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是对特定区域的人或群体持有的厌恶、蔑视、敌视等否定性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贬损性言论、不公平对待及排斥性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显，地域歧视已经超出了个体偏见，演变为对某些地域整体的歧视，成为一个带有群体偏见的社会现象。在政治、法律层面及公共话语体系中，地域歧视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地域歧视并没有消失，原因在于其背后的认知蔽障没有被破除，揭示地域歧视的认知谬误，对于消除地域歧视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歧视是不是自由的选择
有一种观点认为，歧视是人们在资源稀缺之下不得不做的选择，选择和歧视，指的是同一件事，是两个共生共栖的概念，选择了王菲的唱片，就意味着歧视别的歌星，人为限制“歧视”就是限制选择，正确的做法是将“选择”置于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之下，这样，选择的正确与否都会得到市场机制的检验。所谓“选择就意味着歧视”，其实是偷换概念之后的混淆。同样以选唱片为例，一个人选择王菲的唱片，并不意味着不选择别人的唱片，也不意味着歧视别的歌星。如果此人先选择王菲的唱片又选择了那英的唱片，能否说他先歧视那英后歧视王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不断地选择，中午选择吃米饭，晚上选择吃面，如果“选择的标准就是歧视”，这就意味着中午歧视米饭之外的一切主食，而晚上又歧视面食之外的一切主食，歧视了面食之后又选择面食，选择面食之时又歧视了中午的选择，第二天又重复不断地歧视，这能否说通？歧视是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和行为，包括不正常的情绪、错误的认知、偏斜的价值取向及由之而来的排斥性行为。歧视并不是一般的“区别对待”，而是源自不平等、不理性、不正常的区别对待，如果停留在“区别对待”的形式之上而不顾本质，就会脱离歧视的本义，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创新”观点。
将选择与歧视混为一谈，进而反对“禁止歧视”，这其实是来自于特定的思维范式。在这种范式之下，歧视是自由的选择，无需禁止和限制，市场会让歧视者付出代价。如果干预歧视的自由，就是干预了选择的自由，因为这是在现实中所做的“合理”的选择，干预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然而，如果歧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自动消失，哪里还会有封闭、垄断、外部负效应等问题？改革开放经历了几十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市场经济是好的”转变为构建“好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的深化说明，不公正、不诚信、不道德行为已经损害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如果将歧视视为自由的选择而不加以制止，“好的市场秩序”就无法真正建立，而没有好的市场环境，歧视只会越来越严重。所谓市场能让歧视者付出代价，这种观点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从现实看，歧视并不会因为经不起市场考验而被唾弃，相反，恰恰是在反歧视法规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市场才得以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一些研究者将某些保护性优惠政策带来的意外后果视为反歧视中内含的问题，这其实是找错了靶子。保护性政策是对惯性力的阻挡，是对歧视的纠正，但超出了限度也会演变成“反向歧视”，而“反向歧视”也是歧视，其内含的不公平并非反歧视的结果，而是歧视造成的。将“反向歧视”视为反歧视的“恶果”，进而反对“禁止歧视”，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歧视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偏见，是不正常认知、情感、情绪交互作用的结果，从不公正的态度到区别对待，才构成了歧视的完整链条。脱离歧视本意，仅仅将其视为“区别对待”，这种所谓的“创新”其实是混淆视听。歧视是对某类人群带着负面的先入之见，如果这是一种选择的话，那么这种选择就是被不正常的认知、价值取向及非理性情绪支配的结果，被这些固化的东西支配和控制，何谈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歧视并非自由的选择，而恰恰是不自由的选择。歧视不但与平等的理念不相容，与自由选择也不沾边。
二、是否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地域性”
种族歧视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族性”取代个体性，认为人由于其血统归属而具备不同的品性，所以应该区别对待。这种观点与“生物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种族主义。将种族的外在特点视为进化的不同层次，肤色白黑的不同被看成是人与类人之别，这是特定时期种族主义最直白的观点。塔吉耶夫指出，殖民主义者将“种族天性”作为殖民工具，不断强化以下论调：“欧洲人征服了世界，这是其天性使然，非欧洲人被殖民化，也是其本性造成的。”这种宣传手法在特定时期蒙蔽了大量民众。在现今社会，血统、基因决定品性的种族主义已经无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族性”理论并没有彻底消失，只不过从血统变成了“文化”，“文化”与特定的民族被联系在一起，成为新的“族性”。本质意义上的文化是“人文化成”，源自“心之所同然”，然而，当“文化”被工具化、“我们化”成为竞争工具之时，就会成为族群的附属物，成为决定“族性”的东西。文化不能统摄、教化种族而成为种族的附属物，成为制造群体边界的工具，这是新“族性”的本质。
