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把对大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所谓大叙事，是指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合法性的叙事，意味着用总体性、普遍性原则“统一”不同领域。利奥塔批评“大叙事”将描述性陈述变成规定性、指令性话语，将人为论证出来的知识直接用于伦理、社会及政治实践，成为“整合”思想、指导行为的“真理”，这是将特定语言游戏、论证模式合法化，其结果是“工具理性”的滥用。伦理、社会、政治领域的大叙事，其实是从“科学知识”转化而来的，其关于真理性的知识虽然带来了确定性和同一性，但这却是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人们的行为被特定的理论和知识所支配而变得雷同，但这恰恰是恐怖的根源。在利奥塔看来，大叙事预设了一种先在的标准，即存在一种与现象、时空相脱节的“实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是虚构的，但从中却能得出一致的思想，这实际上是赋予特定知识以权力。权力与知识并非简单的联盟关系，而是特定叙事“逻辑”中的两个方面，所谓普遍主义其实是特定论证方式的普遍化，其产生与推广都可以归结为统治问题。
在揭示大叙事的本质的基础上，利奥塔提出了“异识论”。所谓“异识”，就是否认元规则和大叙事，否认可以支配一切领域的先在标准。如果说存在正义的话，那么保持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就是正义。利奥塔的“异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知识体系的本质是语言游戏，不同的语言游戏具有不同的标准，是多元分散而不可通约的，不能简化或通过论证而发现普遍性。在社会、政治以及伦理领域，分歧是常态化的存在，共识本身是不可行的，是权力意志的变种，是权威性意识形态把持下的东西，这种总体性或元话语体系行使了压制的功能，抹杀了差别性、个性。因此，共识不但不可行，也是不可欲的。其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是必然的，无法建立统一的交流体制，任何所谓的体制或体系都是片段式的，一切“共识”都不是自然的状态。所谓意见的统一意味着压制不同意见，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是强制的结果。共识是“大叙事”的结果，这种叙事中包含着倚强凌弱的权力逻辑，是一种恐怖的状态。其三，后现代社会应该认可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突出话语的悖论性，在承认“异识”的前提下保持宽容，而不是试图制定语言游戏的新规则。在大叙事已经瓦解的后现代社会，合法性不再是普遍性和同一性，而是多元、分歧和差异，只能增强对不可通约性的承受力，而不是重构“共识”。
利奥塔对现代知识体系与秩序关系的思考是深刻的，对大叙事的批判也能促使现代人思考现今时代面临的问题。然而，在批判现代知识体系的同时却陷入另一个极端，即否认人的共通性及与其相应的普遍性，“瓦解”正义、真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基础，将共识视为与权力相关的具有压迫性的存在。这种将“异识”、“歧见”绝对化的观点并不能真正捍卫辩论权利，反而会在现实生活中造成混乱，其结果是只有“意见”而没有对错。利奥塔的深刻是片面、极端的深刻，如果停留在这种没有“共同性”的“差异”和“多元”之上，无理可讲或以“异识”为理，同样会陷于倚强凌弱的权力逻辑之中。
首先，利奥塔的“异识论”没有真正认清事与理的关系。如果说大叙事的问题是不知道“理在事中”，那么利奥塔“异识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事在理中”。利奥塔认为，大叙事预设了一个脱离人的主观、与现象脱节的所谓“实在”，所谓的客观性都由此而来，但却是强制论证的结果，这种批判非常有力度，但在批判的同时却“以事为理”，否认“理的一贯性”。王夫之指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故所恶于异端者，非恶其无能为理也，冏然仅有得于理，因立之以概天下也。”理虽不先在于多元纷杂之事，但也不在其外，立理限事，其“理”是造作的死理，在人心中无根，但“以事为理”，同样是僵化的，只有“即事以穷理”，才不会割裂事理的关系。大叙事存在“以理限事”的问题，但利奥塔“异识论”却陷入事件主义，不知道“即事以穷理”，看不清事理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谓在特定事件上“逐例判断”所得出的“正义”，就只能停留在片段之上，各自独立、互不通达。利奥塔揭示了大叙事的论证方式及其与权力的关系，然而却粗暴地否认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真理），基于“事之理”的共识也被其特殊的认知方式所遮蔽，其原因在于将事与理打成两橛，看不到“事理不二”的本质。
其次，利奥塔将同一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这是将差异的表象本质化。利奥塔不承认真理的终极性，认为真理是建构的，是语言游戏的结果，话语的悖论性、语言游戏的异质性才是无处不在的具有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正因为差异内在于语言之中，所以不存在同一性。这种观点虽然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确定性”，但却将话语视为“中心”。由“我说语言”向“语言说我”转变，这只是以差异性解构同一性，将相对性和概念名相绝对化，其结果是将二者的关系对立起来，陷入了依靠对方才能确认、解释自身的境地，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荀子曰：“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一切名相、概念都是辩说之用，但辩说却不是独立的存在物，而是心之象道，无心之辨说，即是机器，“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这才是道、心、言说的真实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同一性并不妨碍差异性，差异性并不否定同一性，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共识，而共识并不在差异性之外。真正体悟道、心、言说的关系，就会知道，共识和同一性并非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能否显现的问题。在社会严重分割、利益对立的时期，差异之间难以融合，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同一性和共识，而是因为其被外部因素掩盖，然而，利奥塔的“异识论”却将差异的表象本质化，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
第三，利奥塔的“异识论”否认人的共通性，这种观点一旦被普遍接受，必然会导致日常生活的混乱。利奥塔将价值不可通约性视为必然，这是看不到“人心之所同然”，否认人的共通性。在这种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善及正义标准就只能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不承认与压制无关的源自人类共通性的知识、价值，所以只能陷入妥协和冲突的两端。在没有产生交集的时段尚可“各美其美”，但一旦碰到必须做出决断的公共事项，就会演变为力量的比拼，所谓的“异识”最终变成被实力支配的“异识”，这只能导致社会生活的混乱。利奥塔主张在特定背景、特定事件上做出实用的判断，但如果没有共通性，一切观察、论辩就失去了根本，所谓实用性判断只能被外物所夺，陷于“意必固我”之中。如果说“大叙事”将人的共通性视为对象化的课题，那么利奥塔的“异识论”却否定共通性，前者的问题是以对象化的论证代替共通性，制造出人心无关的先在标准，而后者的问题是消解了共同生活的基础。若在公共生活中依顺“异识论”，真相、公理就会被立场、情感和信念取代，其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基本的是非曲直，这种相对主义极有可能演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强权主义。承认差异，并不意味着没有“理的同一性”，将民主简单地理解为认可、保持差异，这是片面、极端的观点。面对差异，虽不能强求统一，但也不能为其所役，诉诸同然之心，“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朱子），这才是公共生活中应有的态度。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965期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