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南亚研究发展已历六十余年。在经历从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学到国际关系学再至区域国别学为支柱学科的转变后，南亚研究已具有以国家战略为主导、语言基础性薄弱和学术聚集性强三个显著特征。纵观南亚研究发展，其研究范式存在三个特点：在研究视域上时空范畴不断拓宽、研究内涵上安全利益概念界定不断延展、研究视角上纵向深度与横向切面不断增加。路径存在国家研究与区域研究交叉欠缺、问题研究与基础研究投入失衡、理论与实践研究结合不足三个问题。在区域国别学建设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南亚研究应通过交叉学科共同发力、田野调查补齐短板、人才培养复合贯通等方式，不断提升研究质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好地服务于国之所需。

关键词：中国南亚研究  国际关系学  区域国别学  研究范式  研究路径

作者：李志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共成都市委外事办咨询专家

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地区，南亚各国的权力格局及安全形势对中国的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边境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南亚研究也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迅速崛起、安全形势日益繁杂、大国合作日益加强，南亚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至当下六十余年间，中国南亚研究不断发展，南亚研究的特性不断凸显、研究范式不断演变的同时也折射出研究路径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回顾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学术特性，分析研究范式的变化和研究路径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国南亚研究的脉络，为南亚研究和区域国别学范式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新中国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特性

南亚研究是中国众多学科研究下的重要领域。当前，学界并未对南亚研究形成统一定义。从学术角度而言，南亚研究是一种通过多学科方法对南亚地区的系统研究。从学科角度而言，南亚研究则是以南亚区域及域内国家为研究对象，以外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支柱学科的多领域研究。从方法论而言，南亚研究则是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对该区域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深入而细致的专项或综合研究。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新中国南亚研究可以被视为在国家战略指引下，聚焦南亚地区及其国家，以各领域发展和互动为研究内容的综合性、专门性研究。

南亚研究是区域国别学体系下的重要分支，尽管当前国内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的总体研究框架和实施策略进行了广泛探讨，且主要集中于“国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如何开展”这两大主题上，但这些讨论往往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独特性，导致缺乏针对性的深入研究。经验表明，科学研究的进展是动态的，受到一定的时间性、空间性和认识发展性的影响。因此，探索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时，更应通过回溯发展历史和审视研究现状，来识别不同区域研究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出研究的普遍特征，进而推动区域国别学发展。

（一）新中国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南亚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和唐朝玄奘西行取经等历史经验，皆为我国南亚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南亚国家均身处内忧外患中，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大多是长期以来人文经济交流的延续，在政治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则相对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成为首个与我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该历史性节点促使我国开启了南亚研究的新阶段。因此，中国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差异化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南亚研究发轫于中印双边友好关系的建立，并依托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学支撑而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迅速建交并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领导人互动频繁，中印关系迎来蜜月期。中国的南亚研究领域进入以印度研究为核心的新时期，其中印地语教育事业的推进对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印地语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北京大学东方语系的整合而得到迅速发展。在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印地语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北京大学又增设乌尔都语和梵语等南亚小语种专业。在此背景下，南亚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仅包含外语词典编撰、诗歌翻译等作品，也包含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南亚佛教文化运动及其在中国传播等历史文化研究，为增进中国与南亚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1954年后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纷争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对边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以及国际法的研究，然而这并未成为研究主流，也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南亚研究仍聚焦于文史领域。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中印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议不仅引起中国政府高层对南亚的极大关注，也促使学术界对印度国情和中印关系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我国对南亚研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快速发展，国内南亚研究的重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更多聚焦于和平与冲突方面的议题，此时，中国南亚研究的政治学科属性得以彰显。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国内成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以四川大学为例，该校于1964年成立印度研究室，成为中国当时唯一专门研究南亚的学术机构。尽管中印友好关系发展曾在这一时期一度陷入停滞，但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却因此得到了拓展。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阿萨姆语等语言专业的相继设立，标志着南亚研究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在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之后，南亚研究的焦点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扩展至南亚其他国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国家政治、国防安全及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促使中国南亚研究在和平与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机构的扩展和研究平台的建立，中国的南亚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1978年成立，后与东南亚所合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南亚研究机构和中国南亚学会相继成立。《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和《太平洋学报》等专业性和综合性期刊也在此期间创办，为我国南亚研究提供了更多研究成果交流平台，标志着南亚研究领域的显著拓宽，研究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多个方面。同时，人才培养也迈向了更高层次，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政策推动下，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以及鼓励中国学者访问研究对象国等，中国与南亚之间的科研和教育交流显著加强，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互动与合作。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的主题，伴随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南亚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首先，中国南亚研究机构逐步类型化和系统化，包括社科院、高校、军队和智库等研究机构共同投入南亚研究之中。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运用迅速发展，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述的译介大规模展开，许多高质量的理论研究著作进入中国学界，掀起理论与热点问题相结合的研究热潮。再次，研究议题由传统政治议题向新兴政治议题扩展，恐怖主义、水资源治理、农业改革等社会经济类问题进入研究视野，新兴议题的学术讨论使得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但传统政治议题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导向。

