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内容提要］伴随“全球南方”热度的兴起以及中国在“全球南方”不断攀升的影响力，海外学界、媒体、智库等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这一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围绕基本属性、领导地位、责任义务、互动合作以及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五个维度，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形成了正面的、肯定的与消极的、偏狭的观点并存的认知局面。我们要辩证地审视这些论断：一方面，做好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南方”战略叙事，坚持在国际事务中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求同存异，以化解负面观点的干扰；另一方面，批判性地接受海外学者指出的不足，在实践中更好地完善中国的“全球南方”政策。透视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多维认知，特别是挖掘其中的涉华污名化舆论并及时予以回应，是讲好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南方”故事必须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南方” 南方国家 海外中国研究
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既旧又新的流行术语。所谓“旧”，是指“全球南方”并非新近被发明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概念就被提出，并始终见诸海外学界的研究之中；所谓“新”，则是指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主要大国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外交争取，使得长期作为隐性力量存在的“全球南方”一跃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及时洞察海外有关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各种声音有助于为中国的“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与传播提供有益参照，同时还能够在中国的“全球南方”话语权提升进程中有针对性地应对国际社会的舆论攻势。本文尝试从属性论、地位论、责任论、互动论和竞争论五个维度呈现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这一议题的认知现状。
一、属性论：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国家
海外对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认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与“全球南方”有着密切联系，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不属于“全球南方”阵营。
（一）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持中国属于“全球南方”观点的海外学者、媒体、智库等，一般来说基于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均有着被殖民被压迫的经历以及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理解中国的“全球南方”属性。美联社网站刊文直言“全球南方”并非纯粹的地理术语，中国这样的北半球国家也属于“全球南方”；讨论哪些国家构成“全球南方”是复杂的，但“全球南方”通常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的这一身份存在争论。类似地，智利国际关系学者、前外交官贺乔治强调，“全球南方”不是地理术语而是地缘政治术语，中国在现实中位于北半球，但却是“全球南方”的大国之一，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转移预示着未来最大的经济体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
不难看出，海外部分学者并没有因为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而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他们认可中国属于“全球南方”阵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事务研究中心2023年度《中国与“全球南方”：老朋友，新动态》的报告中，两位主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已经围绕其“全球南方”成员资格构建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性大国两大身份。自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以及之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中国打造的强大且持久的“全球南方”关系延续至今，当然这些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巴基斯坦政治评论员亚西尔·马苏德认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通过对“全球南方”进行战略投资、践行合作倡议以及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来促进“全球南方”发生深刻变革。
（二）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
部分海外学者、媒体、智库等基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两大因素，刻意放大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否认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
就意识形态而言，海外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的论调是西方以所谓的“威权主义”认知中国的表现，本质上仍然是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意识形态亲疏划分。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将当前的世界划分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全球东方”成员，“全球南方”是印度、巴西等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模糊性集团。中俄代表的“全球东方”追求一种对抗“全球西方”的国际秩序，作为弱者的“全球南方”要么选边站，要么作为世界政治的第三方集体构建“联盟权力”。同样，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学者石附賢実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但它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全球南方”这个术语“在西方集团和中俄集团之间不断恶化的紧张关系背景下引起了关注”，突显了“其他国家”日渐上升的重要性。
就权力分配而言，海外认为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安排现实而言的，它们强调中国大体量的国家规模和强劲的实力突破了“全球南方”的边界。美国昆西研究所“全球南方”项目主任萨朗·希多尔强调“全球南方”是“一个地缘政治现实”，指处于由中国、美国、俄罗斯构成的大国体系，以及美国在欧洲、东亚和大洋洲的核心盟友之外的广大中间国家与地区。按此定义，大国不属于“全球南方”。中国的领土面积，高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投资额，与日俱增的创新能力以及成功的军事现代化意味着中国是实至名归的大国，而不属于“全球南方”。德国“发展与合作”网站主编汉斯·登博夫斯基对“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并不适合此二分法。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重要的债权国等特征表明“中国显然属于自己那一类”。“全球南方”术语的使用掩盖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中国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显然，这类论断错误地将“全球南方”等同于小国、不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它们所秉持的静态国家观忽视了“全球南方”的动态变化。
