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应坤:通过讨论特定历史问题来呈现现实关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6-03-13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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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应坤  

青年人文学者面临一个较大困境是论文的选题既想对现实提出独特的意见,但又受限于自己的专业壁垒。“通过讨论特定历史问题来呈现现实关怀”是解决此困境的一种可能性路径。研究者应避免直接谈论现实,而是通过“迂回思考”或“溯源思考”,将对当代社会重大议题的关怀投射于相关的文献材料和实证研究之中。以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两篇文章为例,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中国乡村往何处去”与“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等议题,来回应当前的乡村振兴与小农主体性等现实困境及解决之道就是上述路径的落实。这种研究路径不仅需要基于扎实的史料(入眼),更需要结合对现实的洞察(入脑)与理论的升华(入心),通过功力、见识与品格的训练,才能构建具有当代解释力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学典先生在与青年学生谈治学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对现实进行思考,又不直接谈论现实——直接研究现实问题那是社会科学家们的职责,我把这种思考形式命名为‘迂回思考’或‘溯源思考’。……我得通过一个和我所研究的与现实问题相关的一个历史素材,把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投射到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上,在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问题上把我的关怀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研究者通过“迂回思考”或“溯源思考”,将对当代社会重大议题的关怀投射于相关的文献材料和实证研究之中,是开展学术研究、对现实问题进行学理化探讨的重要渠道。

一、以历史为镜,观照现实问题

揆诸历史的曲折发展与现实的未来走向,“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两大议题仍然需要学界、理论界进一步反省与深思。答案在哪里?发表在《东南学术》2025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题名《中国乡村往何处去?——梁漱溟与乡村建设批判者的论争》,就是试图回答前述两大议题的第一个论题。尽管用了“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标尺或者准绳来测度、比较、评估以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为代表的“村治派”和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有“以今度古”之嫌,但是一百年前讨论“中国式”与“现代化”的真实历史情况比现在还要激烈。这里所体现的一个方法论就是“通过讨论特定历史问题来呈现现实关怀”。历史问题与社会现实可以是对应关系,也可以是悖论关系。其实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更多喜欢或者常用的是一种他们称为“冒犯”的叙述形式。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所言:“大凡是优秀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和社会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对立性的紧张关系。与如此一种紧张关系紧密相关的是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突出的冒犯精神,或者是思想内涵方面的冒犯,或者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冒犯,也或者是人性世界的冒犯。或者三者同时兼备,也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异常突出。”

陈平原先生在其《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一书中曾评价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他说:“那时的新文化人,几乎把每个有趣的话题都提出来了,但每个问题都没说透,遍地开花,却很难结果。必须等后来者追上来,在遍地野花中选择一朵,摘下来,插在头上,再继续往前走。”这里面透露出一个相当有价值的信息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在那种极具澎湃生发的氛围中,对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提出了海量的问题。这其中仍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延宕至今,有待我们去深入论析与加以解决。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众多话题是我们寻找学术选题的一个巨量宝库。

同为重要的第二个议题是“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农民研究的出路在哪里?——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述论》。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中国乡村往何处去?——梁漱溟与乡村建设批判者的论争》的姊妹篇,尝试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线索:

“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农村人口的状况就像一个长期站在水中只有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一样,只要稍微过来一阵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这是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Tawney)1931年11月在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对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的记述。……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在如此困境之下,农民的行为选择会舍弃生存伦理原则而以一种“理性经济人”思维捍卫和追逐利益最大化吗?

文章最后提出的一个开放式结论:

“以小农耕作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这是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逻辑。……这种传统或者说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症候对小农认识的惯性思维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消化。在此趋势下,农村青年成长和物质财富增长遭遇的空间收窄更加剧烈。因此以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为标尺来衡量农民、农业、农地和农村,只能使其沦入“超经济强制”的陷阱之中。

文章中没有明确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通过描述100年以来围绕“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两大理论传统论争叙述至近现代中国农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再到对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理论的述评,完成了此篇论文。

二、核心关切:小农主体性与现代化道路研究

众所周知,农民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关切所在,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成效、历朝政权兴衰与彼时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是观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最为直击要害的视角。关键载体就是土地。土地管理制度的不同构成了东西方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最大的基础差异。黄宗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等经典著作,都是基于对中国自清代以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文献和档案资料。他认为,基层治理中存在一种介于官府与民间之中的“第三领域”——半官方纠纷处理制度,或者说存在着一种灰色地带。后来,他又从事过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调研、对中国基层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以及对农业规模化生产、对农民合作组织的研究,并且将这些研究集合起来,他认为其实中国不应该走规模化生产这种类似于美国大规模经营种植生产的机制。

规模化生产经营在中国的实施需要做具体细致的分析。上级财政拿出的种粮补贴,其实有较大一块是给了到处收揽土地的一些投机企业,而非真正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由此问题,黄宗智站在了中国农村小农的一个角度,来触发学术问题。历史地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早期的农民交了公粮,即农业税。有学者估算,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万亿余斤粮食。其时,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但是,现在机制性、系统性的农民足额养老社会保障仍然有待完善。农民群体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自然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之外,也很难得到学习工业社会生存技术的机会。现在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已经实现机械化了,回到农村的农民也没有更多合适的事情可做,农业外经济收入的来源大宽幅缩窄。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各方关注:

