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内核，通过三重理论突破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其一，揭示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指出共同体源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实践，其演进受生产力与分工的辩证运动支配，资本主义分工将共同体异化为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装置；其二，解蔽共同体从“自然依附”到“资本异化”的历史路向，指出“自由人联合体”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个体与类本质的和解，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实践跃迁；其三，提出文化哲学的核心命题——以“关系理性”转化传统共生理念，以“共同感”奠基文化认同的物质性，以主体性平等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填补了既有研究对共同体文化意蕴阐释的缺失，更为数字时代的文明冲突提供了批判工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解释力与实践生命力。
关键词：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共同体；关系理性；自由人联合体
作者简介
王宁，法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道德支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BKS140）的阶段性成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其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尽管学界已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向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文化哲学维度的系统性阐释仍显薄弱，尤其是关于共同体思想如何回应当代文明冲突、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的研究尚存空白。当前研究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文本考据与思想阐释的张力日益凸显。学界围绕《形态》手稿的编辑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MEGA2版与广松涉版的组版分歧反映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初语境”的不同诠释路径，这直接影响了对共同体文化意蕴的准确捕捉。其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其文化价值内核缺乏哲学层面的深度挖掘。在此背景下，本文重释《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既澄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完整性，又在唯物史观框架下激活了“真正的共同体”的文化潜能，使其成为批判资本文化霸权、推动文明互鉴的哲学资源，昭示出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意义。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形态》对共同体思想的阐释，究其根本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延伸，通过对黑格尔“伦理实体”的思辨逻辑学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复归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场域。从“现实的个人”这一存在论基点出发，通过剖析社会关系的根本载体、生产力与分工的辩证运动、资本主义异化分工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同体思想生成的三重构造。
(一)现实的个人: 共同体形成的存在论根基与关系论展开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完成的哲学革命，本质在于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从先验思辨复归于具体历史实践，而“现实的个人”正是这一转向的枢纽性范畴。与费尔巴哈将人格降为内在的、无声的类聚合体不同的是，马克思“给出了意识产生的动力机制”，并指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一，作为“自然—社会”的双重存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必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持续进行“物质代谢”。但这种自然性并非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对象，而是被社会中介的“第二自然”，也就是说当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时，自然存在已转化为社会存在。正如《资本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变换始终在具体生产关系中进行，使得自然史与人类史在实践维度上获得统一。
其二，作为历史性的实践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本质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历史地生成。这一实践范畴既批判了黑格尔将人视为“自我意识”的精神载体，也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认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始终受制于既定的生产方式，形成“创造历史”与“被历史制约”的辩证张力。
其三，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共同体并非个体的机械聚合，而是社会关系的结构化显现。当马克思澄明了“人的本质”问题时，实际上揭示了共同体的本体论构造，诸如分工体系下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共同体的骨骼。这种关系本体论彻底瓦解了霍布斯、卢梭等契约论者的原子化预设。换言之，不是孤立的个人通过让渡权利建构共同体，而是共同体作为先在的关系总体生产出具体的个人。
大体而言，以上三重规定性在《形态》中得到方法论的统一：“现实的个人—物质生产—社会关系”构成共同体的生成链条。“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他们必然结成特定的经济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同体形态从部落、城邦向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在此意义上，“现实的个人”既是共同体的逻辑前提，也是其历史运动的载体。
(二)物质生产实践: 共同体生成的辩证法与历史形而上学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历史的序列形式是物质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国家和意识形态，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却完全颠倒了这一基本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完成了对共同体生成逻辑的唯物史观重构，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对“爱的宗教”共同体的直观想象。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其辩证法在三个维度上展开。
其一，自然关系的实践中介化。当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变换时，自然存在被纳入社会关系的意义网络。采集渔猎时代对火的控制，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共同体组织形式的革命，使自然力转化为社会权力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反向印证了这一逻辑：蒸汽机作为自然力社会化的装置，将分散的手工业者聚集为工厂共同体，同时将自然降格为“有用性”的客体。