如果说种族歧视突出的是“族性”的话，那么地域歧视的逻辑就是突出“地域性”。种族主义者在将独立的个体归属于种族之后，种族就成为判别个体品性的决定性要素，不但独立的个体被淹没，种族本身也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地域歧视同样也是如此，其本质是将独立的个体类别化，将地域赋予本质性内涵。地域本是一种地理、行政管理上的分类，某地人只是对个体出生及生活地域的描述，然而在歧视者那里，地域却成为规定性的东西，限定了人的品性。地域歧视的逻辑是，“他们”（被歧视区域中的人）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是由特定“地域”决定的，这种粗鄙的“逻辑”与“族性”理论一样根本经不起推敲，但却在一定时期被非常流行，连地域歧视的受害者都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以歧视者的类别化逻辑反歧视。反歧视者往往将被歧视省份中的优秀人物和好人视为地域的形象标签，强调受害省份厚重的历史和底蕴，总结地域人的优良品性（所谓能吃苦、能吃亏、能成事、很幽默），这同样是将独立的个体类别化、将地域本质化，是以另一种刻板印象对抗既有刻板印象，并没有摆脱歧视者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抗的是对某地区的歧视而不是歧视，因为没有触及歧视本身，所以无法起到匡正思维的作用。
在相同的价值环境之下，不同地域的人或群体具有大致相同的取向和追求，并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地域性，所谓地域性大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虽然价值取向大致相同，但贫穷地区存在的问题比富裕地区严重，这为构建地域“烈行恶习”提供了素材。外在的差异被人为地穿凿附会，编排在高尚与低俗、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序列之中，竞争中产生的“高低”变成道德、素质上的优劣，结构性问题被建构为地域群体的品性或素质问题，价值取向之“同”被忽略，而外在不同却被重新编排和加工，差异产生的原因被抽去，而结果却被绝对化，所谓“地域性”就是在因果、内外、同异颠倒的情况下被建构出来的。从本性上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只有“先觉觉后觉”，而不存在所谓的“地域性”；从习性上说，价值趋同下的现代人都有大致相同的习气，不存在特殊的“道德灾区”，所谓“地域性”并非本然的存在，而是相同价值取向群体之间互动取舍的结果。地域歧视与种族歧视一样，非来自于观察对象的另类，而恰恰是观察者自我另类的表现。因为带着强烈的分别意识，缺乏基本的反思反省，歧视者的认知方式必然是颠倒的。
三、反地域歧视是否意味着不愿反省
地域歧视的受害者反对歧视，但却面临这样的指责：国人为什么不歧视其他地区的人而单单歧视某个地区？难道这个地区的人不应该反省自身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反思“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质问，难道国人不存在劣根性？难道不该反省？这牵涉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
在“国民性批判”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个话语体系，其核心是“国民性”问题的来源，即它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东方主义话语构建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国民性批判”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话题，积弱带来的冲击必然会影响知识精英的认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性批判”能否摆脱东西对待？是否受到西方“中国国民性”话语谱系的影响？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反思“国民性批判”话语体系并不是不愿意反省，它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反思具有类似的地方，其本质是揭示“东西相对”思维方式对本来面目的歪曲。
有学者指出，如果以“国民劣根性”的具体内容对照西方人，就会发现，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若放到别的地方也能对上号。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反省的对象是什么？是对人自身的反省还是对他人的反省。无论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性格的反思，还是知识精英对国民性的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自身独立于对象之外。前者以“我们”观察“他们”，后者居高临下地反思“群氓”，这种反思和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对外的。因为带着先入的立场和成见，其所见所思必有取舍，能否做到真实客观，本身就需要反思。从反思“群氓”开始，进而反思中国文化，将国民的劣根性归咎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国民性反思的最终归宿。若没有这个归宿，“国民性问题”就是一个假命题，但将问题归咎传统，则其反思就无法摆脱偏执性，因为中国历史延续几千年，其文化无法用“劣根”二字加以概括。
如果说国民性批判针对的是“文化”的话，那么地域歧视却只能针对“地域”，因为歧视者与被歧视者有着同样的社会环境。在相同的价值背景之下，为什么“他们”（被歧视者）和“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难道是地域“基因”使然？既然是地域基因造成的，如何反省？ “地域”不是一个能够自觉反省的主体，预设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地域群体，强调该地域群体应该为其被歧视负责，进而要求其彻底反省，这种混乱的逻辑和种族歧视非常相似。
反省与反思不同，反思可以是对外部事物的重新审视，但反省属于自反，需反躬自问、回到本心。反省不是权力关系的体现，而是基于平等心性的自觉，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作为区域类别的地域群体无法反省，独立个体才是反省的主体，但这种反省只能出于自觉，而不是外力强迫。对“我们”之外的地域群体进行观察式反思，这未尝不可，但反思必须建立在反省之上，如果不能回到本心，被先入立场、先入之见乃至负面情绪主导，那么这种反思必定是偏斜的。中华文化强调反省自身、用心反省，这种反省是作为主体的自反，既不在相对、相待之中，也不是迫于外在压力的改变。如果每个独立的主体都能时时反省，社会整体的面貌就会彻底改善，地域歧视现象就会自然消失。
来源：《天中学刊》202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