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定位，紧扣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实践要求，作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指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蕴体现于政党领导、国家发展、时代创新与世界对话的四重维度，在政党维度上能铸牢精神命脉与意识形态阵地坚守的文化共基，在国家维度上能形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构关系，在时代维度上有助于把握技术理性与文化秩序的张力平衡，在世界维度上能促进话语体系与文明交流的现代转型。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是应对时代挑战、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路径，彰显了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为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及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系统阐发了“文化主体性”这一原创性标识概念，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是人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特质与意识形态内核的统一体，是民族文化保持独立品格、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依托。厘清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蕴，对于在新形势下担当文化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党维度：铸牢精神命脉与阵地坚守的文化共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主导力量，其历史使命的延续性、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均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于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能够通过科学理论体系和战略规划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在多元价值碰撞中保持清醒认知；更彰显于其始终作为时代引领者的历史担当，以前瞻性视野推动理论创新，以实践自觉引导社会思潮发展方向，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始终掌握着文明演进的主导权。政党若脱离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滋养，其政治理想便易沦为空中楼阁，历史使命亦将失去文明根基。因此，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不仅关乎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与革新，更为中国共产党清醒把握时代大潮、履行初心使命、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价值根基。
（一）为党担当初心使命注入精神动能
文化主体性之确立，本质上是政党带领人民对自身文化基因的自觉认知与价值立场的坚定选择。政党若不能从文化根源上厘清“我是谁”“为了谁”的核心命题，便难以在历史洪流中锚定方向、在使命担当中凝聚力量。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连续性特质，为中国共产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初心使命正植根于“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中。从革命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化使命与初心实践相统一，将历史主动精神与人民性宗旨熔铸于文化实践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既是对旧文化“依附性”的超越，亦是对新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奠基。通过确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指引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方向。“民族的”主张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体现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坚守；“科学的”要求以理性态度对待文化，反对迷信和愚昧，倡导实事求是；“大众的”则指明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扎根人民生活，成为动员和教育群众的工具。这一纲领构建起文化主体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品格，又将文化使命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深度熔铸，为党的文化实践确立了价值坐标与行动指南。延安时期，党中央通过整风运动与文艺座谈会等形式，以“历史主动精神”重塑文化主体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将其作为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文化发展目标，将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纳入国家战略，进一步将文化主体性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这种历史接续表明，党通过高扬文化主体性，以文化赋能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实践过程，从而筑牢党与人民群众精神联结的思想纽带，能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党担当初心使命注入历史连续性维度的精神动能。
（二）为党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提供实践路径
意识形态阵地绝非静态的“观念堡垒”，而是动态的“文化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泛起，实质是文化主体性缺失导致的认同危机。文化主体性之巩固，要求政党将意识形态建设嵌入文化传承、话语重构、制度创新的全过程，筑牢思想防线的“铜墙铁壁”，为党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提供了实践路径。其一，以理论创新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力。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其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理论效能。政党需在文化主体性框架下，构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大一统”“和合共生”等理念的当代价值，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契合；另一方面，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等经验，将其升华为标识性概念，以“中国之理”回应“时代之问”，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二，以话语重构提升意识形态整合力。政党需突破“概念移植”“话语套用”的路径依赖，构建“以我为主”的话语范式。在价值维度，用“人民至上”置换“资本优先”；在历史维度，以“文明连续性”解构“历史终结论”；在全球维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文明冲突论”。通过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政党可将文化主体性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多元思潮中确立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其三，以制度保障筑牢意识形态防御力。一是完善文化安全审查机制，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的审查标准与动态评估模型，实现对文化产品内容的全周期监测，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思潮渗透；二是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机制，遵循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规律，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资源投放的精准化与效能提升，在虚拟与现实空间同步构建意识形态的引力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向网络空间、基层社区等场域延伸；三是创新文化国际传播机制，着眼于话语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与解释权的战略性掌控，构建“自主可控”的对外话语平台，从而将文化主体性转化为意识形态阵地的“防火墙”与“播种机”。