（二）新中国南亚研究的特性

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其他领域相似，南亚研究在遵循一般性规律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独有的个性特征。世界各地区的国际关系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塑造了独特的地区秩序观念和战略文化。在南亚研究中，地缘位置、发展背景和战略文化等因素，不仅影响了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演化，而且催生出南亚研究领域内三种研究特性。

第一，中国南亚研究是以国家战略为主导的研究。该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要求我国的南亚研究必须具备高度战略敏感性。从广泛意义上说，我国对周边地区的区域研究相较于非周边地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陆上14个邻国中有5个国家属于南亚地区，因而南亚地区动向影响我国对稳定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考量。同时南亚区域大国印度的地缘位置又具备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特征，即国家传统安全压力来自海陆两个方向，所以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而该战略文化对我国南亚研究形成反作用，要求研究者在安全研究中兼顾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二是南亚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冲突背景下迅速发展壮大的研究，其背景要求研究时必须带有战略眼光。地区大国的战略动向往往对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合作以及安全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周边大国更加牵动我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安全、经济合作发展与海外利益。时至今日，中印边界仍不时产生龃龉。因此，与其他周边区域国别研究不同的是，中印研究的关切还包括如何妥善解决久拖未决的边境问题。三是印度效仿当年英国殖民者的基本思路与行事方式处理周边国际问题，如过剩的自豪感、大国心态、对南亚周边小国的霸凌行为等，以致中国学者在进行南亚研究时往往必须将军事冲突视为决策失误的潜在风险。从冷战时期起，南亚地区秩序长期频繁受域外大国影响，而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又难以称之为真正的独立性，且近年来印度国家战略已由不结盟向“多向结盟”转变，对西方大国呈现某种程度上的依附态势。在长期域外势力介入与全球民粹主义思想泛滥的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地区间对话更添难度。

第二，中国南亚研究仍是语言基础性薄弱的研究。学界普遍认同语言能力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素养，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很多未经过专业语言的培训。一方面，由于南亚地区曾属英国殖民地，使用英语交流的地区极为广泛，印巴两国更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文材料在获取官方信息时提供了便利，具备良好英语基础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与欧洲或拉美研究等其他领域相比，后者的研究者未经过专业语言学习而获取一手资料的情况较为罕见，而在南亚研究中却相对普遍。另一方面，南亚很多国家实行多语模式，如当前印度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此外，印度还有22种被认可的地区语言，也称“表列语言”。巴基斯坦虽官方语言为英语和乌尔都语，但旁遮普语、信德语、俾路支语等使用人数众多。各国语言发展的独特性也对我国南亚非通用语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存在教学教材教育匮乏的问题，而且与使用英语研究相较，南亚非通用语基础教育大幅增加了人才培养的难度和时间成本。由于我国高校教育培养体制下外国语言的培养呈现“金字塔”型，具备专业知识基础的学子在硕博层次难以得到外语的深入学习，这使得语言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在南亚研究的高层次阶段逐渐显现，制约了相关领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有效培养。尽管硕博层次的学生仍可通过非专业途径学习南亚非通用语，然而无论何种语言的听说读写本就是“童子功”，学习难度和时间成本有增无减。

