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意图通过不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实施“楔子战略”，但中国外交此时的战略重点在于推动中苏新约谈判，对恢复席位问题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态度。随着中苏新约签订，中国开始将联合国席位问题列为外交工作的重要议程，并尝试借助朝鲜战争爆发的契机有所推进。在讨论朝鲜停火提案时，中国领导人对联合国席位问题反复权衡利弊，慎重调整部署，美国则操纵联大通过污蔑中国的决议，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暂告一段落。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包围封锁，并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按照毛泽东确定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积极展开斗争。为了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多次尝试通过联合国渠道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然而，1951年2月初，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不仅拒绝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而且通过了污蔑中国的决议。这是新中国围绕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外交努力和斗争的最初阶段，也是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先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乃至国际冷战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研究梳理了苏联、美国及英联邦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博弈和影响，但由于较少使用中方档案和中苏外交互动的相关史料，在考察中国自身决策过程时，对苏联角色、朝鲜战争、停火提案等关键环节的还原和分析还有不小的推进空间。本文基于联合国数字图书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以及美、俄等国档案文献，考察新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和抗美援朝背景下为恢复联合国代表权作出的诸多努力，进而分析其政策变化的动因与影响，以期更好地展现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和有理有节。
一、美苏博弈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国际背景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中国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大及有关机构工作，同时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所谓“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是，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对此，自新中国成立时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展开了斗争。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份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H.Lie）和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Carlos P.Romulo），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否认目前正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不过，考虑到国民党当局正向第四届联大控诉苏联不履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违反《联合国宪章》，周恩来清楚联合国席位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发出声明的目的是“挂了号，备了案，以后再说”。
中国表明态度后，苏联的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和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А.Я.Малик）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美国则为动摇中苏关系而留有灵活空间。1950年1月5日，为防止苏联继续发难，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应对思路：“如果安理会内出现任何可能导致开除国民政府代表或接纳中共政权代表的议案”，美国将投反对票，但不会动用否决权。这说明，美国将视该动议为“程序问题”而非“实质问题”。二者都需要在安理会内获得至少七张同意票，区别在于“程序问题”只需要七票赞成，而“实质问题”的七票里必须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换言之，由于既无先例可循，又无明确的条文依据，此时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尚且不需要像1971年那样提交联大表决、2/3多数票通过，只需在安理会内解决。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宣称不会武装干预中国局势，并准备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此时很可能希望通过不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对台实行“放手政策”（Hands-off Policy）两个方式，实施所谓“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挑拨中苏关系。针对这一情况，1月7日，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国讨论对华援助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发表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他还提出，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示支持。毛泽东当即同意，并拟定了声明电文。8日，该声明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发往联合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迅速指示马立克：“在国民党集团代表被逐出安理会之前，马立克同志不得参加安理会。”10日，马立克在安理会会议上提出议案，声明苏联不承认国民党当局“代表”之全权证书，要求“将该代表逐出安理会”。他强调，“如果安理会不采取适当措施，则在国民党代表未经驱逐出会以前，苏联代表团即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由于当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恰好是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马立克抗议蒋廷黻没有担任主席甚至出席安理会的资格，并立刻退出会议。苏联代表对中国的支持从声援落实为行动。