其二，社会关系的生产结构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分工体系下社会关系的本体论构造。以脑体分离为主的纵向分工催生出阶级共同体，封建行会通过技艺垄断形成封闭性身份集团，工匠的“秘传知识”成为等级制的物质符号；以行业分化为主的横向分工构建了功能互补的经济共同体，例如丝绸之路贸易网络通过瓷器、丝绸与香料的交换，将亚欧大陆的离散生产单元整合为跨文明协作体系；以城乡对立为主的空间分工则重塑了权力地理，工业城市作为资本积累的旋涡，通过工厂纪律与市政规划重构身体与空间的支配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其抽象化暴力，它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压缩为商品交换的量化等式，“货币共同体”取代了伦理共同体。
其三，历史矛盾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四个“历史事实”构成共同体演进的具体展开，主要表现为生存性生产使人脱离了自然共同体，需要体系的扩张推动了城邦国家的诞生，人口的再生产社会化裂变出血缘伦理，社会关系的双重性激化了阶级矛盾。这种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高潮。一方面，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初步形成；另一方面，私有制将这种普遍性扭曲为“虚假的共同体”，劳动者在全球化生产中陷入“抽象共同体”与“具体共同体”的双重异化。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才能使生产力从资本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三)生产力与分工: 共同体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与异化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揭示了生产力与分工的辩证运动构成共同体形态演进的本体论基础。这一分析批判了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这一思辨逻辑，更彻底地消解了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纯粹技术化解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同体形态的历史规定性，即生产力的物质性奠基、分工的关系性构造、所有制的制度性表达。
其一，生产力与分工的辩证运动。生产力的每一次质性跃迁，都通过分工来重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在部落所有制阶段，自然分工与血亲协作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分配规则直接映射于采集渔猎的物质循环；而城邦共同体的诞生则与农业分工的深化同步，表现为土地私有化加速了奴隶制的诞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阶级划分实为分工固化的意识形态投射；此外，封建行会制通过手工业分工将技艺神秘化，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工匠共同体”。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通过机器大工业将分工推向抽象化极限，“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共同体的异化本质在此暴露无遗。
其二，分工的异化逻辑。分工的深化必然伴随私有制的强化，二者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分裂外化为国家这个“虚幻的共同体”时，分工的异化本质达到顶点。在古希腊城邦，自由民通过奴隶劳动获得“闲暇”以参与政治共同体，奴隶却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尽管在法律上被承认是“自由个体”，实则沦为“劳动力商品”，其类本质在流水线分工中被肢解。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时，分工便成为资本统治的具象化工具。
其三，分工的辩证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在于，他们并未停留于对分工异化的道德控诉，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下发掘解放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制造“畸形工人”的同时，也创造了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譬如，自动化技术使必要劳动时间锐减，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自由分工提供了技术基础。马克思指出，唯有消灭旧式分工的强制性，“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虚幻的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跃迁。这种新型共同体既扬弃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交往体系，又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阶级对立，使分工从压迫工具转化为个性发展的自由选择。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思想的发展路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解构了共同体的演进逻辑：从生产力桎梏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血缘依附，到资本逻辑将国家异化为“虚幻的共同体”的普遍统治，最终指向“自由人联合体”对私有制的革命性扬弃。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必然王国何以实现向自由王国的跃迁。
(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生产力低下与直接人身依附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人类最初的共同体形态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本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生产关系原始性相互作用的历史结果。这种共同体形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核心特征，其存在与瓦解均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植根于人类社会早期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局限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受限于劳动工具的简陋性与生产技术的单一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种“狭隘关系”表现为分工的原始性，分工仅以生理差异为基础，比如男性狩猎、女性采集等。这种自然分工并未脱离对自然条件的直接依赖，劳动协作的范围局限于血缘群体或部落内部。同时，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的封闭性，主要表现为石器时代的人类只能通过集体协作捕猎大型动物，个体一旦脱离群体便无法生存。
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这种统治并非基于法律或契约，而是通过血缘权威、宗教神权或地缘依附自然化地实现。简言之，个体尚未从共同体中分化出独立人格，其社会角色被宗法伦理预先规定，即个体的自由意志完全消融于共同体的整体性之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其本质是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类对自然与社会双重依附的必然产物，“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稳定性建立于生产力停滞与需求单一的脆弱平衡之上。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与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剩余产品逐渐积累，私有制开始侵蚀原始公有制。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催生了阶级分化，一方面，部落首领将集体财富据为己有，形成奴隶主阶级；另一方面，封建领主通过土地兼并将自由农民变为农奴。这一过程撕裂了共同体的原始平等性，血缘纽带被经济利益冲突取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自然分工的狭隘性，但共同体的传统结构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导致“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瓦解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但其封闭性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商品交换的扩大、货币经济的渗透，逐渐瓦解了共同体的自然基础。这一进程印证了历史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旧共同体的解体为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创造条件，而新形态本身又孕育着更高层次的矛盾。尽管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最初的物质与组织框架，但其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它必然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共同体所取代。