文化主体性之于政党，既是精神血脉的延续，亦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根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唯有将文化主体性内化为政党的价值追求、外化为意识形态阵地的实践准则，方能通过激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重基因为党的初心使命注入历史动能，以文化认同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的防御纵深，在历史自觉中坚守初心、在文明自觉中引领时代，最终实现文化自信与政治定力的辩证统一。
二、国家维度：形塑文化共同体与现代化的互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更内蕴着精神文明的深层次文化自觉。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集体记忆与精神基因的现实映射，正是形塑文化共同体与现代化互构关系的枢纽，为现代社会转型中抵御价值离散、凝聚发展共识提供战略支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设进程遵循着“现实的个人”向“共同体成员”转化的辩证运动规律，将文化认同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集体行动逻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机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注入价值定力。
（一）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是文化主体性在时空维度中持续激活、重构与强化的必然结果，其内在机理体现为三重辩证运动。其一，文化主体性以历史延续性为纽带，解构“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非对古代礼乐文明的简单复刻，亦非对西方现代性范式的盲目移植，而是通过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将“大一统”的政治智慧、“和而不同”的交往伦理、“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等传统基因，转化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这种转化并非时间轴上的线性传递，而是通过主体性觉醒对历史遗产进行价值重估与意义再生产，使共同体意识既葆有文明根脉的厚重性，又具备回应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其二，文化主体性以价值整合为路径，超越“多元——一体”的机械叠加。多民族共生的现实格局要求共同体意识必须建构于包容性文化框架之上。巩固文化主体性，可通过提炼中华文化的元叙事符号，形成超越地域、族群差异的公共话语体系。这种整合并非消除文化多样性，而是以主体性为轴心建立价值公约数，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使差异性与统一性在动态平衡中相互滋养，破解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在新时代中华文化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承载和展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因此，当各民族文化在主体性框架下实现意义共享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便不再是抽象的政治建构，而是具象为可感可知的文化实践场域。其三，文化主体性以实践创新为驱动，破解“认同———发展”的结构矛盾。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需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物质发展与精神归属的辩证关系。文化主体性通过重构“义利之辨”“群己权界”等传统命题，将市场逻辑嵌入伦理秩序，让现代化成为主动选择的价值实践，使经济发展与价值传承形成良性互动，如此民族情感便转化为对现代化事业的自觉参与。
（二）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彰显，为中国式现代化铸牢精神基础工程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出发，其精神奠基作用体现为以下五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其一，在现实维度上，构建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文化整合机制。面对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机制破解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难题。既传承“大一统”政治基因，又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现代化动员力，为破解城乡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精神纽带。其二，在价值维度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伦理准则。中华文化主体性将《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古典构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升华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文化主体性通过“民惟邦本”“家国同构”等思想基因，构建起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集体的动态平衡机制，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三，在认知维度上，文化主体性以“知行合一”重塑现代化的精神理性，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目标，既是对“仓廪实而知礼节”传统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诠释。其四，在历时性维度上，实现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国家建设的衔接。中华文化主体性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治理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对《周易》“财成天地之道”智慧的创新运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其五，在空间维度上，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筑牢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外交伦理，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天下观的升华，也向世界展现“和合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