此后，美苏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展开博弈。尽管苏联尝试将台湾当局“代表”定为非法性质，但未能取得实质成功。1月12日安理会会议召开前，为应对马立克再次退席的可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Acheson）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R.Austin）按照前述美国国务院1月5日的指示，在会上说明美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奥斯汀发言后，马立克立刻反击。他指出：“这并非是对这件事的表决应为实体性质抑系程序性质的问题。”“问题的实体不在表决方面，而在国民党代表继续出席安理会系属非法……”“安理会必须单独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借助于暂行议事规则。”“企图援引议事规则，其目的显然是想延长国民党代表非法出席安理会的时间。”
苏联希望安理会按照自己对台湾当局“代表”的定性，立刻将其驱逐出会，但这一处理方式很难被其他安理会理事国接受。1月13日，苏联的提案以三票对六票被否决。投票后，马立克当场宣布，“在安理会未将那个国民党集团代表驱逐出会以前，苏联代表团决不出席安理会”，随即再次退出会议。
在美苏两国之外，还有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是否投票赞成恢复新中国席位尚未确定立场。1月13日安理会表决时，已承认新中国的挪威和英国均投了弃权票，但两国代表私下向奥斯汀和赖伊分别表示，“既然他们已经承认新中国政权，那么将很容易从弃权转为赞成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获得“程序问题”所需的七票，似乎不无可能。
美国高层的多次声明，加剧了苏联对其在中苏之间实施“楔子战略”并利用中苏裂痕的警惕。美苏在安理会内激烈交锋的同时，会外，艾奇逊于1月12日发表演讲，一方面声称美国的军事防卫线不包含台湾，另一方面重申美国不会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美国希望借台湾问题促使中国不与苏联结盟，苏联公开退出安理会会议的行为则可以被视为对此的反制。
苏联积极抵制安理会的行动在中国国内舆论层面获得了较好成效。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马立克在10日的安理会会议上支持周恩来8日的声明，而且为抗议台湾当局“代表”留在安理会，“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紧接着，报纸上刊登了“首都人民热烈拥护周外长声明，并感谢苏联坚持正义力予支持”的报道。16日，《人民日报》进一步报道马立克12日再次退出安理会会议的消息。17日的报道更是指出：“苏联代表团以坚决的正义的行动支持了我国周恩来外长一月八日的声明，又一次表明了苏联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较之美国流于表面的对华拉拢发言，苏联在联合国的坚决抵制行动显然更易获得中国人民好感。
实际上，对于苏联突然抵制安理会的行动意图，国际上存在一些揣测与怀疑。与苏联已经交恶的南斯拉夫认为，苏联的退出“加剧了西方和新中国的紧张关系”，因而推测“中共远离联合国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容易被苏联利用来孤立中国和西方”。英国高层的判断与此大致相仿，其驻联合国代表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和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先后向赖伊提出：“苏联的态度是基于一种精心策划的政策，即阻止而不是鼓励美国或法国承认新中国政府，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将中国与西方隔离。”美国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苏联的抵制并没有加快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反而“使其孤立于西方，并让美国更难承认北京政权”。若从苏联的亚洲战略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维度分析，这种抵制效果颇佳，既争取到中国的舆论支持，又破坏了美国的“楔子战略”。
从1月13日起，苏联多次建议中国派代表前往联合国。尽管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承认，这样做可能存在“法理漏洞”，但他坚称此举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比如支持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的行动。他补充道：“国民党代表蒋廷黻的存在是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工作的原因，而这将实际上导致联合国的瓦解。”换言之，苏联很清楚退出安理会将导致联合国趋于瘫痪，这当然也包含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17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再次向毛泽东表示，“联合国中为中国代表问题的斗争，美英阵势已乱”，希望中国“早日发表代表人选，再给一攻”。访苏期间，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对新中国而言，中苏关系乃至整个外交战略、国际局势的大格局，才是其考虑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早期背景。
二、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初步努力
新中国领导人在掌握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对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态度。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照会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理会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同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转张闻天：“联合国内部近因中国代表问题斗争十分激烈，此时我们必须有进一步表示，以促进联合国内部斗争，加强苏联及其他赞助我们的国家的地位，使美国更处于困难地位，使英、挪更少回旋余地”。同时，刘少奇也承认，代表团“实际上则一时还是去不了的”，中央主要是早作准备，以便在联合国能够允许我们出席时立刻出发。这说明，尽管舆论层面积极争取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中国领导人深知，在中苏结盟在即、苏联抵制安理会的局面下，时机尚不成熟。
此时，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在于推动中苏新约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僵持，1月初，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起草工作中，两国虽然出现了种种矛盾，但最终都作出了相应让步。在此期间，为了增强中国的谈判地位，消除苏联对美国拉拢中国的担忧，毛泽东决定主动对美采取强硬行动。1月13日，他同意北京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地产，以及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署留沪物资，并告知维辛斯基，这些行动是“为恢复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争取时间”。在14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此举是为了“刺他（指美国）一下”，“或可推迟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由此可见，相关行动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推迟与美建交，从而在外交上掌握战略主动权；二是安抚苏联对中美接近的担心，从而推进中苏缔约谈判。
