论文集的雏形是詹姆士在1904—1905年发表的12篇论文。1906年8月20日，詹姆士把这些论文的重印本提交哈佛大学哲学系，并同时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提交了一份相似的论文集。［1］

再往前追溯，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肇始于他研究心理学阶段的工作。1890年，詹姆士出版了历时12年才完成、奠定其在心理学领域重要地位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詹姆士提出，传统哲学把意识切割为孤立的、原子式的观念，而忽视了经验内在的关系性和连续性，主张将意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此，詹姆士提出了对心理学、哲学和文学艺术产生很大影响的“意识流”学说。该学说对“思想”（thought）的特征进行了阐释：每一个思想都趋向是个人意识的一部分，它在个人的意识中是变化的、连续的，它似乎始终在处理独立于它自身的对象，等等。［2］显然，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单纯的心理学领域，进入了思想和意识的哲学层面。于是，意识流学说成为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基础和起点。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对传统经验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逐步成型和成熟。詹姆士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自称是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后继者，而且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并反思这一哲学传统。詹姆士尽管认同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但认为这种哲学方法忽视了经验中的关系性和整体性，陷入了怀疑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困境。同时，詹姆士对英国唯心主义也有浓厚兴趣，并从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他强调，与英国经验主义不同，唯心主义者，如格林和布拉德雷等，特别重视经验和认识过程中的关系与整体性。

此外，詹姆士还受到两位重要的经验主义改革者——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和霍奇森（Shadworth Hodgson）的深刻影响。勒努维耶的现象主义、多元论以及道德主义等深深吸引了詹姆士。尤其是，勒努维耶把表象理解为存在于可知觉的关系之中且相互交织的多样现象这一观点，对詹姆士创立具有早期现象学色彩的彻底经验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詹姆士也非常认同勒努维耶对于形而上学实体概念的批评，并称赞他是休谟路线的杰出代表。霍奇森激烈反对唯心主义的理智实体，主张捍卫经验中直接被给予的现象。霍奇森对存在的关系性及其预期未来的特征进行了详细探讨，这启发詹姆士在批判传统经验主义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詹姆士的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1897年《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的出版。［3］在该书序言中，詹姆士写道：

如果我不得不给上述哲学态度起一个简短的名字，我应该称之为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态度，尽管这种简短的绰号同我在哲学中所说的“经验主义”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引起人们误解。我之所以说“经验主义”，是因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愿意将其与事实问题相关的最有把握的结论视作可以在未来的经验中进行修改的假说；我之所以说“彻底的”，是因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把一元论学说本身视作一种假说，而不像当下流行的众多不彻底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不可知论或科学自然主义等那样，并未武断地肯定一元论是一切经验都必须与之相符合的东西。［4］

这是詹姆士首次明确承认自己的“彻底经验主义”立场和态度。［5］

此后，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尽管引起过一些关注和争论，但一直没有太大的反响。这可能是因为詹姆士仅仅在几篇论文中专门讨论过彻底经验主义，并没有专著集中阐释；也可能是因为詹姆士对实用主义哲学的阐释更为精彩，从而将大部分的赏识或批评都吸引到他关于真理和方法的实用主义见解上去了。事实上，詹姆士本人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在1904年给友人弗雷克斯·皮隆（Francois Pillon）的信件中，詹姆士曾指出：“我的哲学是我所谓的一种彻底经验主义，一种多元论。……它拒绝所有关于绝对的学说。”［6］在去世前1年出版的《真理的意义》（Meaning of Truth）的序言中，詹姆士亦强调：“我还对另一种哲学学说感兴趣，我把它命名为彻底经验主义，在我看来，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确是推行彻底经验主义最为重要的一步。”［7］

