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家发展议题中已被赋予重要权重，关于国家形象的学术讨论涉及多个学科。通过对这一议题学术谱系的梳理可知，国家形象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学、商学、政治学等学科已经形塑了国家形象研究的基本面貌，但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国家形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迅速崛起以及“形象学”的生成，这不仅意味着研究路径呈现明显的“非虚构影像”转向特征，同时也喻示着国家形象建构在纪实影像实践层面将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如何建构一个与之匹配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家发展议题中获得了“优先权”。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如果说国家形象建构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在思想认识层面已经获得共识，并在传播实践维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在学理层面上关于国家形象的学术谱系的探讨则略显不足，尤其是关于学术演进中的“转向”议题讨论更少。鉴于此，本文意欲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是如何演进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又是沿着怎样的路径展开？其中有着怎样的“转向”？我们又将如何审视、评估国家形象研究转向的意义？

一、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缔结到“软实力”的提出

尽管有不同意见，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这一国际条约首次以国际法形式终止了罗马天主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一统”的权威，从而完成了欧洲的政治区域化进程。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自此开始建立，民族国家开始享有独立主权，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由此，主权国家自1648年以来开始逐步扩散，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非西方国家，以及二战后摆脱西方殖民的新生民族国家。与此同时，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民族国家确立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基石与核心组织准则。因此，国家形象讨论自然追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形象的讨论与国际关系学科有着天然的亲和性。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作用，但仍存在跨越国家利益之外的因素，如跨国资本、国际舆论及NGO组织。此外，根据“自我超越”逻辑，个人在国际层面保持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国家边界是可渗透的，且具有硬边界与软边界之分：硬边界作为地理划分影响个人行动自由，而软边界更多反映国家声望的象征意义。这里的软边界涉及的“一国之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自身内在逻辑其实已经暗含着“朴素”的国家形象这一元素。

不过，从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初期到工业革命前后，具有明确指向的国家形象意识并未生成，即使包含国家形象相关元素的讨论亦服务于政治与军事。直到19世纪30年代，近代传媒业登上历史舞台后，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研究概念逐渐清晰起来。就其整个研究图景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随着经济学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站稳脚跟，研究者的目光逐渐汇聚到国家形象和国家商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探讨上；二是伴随全球化带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研究从国际政治学视角来研究国家形象。当然，此时“国家形象”依旧为与之相近的“声誉”“威望”之类的概念替代，讨论也浸透着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色彩。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爱德华·卡尔在其经典著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作出批判。卡尔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理念，即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并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划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而就具体实践来看，道德和舆论因素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48年，另一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建构者、国际法学“权力政治学派”缔造者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之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从人性复杂性视角探讨国家权力要受到制约这一核心观点，详细阐述了政治道德之于权力合法性的重要作用，而国家威望与世界舆论又直接作用于政治道德。随着冷战爆发，美苏关系成为世界焦点，两国的国家威望与国家形象备受关注，并随后演化为关于“敌人形象”的讨论。1959年，美国政治学家布丁在《国家形象和世界体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后来被众多学者援引的“国家形象”概念，布丁也因此被视为“国家形象”理论的奠基者。在布丁看来，所谓“国家形象”是关于一个行为单元的总体认知、情感和评价结构，或是它自身和整体情境的一种内在观点，包括地理空间、敌视与友善及强弱等多重维度，这些变量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都产生重要影响。布丁认为，之所以强调“形象”，是因为无论客观现实意味着什么，决定国家政治与行动的民众并不会对客观现实，而是对形势的“印象”作出回应，无论你愿意与否，正是所谓看上去像什么样子而非真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1990年，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发表《软实力》一文，这被视作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领域最具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拓展，并在实际层面发挥效力。“软实力”这一“描述性”概念的提出同样沿着国际关系路径将国家形象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在约瑟夫·奈最初解读中，软实力以区别于硬实力的面貌出现，与影响其他国家、按照其意志行事的军事、经济等强制力不同，影响他国意愿往往与无形的，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在内的权力资源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文中继续扩充软实力内涵。在他看来，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资源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或组织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内部政策展现的示范效应，以及与其他国家或组织互动时的态度与方式。2011年，约瑟夫·奈在《权力大未来》中进一步将软实力内涵界定为以同化的方式通过规则设置、说服、正向吸引达其所愿的能力，并提炼出构成软实力的三大资源：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内外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和有道义的外交政策。针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约瑟夫·奈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传统观念认为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