可以说，新中国虽然希望恢复联合国席位，但没有对西方国家采取过分积极的态度。除了对美征收兵营地产和留沪物资的必要决定，对于态度相对中立的英国和挪威，毛泽东也主动设置建交“减速带”，以服务于达成中苏新约的重大外交目标。1950年1月6日和7日，英国、挪威先后承认新中国。然而，由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认为此时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时过早”，因此两国在13日苏联提议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时投下了弃权票。鉴于两国拒绝公开表态，中国坚持原则，主动推迟与它们建交。在英国前驻北京领事高来含（Walter G.Graham）代表英国政府询问中英外长换文是否等同于两国建交时，毛泽东指示：“可与之谈判英国在联合国对待国民党代表的态度问题”，“如其答复与行动是矛盾的，我们仍可拖它一个时期”。
对于安理会其他成员，新中国也采取了不急于争取承认和建交的态度。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和自身地缘政治安全需要出发，公开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由此转而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在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提议。1950年1月18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这是中国领导人推迟法国承认新中国的重要策略，主要目的在于同越南合作清除国民党军队退至印支半岛的残余势力，巩固中国西南边陲安全，并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地位。尽管这一决定使法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承认新中国，强化了其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立场，但它是反复衡量利弊后的必要选择，体现了中国领导人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外交谋略。
等中苏达成新约、新生政权巩固后，再考虑与英、美、法谈判废约建交，随后解决联合国席位问题，这是一种清晰、可行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50年1月2日和3日，毛泽东专门强调了中苏新约的重大战略价值：“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而且“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特使科瓦廖夫（И.В.Ковалёв）会谈时再次提出，“只有等到与苏联签订了友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同盟条约以及达成了贷款、通商协定等之后”，才能批准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派外交使团访华，因为“依靠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新中国才能“立即开始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更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同100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随着前一阶段战略设想的实现，新中国开始将恢复联合国席位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议程。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内部讲话时强调，为了“使战争打不起来”，要努力“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相比于此前将联合国席位问题作为延迟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策略方法，从此时起，在联合国为新中国代表权投赞成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新中国开始将恢复联合国席位视为可实现的政治目标。4月9日，周恩来专门开会“讨论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组成问题”，拟定了“代表团办事机构编制、任务及干部配备草案”。5月15日，驻苏大使王稼祥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询问“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能否在联合国大会九月例会前解决”。上述情况说明，新中国对获得联合国代表权抱有很大期待。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尽管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困难有所增加，但仍有一定希望。3月8日，赖伊向安理会递交备忘录，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该国的权利”。3月底，艾奇逊向美国驻外使馆下达指示：尽管美国将继续投票反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但安理会各成员“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利益和对联合国最佳利益的评估自行决定如何在该问题上投票”。这表明，美国此时不打算为了将新中国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而向其他安理会理事国施压。5月中旬，英、法、美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将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推迟到8月底或9月初”，似乎有意在第五届联大开会之前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对于该问题，苏联的态度显然非常重要。5月15日，王稼祥询问苏联是否会在新中国代表无法参加联大时出席会议，葛罗米柯只是重申此前的立场：“凡是有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的那些机构，苏联代表不参与其工作。”同日，到访莫斯科的赖伊也注意到，斯大林在新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并未表态。结合正在进行的中朝高层会晤来看，苏联的态度很可能与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与统一，同时对于复杂的朝鲜统一问题持慎重态度。毛泽东曾提醒来华访问的朝鲜领导人，如果爆发战争，应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既然有了一旦帝国主义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就不会坐视不顾的决心和准备，中国领导人必然可以预见，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解决将遭遇很大阻力。6月16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周，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斗争，已日益尖锐化了”，“这一斗争愈接近今年联合国大会便愈复杂化了”。