第三，中国南亚研究具有学术集聚性的特点，表现为研究机构地域集中性强，形成核心期刊高产作者群。在中国知网选取“南亚”为关键词，期刊来源选取北大核心和CSSCI，文献总数共18280篇。在文献发表上（见图1），四川大学以超200篇文献数领衔，同属西南地区院校云南大学位列第三；在机构分布上，北京5所，上海2所，南京1所。总体来看中国南亚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呈现地域性特征。进一步分析核心期刊高产作者，排名前十的高产作者及其所属机构（见表1），表内所有作者发文量均位于28篇以上，可见经数十年发展，以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核心的南亚研究高产作者群已形成。

图1  南亚研究领域论文发表机构分布（图表来源：中国知网）

新中国南亚研究的体系

中国南亚研究的内容范围广泛，主要依托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作为主要支撑。在研究方法上，通常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行为模式进行假设，并通过多学科的方法进行交叉验证，从而实现科学推导。在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南亚研究的范式特点愈发明显，具体表现为：在研究视域上时空范畴不断延展、研究内涵上安全利益概念外延不断拓宽、研究视角上纵向深度与横向切面不断增加。尽管学界已取得相应成就，但在研究路径上存在国家研究和区域研究交叉欠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投入失衡、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不足等问题。南亚研究的范式及路径依赖构成了当前我国南亚研究的现状，折射出未来南亚研究的方向与挑战。

（一）新中国南亚研究的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认为，范式是一个或一组模式，指特定“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学科基质”，包括共有的“符号概括”、信念、价值、范例等的总和。在南亚研究发展以及区域研究建设中，研究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关注的重点等方面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时代风貌。具体而言，可从研究视域、研究内涵、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加以概括说明。

南亚作为多国聚集的区域，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在研究者的视域中经历了不断变换的过程。从研究视域看，中国南亚研究主流逐步从国家发展研究转向双边关系研究再至地区战略研究。早期的研究多以通史性著作为基础，如《南亚次大陆列国志》（祝天明编著）、《世界风物志：印度与南亚诸国（第四册）》（世界文明史、世界风物志联合编译小组著）、《西南亚史》（程光裕著）等。此后，南亚研究者将视野投至国家发展上，且通常以现代化理论解释相对贫穷落后的南亚国家如何发展，如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亚宗教问题、产业问题、现代化模式等均作为主要议题。冷战结束后，南亚研究逐渐脱离单一国家视角，强调国家安全因素，地缘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议题，其中地缘政治研究尤为突出，重点分析周边安全环境与对外政策。迈入新时期，随着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与“印太战略”，南亚地区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南亚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在陆地边界安全的研究基础上，海洋安全竞合议题逐渐成为关注热点，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洋战略研究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美印合作对抗中国影响力、中俄印战略三角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议题上，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极大地丰富了南亚的多边研究格局。在后冷战地缘政治研究基础上，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南亚区域研究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南亚次大陆的七国，研究者们进一步将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中亚国家与南亚研究并入为“中南亚”研究。《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潘志平编）、《中—南亚地区安全报告/亚太安全研究丛书》（胡志勇等著）等著作及相当数量的期刊论文引发热烈讨论。近年来中国南亚学会连续两年举办中南亚研究分会年会，深入探讨地缘政治变化等议题，代表着南亚研究在空间范畴上正逐步从区域研究走向次区域研究。