总之，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激活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潜能，既解释着文化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又筑牢了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根基。在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不再是单向度的技术进程，而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具东方智慧的现代性方案。
三、时代维度：把握技术理性与文化秩序的张力平衡
科技创新作为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但其工具性扩张亦可能侵蚀文化价值体系，导致文化秩序的解构与异化。巩固文化主体性，是赓续民族文化根脉的战略选择，更是调和技术理性与文化秩序矛盾，从而建构数字文明新秩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路径。
（一）重塑科技创新的文化赋能机制
马克思指出，“资本推行文明”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然而，技术理性导向的价值祛魅可能使科技发展陷入“单向度的人”困境。巩固文化主体性，能够重塑科技创新的赋能逻辑，构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其一，主体性自觉强化科技发展的价值理性导向。文化主体性通过激活传统伦理智慧与当代价值体系的对话机制，将“何以可能”的技术追问升华为“何以应当”的价值审思。从《考工记》“材美工巧”的工艺美学到《天工开物》“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民生导向，中华技术哲学始终强调器物创造与人文价值的统一。若科技创新仅停留在功能迭代层面，则难免沦为资本增值的附庸；唯有以文化主体性为价值锚点，方能使技术发展始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这种主体性自觉不仅体现为对技术路线的伦理审查，更在于将文化价值观转化为技术设计的底层逻辑，使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革新始终运行在人性化轨道，实现科技向善的文化规约。其二，文化基因赋能技术伦理的范式创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仁者爱人”的伦理传统，为破解技术伦理困境提供了东方的解决方案。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关系性思维与整体性视角，恰恰能够补足原子化技术伦理的认知短板，以免陷入个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窠臼。面对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突破传统伦理阈值的当代挑战，亟需建立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技术价值框架，构建技术伦理的多元话语体系，在技术评估中嵌入“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既保持技术进化的可能性空间，又坚守人性尊严的底线伦理，在差异对话中孕育更具包容性的伦理范式。其三，文化资源优势释放出创新转化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算法推荐对文化传播的精准触达，均印证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增值效应。科技创新需深度激活文化资本，建立文化符号与技术语言的转译系统，使文化资源突破地域性限制，在数字空间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形成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科技手段为支撑、产业效益反哺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实现文化资本向创新要素的转化。
（二）调适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态熵值
数字技术重构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逻辑，但也带来文化生态熵增风险。信息茧房导致认知极化，算法推荐引发价值消解，虚拟空间诱发文化失序。文化主体性作为“定盘星”，能够校正熵增方向，维系文化生态的结构平衡。其一，文化主体性过滤信息熵增噪音。网络空间中“信息爆炸”与“意义匮乏”并存，“符号过剩焦虑”成为普遍症候。巩固文化主体性，需构建基于本土知识谱系的数字叙事体系，通过价值坐标系的自觉建构，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为意义连贯的文化叙事，使无序的数据洪流转化为有序的知识图谱，从而有效抵御后真相时代的虚无主义侵袭，修复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在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之外，重建以文化主体性为枢纽的内容分发逻辑，使数字公民在信息消费中完成文化身份的再确认，以文化主体性“意义筛”守护意义世界的完整性。其二，主体间性思维重构数字交往伦理。主体间性思维是“一种在多元文化存在、在多元文化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交往关系”，其核心在于超越传统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算法黑箱导致沟通理性异化的当下，中国文化“关系本体论”为重建数字交往伦理提供了启示。如浙江“浙里办”政务服务平台嵌入“枫桥经验”数字化模块，将基层治理智慧转化为线上矛盾调解机制，展现了技术逻辑与治理文化的有机融合。当技术中介异化人际关系的本质时，文化主体性通过激活“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既要求尊重数字身份的多元表达，又强调重建基于文化共识的对话伦理，为数字生存注入伦理温度，使数字交往突破算法操控的虚假共识，走向真正的意义共享。其三，文化多样性维护生态韧性平衡。数字技术的标准化倾向正在制造文化同质化危机，而文化主体性恰是生态多样性的守护者。中国以“执两用中”的系统平衡论，构建出虚实共生的文化生态。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开展的“多语言元宇宙”项目，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数字化生存空间，印证了数字技术可成为多样性保护的技术赋能力量，展现了主体性坚守下的开放包容。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和而不同”的文明交互观，能逐步消解平台资本的文化同质化趋势。其通过激活地方性知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亚文化创新等方式，在技术趋同中构筑差异共生的文化生态，在数字文明中重建文化冗余，通过维护生态位的多样性储备，增强文化系统抵御技术冲击的自适应能力。
总之，面对技术理性与文化秩序的现代性张力，巩固文化主体性非但不会导向文化保守主义，反而能通过创造性转化激发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预见“自由人联合体”将在化解异化中实现人的复归，而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正为此奠定实践基础，实现文化生态的有序演化。
四、世界维度：促进话语体系与文明交流的现代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始终伴随着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互鉴。这一主体性建设通过提炼文明基因中的独特精神标识，既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底蕴，又为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东方智慧范式，进而在国际话语场域中构建起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文化坐标，共同指向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现代性转向。
（一）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价值底蕴