在最简单意义上，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纯粹经验是理解实在的关键。纯粹经验是构成一切事物的质料或者原始素材，它是现象的“混乱”“杂多”或“感觉的一种原始的混沌”；“这个世界，恰好和知觉的世界一样，最初是作为一种经验的混沌来到我们这里的”。［8］人们也可以把它叫作思想流、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9］这种纯粹经验是没有性质、形状等规定性的，人们只有在没有理性活动参与的下意识中才能体验到它。这个意义上的经验可以被视为“当前的瞬间场”（the instant field of the present）和“一个个的这”（single thats）。［10］在詹姆士看来，经验不仅仅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是整个实在的基础，而且，由于纯粹经验既不是物理也不是心理的存在，而是两者之前的未分化状态，因此它超越了传统的主客、心物二元对立，是一种先于任何区分的原初存在。为此，詹姆士曾比喻说，就像工匠可以用同一块大理石雕刻出不同种类的对象一样，“纯粹经验”既可以成为心灵也可以成为躯体，其具体表现形式取决于经验如何被组合。因此，身心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基于经验的不同组织方式。进一步地，詹姆士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或心理活动实际上只是经验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存在。詹姆士这种见解不仅挑战了将意识视为独立存在的传统看法，也为理解经验的整体性、过程性和流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二，彻底经验主义强调关系的实在性与经验的整体性。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在大方向上无疑是经验主义的。但詹姆士认为，在传统经验主义那里，每个观念或经验单元都是完全独立的，观念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经验主义哲学最终必然陷入怀疑主义和联想主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特别强调“关系”的地位，他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与事物本身一样，都是直接且特殊的经验。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经验主义将经验视为孤立、原子式的观念集合的做法，转而关注经验中的各个部分如何通过内在的关系彼此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詹姆士看来，经验并不是由独立存在的元素简单堆积而成的，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同样是经验的一部分，具有实在性。［11］例如，像伴随、邻近等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关系，以及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与其他词汇表达出的关系，都是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关系不仅保证了经验内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还使得经验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不是一堆松散的碎片。

二、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重新审视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

本文所讨论的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有宽窄两种含义：宽泛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指詹姆士哲学总体；狭窄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则指詹姆士的著作《实用主义》《真理的意义》《信仰的意志》等所集中表达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哲学方法。从实用主义哲学发展史视角看，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受到重视的程度远远低于詹姆士的真理观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思想。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学术界对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评判。从当代学术语境视角看，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已产生独特的思想效应，它对詹姆士哲学整体的形成，对实用主义成为比较哲学的对象，对詹姆士哲学进入全球哲学（global philosophy）对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彻底经验主义与詹姆士的哲学观，尤其是与其方法论和真理观相辅相成，构成了詹姆士哲学的整体。众所周知，詹姆士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批评和怀疑态度。詹姆士提出，“实用主义的方法基本上是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就是力图找出每一种见解的实际后果来说明这种见解”。作为哲学方法的实用主义，它还是一种真理观，而真理是观念的兑现价值，“真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吸收、能够生效、能够确认、能够证实的那些观念”。［12］詹姆士的这一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哲学关于真理的本质和标准的理解，也突出了经验和实证在确立真理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在此，我们要看到，尽管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但詹姆士也在建构一种形而上学——彻底经验主义。对此，詹姆士本人并不否认。在《彻底的经验主义》中，詹姆士明确：“我把我的世界观命名为‘彻底经验主义’。”［13］在1905年2月22日写给意大利学者费拉里（Giulio Cesare Ferrari）的信中，詹姆士直接把自己的彻底经验主义称为形而上学：“我对一种形而上学体系（‘彻底的经验主义’）感兴趣。这种形而上学体系一直在我心里自我形成，事实上，我对它的兴趣超过我对其他任何东西的兴趣。然而，想让它成型以便进行有内在关联的阐释，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且，尽管它包含着实际的成分，但我发现几乎不可能给它赋予任何通行的形式。”［14］相似地，也有西方学者将詹姆士的形而上学称为“经验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15］ 或“纯粹经验的形而上学层次”（the metaphysical level of pure experience）。［16］