尽管软实力提法遭到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等学者的批评与质疑，但整体上依然为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所认可。英国软实力与国际影响特别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当代世界的劝说与权力》中直接借鉴约瑟夫·奈的观点，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建立积极的国家关系、提升国家形象、促进贸易与发展等方式使其他国家认同英国价值选择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具有某种天然的同构性。不过，约瑟夫·奈本人对于软实力这一概念在公众话语中呈现出的泛化，甚至是滥用趋势保持警惕，其在《重思软实力》一文中对软实力资源与软实力行为作出明确区分，作为资源的实力与作为行为的实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实力资源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行动力强弱，这包括精心设计的策略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简言之，“资源大国不等于实力强国”。这一区分在国家形象建构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凸显了国家形象建设离不开具有领导能力的行为主体及对外传播技巧。换句话说，国家形象建设非自发行为，而是高度自觉行为。这也进一步凸显国家形象无法摆脱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高度相关性。

在更深层意义上，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关于软实力理论及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论述，包括那些“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都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旨在推广“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讨论“中国威胁论”时则从独特视角谈道，“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威胁真实与否无关……‘中国恐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人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开始质疑其长期持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的优越性。”而其直接诱因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动摇。

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到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国际关系学科最早介入国家形象议题的讨论，并且与民族国家的对抗有着直接关联。国家形象的学术讨论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并且带有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意味。

二、从品牌形象到自我认知：“国家形象”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

与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国家形象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领域有所不同，商学（Business）在国家形象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积累。自1961年至2023年期间，SSCI检索到的关于国家形象的文献总数达750篇，其中商学学科（包含管理学）96篇，远高于其他学科。可以说，商学学科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稳居首位，被引用频次超20次的文献几乎全部集中于商学领域。这一最早源于1980年代关于商品原产国形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1990年代后开始延伸到商品营销领域，进入新世纪，诸如“中国制造”“国家品牌计划”等品牌影响力议题开始介入国家形象研究领域。其间，聚焦“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旅游学科与注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闻传播学科在国家形象研究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商学对于国家形象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它依然与国家及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正如波特所言，“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安浩国家品牌指数”和“未来品牌国家品牌指数”的6项设计指标中，主要用来评估政府行政效能的“政治治理”（Government）指标均位居其中。这种描述分析国家品牌的思路直接借用市场品牌理念，其在“民主指数”“清廉指数”“政治自由指数”“失败国家指数”等指标设计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国家形象除了必要的硬件基础外，某种程度上亦是心理的直观反映，一如前文布丁所言，“是所谓看上去像什么样子而非真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这其实为国家形象研究引入了政治心理学视角。除布丁、赫尔曼等研究者注意到国家形象的心理学因素外，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的讨论最为集中明确。杰维斯在《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和《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相关著作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国家行为的规律和特点。他认为，国家形象作为决策者认知形成的关键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深远影响。诺尔·卡帕罗维茨同样从政治心理学视角指出，国家的自我形象以及敌意问题在各种国际冲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自我形象”包括对自身的认知、对国家历史的理解、对国家意图和利益的看法，以及对国家权力及其局限性的认识。另有中国学者在其英文博士论文中，以创新的视角对“毛泽东中国”和“戴高乐法国”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国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自我形象与国际形象之间的“形象冲突”。

如果说自我认识的理论视角极具想象力地拓展了国家形象的研究空间，将国家形象研究从有形的具象元素引向无形的心理认知层面，那么关于品牌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与国家形象议题的讨论，表面上呈现出某种纯粹追求经济的研究取向，但商学这种高度实用主义的研究路径依然涂抹了意识形态的底色，譬如将所谓民主指数等指标纳入品牌形象测量当中便很能说明问题。