国家战略主导性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流的研究内涵，并以概念界定的形式划定了大部分南亚研究议题的范畴。自冷战时代的均势格局到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加快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安全利益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加之我国安全观的不断演变，共同推动了南亚研究议题的扩展。随着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宣介传播，安全利益的概念内涵不断延展，并在研究议题中得以体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南亚研究以现实主义流派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领土安全为主要考量，着重探讨中印两国实力对比、印巴核安全问题、印度对外战略内涵、南亚能源外交与安全问题、中国边境与周边安全环境等。随着“9·11”事件爆发与暴力冲突在南亚地区泛滥，相当一部分南亚研究学者们将恐怖主义问题与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领土问题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议题一同纳入南亚研究的核心议题中。21世纪初期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愈发重视，南亚的水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难民问题等研究逐步加深，高位政治议题向下位政治议题深入挖掘。随着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南亚研究群体将目光投向国家经济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并就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形势进行广泛讨论。在安全利益内涵的研究中，一些中国学者如戴超武等将捍卫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深入调研南亚、中亚、东南亚地区交界的滇藏疆边疆地区，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深入研究的特点。

南亚研究在纵向国际体系的视角的深度拓展与社会“横切面”的横向视角上得以广泛论述。受国际关系理论“三次论战”影响，早期对南亚地区问题主要是从体系、结构、单元等层次分别论述分析，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南亚问题分析中受到重视。近年来，我国南亚学者不仅从理论上进行突破，对地缘环境区域划分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单元划分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进一步溯源古代南亚国际体系，探讨中世纪南亚国际体系结构与体系单元的互动作用，并形象比喻为“浮岛体系”。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增进了大众对南亚历史和现状横向与纵向的多维度理解。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南亚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视角不断延展，典型的研究当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宗教政治化问题、印度人民党的政党问题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身份政治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对古代印度著作《政事论》的外交战略、国际战略等思想的剖析，极大地丰富了南亚学界对该地区政治、文化、外交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学界对南亚内生性文化的理解。尽管南亚学术界长期重视印度的宗教、历史和文化研究，但相关研究多以学科为单位独立开展，学科间联动性明显不足。

（二）新中国南亚研究路径

当前，南亚研究领域的国际政治学科特征突出，国际政治研究成果占比超过四分之一。长期以来的国际政治研究传统为南亚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路径依赖，阻抑了南亚研究的创新动能。随着南亚地缘政治经济地位提升、印度发展势头迅猛、美国“印太战略”推行以及世界的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南亚研究不仅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也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当前南亚研究路径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南亚研究虽遵循时域不断延展的范式，但国家研究和区域研究交叉欠缺。尽管南亚研究成果颇丰，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别研究过多而区域研究过少成为“显象”。从上述选取“南亚”核心期刊的从次主题来看，以“南亚”为次主题的文献仅154篇，排名第十位，可见研究人员习惯于就某一学科类别下根据特定国家或国家间关系展开研究，而非针对某一区域开展系统性研究或总体性论述。尤其是国别研究中的小国研究成果数量极少，一些小国研究更无法从主要主题和次主题分布中体现，如马尔代夫、不丹。而南亚小国群体的研究则更为稀有，尽管关键小国的生存与战略选择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南亚小国与域内外大国之间互动等议题颇具敏感性，但始终未成为研究热点与前沿。南亚研究往往重视国际体系与国际结构等宏观层次分析，而忽视了区域环境与秩序等中观层次分析。此外，我国人才培养的过程是教育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于区域国别学科为新兴学科，其培养对象多为其他学科转入，培养对象的教育背景虽具有多元性，但存在区域和国别基础知识不足的问题。总体而言，南亚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已具备相应基础，学者队伍已初具规模，随着学科交叉、理论交叉、方法交叉的展开，未来的研究将有望在深化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全面的区域认知，推动区域认知与国别分析的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路径。