詹姆士的哲学整体就是由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观与形而上学构成的。如果说，方法论、真理学说是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整体的核心，那么，彻底经验主义这种形而上学就是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一方面，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摧毁了他所批评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为詹姆士反对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传统真理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没有詹姆士的形而上学，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和方法论就没有可靠的根据。另一方面，詹姆士的形而上学所坚持的动态性、关系性和过程性的世界观，为詹姆士反对封闭、静态和孤立的真理理论，进而主张开放、动态、相对和约定的真理观，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唯有通过詹姆士的真理观和方法论，詹姆士的形而上学才可以在生活世界中发挥现实作用。

詹姆士的形而上学曾经饱受批评。如，有人曾责怪詹姆士的哲学缺乏体系。为此，詹姆士曾努力建构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去世之前数周还在修改的《某些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就是专门讨论哲学观、形而上学、知觉和概念、一与多、连续性与无限性等核心哲学问题的，这些问题都是形而上学回避不了的。显然，詹姆士试图完善自己的形而上学，可惜，这项工程并没有完成。或者说，建构一种类似于传统形而上学那样的哲学体系，对詹姆士来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因为詹姆士的哲学和叙述风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构建完整体系的哲学家，他只会成为一位有形而上学见解但不具备完整体系的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士实用主义依然是一种“非体系性”（non-systematic）哲学。

关于詹姆士的经验的形而上学，曾经有一场插曲。1907年，詹姆士在《实用主义》的序言中提出：“我要说明，就我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同我最近提出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理论，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的联系。后一种理论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一个人尽可以完全不接受它，但仍然可以是一个实用主义。”［17］这可以理解为，詹姆士一方面认可他的哲学是有形而上学学说的，另一方面，詹姆士又提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关于真理观的实用主义之间的统一性问题。不过，詹姆士在两年后很快就修改了这一断言，明确声称确立实用主义真理观是让彻底经验主义盛行的首要步骤。赞同詹姆士哲学具有同一性的主流观点认为，詹姆士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同一性，归根到底是因为，詹姆士的彻底经验是将其心理哲学和实用主义等粘合在一起的胶水。［18］

其次，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詹姆士哲学走向欧洲哲学中心的桥梁。詹姆士在年幼时屡次旅居欧洲，成年后又多次去欧洲学习、讲学或休假。在欧洲，他得到诸多师长的指点，结识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彼此欣赏的学术同行，也遭遇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尖锐的批评者。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成功地走向国际哲学舞台的第一人。对于詹姆士来说，让美国哲学走向欧洲是其学术生涯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在著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中，詹姆士开门见山地说，他渴望转变美国人在来自欧洲的西方学术面前的学徒身份，让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学界听听美国学者的声音。［19］詹姆士确信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当詹姆士于1905年在意大利与意大利的实用主义小组见面之后，他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与亲友的通信中描述了自己的思想受到欢迎的场景。［20］

在让美国哲学跨越大西洋与欧洲哲学产生交集和对话方面，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起到了桥梁作用。由于詹姆士哲学在欧洲学界的影响力，他的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关系成为一个复杂且巨大的学术论题。如，詹姆士与罗素之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詹姆士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可能影响，以及詹姆士对萨特、弗洛伊德、怀特海的可能影响，等等。由于篇幅以及讨论焦点所限，本文仅选取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中的现象学元素、詹姆士与柏格森之间可能的比较进行简单讨论。