三、由外而内：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路径

（一）域外中国国家形象学术场景的演进

坦率地讲，在“如何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个议题上的知识生产最初力量来自域外的西方世界。如果说1299年在意大利境内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美丽富饶的场景描述，以及同时期意大利神甫柏朗嘉宾所著的《蒙古史》中关于中国的介绍是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传播的原初阶段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间，各类文本（如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和诗歌）对契丹等的记述构成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最初呈现，这一阶段被视为“充满传奇”的开端。随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第二阶段，中国的形象逐渐从传奇色彩转向客观描述。然而，从伏尔泰以后的启蒙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了“黑暗时期”，充满仇视或丑化中国的著作和观点开始涌现。关于中国专制、黑暗、停滞的论述及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描述，成为某种超越时间与历史、超越个人的习惯性表达。

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印象式叙述、真正意义上充满严肃学术意味的关于中国形象的论著开始出现。其中，1946年，费正清在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后撰写的有关公众形象与中美关系的文章《1946：我们在中国的机会》，1950年代由哈罗德·伊罗生所著的《美国的中国形象》都具代表性，尤其是后者采用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学研究方法颇具新意。伊罗生关于美国的中国形象六个时期的划分及二元对立观点（即在绝对肯定和否定中摇摆不定）的阐述，为后来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了参照坐标。曾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主编的专题文集《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深入探讨了“国家形象”的意义、中国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并就如何改善中国形象提供了许多独到见解。

（二）新闻传播学国家形象研究的兴起

关于“国家形象”研究的中文学术文献逾3000多篇，其中新闻传播学以1348篇位居第一，较位居第二的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多出471篇。在CSSCI数据库以同样方式检索得到的结果相似，在共计刊发694篇论文的期刊当中，新闻传播学与戏剧影视学领域的期刊位居前五。有研究者基于SSCI数据库对1998—2015年间发表的论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文章整理后发现同样的规律，在161篇研究文献中，新闻传播学占24.2%，经济学占比为18%，政治学占比为16.8%，管理学占14.3%。可以看出，国内中国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电影学、国际关系学及外交学领域，尤其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科。

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徐小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一文中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影响国家形象形成的因素，特别指出国际新闻流动是形成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袁明在《谈中国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往往是“瞎子摸象”，带有虚构性，中国形象塑造几乎完全来自“他塑”。进入新世纪，刘小燕在《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的文章中分析了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重点讨论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自塑”“他塑”和“合塑”三种方式。孟建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即使在“自塑”过程中，也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是错位的问题，而要完成国家形象建构这一“创造性转换”任务，在他看来需要从“大公关”视角着手。类似研究还包括董青岭与李爱华的《和平·发展·合作——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程曼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以及汤光鸿的《论国家形象》等论文，分别从国际传播、国际关系、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等方面展开论述。

上述研究选择的文本大多为传统媒体，随着互联技术及数字新闻业的发展，有研究者敏锐地察觉到作为西方新闻业一个重要分支类型——数据新闻，在形塑中国国家形象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刘涛选择《纽约时报》和《卫报》涉华报道的112篇数字新闻为考察样本，采用“视觉框架分析”(visual framing analysis)理论视角，从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五个维度阐述“视觉框架”的生产本质。研究通过具体的数据新闻案例指出，西方数据新闻创设了一个互文性的比较语境，在视觉层面制造了一种“新地缘叙事”，意图通过构建“视觉差异”来重塑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最终使中国的主体性淹没于西方刻意操控的视觉修辞之中。西方数据新闻在以数据化方式描述中国时，显然将其定义为“the data other”而非“the data Other”。换句话说，西方数据新闻放弃了基本的数据伦理与反思意识，未经深思地将中国呈现为一个小写的other。因此，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数据新闻所使用的视觉修辞之结果是在全球语境中重新定义了中国与世界的数据关系以及深层次的主体间性，构建了一种理解中国形象的新视觉框架。在这种视觉层面上，中国被置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异化的共在”状态之中。