其次，南亚研究在安全利益概念不断拓宽的同时，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投入失衡以致南亚研究成果浮于数量。从选取“南亚”为主题的核心期刊研究层次分布来看，应用研究数量和基础研究数量分别为599篇和284篇，基础研究不及应用研究数量一半。与欧洲研究相较，南亚研究大部分成果聚焦于大国战略新动向，而忽视了理论层面的争鸣。其中大国在南亚地区的动向及其对南亚的政策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并且南亚国际关系研究路径通常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如中印边界争端、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等。政策研究总体路径为归纳推理，难以对研究形成深层次的推力，缺少长期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虽然学术研究上易取得“短平快”的成果，但非大国的基础研究则相应成为“短板”。此外，南亚研究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依然存在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的基础门槛。当研究群体缺乏对研究对象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了解，自然难以洞悉其国家特性。正因此，很多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将视野聚焦于应用研究。然而，南亚地区无论是在历史脉络还是当代全球格局中均展现了显著的影响力，尤其是其文化的辐射力。因此，对该地区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探究，以及剖析这些文化传统如何塑造历史与现实议题，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途径。为此，加强基础研究和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对于南亚研究的发展尤为重要。

最后，南亚研究方法论不断创新，但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融合度偏低的问题。一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学科背景知识和理论支撑，也需要通过实地访问和调查，得出经验性结论。但南亚研究重视文本而轻视实证的现象较为明显。具体而言：其一，多使用文本理论而缺乏引入现实经验。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种智库与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尽管研究力量有所增强，研究成果学理性提升，但实践调研、人物访谈等田野调查内容不足。尤其关于地区性恐怖主义、宗教主义、分裂主义等案例型和问题型研究中，追踪的文本内容大多依靠外文媒体报道和外籍学者论文，研究成果往往难以紧跟现实情况发展，也难以满足战略研判所需。其二，南亚研究长期倾向于依靠学者与官方力量，未充分发挥民间力量。近年来，中企驻南亚地区商会与公众研究团体不断增加，其调研成果在行业协会间和社交媒体上不仅拥有广泛受众且更为真实，如“南亚研究通讯”“李梓硕在印度”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因此，中国的南亚研究不仅需依靠开展“二轨对话”、智库交流、教育合作等活动，还需要充分发挥对象国中企人员和交流学子的非官方力量，不断加强双边关系，以提升南亚国家的实践调研成果质量。其三，重政策制定而轻话语体系建设。南亚研究领域学术研究队伍强大，但更多侧重于为“中国方案”提供智力支持，而对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构建重视不足，以致南亚研究虽国内成果颇丰，但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观点和理论。国际传播能力不足则进一步限制了话语体系的建设，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国际传播能力难以契合南亚地区文化、宗教、语言等多元性特点。

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下南亚研究的未来发展

中国南亚研究发展至今已日渐成熟，但在全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博弈强度提升、中等强国快速崛起和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的背景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为南亚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南亚研究学界亟待对日益复杂的中美印战略三角、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新挑战、气候变化的地区性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和安全、南亚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性问题、南亚地区国家和区域的治理问题等进行深入剖析。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学术界的新兴领域，其目标、方法与要求与传统的域外研究有着鲜明的区别。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与发展对南亚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要求，如南亚地区及其国家应用数字技术的新发展、化石能源的转型利用新变化、南亚人民的跨国劳动权益和法律保障体系、女性及青年受教育和就业问题及南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等议题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与发展要求南亚研究群体应进一步以学科之巧、方法之径、人才之力，服务于当前国之所需。