现象学在当代欧陆哲学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詹姆士的朋友、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早在20世纪初就使用了“现象学”这个名词。虽然人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断言，实用主义在胡塞尔现象学之前就提出了现代现象学，但是，在詹姆士和广义的现象学之间，确有很重要的论域重合之处。甚至胡塞尔本人也曾坦承，他总的来说得益于詹姆士。［21］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中叶提出，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有较明显的现象学特征，“确实，胡塞尔普及了这个词的意思，但这也是在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出版10年之后的事了。詹姆士……为我们基本建构了现象学分析的模型”；“他认为不要把一组先天的范畴强加在我们对经验的描述上，而是应该始于观察经验本身，始于由经验来控制范畴”。［22］随着实用主义在20世纪中叶走向复兴，很多西方哲学家断言，现象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和实用主义者的某些观点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柏格森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家。詹姆士与柏格森在经验、实在和时间等问题上分享了很多关键的见解。“柏格森和经验主义者响应了生活的号召，走进了一个有着如茵绿草和清澈溪水的山谷”；“作为一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我没有理由不站在柏格森这边”。［23］两位哲学家都反对对意识的机械和僵化解释。柏格森的绵延与詹姆士的意识流，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与柏格森的“当下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詹姆士对由纯粹经验建构的实在与柏格森不依靠分析而去直接把握实在的直觉，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詹姆士与柏格森的哲学观点也确有某些差异性。有学者提出，詹姆士的哲学注重对未来的理论预知，力图用哲学观照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或明或暗的趋势；柏格森则通过对过去的哲学传统的总结，以一个思维模式去反映人们对时代的感受。相应地，柏格森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哲学体系，其中的理论前提与结论都具有完善和相容的关系；离开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人们无法把握其单个论点。詹姆士对生命和反思的所有阶段中的独特的、个体化的成分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由于詹姆士观点的新颖性以及他对哲学中心和重点问题的不同理解，人们对詹姆士哲学的解读需要更多地直接切入他的原文。这有待学术界展开更深入的讨论。［24］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更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詹姆士与柏格森的不同：“第一，詹姆士注重试验，柏格森注重内省；第二，詹姆士反对哲学系统，始终没有组织哲学系统的野心，柏格森却把各方面的问题融成一片，组织有系统的哲学。”［25］可以相信，詹姆士与柏格森哲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很大的延展和深入空间。

最后，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东西方哲学对话和比较研究的重要案例。实用主义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有一百多年研究和传播历史。在比较视野中考察实用主义是一个必要的研究路径。东西方学术界已经围绕杜威的思想与东亚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通性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工作。我们认为，在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视野中，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应当被突出为一个新支点。

从詹姆士思想形成过程看，尽管詹姆士在建构自己的宗教哲学时，使用过瑜伽的 “三摩地”（samadhi）证明人们在某些状态下可以直接看见本能和理性不能认识的真理，但并没有充分的文献能够证明，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受到东方哲学的直接和关键性影响。

在东亚，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在日本哲学界得到了较早和比较积极的响应、接纳和吸收。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在其第一部哲学著作《善的研究》中开宗明义：

所谓经验，就是照事实原样而感知的意思。也就是完全去掉自己的加工，按照事实来感知。一般所说的经验，实际上总夹杂着某种思想，因此所谓经验的，实指丝毫未加思虑辨别的、真正经验的本来状态而言。例如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瞬息之间，不仅还没有考虑这是外物的作用或是自己在感觉它，而且还没有判断这个颜色或声音是什么之前的那种状态。因此，纯粹经验与直接经验是同一的。当人们直接地经验到自己的意识状态时，还没有主客之分，知识和它的对象是完全合一的。这是最纯的经验，……真正的纯粹经验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而只是照事实原样的现在意识。［26］

这段关于纯粹经验的论述显然是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回响。事实上，西田几多郎并没有止步于此。通过对“纯粹经验”的进一步分析，他建构了“自觉的体系”。之后，他又借助“场所”概念，将纯粹经验和自觉的体系加以转换和提升。在此基础上，西田几多郎创立了现代日本哲学。时至今日，西田几多郎与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异同和超越，仍然是东西方比较哲学所关注的重点论题。

目前，关于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专门的比较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自2017年起，我们承担了编辑和翻译10卷本《威廉·詹姆士哲学文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就相关研究进行过一些思考。［27］随着文集编辑与翻译工作基本完成，我们会转向这项研究工作。因此，本文在某种意义上是下一步相关研究的准备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在此，我们仅就这项研究工作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以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为线索，展开中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的比较研究。形而上学在中西方哲学中都是最基本的论题。相对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形而上学，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无论形态还是叙事都独具特色。仅以道家哲学为例，“道”不仅不出现在时空之中，也不直接出现在语言之中（无名），具有明显的“非实体性”。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体现为实践智慧、心性维度和境界学说，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渗透了逻辑和知识论特点，前提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严格区分。［28］按照这样的思路，彻底经验主义这种形态的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形而上学具有某些相似的视界。学术界不仅可以对此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可以在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东西方形而上学的异同，进而寻求思维方式的共通性和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文化和哲学对话的可能途径。