归根结底，对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国家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地位、中国所作的贡献以及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和竞争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那些认同中国属于“全球南方”的海外学者、媒体、智库等一般会对上述问题持正面认知；而主张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学者、媒体、智库等则更多地倾向于否认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忽视中国在“全球南方”承担的责任，抹黑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一系列合作，甚至要求其他大国加强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竞争。无疑，这些反对声音是未来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外交部署和国际话语权塑造方面面临的潜在挑战。
二、地位论：中国能否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
尽管中国并未将自己界定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大国等身份特征使得海外不可避免地讨论中国在“全球南方”中是否处于领导地位的问题。在英国对华事务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场围绕“中国是全球南方领导者吗？”的讨论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卢卡斯·费亚拉指出，中国的“全球南方”领导者地位有赖于其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中国将自己界定为发展中国家的全天候朋友。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亚洲与拉美项目主任麦沛宜认为，无论是基于自身还是他者视角，中国都是“全球南方”事实上的领导者。英国全球事务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全球风险与复原力”项目主任梁丽强调，无论是从“影响他国以协调其集体行动”还是从当前国际经济和世界秩序转型来说，中国都试图通过巩固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来追求“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身份。该研讨会传达出的基本观点能够很好地代表海外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立场，即中国已然成为或正在追求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
当然，海外亦注意到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其他南方国家利用各自优势试图与中国围绕这一领导地位展开角逐。《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国的“全球南方”领导地位面临来自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挑战，后者正积极将自身塑造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类领导者。南非安全研究所的评论文章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竞争“全球南方”领导者过程中使用的不同手段，前者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扩大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后者借助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推动南南合作以及在全球治理中倡导更为公正的代表权。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刊登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全球南方”领导地位面临该集团内部印度和巴西急速增长的“全球南方”领导资格的竞争。印度利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宣传其“正在成为‘全球南方’代言人”，以及通过举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Summit）彰显印度的“全球南方”领导地位。而巴西也积极借助南方共同市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多边机制谋求“全球南方”领导权。
不同于上述认同或者正面分析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目前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这一领导权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此类观点往往暗含不承认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之意。墨西哥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认为，中国与“全球南方”联合是因为它们都不满既有国际秩序，然而，中国主导“全球南方”后会“不遵守国际法并侵蚀既有的合法性国际机制”，从而将“全球南方”置于危险的“丛林法则”中。在他看来，“全球南方”的利益在于支持并加强美国参与和承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的领导地位有益于‘全球南方’”。卡斯塔涅达实际上是在否认中国的“全球南方”资格，他在论证美国霸权地位合理性的前提下不认同中国对“全球南方”的领导。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从两极和多极国际体系的视域探讨中国在“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非现实性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资深讲师瓦季姆·格里申直言，“全球南方”在当前和不久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他认为，在中美“两极化”趋势凸显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将努力使自己与这两个主要大国的关系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高级分析师莎达·伊斯兰指出，中国可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利益的捍卫者，但这会面临来自印度、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阻力，因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意味着当前“全球南方”没有领导者，未来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领导者。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在两极结构中，“全球南方”不会在中国或美国某一特定领导者中选边站队，而是会奉行中立政策；在多极结构中，中国等主要大国很难从“全球南方”的竞斗中胜出并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三、责任论：中国对“全球南方”的义务与所作贡献
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以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引起了海外对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责任大小的广泛讨论。
海外左翼力量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南方”承担的一系列义务。他们从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秩序、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等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对“全球南方”的道义责任和经济贡献。“委内瑞拉团结运动”书记弗朗西斯科·多明格斯比较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的相同点，指出中国革命对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启发。肯尼亚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全国副主席布克·恩格萨·奥莫尔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打压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石”。他强调，中国通过倡导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确保“全球南方”的声音被听到且被尊重。“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联合编辑基思·贝内特强调，“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决定性地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格局剧变后美国短暂独享的“单极时刻”，以中国为领导的“全球南方”是实现真正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驱动因素。