（一）交叉学科共同发力

出于现实需要，中国南亚研究学者正从各自学科领域或跨领域对南亚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需要交叉学科共同发力。第一，需在交叉学科的“非主流”学科上发力。相较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欧洲研究等区域国别研究，南亚宗教文化学、历史人文学、社会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过于薄弱。学科上的偏颇进一步导致跨学科研究相对不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尚有巨大挖潜空间。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倪峰教授所言，单纯的“高政治”研究无法呈现全面而真实的国情，必须超越原有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兼顾“高政治”和“低政治”议题，方能提升研究的整体质量。第二，需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共同发力。虽然交叉视角的运用较为普遍，但交叉方法的应用还存在不足。研究成果的数量增长迅速，但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进展相对较慢。随着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宽，区域国别学作为包含多个子学科的一级学科，为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交叉验证分析下，南亚研究还需不断融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更为宽广的南亚议题，如近年来的美印对华医疗脱钩、疫苗外交等议题。第三，需在培养研究人员的语言基础与综合素质上共同发力。以哈佛大学为例，美国的南亚研究主要通过培养梵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藏语或其他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能力，进而研究该地区的文学、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学以及道德和社会传统。从我国南亚研究人员现状来看，研究者在专业性知识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在跨学科和综合性知识方面则相对薄弱；多数研究者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能力，但南亚语言基础存在不足。鉴于此，应首先致力于培养研究者掌握南亚国家主要语言（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等）的能力，将语言能力作为战略性储备“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升世界史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综合性素养，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进而提升南亚研究学界的整体水平，共同推进中国南亚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田野调查补齐短板

区域国别学者普遍意识到实地调研的重要性，其中田野调查方法在该学科的功用巨大。近年来迫于现实情况，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的实践调研数量大大削减，这极大影响了南亚研究的深入，但“被动”情况之下仍有“主动”作为空间。一是虽部分国家实地调研受阻，但其余国家仍往来交流无碍。对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调研不断深入。尽管难成就特定国家的“国别通”，但仍可逐步向“区域通”迈进。与区域内相关科研机构保持长期沟通，通过与区域内机构的高质量对话交流推动双边机构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不可因噎废食，深入调研对象国周边国家不失为另一种备选方案。二是“走不出去”的现实情况迫使学界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引进来”的效用。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能显著提升高校科研产出水平，高校来华留学生规模每扩大10%，国际论文发表数增加4.71%。而大多高校智库的留学生群体数量可观，尤其西南地区院校的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留学生群体较为集中，可进一步发挥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独特视角和语言优势，在著作译介和文化传播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不断磨炼田野调查的基本功。当前南亚研究亦或区域国别研究存在另一种“冷热交替”的趋势，即在长期问题研究的“冷板凳”领域鲜有深耕者，学术群体盲目追逐“热点问题”一拥而上。当前大变局形势下“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冷点问题”突发成为“热点问题”时难以找到长期追踪该问题的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冷”问题还是“热”问题，二者之间转换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研究者应当不断磨炼“苦性”、增强“耐性”、提升“心性”，为日后开放交流积累实力。

（三）人才培养复合贯通

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是服务中央对外工作的一项国家学术工程”。“综合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成为学术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在语言学习、对象国和区域的实地调研，还是在学术写作、基础性研究与应用型研究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上，现阶段人才专业培养模式已显露不足，南亚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需更进一步深化调整。一方面，需在教学内容上复合贯通。当前南亚研究学界培养的硕士及博士层次缺乏语言功底，文化与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亦显不足。应加快在教学培养体系中纳入相关课程。相应地，外语高校或学院人才培养中应加快纳入其他学科的辅修课程，以培养用跨学科的棱镜(multidisciplinary lens)透视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类问题的复合型研究人才。另一方面，需在中外联合培养上复合贯通。当前我国部分具有条件的语言院校和综合院校已与国外高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其余院校也普遍鼓励学子争取前往对象区域内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开展学习交流。但学子参与南亚国家高校联合培养的意愿和比例仍然较低，未来还需从宏观上加强政策引导与奖助学金资助力度，从高校层面搭建交流平台与助学活动，以改变学子对南亚地区教育的认知偏差，在南亚研究人才队伍中注入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力量。

新中国南亚研究发展至今六十余年，在学术、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这不仅依靠国家在哲学社科领域的战略指导，更是南亚研究的每一代学者辛勤付出的成果。南亚研究具备自身研究特性，在范式演变中不断发展，尽管研究路径上的问题为其带来一定阻碍，但在区域国别学不断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南亚研究的质量必将形成质的飞跃。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俄乌冲突对中俄合作的影响研究”（项目号：SCJJ24ZD7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