三、朝鲜战争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设想的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计划在朝鲜半岛采取所谓“紧急军事行动”。同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声称要“防止针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事态的迅速发展，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和国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带来严峻挑战。经过审慎考虑，中国决定首先尝试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朝鲜问题。
恰在此时，印度提出了恢复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以解决朝鲜冲突的方案。7月1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谈时提出，只有中国和苏联共同参加安理会，才能保证“朝鲜冲突局部化并使之迅速结束”。潘尼迦还补充说，英国和埃及也同意这一想法。在这一设想中，安理会内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票数有可能达到六票。印度的提议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消除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将相关情况通知苏方。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并通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进入联合国，国民党代表应被驱逐；
二、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或任何其他国家促进联合国对中国的承认；
三、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事件的问题混淆。这是不同的问题，必须以各自的方式解决；
四、在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政府同意讨论联合国权限内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任何问题。
考虑到美国陆军“史密斯特遣队”即将抵达釜山，周恩来最后补充道，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采取“志愿行动”，并询问“苏联空军能否提供空中掩护”。应该说，中国倾向于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推动朝鲜冲突尽快结束，以便“专注于国内问题的处理”，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出最大外交努力。
7月4日，葛罗米柯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上严厉批评安理会是“美国统治集团用来发动战争的工具”，认为其在中苏两大常任理事国缺席下通过的援助南朝鲜政府的决议“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葛罗米柯形容美国出兵入朝是“将朝鲜领土作为其远东的战略军事桥头堡”，谴责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严重违反开罗、波茨坦宣言以及杜鲁门1月5日不干涉台湾事务的声明”。这种态度显然与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向不尽相同。
7月5日，斯大林对周恩来代表中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复，重点在于支持中国为参战作准备：
1.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有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观点；
2.我们认为，立即在中朝边境集中九个中国师的兵力，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北朝鲜进行志愿作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全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在考虑了苏联的意见后，周恩来7月6日致电联合国，一方面以未获中苏两大常任理事国同意为由，谴责援助南朝鲜当局的非法决议；另一方面批评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在美国侵台一事上的沉默，谴责他们是“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军事上作“未雨绸缪”之计。在朝鲜人民军全线进至三七线地区并解放南朝鲜1/3土地的情况下，7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规定：一旦边防军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这表明，中国政府慎重地作出了战略抉择，对朝鲜问题的应对转向军事思路，暂时搁置了借助恢复联合国席位寻求和平解决途径的方案。
8月1日，马立克返回安理会并担任当月轮值主席。在此之前，仍在北京的中国联合国代表团就推测：“苏联重回安理会以后，估计如无特殊原因可能不再退出”。尽管苏联可能在安理会内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支持中立国家的临时停战以孤立美国、继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驱逐国民党代表”等，但是“中国代表权问题此次得到解决”和“朝鲜问题在联合国迅速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均很小。这一预判基本准确。马立克借主席身份裁定“出席安理会的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并不代表中国，因而不能参加安理会会议”，但该裁定未能得到其他理事国支持。此后，马立克继续为驱逐台湾当局“代表”而奔走，却未再次退出安理会会议。
8月下旬确定第五届联大的召开时间后，中国公开要求派代表参会，但从外交部国际司的内部评估来看，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出席大会的可能性很小”，此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扩大影响。考虑到苏联代表正担任安理会主席，在苏方建议下，8月24日，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以下简称“控美侵台案”）。27日，中国继续控诉美国轰炸中国东北并造成伤亡。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并非期待安理会能够谴责或制裁美国，而是意在争取国际舆论。相关行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国际地位”。31日，在中国政府一再要求和控诉下，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控诉美军侵略中国领空一案列入议程。9月10日，周恩来提出，安理会讨论这一议程时，必须有中国代表列席陈述和参加讨论。这是9月底安理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的由来。