此外，围绕国家形象议题，一系列学术著作展开深入探究。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是国内最早详细讨论国家形象的著作；刘继南撰写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一书，主要从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视角，对中美两国媒体对双方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与实质进行剖析；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一书着重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之可能路径。2005年和2007年，李正国与段鹏分别出版《国家形象构建》和《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两部著作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和讨论较为系统且全面。《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一书则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极富创意的建构主义视角。该书作者李智认为，不同于本质主义研究路径，建构主义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而非单个国家层面出发，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宏观视角。在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观照下，国家形象不再是一个客观既定或先天存在的实体，也不仅仅是国家通过自我设计和构建形成的结果，它既非完全内生于国家本身，也非完全外生于其他国家的反映，而是跨国互动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属于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构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形象可以定义为：国家通过国际交往互动所获得的身份表现或象征性体现。

（三）“形象学”的生成与国家形象研究的拓展

“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象，反映在作品中往往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而作为探讨一国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问题的形象学自1980年代引入国内后，便将目光聚焦于西方文本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由于文本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因此，由文本建构的“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视为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2004年，周宁推出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八卷本丛书便直面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形象自13世纪以来的7个世纪是如何演变的，形成“龙的幻象”的背后机制究竟是什么。此一话题的探讨在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不仅是一项实际展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其所提供的分析视角与理论资源之于其他学科的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自1250年到1750年长达5个世纪，西方建构的充满乌托邦化的、肯定的、美化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使其更为关注异己世界的超越性与批判价值，那么1750年和启蒙运动后，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他者”登场、逐渐走向充满否定性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化完美优越性的反向印证，也由此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提供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中国形象是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间摇摆。正因为如此，雷蒙·道森将变化的中国形象比作变色龙，但实际上不是中国形象在变化，而是构筑中国形象的西方文化自我意识在变化，从而对中国主体自我认识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并由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一种难以祛除的结构性力量。若要挑战这一结构性话语权力，需采用“权力联姻”策略，即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传播战略相结合，通过国家权力的支撑，在国际社会中推广具有权威“背书”的中国“国家形象”。如果说形象学在探讨民族国家形象建构时将目光更多集中在诸如诗歌、小说、绘画作品、传奇故事、游记档案、传教回忆录、新闻报道及各类著作文本时，活动影像类文本有意无意间“溢出”了研究者的视野。然而，自1895年电影诞生之日起，现代文化便开启了“图像转向”之门。海德格尔曾明确指出，从本质上看，“世界图像”并非仅指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理解为图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者整体被视为只有通过具有表象和制造能力的人类安排才具有存在意义。在世界图像的产生过程中，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决断随之发生。换言之，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意味着现实社会由各类图像文本呈现与建构，影像已经成为重现现实、表达思想、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像文本的生产与图像时代的来临不仅仅意味着这是一场纯粹的媒介技术革命，它已经突破技术的边界渗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演变成涵盖文艺、哲学、社会学、美学与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可以说，与其他文本形式相似，影像不仅具有技术性和审美性，还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体验和范式，影像展现了强大的政治表达与干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生活正在形成一种可被称为“影像政治”的现实表征。如果说13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类纸媒文本呈现民族国家形象、建构想象的共同体，那么自20世纪初至今，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各类影像文本开始接续纸媒建构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这些影像文本已经成为人们观察、认知和记忆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显然，“图像时代”的降临为国家形象研究的“非虚构影像”转向提供了契机。

四、国家形象研究的“非虚构影像”转向

在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之外，电影学科介入为中国国家形象批评的知识图谱增添了新的维度。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在《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一文中最早正面谈及这一话题。在他看来，中国电影亟须通过更新文化观、历史观和艺术观来塑造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展现民族精神的变革与社会风貌的演进。“中国形象未能反映中国变化……中国电影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需要立足于多元化、多类型、多风格的产品开发，从不同题材、不同作者和不同视点出发来表现中国现实的历史，凡人小事和宏大史诗、轻声细语和民族呐喊、个体生命和英雄群像。”此后，尹鸿、陈犀禾、陈林侠、陈旭光、刘丹凌等学者均参与此话题的精彩讨论。香港浸会大学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形象》一书中专辟“影像文化中的中国图像之共谋/颠覆”一章，集中讨论西方借由中国影像（尤其是香港电影）和自己创作的电影来完成对中国的想象。关于近代西方画报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同样有着明显的视觉转向特征。