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面临“话语难题”，即中国议题被他国叙事、中国形象被他国塑造，导致“有理说不出”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话语体系蕴含思想内核，揭示文明真谛；叙事文本映射实践经验，彰显时代精神。中国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需立足本土文化，以文化主体性激活文明基因本体、重塑话语价值内核，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其一，文化主体性以文明基因激活中国话语本体根基。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特质形塑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自主，“守正不守旧”的智慧使中国话语在历史纵深中保持鲜活生命力。文化主体性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以“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文化基因的表达潜力，通过打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元命题的现代阐释空间使话语体系获得历史纵深。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以“创新性发展”重构文化符号的现代指涉，以“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消解普遍主义预设，使中国话语体系在文明对话中确立起独立的价值坐标系，构建起“各美其美”的立体话语场域。其二，文化主体性以人民主体性重塑话语价值内核。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突破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转而以“人民性”“共生性”为核心叙事，将“人民性”作为价值本体论根基，将“共生性”作为实践方法论原则，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将“以人民为中心”嵌入话语建构的全过程。在价值取向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惟邦本”传统智慧进行创造性融合，强调“民惟邦本”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诠释，将抽象的人民主体性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在话语生成中，注重基层叙事与大众经验的文本转化，构建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模式，使大众经验成为话语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传播逻辑上，追求“贴近性”与“共鸣性”的话语表达，通过“视域融合”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价值协商，注重主体间性的意义共建，构建起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辩证统一的价值坐标系，赋予话语体系以道义高度，如此既维护了主流价值的导向性，又尊重了受众的主体性，最终形成具有文明韧性的现代话语生态，使其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文化黏合剂。
（二）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塑造文化特性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通过确立文明对话的元规则、构建价值交换的坐标系、锚定文化创新的方法论，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开辟了文明共生的新范式，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塑造出鲜明的文化特性。其一，文化主体性确立文明多样性根基，为交流互鉴提供价值平等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华文化形成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文化品格，展现出对他者文化的包容性。主体性越是坚实，越文明越能获得尊重他者差异性的内在自觉。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佛教东传的本土化改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华文化始终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展现出吸纳异质文明的智慧，通过“礼别异”确立文化边界，经由“乐统同”搭建对话通道，最终在“致中和”的辩证运动中实现差异的超越性统一，为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提供价值前提。其二，文化主体性彰显文明和平性特质，为交流互鉴筑牢价值内核。中华文明所积淀的和平发展基因，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文明和平性是文化主体性在实践理性层面的展开，体现为交往行为的非暴力原则与价值共识的建构智慧。中华文明“以文化人”的治理智慧，将暴力征服转化为德性感召，将零和博弈重构为共生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将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作为核心理念，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当代的实践表达。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包含“和平、发展”的普遍诉求，又通过“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特色诠释为文明交流注入东方智慧，在主体性与他者性的辩证互动中重塑全球价值秩序的伦理基础。其三，文化主体性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为交流互鉴构建价值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所体现的包容性不是简单的文化杂糅，而是建构在全球文明坐标中的开放体系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差序格局，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文明传承”，立足本土经验提炼文明密码，又面向世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致力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在文明对话中实现文化资本向思想公共产品的创造性转化。
总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既是挣脱“失语焦虑”的文化自觉，也是重构全球文明秩序的价值自觉。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基因，确立主体性自觉破解文明冲突的认知困境，借助价值理性重建化解权力政治的实践困局，依托辩证思维创新超越文化对立的思维定式，中国不仅能够建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义导人”的国际话语体系，更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提供“中国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价值方案，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五、结语
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政党铸魂的精神密码，是国家立心的文化基因，是时代破局的理性指引，是世界对话的文明底气。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政党维度不是机械的文化复制，而是铸牢精神命脉与坚守文化阵地的深度熔铸；在国家维度不是单一的文化构建，而是形塑文化共同体与推进现代化的动态互构；在时代维度不是盲目的技术臣服，而是把握技术理性与守护文化秩序的张力制衡；在世界维度不是封闭的文化自赏，而是促进话语革新与推动文明互鉴的现代转型。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以文化主体性为价值罗盘，引导政党在历史纵深中校准初心使命，支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筑牢文明根基，赋能时代在技术革命中把握人文向度，推动世界在文明对话中构建共生秩序。唯有如此，方能在复杂多变的时代浪潮中稳舵定向，引领中华民族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壮阔海洋，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