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大地，起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和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内在融通性。进入新时代，面对文化实践领域的新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底蕴与内在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价值坐标、引领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
原文出处：谭建淋.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J]. 毛泽东研究，2025，67(4): 25-3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性论述，尤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了其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互为表里、双向赋能的辩证关系，更指明了在文明传承中开拓现代化新路的实践方向。
价值融通的本质在于传统文明基因的现代性转化与现代价值体系的传统性升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含现代化的共性，展现出与人类文明的广泛兼容性和相互借鉴性，更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等宏观结构层面，更深刻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精神内核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融合，即“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从历史文化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深厚历史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传承发展的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守正创新中焕发的时代活力。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立自强精神探索并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进入新时代，面对文化实践领域的新挑战，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族底色，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核心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与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去“根与魂”，失去“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全世界中华儿女共有共享的精神标识，亦由此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发、生长的思想沃土。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亲仁善邻”等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重要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这些价值观念同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内在相通的。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互融通的，两者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或一致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讲求“人民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秉持“惟人万物之灵”的观念，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即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贫富思想。可见，“民”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下被视为国家乃至于天下之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兼爱天下之百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等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深刻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依归，追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升华。
(二)追求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天人合一”“和合”思想的弘扬
自古以来，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天人合一”“和合”思想。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自然与人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人是置身于容纳万物的世界之中的，应当在情景交融的“意境”或“意象”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道法自然”“民胞物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传统观念，就蕴含着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和合”等理念，则蕴含着同心协力、与人为善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而是追求和谐的现代化。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等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实现了对传统“天人合一”“和合”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三)通向人类和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大同”“以文化人”思想的传承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走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新路。这一选择植根于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基因之中。习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在共处中求同存异、寻求和平。自古以来，中国便以亲仁善邻的“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秉持“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价值理念，坚守“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的道德准则。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始终是现代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坚持“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建超越‘文明固化’”。这一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与包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思想的忠实践行，旨在通过协调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各国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倡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以“仁”为本、以“礼”为则、以“德”为治。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平、和睦、和谐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体现了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坚定信念和勇毅担当，由此实现了对传统“天下大同”“以文化人”思想的深刻继承与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方法论原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价值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底蕴与内在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价值坐标、引领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体”与“用”有机统一，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这一思想阐明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意义，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经义与治事有机结合的原则。“体”与“用”的关系构成了其方法论原则的基础。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一)“体用观”的历史流变：传统范畴与现代视角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演变与深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自先秦时期起，儒家、道家等学派便对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内在与外在等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在思想史上构成了“体用”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石。尽管在先秦时期，“体用”这一概念尚未被明确界定和阐释，但儒家对仁义道德内在本质与外在礼制的探讨，以及道家对道之本原与万物之用的思辨，为后来“体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魏晋时期，随着玄学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体用”观念开始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玄学思想家通过辨析“有”“无”，以及“本”“末”等哲学范畴，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体用”关系的理解。他们将“体”视为事物的本质、本原或本体，与“无”“本”等概念相联系，强调其作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将“用”看作事物的功能、作用或表现，与“有”“末”等概念相呼应，凸显其作为事物本质的外在显现和具体作用。在这一时期，“体”与“用”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宋明理学时期，“体用”观念得到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阐发。理学家将“体用”关系与天理、人性等主题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学“体用”观。程朱理学强调“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认为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原，通过万物各具特色的具体表现得以充分显现和实现。这种观点凸显了“体”与“用”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而陆王心学则更注重“心即理”的观点，主张人的本心直接体现了天理，心的发用即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这种观点进一步强调了“体”，即本心或天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用”，即心的发用或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这些理学流派在探讨“体用”关系时，都试图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体”与“用”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更为深入、细致和系统的阐述与论证。
近代伊始，伴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与文化转型，“体用”之辨亦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嬗变。当遭遇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时，我国知识分子开启了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审视，并力图透过“体用”关系的重新调适来应对外部挑战。他们在坚守民族文化底蕴的同时，积极汲取并融合西方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并在“体用”维度上，展现为对“体”之民族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捍卫，以及对“用”之现代化、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体”之内涵逐渐丰富，更趋强调其民族、历史与文化特质；而“用”则日益与现代化、科学精神及实用性相联结。及至现代社会，“体用观”依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理解和处理事物本质与表象、内在与外在联系的思想方法，更为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宝贵思路。
(二)“体用观”的时代表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纵观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历程，“体”“用”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其发展经历了曲折与变迁。从最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再到现在的“文化自信”“创新发展”，“体”“用”关系的深刻变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些历史事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体用”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在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远见卓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通。这种创新结合释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基因，经由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摆脱了近代以来体用分离的困境，使“明体达用”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体用观”，强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和任务要求，更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融合与相互支撑，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协调与统一。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百宝箱”，努力实现“第二个结合”。这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念的题中之义。
(三)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文化自信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应承载“体”之实质与“用”之功能，其终极目标在于引领人们洞察、理解并认同文化之“体”，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与育人功能。同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念不仅体现了“体用”同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还着重强调了文化之“体”的存在意义及其作用，深刻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特征。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向往，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但传统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性变革与结构性变迁。因此，西方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推动二者相互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形态。这一过程要求我们摒弃那些过时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陈旧思想观念；同时，以开放、包容、创新的发展理念，推动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对此，“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由此，必须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突破束缚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深刻阐释新时代各文化要素在中国当下文化结构中的定位与功能，通过文化整合和深度融合，形成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原则，积极回应文化建设中的重大关切，确保各项积极文化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更大效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原则，通过文明基因的重组与现代发展范式的创新来实现。这种价值融通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互动与双向促进。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内在地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种规范与引导作用通过教育体系、文化传承机制、政策导向等多种途径得以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力量，通过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思维的引入、国际交流的拓展等途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创新。这种基于价值融通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不忘本来”的文化定力，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开创未来”的现代活力。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内含的价值观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合”的精神境界，所秉持的“协和万邦”的世界视野，以及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实践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内在地发挥着价值指引和精神动力作用，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强调：“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一代代层垒式积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践智慧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拥有强大、坚实、可持续的内驱力。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不断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与特征之中。基于这一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兼具效率与公平，确保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权益；促进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昌盛，保持社会的团结稳定与和谐有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积极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根基，还为其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和智慧支持，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图景。
进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融入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奉献精神、大公无私和国家至上等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意识、“民本”思想与和谐精神，也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持。以上多种作用方式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融入机制。这种规范机制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教化以及生态涵养等方面，还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其现代表达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充分彰显，从而促进其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为中华文明积蓄了新的发展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一步步走来并全面深化发展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在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传统价值观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在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理念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转化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发展目标和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努力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进程中，“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传统价值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及美好追求。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和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赋予这一思想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天人合一”“和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生命共同体”“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状态。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即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创新理解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承实践，不仅在国内治理层面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更在全球治理维度开创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新境界。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天下观”实现了重要跃迁：突破了“差序格局”的地理限制，超越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完成了从“天下体系”到“价值共生”的现代转型。立足于“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我们应当以更加自觉的文明主体意识和更加开放的文明自觉，探索现代治理智慧与传统哲学思想的融合路径，提升不同文明对话效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持续迸发思想活力。这既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能，更可以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东方智慧。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些论断为我们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既彰显了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理念，如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在本体论层面深刻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使其成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形态。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呈现出内在统一性与双向互动性：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价值导向与精神支撑，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文化底蕴；前者则推动后者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价值层面实现了“传统——现代”的连续性创新，更在实践层面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必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激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