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在用影像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权力宰制机制无处不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受到西方的“影像宰制”，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象殖民”和“形象霸权”，其所构建的文化陷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塑造和传播陷入双重困局：一是自我形象建构需要直面资本主义影像的残酷竞争，二是在西方影像建构中，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形象不断被收编、篡改，甚至颠覆，成为他者镜像中的“自我”。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文本与华人形象再现议题同样体现出这一“形象殖民”体系复杂深远的影响。从穷凶极恶的“黄祸”代表傅满洲到“宅心仁厚”充满女性化意味的陈查理，尽管陈查理所代表的中国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傅满洲为代表的“凶恶的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反驳与修正，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傅满洲情结”，仍可能以隐秘的方式持续影响欧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塑造。这两种刻板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的文化幽灵。这同样体现在摄影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当中。长久以来，当西方文化与“他者”文明相遇时，总是显露出厌恶与着迷并存的复杂情绪。若对上述研究者关注的影像文本稍作留意会发现，这类讨论主要集中在虚构类题材上，但非虚构影像同样呈现出相似的学术批评逻辑。

被誉为“装在铁盒里的大使”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录片，属于非虚构类影像。自纪录片诞生之际，凭借独特的“真实”属性，其在国内社会生活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便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纪录片研究范畴中，其美学风格、叙事手法及人类学意义往往是关注的焦点，但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抑或战后国际关系当中，纪录片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诉求毫不逊色于故事片。其实，早在电影发展初期，摄影机就已深入到各殖民地当中，这些具有浓郁殖民色彩的纪实影像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殖民主义外交政策，只是这一阶段的影像生产并非官方自觉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行为。官方有意识地以纪实影像作为外交补充手段始于一战时期的英国，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卷入其中的国家都意识到纪实影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外交功能。除了我们熟知的《意志的胜利》《我们为何而战》《倾听英国的声音》等影片外，像日本于1937年8月21日在中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在短短8年间制作的600多部电影中，新闻纪录片就超过半数以上。民族国家的形象在这些纪实影像文本中得到直接明晰的呈现，作为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手段的纪录片便由此与国家形象建构紧密勾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纪录片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由活动影像构建的现代国际关系史。”

纪实影像与国家形象建构议题在法国同样引起学者关注。郊区在法国语境中曾长久被定义为平凡的、相对边缘的社区，与其他地理空间同样分享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郊区”一词原本属于中性概念，但1990年后，“郊区”被视为一块“飞地”，是“工人阶级的堡垒”，这将导致法国社区解体和国家衰败。郊区的污名化引发了围绕郊区的道德恐慌，从而对法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威胁与挑战。法国纪实影像在“去污名化”和重塑法国国家形象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学者布鲁诺曾以《一个普通郊区记事》等纪实影像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主流话语与其他影像的表达，探讨了纪录片在法国民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参与方式。这些纪录片不仅挑战了郊区的固有刻板印象，还推动了当代法国社会对“他者”的重新呈现与交流。它们为重新审视郊区提供了一种新途径，也为重构法国的国家形象开辟了新的视角。在这种路径中，国家形象不再仅仅限于景观、暴力或异国情调，而是基于对真实的深入理解，导演通过这些纪录片将民族的历史文化与记忆转化为具体且焕然一新的主流话语，弥合了此前割裂的城市认知与国家形象认知之间的裂痕。在面临民族国家形象坍塌的情况下，法国纪录片通过另一类媒介话语，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法国形象。