2025年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召开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脱贫人口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要加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受灾地区就业帮扶工作力度,着力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据中国新闻周刊网,2025年11月14日,原标题为“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

“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工作要求从一定侧面体现了当前返乡农民工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通过历史研究来观照社会现实,黄宗智认为,我们必须接纳“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较长期延续的现实,在此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未来出路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在于借助小农经济的特殊组织逻辑和顽强的生命力,来推荐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和资本—劳动双密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发展。遵循这一学术路径,可以在近代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资源中提炼具有当代解释力的理论范式。“梁漱溟与乡村建设批判者的论争涉及中国发展道路中的重农思维、工业路径、历史逻辑、民族精神、文化主体性等多个面向,不乏真知灼见,蕴含了诸多关于中国走上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内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涉及三农的论述中写到:“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就明确指出了小农户的发展方向,对“三农”问题的论述有了新的重视内涵。

三、历史纵深:内在脉络与文明主体的梳理

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中国农民的发展,其实还是要延续到中国内在的发展路径。外力的刺激可以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前进,但问题的发展并不总依赖于外力。早在1930年代,梁漱溟就提出,他既反对来自欧洲的所谓自由主义的路线,也反对来自苏联的所谓的强权集体主义的路线,他坚持的是要走中国自己内在的延续性的一个路线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关系,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它其实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跳跃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关系近代以来发生了三次跳跃性的转变: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绝对地抹煞儒家’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对地承认儒家’,是第一次跳跃的转变。第二次跳跃的转变是从相对地承认儒家到‘热情地拥抱儒家’,这个过程实现的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访曲阜,考察‘三孔’,次年总书记又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发表长篇讲话。王学典先生认为,由习近平总书记对曲阜的访问‘深刻敏感到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新时代已经来临’。第三次跳跃性的转变,指从热情地拥抱儒家到第二个结合。标志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前边两次转变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到了‘第二个结合’阶段,变为融为一体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南北两岸的时候,大家会逐渐发觉,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时候社会心理普遍上有了一点迷茫。到了2008年,中国开奥运会,恢宏浩大的开幕式,无与伦比,举世无双。但是这个奥运会过去后不少人都在反思,很多的期刊都在反思,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到底是在哪里?“2008年9月,一本刚刚诞生的杂志开宗明义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见证了财富的快速增长,市场社会在推动经济魔幻般增长的同时,也重塑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但人们发现,除了有钱,人生缺乏意义,社会缺乏文化,国民缺乏意识形态,民族缺乏精神……在富国强兵之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究竟要前往怎样的方向?我们究竟应对人类大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社会精英以及国民大众对此远未达成共识。’以上现象是什么导致的?实际上,这里所有问题的指向都在追问:未来中国文化中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是否还存在?中国社会究竟要往何处去?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哪里?”

实际上,此处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大家要落实的论文选题。对以上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可以构成一篇甚至数篇不错的论文设计。这些问题也等于说,或是响应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响应了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的时代号召。这强调的是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性,与实践的关联性,并不是置身于现在这个世界之外,也绝非是这个世界与我们自己毫无关联。通过对自身的观察,对周边人的观察,对所处社区的观察,来体会社会、人情的温暖冷漠,从而发现社会管理的一个侧面。这其中亦包括对学校、街道、市场、城市管理的观察,都可以回溯到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去考虑这些事情。

例如,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配比不足,与其他发展较好的国家相比,这是中国在经济消费结构上的一个较为严重的失衡。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现在是一个“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一个整体格局或者说一个社会结构。在2025年11月6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刘元春在其《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财政三本账’(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36%,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仅43%左右,‘所以这(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原来我在基层工作时,当时所在县区的一个本地金融企业,在2012年之前,这个企业一年的招待费预算是150万。当时据统计数据,该县2012年度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14359元。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本地居民的消费结构亟待改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投资于人”就是期望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人的全面发展、拉动消费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让人民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四、治学路径:从现实洞察到学术抽象的升华

治学可以通过观察现实,或者说是对社会现象从表面到本质的洞察后再回到研究当中去。一种文化或者文明的延续,更多侧重的是知识生产体系在现实社会中的发扬光大。因此,大家既要通过讨论特定历史问题来呈现现实关怀,又要通过对现在的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反馈、反观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对学术的研究当中去。