不难看出，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强烈不满和相似的意识形态信仰，海外左翼群体认同中国为“全球南方”曾经的反帝反殖革命运动以及当前构建多极化秩序所承担的使命任务。此外，中国带领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和“半边缘”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突破“核心”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霸权秩序也得到了左翼群体的肯定。“人民电讯”网站刊文考察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对“全球南方”政治地位提升的重要推动作用。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势力激烈阻止处于“边缘”地位的“全球南方”崛起。不过，中国已经部分改变既有的霸权秩序，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对抗“全球北方”的基础。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科·费尔南德斯指出，中国致力于帮助缩小“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差距，支持南方国家加快发展。为此，中国向“全球南方”提供了工业、技术、资金等各方面支持，这在扩大“全球南方”国家选择的同时，广泛地削弱了西方大国的霸权。
除了左翼力量，其他一些海外人士同样看到并承认中国在“全球南方”追求政治地位平等、表达经济利益诉求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国在“全球南方”应对挑战过程中的核心角色是必需且必要的。巴基斯坦《智库》杂志主编赛伊德·明哈斯指出，中国推动南南合作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从而使“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和经济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埃及外贸与工业部首席经济学家希沙姆·阿布·巴克尔·梅特沃利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面临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可能的全球秩序崩塌等重大挑战，需要中国领导“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公正的世界，只有这样，“全球南方”国家才能获得更多利益。圭亚那前总统唐纳德·拉莫塔认为，不同于西方基于对世界资源和经济的统治与控制，中国主张经济与国际贸易互惠、尊重文化差异、寻求相互理解以及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的这一新路径为“全球南方”终结新殖民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很大可能性。
四、互动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和联系
随着“全球南方”热度的增长，中国的“全球南方”政策、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交往与联系等话题再度成为海外的关注点。
（一）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目的考量
海外学者对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目的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
从国内维度来看，一些海外学者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互动片面地归结为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应对资金不足等原因，突出强调“全球南方”为中国减轻一系列国内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产生了带有偏见的解释。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罗伯特·欣多夫斯基认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所追求的目标除了消解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支配地位之外，还包括解决产能过剩等国内动因，因为与“全球南方”的进一步融合能够创造更多的出口机会、应对国内投资过度问题。印度智库“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分析师章双提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传播为切入点，认为中国试图聚焦“全球南方”的治理能力建设，以弥补因“财力减少”而降低对“全球南方”的贷款和投资。
从国际维度来看，一些海外学者基于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以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框架的影响力，狭隘地理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将“全球南方”国家描绘成工具性角色。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马尔钦·普日霍德尼亚克指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集中在发展、安全与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三个领域，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上。不过，他把中国通过双边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渠道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承诺、发展援助、反恐与稳定化合作，曲解为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的视角“改变国际秩序”，进而“逐渐让‘全球南方’依赖中国”。美国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研究人员普拉森·帕拉梅斯瓦兰认为，中国将“全球南方”视为削弱美国影响力、推进其“三大全球倡议”以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场域。
（二）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主要内容
海外学者看到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互动经历了从“一带一路”到全球发展倡议的演进，认识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既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又根据实践需求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刘宏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其他南方国家合作的历史。他指出，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建立联系的源头，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援助以及人员和观念的流动与“全球南方”积极互动。德国海德堡大学助理教授卢玛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领域的支持，是南南合作的平台；而全球发展倡议旨在通过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来弥补“一带一路”倡议的不足，它彰显了中国在多边背景中塑造议程、寻求更大国际话语权的意愿。