在宣传策略之外，从8月初到9月15日使用联合国旗号的所谓“联合国军”登陆仁川期间，新中国对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实际期待并不高，而是着重于为出兵援朝作准备。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作出国作战的准备，因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8月中旬以后，为应对战争双方在朝鲜洛东江一线的僵持局面，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开始增调部队加强边防军力量，并部署了二、三线部队。同一时期，毛泽东多次向斯大林阐述中国出兵朝鲜的必要性，但中苏暂未协调一致，志愿军仍然保持克制。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争形势逆转，中国再次向苏联提议在联合国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8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表示只要美国不坚持阻止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代表团将准备参加联大”。不过，葛罗米柯20日回复周恩来，强调“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他坚称，“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22日，毛泽东向斯大林详细解释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而且美国可能寄希望于利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来“限制中国的行动”。他还强调，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为“将出现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斯大林并未作出明确回应。
9月下旬，随着釜山地区“联合国军”的全线反攻，朝鲜人民军转入战略撤退，安理会内关于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也出现新进展。27日，安理会理事国厄瓜多尔通报美国，因为“担心反对苏联邀请新中国列席安理会将造成反对拉丁美洲事实性政府的先例”，所以无论美国支持与否，它都将在安理会讨论是否同意中国代表参加“控美侵台案”时改投赞成票。这让中国在派代表出席安理会相关会议这一“程序问题”上，获得了所需的七票。
9月29日，安理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参与讨论“控美侵台案”。蒋介石和蒋廷黻认为，这是美英等国意图借联合国席位迷惑新中国，破坏中苏关系。《纽约时报》则推测，这是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当局代表权的第一步。尽管美国仍然投了反对票，但在9月初的英、法、美外长会议上，艾奇逊称，“美国不打算永远关闭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之门”。18日，美国驻联大代表团提出：“如果被要求，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中共参与（联大）第一委员会关于朝鲜和台湾的辩论。”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似乎出现了新的契机。然而，这一问题早已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牵动全局的重大抉择紧密相关，甚至某种意义上从属于后者，需要全面、慎重地予以考虑。此时，中苏已进入志愿军出兵讨论的最终阶段。10月1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向斯大林、毛泽东求援，随后斯大林首次建议中国派志愿军援助朝鲜。
10月3日，在美军即将跨过三八线并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之际，中国为在联合国内和平结束朝鲜战争作出最后的外交努力。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郑重指出：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他强调，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希望“朝鲜事件地方化”，并提议“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周恩来与潘尼迦的谈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和不畏强权、反抗侵略、维护和平的决心，展现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军事行动上“先礼后兵”的决策风格。但是，美国并未重视中国的警告，而是将其当作“对联合国的恫吓”，以致错过避免战争扩大化的最后机会。5日，中共中央在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也意味着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只得暂时搁置。
四、停火提案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态度的再调整
志愿军隐蔽入朝，令美国措手不及。直到1950年11月5日，麦克阿瑟才确定中国已经参战。8日，安理会根据“麦克阿瑟特别报告书”，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所谓“中国干涉朝鲜问题”的讨论。作为侵略者的美国，竟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作出说明。艾奇逊称：“应当让中共代表进入证人席，安理会才能听到他们对这些行动的解释。”
收到安理会邀请后，周恩来在外交部内部商议对策，同时征询苏联的意见。11月10日，苏联建议中国拒绝这一提议。11日，周恩来全面分析联合国来电和国内外意见后，建议毛泽东采纳苏联的建议。他还结合章汉夫的意见，提议利用这一邀请，要求安理会“在‘控诉侵略台湾’时，合并讨论‘控诉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反将它一军”，争取外交主动权。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立刻致电联合国，拒绝安理会8日的所谓“邀请”，理由是它剥夺了中国讨论“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的问题”的权利，限制中国代表只能讨论所谓“联合国司令部”的特别报告，而该司令部实则是“在美国操纵之下非法产生的”。
另一方面，10月23日，周恩来接受赖伊2日发出的邀请，决定派出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为顾问的代表团，前往安理会讨论“控美侵台案”。中国非常重视首次与安理会各理事国直接接触的机会。11月7日，赖伊通报美国同意发放签证。11日，中方决定三天后出发。24日，代表团抵达纽约。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作长篇发言并建议：
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
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的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
很明显，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坚持反侵略的原则，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困难。根据伍修权的发言和前线情报，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态度从审慎观察转为敌视对抗。他们认为，中国的行动是有计划的，并非只是对“联合国军”行动的反击。11月29日，艾奇逊污蔑志愿军援朝是“有预谋的公开侵略”。30日，杜鲁门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同日，美国的联大代表团成员杜勒斯（John F.Dulles）告知蒋廷黻：“美国已决定放弃通过‘台湾问题’来中立新中国的政策”。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向平壤撤退时，中国领导人对于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有过考虑。在12月3日发给伍修权和乔冠华的指示中，毛泽东专门加写了“不要拒绝谈判”的内容，周恩来则强调朝鲜问题需与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一起谈。次日，伍修权将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转告赖伊。值得注意的是，在致电中国出席安理会会议特派代表团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与朝鲜领导人会谈时指出：“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这说明谈判只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之一，而联合国席位问题又只是谈判中的一个考量因素。