王学典老师在与学生谈治学时,经常会强调功力、见识、品格三个要素。我的学习理解是,治学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功力,在研读材料上肯下功夫,在写作中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前后段起转承合等等方面中见功力,在这个方面多读书、多模仿、多积累。此外,青年学者必须要在现实关怀中有见识。何为在现实关怀里边有见识?就是要有洞察力,要通过一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深度思考,能够领会到从特殊到一般。由此,洞察力才能慢慢训练出来。洞察力训练出来以后,实际上我们学术研究中经常短缺的或者说不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抽象力、概括力慢慢地也会生发出来。有的同学写论文一写都是材料落一大堆,“獭祭成章”,没有丝毫概括力、抽象力。因此往往被评议者说文章没有理论水平,没有理论框架。只有对手头的材料进行观察,对周边的现实进行观察,你才有见识。对看见的东西思考、品味而得出来一种系统性知识,这就是见识。有品格就是大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发展的这种整体的关怀。学术是一种公器,不是小家小闹在一隅之地撒泼打滚就能写出来文章,确确实实要为人类的进步,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前途,甚至哪怕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无论大小。这三个方面都会影响到论文的选题(是否重大)、结构(是否合理)、论断(是否透彻)等。必须有意识地加强这三个方面的训练。具体而言,研究过程中只是看(材料)不行。看是入眼,这仅仅是第一步。治学还得通过思考,还得入脑,这是第二步。光入脑了也不行,做学问还得输出出来,通过写作发表演讲等等来呈现我们的知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入心。入眼入脑入心这是三个层次。

功力就是钻研材料,找出核心议题。“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深井打出大海来”是这方面的形象比喻。这个训练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多看多钻研自己所搜集、掌握到的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一个基本的研判。学文科的,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你看你掌握的这个材料,你从哪儿着手能够更好地完成你对你这篇文章的设计,你就从哪儿入手,来规划一个研究框架。当然,这些材料要能够归类,能够集中说明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些材料有一个典型意义,能够聚焦某个事件或者某种思想的转向。再然后,根据论文的核心议题,明确论证路径以达到你的解决目标。以历史学论文为例来看,它实际上就是有两类,一种就是描述性的,就是纯粹地把一个未知的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描述出来。即“搜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来复原相关的历史事实”。而另外一类论文,是论证性的论文,比如要论证一个东西的实施到底是对经济社会的生产起到推进还是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即“根据复原的史实来分析、讨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对它们做出解释,分析各种历史现象相互的因果关系,回答种种关于历史上人们社会活动的‘为什么’”。这两种论文,就是看你侧重从哪个角度来写。不管是事实描述还是因果论析,都要采用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去提问、解析、表达,最后得出结论。这两种论文选题和写作得以产生的一个可能性路径就是:通过讨论特定问题来呈现现实关怀,再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来回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

见识来自于思考和宏观视野。我们知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目前的中心工作,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从欧洲人视野来看,现在就有两种区分,一个是基督教的世界,一个是基督教的所谓异教的世界。基督教是一个世界,非基督教是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区分就是这么说西方文化是一个世界,非西方文化是一个世界。这是在欧洲中心观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格局。现在为什么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我们试图提出来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建立一套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的知识体系依托的是什么?是自主的思想价值。思想不独立,知识又怎么会独立?试想,我们的知识体系从哪儿来?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来自于中国文化四书五经、包括记述三代的那些典籍,即《尚书》《诗经》,包括孔子《春秋》述而不作,一代代传下来。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偏重于纵向发展的体系,如果真的要归纳出中国自己的东西,就必须把我们纵向的这个文化跟文明脉络梳理清楚。先把纵向发展体系研究透、弄明白,纵向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可以再横向对话。但是这种支撑纵向知识体系能否成立,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持续向好,中国人民能否生活得更舒适、更美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衰败了,就没有人来学你。国家再有钱,但是人民过得不好、过得穷苦不堪,人家也不会学。这两个指标,就是一个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持续向好,另一个是中国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说的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才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考验最重要的两个面向。

学术研究中,响应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需求,确立“真问题”,拓展“大格局”,回答好“时代之问”,学术品格会在这种叙事中得到锤炼和升华。上文提及的两篇文章都内涵着这一点。两篇文中现实关怀的直接指向,也是中央政府的施政举措中一直抓住不放的两点。第一个点就是共同富裕。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提倡“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反映了人们对于财富相对平均分配的朴素愿望。“资源有限,人欲无限,人心难量。儒家人性论与修养论,始终以资源的相对短缺为背景。……《荀子·礼论》开篇也表明,在资源分配相对短缺的境况下,利益争夺成为‘礼’产生的直接动因。”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从原来的一种朴素愿望直接变成了现代社会切实需要达成的政治目标。

第二个点就是上述提到的,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是单单指“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依靠农业机械化、科技赋能就能很好地实现,农村的现代化,通过城市化、生态化也能够很好地得以实现。关键要实现农民生活的现代化。在以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提出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之一就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全面发展、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种理论互文、互相支撑的关系。

学术的田野很广阔,完全可以允许更多的人纵马驰骋,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与论文写作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必须要注重材料,要掌握过硬的材料,一切从文献材料和调研数据出发。傅斯年就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治学的出发点。确定选题、动手写作,可以通过你对现实的思考回溯历史场景、表达你的观察洞见。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同时,由此现实关怀,研究者还应抱持一种被人们和时代所认可的品格,才能客观、公道、真诚地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撬动所研究世界的阿基米德杠杆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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