除上述宏大主题外，还有学者从更加具体的议题着手考察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内容。与南方国家在具体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具象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院教授理查德·希克斯等学者围绕中国政府和中国科技公司的合作、中国国家战略与中国商业战略的互补，以及设计和实施面向“全球南方”传播的中国技术等要素，全面考察了中国政府、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公司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在“全球南方”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以及这些举措的影响。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一篇访谈重点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在以人工智能治理促进“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两大方面的合作。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聚焦中国对“全球南方”资本出口的系统梳理，指出中国对“全球南方”的投资集中在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等领域，中国流向“全球南方”资金的规模与结构会因时因地而异。
（三）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效用评估
海外学者、媒体、智库等群体一般从所在国家获益或者双赢的视阈出发，审视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现实效用。意大利都灵大学副教授塔尼娜·扎波内以乌克兰危机为案例，分析了中国方案在“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她指出，中国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声明和解决方案及其衍生的国际软实力是成功的，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这场危机采取的是中立政策。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梅纽内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其他全球公共产品使“全球南方”从中获益。斐济广播公司网站刊文强调，中国2024年提出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贸易、培育创新能力等旨在帮助“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八项新倡议，表明中国在世界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仍然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相互尊重与双赢合作。
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讨论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持污名化论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龚雪指出，中国与“全球北方”在经济竞争、科技较量和安全议题上紧张关系的加剧，需要动员“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上“对抗西方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全球南方”政策亦面临贸易与投资不足、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种族、宗教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的限制。明哈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巨量的投资强化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贸易和经济联系，而且中国在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其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作出很大贡献。然而，西方却指责中国的这些举措会引发“全球南方”的“债务陷阱”、环境恶化等问题。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邱芷恩偏执地认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南方”理念与实践，会导致一种“威权主义治理模式”。
五、竞争论：其他行为体与中国围绕“全球南方”展开的博弈
中国在“全球南方”急剧提升的影响力、与“全球南方”日渐加深的密切联系引起了其他行为体的介入甚至反制。
（一）“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之争
“全球南方”的概念之争实质上关乎不同国家在“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问题，它涉及中国的“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与传播。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全球南方”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正式接受的过程。他指出，中国政府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加了引号，这表明中国对“全球南方”内涵的理解与印度、西方存在分歧。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在不同场合针对“全球南方”的讲话赋予了这一概念不同于英语世界的新的定义。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斯图尔特·帕特里克和亚历山德拉·哈金斯认为，美国要更加自觉地、有区别地和克制地使用“全球南方”概念。随着中美博弈的升温，西方决策者应该避免将“全球南方”视为单一实体，而是针对特定国家量身定制接触战略。
（二）“全球南方”的路径选择之争
近年来，中国的道路、方法、经验越来越频繁地被“全球南方”国家所学习和借鉴。对此，海外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替代方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琳·米娅认为，挑战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经济影响力对财政紧张的西方来说是一种苛求，合理且可行的做法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找到与“全球南方”的共识，并推动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金融体系。为此，西方可以选择调动足够的资金，支持“全球南方”进行“减排”，培育可供替代的经济模式，促进可持续实践，助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转让专门性知识和技术。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研究员足立绫认为，中国的产业与出口政策、在低附加值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规模化和低成本的生产能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国内生产削弱”、“贸易不平衡加剧”。对此，欧盟需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向“全球南方”提供市场准入，对“全球南方”的投资要与其工业能力建设和多样化目标一致，并调整自身的贸易政策。美国学者汉娜·多门指出，中国倾向于通过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向“全球南方”积极推广自身的人工智能治理观。而美国可以选择依靠七国集团峰会、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等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构建“安全的、受保护的、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框架和指导原则，以应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在“全球南方”的扩展。
（三）“全球南方”的制度规范之争
海外学者既注意到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共同构筑的西方主导之外的制度规范，也看到了“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大国间的机制竞逐。土耳其学者贝尔克·图图普分析了中美博弈背景下双方以制度性手段争取“全球南方”的现实。他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等战略倡议，突显了中美两国各自在“全球南方”“打造联盟和获取影响力”的竞争性努力。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副教授瑞黎明以中东和非洲为例对比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南方”的制度和规范竞争。她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安全行为通常是合作性的，在经济、政治和对外援助等领域，中国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全球南方”构建了“排除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另一种国际秩序”。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金达尔全球南方中心学者阿尔斯·阿加瓦尔指出，中国缺席“全球南方之声峰会”有利于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印度政府启动的“全球南方卓越中心”“全球南方科技倡议”“全球南方青年外交官论坛”等一系列平台与倡议推动了南南合作，为实现印度在南南合作中的领导抱负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评析