(二)虚幻的共同体: 资本逻辑下异化关系的普遍化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和分析，在《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本质是“虚幻的共同体”，其形成源于资本逻辑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宰制。这种共同体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使阶级统治被遮蔽于“自由” “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下，其历史必然性与内在矛盾性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使雇佣劳动制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这种转化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物化。一方面，劳动者丧失对生产工具与产品的控制权，其创造性活动被简化为重复性机械操作，“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片面的局部工人”，其类本质在分工碎片化中被肢解。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将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货币量关系，商品拜物教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使资本增殖逻辑内化为“永恒规律”。
资本主义国家以“普遍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实则充当“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其虚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形式平等化。契约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被建构为“自然权利”，而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则被排除在法权视域之外。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本质上是“饥饿纪律”下的被迫选择。第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教育、宗教、媒体等机构将竞争伦理、消费主义灌输为“常识”，使剥削关系被误认为社会秩序的天然基础。第三，暴力镇压的隐蔽化。警察、监狱等镇压性国家机器退居幕后，日常治理通过福利制度、文化工业等柔性权力实现社会控制。这种幻象的终极功能在于，将阶级矛盾转化为个体与“抽象共同体”的虚假对立，从而消解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意识。
资本通过世界市场突破地域限制，将一切民族卷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垄断与金融霸权，将发展中国家固化为原材料供应地与低端制造业附庸。此外，污染产业转移、碳排放权交易等机制将环境代价转嫁给南方国家，又暴露出资本逻辑对自然限度的漠视。由此得出，全球化既是资本普遍化的胜利，也是其内在矛盾的扩散；它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客观联合条件，却因私有制的桎梏无法实现真正的普遍性。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的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对立。“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种界限表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阶级对抗的激化、生态系统的崩溃。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将在革命实践中消灭私有制，将社会化生产力从资本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共同体形态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进程昭示着资本主义既是人类走向普遍性的一个环节，也是自身瓦解的物质条件创造者。
(三)真正的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辩证否定与历史超越，其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即劳动者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这一共同体的生成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运动，体现了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关系解放的辩证统一。
“真正的共同体”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资本的自我否定。“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这表明资本主义在创造空前生产力的同时，也为其自身的灭亡锻造了物质条件。自动化技术、全球产业链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成熟，使分散的私人劳动日益转化为社会化协作的直接需求。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这种协作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生态崩溃与阶级对抗的激化。这一根本矛盾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使生产力从资本桎梏中解放出来，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奠定基础。
“真正的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并非向小生产的倒退，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辩证扬弃。在“真正的共同体” 中，货币中介被直接的社会关系取代，劳动时间成为衡量贡献与需求的尺度。人的社会性从异化的“抽象普遍性”回归到具体的“自由个性联合”，差异文化通过平等对话升华为人类共同财富。所以说，“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依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与革命实践。“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因此，既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民主集中制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又要在所有制变革的基础上，重构教育、文化、家庭等上层建筑。只有彻底进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此外，“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社会关系的解放，更在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生态正义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原则。可以说，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从“虚幻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进程既是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桎梏的物质运动，也是人类摆脱异化、复归人的本质的哲学觉醒，如此才能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最终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和解统一。