影像之于国族的隐喻涵义也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图像已成为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融合多种数字图像的环境中塑造和维护个体人格，同时延续或重构社会记忆。图像和图景不仅是工具或外在客体，更是一种“共谋者”，作为内化的另一种现实，它们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并成为无尽社会解释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以纪实影像方式建构国家形象议题自然是学术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较于西方世界在一战时期开始意识到纪实影像之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形象化政论”片才开始扮演“铁盒里的大使”角色，向国外输出新中国国家形象。有研究者聚焦“十七年”“文革”和“改革开放”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以历史眼光仔细梳理探讨纪实影像如何呈现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1958年，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专门成立“出国片组”，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体系初步建立。1978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1984年，专门负责对外传播的“对外部”成立，中国电视从此进入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展国际传播的阶段。自身角色也经历了从非理性“我者”到理性“我者”的转变，而对于输出中国形象极为重要的“合拍片”亦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

中央电视台创作的一系列大型纪录片在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道路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描绘壮丽河山、书写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进行直接论证是其主要的三种类型，这些纪实影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手段，意在构建国民共享的观念与信念体系。这既是国家形象在国内的传播方式，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战略意图与社会现状的重要窗口。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纪录片运动”及纪实美学的兴起则塑造了一个“具象”的中国。中国的国家形象已不再局限于历史与地理背景，而是转向关注个体命运、展示中国人群体的多样性，国家形象更加鲜活和富有感染力。这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全面与可信度有加分作用，其背后的推力主要是由国家社会发展、社会思潮激荡和媒体创作理念三股力量交织而成，从而绘制出一幅幅纪实影像中的中国形象。

2010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纪录片类型化与工业化进程开始提速，与之相伴随的学术批评层面，除围绕《舌尖上的中国》《航拍中国》《超级工程》等现象级作品展开国家形象建构经验的个案分析外，国家形象研究的“非虚构影像”转向最为显著的特征体现为关于“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专著数量激增，这彰显了该议题已经成为一门显学。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讲话，再次激起国家形象研究的热潮。以生态纪录片兴起为例，有研究者指出，这是顺应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话语权和价值观传播等方面的时代呼唤，良好的传播效果主要归因于纪录片创作遵循客观影像叙事、主观情感投射和大国形象建构三重逻辑。另有研究者基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形象的重要论述，探寻新时代国家形象传播策略的转型升级之道。有些学术刊物甚至开设专题，多维度探讨如何建构国家形象议题。

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崛起”成为西方纪录片关注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有学者在对西方知名媒体创作的11部纪录片分析后指出，这些纪实影像主要将“注意力投射到中国执政党的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其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读呈现出显著的过度政治化的特点，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所呈现的‘中国崛起’现象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矛盾体。”

显然，国家形象研究的“非虚构影像”转向与其他学科关于国家形象的学术生产共享同样的价值判断，即国家形象的学术谱系始终与意识形态立场缠绕在一起。

五、结  语

通过对国家形象研究近似于知识考古学的追踪可知，国家形象基础理论研究与知识生产主要来自西方学界，具体到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非虚构影像”转向特征。不过，因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研究视角的单一，深度交叉融合的高水平成果不够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学科缺乏一个可以共享的理论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海洲基于政治象征视角设计的跨学科国家形象研究框架倒是给我们诸多启示意义。在其整个研究框架设计中，符号建构与意义生成系统与新闻传播学联系最为紧密。当视觉文本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尤其是具有“国际通行语法”的纪实影像大量涌现之际，各类纪实影像因其具有极强的符号建构和意义生成功能从而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当中。

纵观国家形象研究学术谱系的演进图景，亦如前文所言，因国家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深层次的嵌套关系，无论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抑或哪一学科，均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倾向。其实，自国家形象进入学术谱系那天起，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原则便被悬置和消解。国家形象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非虚构影像”转向特征，其实在学术谱系中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实践的“非虚构影像”窗户，这扇纪实影像的窗户将给国家形象建构在实践层面带来更多的丰富性与无限的可能性。

这或许是我们探讨国家形象研究谱系与“非虚构影像”转向所蕴含的重要实践意义所在。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