海外学界、媒体、智库等从基本属性、领导资格、责任义务、合作交流以及行为体之间的竞争等维度出发，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作了多元化的解读。及时、深入地了解海外关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不同声音，总结海外对这一议题的认知特征，并明晰其中的污名化观点的根源，对有针对性地讲好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南方”故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特征
大体来看，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认知主体所在国家和区域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其认知结果。纵观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五个议题的讨论，其中对中国持否定立场和污名化观点的多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或“全球北方”国家，而持肯定观点和支持立场的则主要集中在广大南方国家。尽管“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也分别存在少量积极的和反对的声音，但从总体上来看，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大致体现出明显的“南北分野”格局。其二，认知内容相对丰富、全面。从知识范畴上看，海外既有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基本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围绕“全球南方”的概念争论，也有学者从历史视野出发回顾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反殖反帝反霸事业，还有学者考察当前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从层次上看，海外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与“全球南方”的往来，也有学者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贸易政策等微观议题。从涉及领域上看，海外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涵盖国际政治、外交、经济、科技、人文、意识形态等。其三，认知方法具有多元化倾向。例如，海外有智库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在“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有学者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较中国、美国、印度关于“全球南方”的理念和政策差异；还有机构采用访谈法，分析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问题；等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认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减少研究主体因为简单的价值判断造成的认知误区。
（二）海外部分污名化观点产生的根源及应对
透视这些海外论断和声音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对中国持否定或质疑的立场，甚至不乏各种带有污名化色彩的抹黑言论。造成这种消极态度和负面认知的根源在于：其一，以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为主的“全球北方”天然自带的西方中心主义存在认知缺陷，无法对中国和“全球南方”进行客观评价。它们把中国加强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联系并由此带来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现实曲解为中国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甚至意图构建排除西方的新秩序，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全球南方”理念和政策作出正确认知。其二，尽管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持正向的、积极的认知，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国家对中国持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例如，斯洛伐克中欧亚洲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尼日利亚、牙买加等国超7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相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受访者持积极态度的比例均在50%以下。这些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交往与实践的误解。
对此，一方面，要借助有效的“全球南方”战略叙事，夯实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基础，做好对“全球南方”的增信释疑工作。“全球南方”相关议题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来说，可以充分挖掘历史上与“全球南方”遭受被殖民和被压迫的共同历史，彰显中国始终与“全球南方”同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共同立场，以“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叙事打造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同身份；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为案例，表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等等。通过讲好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南方”故事，促进这些共同的历史、立场、身份和利益在“全球南方”的广泛传播，引导“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对中国树立稳定的正面认知，从而巩固中国的“全球南方”话语权建设基础。
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北方”各种不利言论的冲击，中国要与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强化“全球南方”内部的凝聚力。正如印度“金达尔全球南方中心”助理研究员普里亚姆·甘格瓦尔指出的，尽管存在诸多利益分歧和竞争性对外政策，但“印度和中国在‘全球南方’屡屡呈现出协同作用”。例如，两国都强烈反对“全球北方”主导的发展定义，不接受“全球北方”制定的贸易标准，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积极利用“全球南方”的数量优势构建统一战线。此外，中国和“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在反对美国企图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南方”领导者问题上亦存在共同利益。有印度地缘政治分析师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宣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美国必须永远赢”原则，实际情况是美国并未给“全球南方”带来繁荣和稳定，“全球南方”不需要美国的领导。这些都表明“全球南方”内部尽管尚存抵牾，但相互间共有利益不容忽视，中国要把握好这一有利因素，更好地应对海外负面言论的攻击。
我们要辩证地审视海外学者的不同声音，重视那些基于他者立场指出的客观存在的问题。例如，“全球南方”内部的种种矛盾以及一些南方国家薄弱的发展现状制约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有效合作；中国的一些政策在推进过程中产生“水土不服”的状况；等等。针对这些掣肘因素，未来中国要有针对性地调整面向“全球南方”的投资和贸易政策、援助方案等，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南方”外交布局。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