第二，就詹姆士的纯粹经验主义与佛教哲学尤其与佛教唯识宗的某些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是大乘佛教的重要学说，主要源自印度瑜伽行派。它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为离开心识则无独立存在的实体，宇宙万物皆是心识的显现，一切感知对象均为心识的投射。这种主张与彻底经验主义对意识以及主客体世界的分析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第三，就詹姆士所主张的意识的神秘状态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讨论的某些既神秘又可以被把握的存在状态展开讨论。詹姆士的宗教经验思想是其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另一种精致版本。詹姆士的宗教哲学专门讨论了意识的神秘状态。在他看来，意识的神秘状态具有不可言传性、可知性、暂时性和被动性等明显特质。［29］詹姆士所讨论的这些神秘状态，与东方哲学的某些学术主张（如道家哲学等）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对詹姆士意识的神秘状态学说的进一步研究，有必要从中国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的相关视角和思路展开。［30］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形成过程和主要观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对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柏格森哲学和现象学的关联性、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非西方哲学的可比性与对话为例，考察了詹姆士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和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是对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学说的重访。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詹姆士哲学更深入的思考。第一，人们在理解实用主义哲学的时候，往往更重视詹姆士和杜威等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血统，更愿意追踪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联性以及20世纪上半期分析哲学到达美国后与实用主义的融合，而相对冷落了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及其与当代非实证主义哲学的关联性。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与演变的路线图之一是从意志主义（尼采、叔本华）经直觉主义（柏格森）、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到后现代主义（德洛兹、德里达、福柯）。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确实对上述路线图中的一些哲学家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然而，它在其中究竟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需要我们进行更细致的考察。第二，古典实用主义哲学既怀疑和批评传统的形而上学，也在建构经验的形而上学。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在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形而上学中的地位，是一个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的论题。第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这种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相遇、对话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在东方哲学的“他者”视野中呈现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整体图像，而且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研究案例，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哲学对话，揭示彻底经验主义与东方哲学的异同并努力寻求它们的共通性。

注释

［1］William James，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00.

［2］威廉·詹姆士：《心理学原理》上卷，田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267页。

［3］耳明 L. 拉盖尔：《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重建：1896年序言和“内在宽容的精神”》，陈磊、王成兵译，《学术论坛》2020年第3期。

［4］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5.

［5］关于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思想的生成过程，参见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为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写作的导言。James，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pp.xi-xlviii.

［6］Ignas K.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ley，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vol.10，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2，p.410.

［7］威廉·詹姆士：《真理的意义》，黄启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5页。

［8］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8页。

［9］威廉·詹姆士：《心理学原理》上卷，第283页。

［10］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第12、8页。

［11］威廉·詹姆士：《真理的意义》，第5页。

［12］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31、120页。

［13］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第22页。

［14］Skrupskelis and Berkeley，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vol.10，p.554.

［15］David C. Lamberth， William Jam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6］Wesley Cooper，The Unity of William James’s Thought，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2.

［17］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第4页。

［18］关于威廉·詹姆士哲学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参见Cooper，The Unity of William James’s Thought.

［19］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人性的研究》，尚新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4、5页。

［20］Ignas K. 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eley，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vol.11，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3，pp.26，27.

［21］参见Herbert Spiegelberg，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pp.16，17，101.

［22］罗伯特 B.麦克劳德：《作为现象学家的威廉·詹姆士》，陈磊译，《经济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23］William James，Essays in 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55.

［24］参见Horace Meyer Kallen，William James and Henri Bergson：A Study in Contrasting Theories of Lif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4，pp.Ⅶ-Ⅸ.

［25］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26］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27］王成兵：《实用主义哲学研究的三条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28］郑开：《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9］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人性的研究》，第374-376页。

［30］参见王成兵：《推进威廉·詹姆士哲学研究的意义及研究工作思路》，《福建论坛》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