(四)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指向: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一命题揭示了历史辩证法的终极旨归，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逐步挣脱自然必然性与社会必然性的双重束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这一过程并非对必然性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对其内在限度的历史性超越，实现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
必然王国的存在论根基在于人类对物质生产条件的依赖性。在自然必然性层面，人类为满足生存需求必须进行物质代谢，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交换物质能量。这一过程受制于自然规律与技术水平的客观约束，促使个体与共同体始终处于“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中。在社会必然性层面，分工与私有制将人类活动异化为外在于主体的支配力量。劳动者为获取生活资料被迫接受特定劳动形式，社会关系凝固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阶级统治、法律规范、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构成对人自由本质的二次桎梏。
相较于此，自由王国的可能性来自必然王国的自我否定。“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必要劳动时间缩减至最低限度时，人类才能摆脱“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性”，进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自由领域。在这一转化中，自动化技术取代直接劳动，使物质生产从生存必需转化为自由创造的历史性前提。到那时，自然规律不再是外在强制力，而是被人类科学认知及合理调节的对象；社会规律也不再是异己的支配力量，而是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的自觉过程。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指向表明，自由王国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真正历史的开端。在这里，自然必然性与社会必然性从对立走向协同，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思想的文化意蕴
在数字技术重构文化认同的时代境遇下，《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为破解文化霸权和虚无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从关系理性对交往范式的重构，到共同感对文化认同的本体论奠基，再到“真正的共同体”对价值共识的主体性证成，三者实现了“解构—批判—重构”的有机统一和逻辑闭环。这一理论范式既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内在矛盾，也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的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实践方案。
(一)关系理性: 传统共生理念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自觉
“关系理性” 是一种在超越实体化、单子化个人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个体”的存在规定、生存意义和根据的理性。其核心在于从“主体—客体”支配逻辑转向“主体间性”协作逻辑。这一新的理性形态，不同于传统“共同体”中所延伸出来的“客观理性”，而是在汲取和扬弃个体“主观理性”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消解并超越其封闭和孤立的“个体性”。从历史进程来看，“客观理性”是“理性”的原初形态，与之相应的是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它象征一种基础的、普遍的和强制的价值评判标准，提供着传统社会存在合理性的价值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社会是群体本位的发展阶段，它代表个人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相较于个人，“共同体”拥有支配和压倒一切的特权地位，而个人也必然要以服从共同体为其最高价值准则。社会学家涂尔干从“集体意识”的角度将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同质性”和“未分化性”。在此条件下，某种同质性的价值情感和信仰观念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种将“共同的”与“个人的”融合为一体的价值标准，就是所谓的“客观理性”。
认识论场域的范式转换揭示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精神内核。黑格尔在世界精神辩证运动的视域下洞见了这场革命性变革，“主观自由的法, 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了启蒙运动完成的思想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进一步表明，从前现代“人的依赖关系”向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的文明跃迁，在认识论层面呈现为理性形态的双重变革。基于共同体本位的“实体性理性”对应着未分化主体的生存境遇，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中生成的“工具性理性”则标志着个体在商品社会中实现的虚假自觉。这种认识论革命，不仅消解了传统目的论世界观，更通过理性权威的主体内化，完成了现代性价值坐标从群体伦理向原子化个体的根本位移。在此进程中，客观理性与传统共同体的生存结构同构共生，而主观理性的兴起既折射出现代主体的自我觉醒，又暴露出资本逻辑对主体性的深层宰制。
“关系理性”以一种方法论自觉解构了共生理念的等级性与现代性困局。在中国传统社会，共生理念虽然强调对群体的尊重和重视，但其内核仍依托“三纲五常”的等级依附关系，这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其本质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秩序，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交往需求。譬如，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推崇“礼教”，通过“君君臣臣”的伦理规范压抑个体主体性，将文化认同固化为权力结构的附庸。与之相较，西方现代性模式陷入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二元对立：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原子化的个人权利，致使文化认同碎片化；同时，社群主义极有可能滑向文化保守主义。显然，这两种范式均无法破解亨廷顿高扬的“文明冲突论”所揭示的文化治理困境。“关系理性”概念通过将文化交往形态的历史生成性奠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层面实现了对认识论困境的辩证超越。在横向维度上，它解构了个体与群体间固化的权力支配关系，消解了单向度的权威控制；在纵向维度上，它建构了自我与他者共生互惠的伦理纽带，将这种主体间的互动转化为个性成长的滋养土壤。这种双重重构破除了传统权力关系的桎梏，表明真正的共生并非复归乌托邦，而是在批判中重构交往范式。
