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东:社会法的实用主义界定与核心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1-06-13 07: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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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东  

  

内容提要:社会法的概念是中国社会法研究的基础问题。回顾中国社会法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各方在不同层面使用社会法的概念,其中中义社会法是在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的意义上界定社会法,而广义社会法则在研究方法上界定社会法,二者具有各自语境中的合理性。借用语言哲学与实用主义法理学理论,可以发现语词与概念并不具备本质性的含义,对语词与概念应采用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界定。从制度研究这一问题导向出发,可以提取和凝练社会法中的不平等性、持续性、外部性问题这三个核心命题。从这三个核心命题角度切入,可以更好地从制度角度理解社会法,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域外学术研究,形成社会法与传统公法理论与私法理论的借鉴与互补。

  

   关键词:社会法;实用主义;不平等性;持续性;外部性

  

   作者简介: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社会法的概念一直是困扰社会法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就将社会法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七个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列,社会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获得广泛认同。但在学术上,社会法的概念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仍然颇有争议,并产生了以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为代表的不同主张。

  

   从实用主义法理学出发,本文探寻一种问题导向的社会法界定。就社会法学研究而言,其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尤其是社会法与传统公法、传统私法具有一定区别的制度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提炼社会法的三个核心命题: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性、持续性与外部性。所谓不平等性,指的是社会法关系中相关主体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法律将其拟制为不平等关系。所谓持续性,指的是社会法所处理的很多关系往往具有持续性互惠与互信关系,而非一次性博弈关系。所谓外部性,指的是社会法所处理的关系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也会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或社会性利益。本文认为,社会法三个核心命题并不穷尽社会法的特征,但通过提炼与制度研究相关的社会法核心命题,可以使社会法的概念界定更具实用主义特性,以问题为导向。同时,社会法的实用主义界定可以更好地借鉴国外社会法研究,也可以与传统公法、传统私法的研究形成更好的理论对接与互补。

  

   一、社会法的概念:历史与争议

  

   我国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主要从官方与学界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官方从20世纪初就逐步确立了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并逐渐拓展其外延。另一方面,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社会法的概念展开了争论,同时将争议核心聚焦于社会法应当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还是法域。回溯围绕社会法的官方界定与学术界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法概念争议的历史背景。

  

   (一)官方机构的社会法界定

  

   我国官方对社会法的界定可以追溯到2001年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李鹏委员长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其中社会法指的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劳动法和一批保障社会特殊群体权益的法律”。2003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作出类似的界定。根据杨景宇的表述,社会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2010年以来,社会法的地位进一步确立。2010年,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成立社会法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负责人指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困难群体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法律。”2011年,官方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指出:“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遵循公平和谐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通过国家和社会积极履行责任,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在此后的时间里,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没有进一步的直接界定。但从相关重要报告来看,社会法的重要性开始进一步提升。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社区矫正法。”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出了更高和更为全面的要求。

  

   综观我国官方对社会法的界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其一,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概念并未排除其他界定方式。正如李鹏委员长所说:“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其二,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具有实践先行的特征。虽然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社会法的概念是在2001年,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颁布了《工会法》(1950年)、《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等法律法规。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又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劳动法》(1994年)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等。这些法律虽然都在社会法概念提出之前进行立法,但无疑都是社会法的一部分。其三,我国官方的社会法概念是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正如杨景宇主任所言,“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

  

   (二)学术领域的社会法界定

  

   与官方的统一界定相对,学术领域对社会法有多种界定方式,其中包括了狭义、中义、广义与泛义等社会法理论。其中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主要指的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以及社会福利关系方面的法律;广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指的是在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泛义的社会法理论则认为,社会法是指一切与社会相关的法律与法学研究,包括社会中的法与法律社会学研究。在这些理论界定中,影响最大和争论最为激烈的当属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的争论。

  

   1.中义社会法的主张

  

   中义社会法首先认为,广义社会法可能导致社会法研究的泛化。中义社会法理论大都承认,社会法并非传统公法或私法,因而也可以被认为隶属于第三法域。但中义社会法同时认为,社会法是小于第三法域的一个子集,并不等同于社会法。例如有学者指出,“社会法的性质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但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的法律不只是社会法。”

  

   其次,中义社会法坚持,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界定与我国的法律分类模式更为协调,可以避免和其他法律部门例如经济法、环境法等领域的重叠。例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立法部门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以及其所采用的分类模式,并非是绝对的、科学的”,但“若着眼于现代法律体系逻辑性和法学体系协调性之诉求,社会法的概念则宜在中义层面上求同存异、传播使用”。

  

   最后,中义社会法批判了广义社会法中的社会利益理论。有的中义社会法研究者指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构建社会利益或社会性法益,据此作为广义社会法的理论基础,这不具备正当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利益本位论是不成立的,社会利益也不是社会法专有的利益”,因为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很难区分。强行将社会利益列为与公共利益并列的一类利益,并不符合人们的通常认识。

  

   2.广义社会法的主张

  

   与中义社会法相对,广义社会法理论提出了若干相反的理由。广义社会法首先认为,社会法的学术界定要与官方界定保持距离。有学者认为,中义社会法的理论实质上是追随立法与行政的社会法划界的逻辑。但“官方划定法律部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需要”,当“学者自觉遵守且不断夸大这种行政划界,就可能束缚学者的理论逻辑”。

  

   其次,广义社会法认为,社会法的范围界定也需要与学术领地的划分区别开来。有的部门法,例如消费者保护法,虽然从学术领地上划分可能属于官方所界定的经济法,但仍然可以划入社会法的范畴,因为“学术逻辑有其自身的张力,完全没必要从学术领地的观念出发,削足适履”。

  

   再次,广义社会法理论认为,我国官方的社会法界定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社会法。有学者认为,我国官方的社会法定义“在制度设计时已经进入21世纪,一开始就比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范围更广泛,为制度改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此,我国官方的社会法界定体现了“从狭义走向广义的定位,体现了‘广义社会法’的要求,与国际趋势也是一致的”。

  

   最后,广义社会法理论认为,中义社会法采用了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因而实际上是广义社会法的支持者。有学者认为,中义社会法理论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或者从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角度界定社会法,这实际上是在主张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念,“悄悄进入‘广义社会法’甚至于超‘广义社会法’的轨道”。

  

   二、社会法界定争议的反思

  

   如何看待学术领域对社会法界定的争论,尤其是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的争论?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二者是在不同层面对社会法进行论述。其中中义社会法是从领域法学的层面对社会法范围进行界定,而广义社会法则更多从研究方法的层面对社会法进行界定。从不同层面分析广义与中义社会法,既可以避免二者之间的相互误解,也可以发现二者理论在各自层面的合理性。

  

一方面,中义社会法以较为限定的立场界定社会法的研究领域,这具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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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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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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