对于是否应该开启停战谈判及提出何种停战条件，中国征求了苏联的意见。12月4日，王稼祥在莫斯科询问葛罗米柯：“从政治观点看，中国军队在继续顺利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即是否应在三八线前停下并与美国谈判？葛罗米柯建议“趁热打铁”。7日，周恩来向苏联转达了中国停战的五点条件：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该方案清晰地表明，中国不仅希望通过停战谈判一揽子解决包括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还希望通过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提升自身国际地位。
不过，由于参战仅两个月就打出了有利局面，在和平民主阵营内部，斯大林“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此停止”。1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维辛斯基：“正值美军被打败、越来越多美国人建议结束朝鲜军事行动以争取时间防止美军彻底战败之时，我们认为您停止朝鲜敌对行动的建议在当前形势下并不正确。”同日，斯大林就中国提出的五点停战条件复电周恩来，提议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他还建议：“汉城尚未解放前，还不是新中国亮出全部底牌的时候。”此外，英美的态度让中国判断“联合国军”不打算真正停战。8日，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R.Attlee）经过多轮磋商后发表联合公报，声明在远东“不能有绥靖或奖励侵略的想法”，表示双方应“尽快提高军事能力”，“扩大武器生产以提高共同防御力量”。
综合考虑国内外局势，毛泽东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认为“拖而不摊为上策”。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伍修权、乔冠华：“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13日，中国领导层正式作出越过三八线作战的慎重决定。这实质上意味着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一并解决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方式不再可行。23日，周恩来致电第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Nasrollah Entezam），明确反对印度等国提出的“十三国提案”和成立“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他指出，美国的赞成是为了“取得喘息之机准备再战”，并作出四点声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1951年1月4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攻下汉城。在形势对“联合国军”极为不利时，13日，联大通过了一项关于朝鲜停火与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方案。该方案“或多或少接受了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某些条件，但方案的前提仍是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在与苏联、朝鲜交换意见后，1月17日，中国拒绝了这一方案。20日，美国提出议案，诬蔑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侵略”。2月1日，联大在美国的施压下通过该决议。这一不公正的决议明显影响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4月，在北京待命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此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但直到20年后的1971年，这一斗争才最终取得胜利，外交工作实现了重大突破。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亚洲冷战格局初成的背景下，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迅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和美苏战略角力的焦点。美国最初以不排斥新中国恢复席位作为其“楔子战略”的一大支点，意图离间中苏关系；苏联则通过抵制安理会，成功阻挠了美国计划的推进。此番互动证明，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超出一般外交范畴，而被赋予了冷战初期大国博弈的时代色彩。
面对这一格局，新中国在坚持“一边倒”等外交方针的同时，始终在重大外交议题上保持战略自主性。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需要战略协同时，新中国对恢复联合国席位保持必要克制；当中苏新约达成后，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立即提速，显示出此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深远意义。
朝鲜战争的爆发既为中国带来重大安全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外交谋略空间。中国尝试借助印度提案、“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和三八线局势变化等契机，积极推进恢复联合国席位，但在国际局势的限制下暂时未能实现目标。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主动后，中国一度考虑将恢复联合国席位作为停战谈判的条件之一，足见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也体现了其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敏锐把握。然而，随着战局发展，经与盟友协调，中国果断调整部署，继续推进战事，以军事胜利寻求外交突破。美国操纵下的联大趁机通过污蔑中国的决议，严重阻碍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道路，也对美苏冷战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和考量，是外交工作的重要阶段与必经历程，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冷战格局下的战略谋划能力，也昭示了其在强敌环伺、局势复杂之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决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宗旨，恢复联合国席位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与不断弘扬。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