(二)共同感: 文化认同的本体论奠基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彻底打破了西方哲学中将意识视为独立实体的形而上学迷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交往的异化，比如商品拜物教、资本逻辑的扩张，直接导致了共同体意识的断裂。当劳动被异化为交换价值的工具时，人际关系的物化必然催生文化认同的危机。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石，“共同感”产生于物质生产的协作实践，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对联结而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异化的政治架构，其虚幻性在于个体生存境遇的偶然性与物化秩序的必然性构成了结构性背反。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的形而上学剧场中演绎先验正义，实则是自由主义本体论贫困的症候显现。显然，这种基于主观理性独白的规范建构，在消解主体间性维度的同时，恰恰与《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式思维的批判形成镜像。因此，现代性困境的破解需要在历史辩证法中重构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发展的互构逻辑，将施蒂纳式原子化“幽灵”重新列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进程，以此来消解“个体自由”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个体自由”与“共同体”的分裂，迫切需要人们对“共同感”进行自觉反思与激活。后工业文明演进催生的不确定性与碎片化特质，重构着当代社会的认知图景，其表征维度涵盖了四个方面：主体认同焦虑的泛化折射出存在论困境，人际疏离的深化解构传统社群纽带，多元文化碰撞激化价值冲突，生态伦理失序暴露现代性悖论。这些交织的议题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下文明转型的核心，而个体本位伦理的强势崛起，瓦解了传统共同体的价值基石。当道德判断彻底沦为原子化主体的意志投射时，麦金太尔警示的现代性困境显露无遗，其代价是道德话语陷入权威真空。这种价值判断的彻底主观化，不仅消解了共享意义网络的建构可能，更使麦金太尔所指的道德共识坍塌成为必然，当所有价值被宣称为同等有效的欲望表达时，维系共同体的规范性纽带便遭遇了根本性解构。
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认同的合理性源于对共同感物质生成逻辑的历史性把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揭示的“物化意识”，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对传统的非历史化想象；葛兰西通过“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装置将特殊价值普遍化。譬如，“自由”概念在雇佣劳动制下被意识形态化为原子化个体的权利诉求，实则掩盖了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压迫。在数字时代，其表现为“抽离出原有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以个体的集体失忆解构特质化的民族文化”。所以说，真正的文化认同需要在历史的具体的现实境况中揭露这一过程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现实的个人”的交往实践出发，在商品、货币、资本的辩证运动中，解蔽文化符号的阶级属性，进而通过无产阶级的文化实践重建以劳动者协作关系为本体的共同感。这样既瓦解了虚幻的共同体中的异化机制与偶然性桎梏，又通过差异共生的辩证法完成了从“认同政治”到“承认伦理”的范式跃迁。这种重建也并非对传统的非批判性复归，而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彻底扬弃。
(三)真正的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证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揭露，资产阶级“虚幻的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其“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幻象，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建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谈到了资产阶级将“人权”抽象化为脱离社会关系的原子化个体权利，这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对立。这种抽象普遍性在当代演变为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话语，其文化政治学本质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全球化翻版，即将“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价值包装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根基必须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维度，通过消灭私有制对劳动协作的割裂，使“自由人联合体”成为文化生产的实践场域，由此才能摆脱“特殊利益冒充普遍利益”的异化结构，真正实现价值共识。
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证成，依赖于对主体性范畴的唯物史观重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虽然揭示了自我意识通过他者中介实现承认的必然性，但其唯心主义框架却无法解释文化价值共识的物质生成机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提出了“社会个人的发展”，将主体性锚定于社会化生产的交往网络，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先验理性的演绎结果，而是“现实的人”在物质协作与精神交往中历史性生成的实践共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试图以语言为媒介重建主体间理解，却忽视了生产关系对交往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将交往实践置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政治框架下，通过打破文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垄断，使边缘群体的文化经验进入全球对话空间。“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全球社会中的精神信仰，人类才能真正迎来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明对话”实践，正体现了这一逻辑并非以普遍性压制特殊性，而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上推动不同区域文化在交往中自发形成价值交集。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想深度交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全球化将一切民族、文化差异强制纳入商品交换的抽象同一性框架，这种“虚假的共同体”的普遍性本质实则是阶级压迫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真正的共同体”的提出，通过将普遍性历史化为“自由人联合体” 的实践目标，为差异的解放提供了辩证框架。一方面，它拒斥文化相对主义的虚无倾向，坚持生产力发展与交往扩大化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它批判文化霸权的同一性暴力，主张通过消灭阶级对立，使文化差异升华为人类文明的丰富性资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终极确证，必然以扬弃资本对自然的效用化支配为历史前提。只有在物质变换的合理调节框架下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共识的建构才能获得真实的物质载体。
总之，《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通过唯物史观揭示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基础，为当代文明冲突与数字异化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其“关系理性”与“共同感”理论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治理范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全球现代性困境的解释张力。因此，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文本考据与数字时代实践，激活“自由人联合体”的解放潜能，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