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密切关注金融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黄达和张杰，2024）。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所谓“金融抑制”现象，学术界陆续涌现出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及金融自由化等理论。有些学者发现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某种关联，其中一些研究将全球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并寻找经验证据试图证明孰优孰劣。从总体上看，尽管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均承认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四十余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金融支持之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可或缺且极为关键。基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因素（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支持。

如前文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从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转向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的重大战略转型。那么，不同的增长类型会对金融提出不同需求，或者赋予金融不同角色。简言之，要素投入规模支撑型增长倾向于追求金融资源引导规模以及金融支持力度，而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则强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若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金融角色会有新定位。依照前文分析逻辑，金融体系将由原来偏重金融资源引导规模和提供金融支持转为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角色将聚焦于金融科技进步（金融生产力）与金融制度变迁（金融生产关系）的有效匹配。进一步地，若着眼于建设金融强国和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角色的新定位将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角色的定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大致经历了“账房角色”“核心角色”和“血脉角色”。经济增长不同阶段赋予金融角色不同定位，“账房角色”对应经济金融秩序重建、恢复以及财政主导，凸显有限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核心角色”对应经济崛起、快速发展和要素投入规模提升主导，凸显金融资源引导与金融支持；“血脉角色”对应“后崛起期”，由经济中低速增长和要素组合效率提升主导，凸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风险防范。

第一，“账房角色”。在改革开放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银行（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一直充当着国家财政的账房角色。可以说，相对于国家财政，金融角色是次要和被动的。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换言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存在两个货币流程，即现金流程和转账流程，分别对应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前者用于控制现金流动，后者用于控制转账资金流动。基于上述流程，银行体系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政府机构，其职责在于执行货币政策并根据政府要求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监督（易纲，1996）。也就是说，银行体系实际上是政府直接调控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一种金融安排。例如，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自1954年成立以后长期归财政部管理，其间还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才从财政部独立。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向纵深推进，特别是财政收入伴随“放权让利”改革呈现迅速下降，来自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与此同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借助引导居民储蓄方面的比较优势，迅速塑造了“弱财政、强金融”的独特格局，预示着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金融角色将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核心角色”。1979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金融角色也迎来重大转变。如前文所述，国家财政伴随“放权让利”改革出现迅速下降，而居民部门储蓄份额呈现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其在引导和配置居民储蓄方面的比较优势而骤然被推到改革开放舞台的中央。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强力金融支持下，中国经济步入一段不算短的高速增长时期，金融被赋予极为重要的使命并担当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角色。1991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表明，金融因素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核心作用，不但有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还在此过程中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在此期间长期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不仅帮助经济实现快速复苏，而且有效维护了金融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至2017年4月多次指出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

应当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核心作用的发挥，虽然为改革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额金融支持，但同时也存在着金融资源的粗放甚至低效配置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一些时期，金融资源配置权力成为各级部门竞相追逐甚至争夺的重要对象。如一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曾围绕金融资源配置权力展开激烈竞争；与此相对应，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大多经历过被地方政府管理的过程（樊纲等，1990），并最终酿成1993—1995年的信贷扩张和严重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值）。直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状况才得到有效扭转。经过此后一段时期的强力改革调整，我国经济逐渐步入稳定增长阶段，并经受住了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冲击。在此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还完成了股改上市并实现快速发展，在关键时期展现了国有大行的金融担当；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坚守货币政策的“居中之道”，从容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易纲，2023）；资本账户开放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可以说，正是金融制度安排的协调配合维护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充分展现了金融的核心角色作用。但也应当看到，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增长阶段，单纯依靠金融资源规模扩张提供金融支持的方式将难以为继，加之金融运行不时出现“脱实向虚”倾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频现阻滞现象，预示着金融角色将再次迎来重大转变。

第三，“血脉角色”。“血脉角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新时代，充分展现出党中央擘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新蓝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对金融角色的精准判断和全新要求。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血脉角色”展现了党中央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新精准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血脉角色”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挤出或排斥“核心角色”，而是相比“核心角色”，“血脉角色”更明确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肉联系及主次或主从关系，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金融体系整体结构与实体经济运行总体效率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关注金融因素与整体经济运行之间的动态影响和协调配合。前文已经提及，“血脉角色”和“核心角色”均强调金融角色的重要性，但两者强调的重心具有显著区别。基于特定的改革增长阶段，“核心角色”强调金融体系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以及金融支持力度，如更多追求居民储蓄引导规模、银行信贷支持力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血脉角色”则更加看重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绩效，凸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仅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而言，“血脉角色”提供了新逻辑和新遵循，即着眼于经济与金融的有机联系谋求综合治理和辩证施治之道。因此，只有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有机联系着手，精准把握经济金融运行规律，针对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才会取得标本兼治之效。

更为重要的是，“血脉角色”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特质和文明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与中国特色金融体系运行的内在联系。中华文明的哲学观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及整体的概念，看待问题着眼于有机整体，一切事物均相互联系且难以独存（陈来，2015）。透过“血脉角色”，原本由若干冰冷金融组件搭建而成的无机金融体系结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血脉贯通温度可感的有机金融整体。被赋予有机特质后，金融体系结构便能借助贯穿其中的资金流动，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合理输送和分配金融资源，进而支撑和维护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由此方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于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基于以上讨论，“血脉角色”实际上为我们重新认识新质生产力与金融角色新定位提供了全新视角。前文已经谈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金融技术与金融制度的有机平衡，如何做到两者间的有机平衡，则需要一种植根于经济金融体系深处的牵连凝聚因素，这种因素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激活和传承我国独有的文化因素，才能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金融体系结构的重构，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与制度保障。循此逻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金融风险防范不仅仅是金融技术和金融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金融文化问题。只有构建了金融文化，才能形成提高金融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自觉行动，才能够极大地降低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和金融监管成本。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框架是单调的、表层的和不完整的；同理，不包含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金融体系新结构也是难以担当推动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角色的。

不仅如此，“血脉角色”还凸显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思维。除前述金融角色新定位所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主义哲学观外，“血脉角色”还为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整体概念。尽管总体上而言，中国既有的经济金融改革过程稳慎有序推进，没有遭遇重大风险冲击，甚至有人认为实现了所谓的“无危机增长”。但毋庸讳言，一些时期的金融改革因囿于应对眼前困局，“接轨”一些国际标准，以及追求短期见效结果，难免具有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国人自然乐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经受住了内外部风险事件冲击，但短期的应急补救行动总归难以积淀形成可以显著改善中国特有金融体系结构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的脆弱性依然在积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仍然存在。每次危机过后，应对冲击时有所改变的金融体系结构便随即复归原状，相关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未进行有效优化。在此过程中，有人钦羡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提出可以“进口”其中一些优质“零部件”，以组装成一种最优的金融体系结构。结果可想而知，按照上述“无机主义”思维改革或重建的金融体系结构，不是“逾淮而枳”就是“水土不服”，甚至在金融体系局部险些酿成重大金融风险。相比之下，“血脉角色”立足于后经济崛起时期要素组合效率驱动型增长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全新要求，着眼于金融体系的整体优化与调整以及金融制度绩效的总体改善，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思维。概言之，“血脉角色”满足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金融新使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优化，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在为新时代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多种要素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贯穿文化、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