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7 次 更新时间:2025-05-09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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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后人类作为人类发展演变进程中的一种生存状况和条件,已经确实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并导致人类的作用和价值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我们所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的人文学术领域,以往占据近现代思想文化主流的人文主义,曾几何时也已演变成一种“后人文主义”,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批评界崛起的后人文主义批评。后人文主义挑战并打破了以往过分推崇人的地位和作用的神话,使得人再度被拉回到其原初的状态:世间万物的一个物种。后人文主义批评顾名思义就是人文主义批评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与之逆向相悖的文学批评,在时间上它后于人文主义批评,在内容上它一方面挑战了人文主义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与之难以割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与它的连续性,故称其为后人文主义批评。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给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方向。

 

后人类时代的来临

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特征进行描述人们常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或理论概念,诸如“后现代”时代、“全球化时代”以及近期频繁为人们所使用的“后人类时代”。后人类时代这一说法方兴未艾,因为确实,后人类时代才刚刚开始。以往在高扬人文主义的时代人类的那种“万物的灵长”和“宇宙的精英”的地位受到各种以解构为己任的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抵制,尤其是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动物研究对人类“君临一切”的力量和作用的挑战,以及自然界各种病毒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起的攻击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受到直接的威胁。而高科技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则更是使得一大批曾经为自己的工作而倍感荣耀的人被放逐到边缘的地位甚至失去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所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的人文学术领域,以往占据近现代思想文化主流的人文主义曾几何时也已演变成一种“后人文主义”,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批评界崛起的后人文主义批评。后人文主义挑战并打破了以往过分推崇人的作用的神话,使得人再度被拉回到其原初的状态——世间万物的一个物种。确实,以往大写的“人”此时也已经发展演变为一种后人。不可否认,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对后人类时代的来临持一种抵制的立场,对后人文主义批评的解构策略也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这一点并不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历史的进程恰恰是我们无法把握甚至抗拒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表明,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后人类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的地位陡降,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人曾经的许多独特作用已经开始逐步由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取代,机器人的出现取代了人的多种功能和作用:机器人的诞生使得一些原先由人从事的工作改由这些机器人代劳,无人机的使用和推广,更是使得货物的运送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战场上人的牺牲也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在文学创作中也涌现出一些描写高科技给人类生存带来各种后果的科幻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以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的生态批评、动物研究和科幻文学批评,这一切都为一种新的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我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地球中心主义、生态环境中心主义或科技中心主义等。同时,我们则应该看到,后人文主义批评并非全然排斥人的作用,而是对以往过分强调人类中心意识的一种反拨,因此在后人文主义批评中,人文主义依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若仔细思考并辩证地分析这些现象,便不难发现,这三种状况也正是后人类时代人与机械之关系发展演变的新阶段,也即三个必然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机器取代人的作用。由于大量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设施的发明使得机器在很多工作中取代了人工劳作,这一方面使人们得以从繁重琐碎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使得人工过剩。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当下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日新月异,我对人工智能译文所能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但这一阶段机器和人工智能依然不能全然取代人工译者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就是人机合一阶段,这个阶段也许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在这一阶段,机器取代人工以后所带来的人机对立现象虽然逐渐消除,但人们发现,机器除了有取代人工劳作的一面外,还有着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它可以弥补人工劳作的短板,使得人机协作达到共融合作的境地,二者共同完成复杂的劳动和工作。就我们的写作和翻译而言,人工智能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当我们需要一篇发言稿时,只要我们告诉人工智能大致的内容和关键词,它就会在短时间内提供一篇大致可用的发言稿,而我们只需加以补充必要的数据和修改完善其文字就可以在会上宣读。翻译方面也是如此,一般的文档完全可以由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代劳,但是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出的译文尽管流畅地道,其中的不妥和谬误也在所难免,因而就需要水平更高一筹的人工译者对译文加以审校和修改,对其中的不妥或谬误之处予以改正,使其尽可能地完善和符合我们的要求。

后人类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人机共存阶段。在这一阶段,当机器或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时,它不仅减轻了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繁重体力劳动负担,同时也使人类减少了冗繁的脑力劳动。因此人机共存和互补应该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即使在当今的后人类时代,这种状况也会长期存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人的作用是否会荡然无存,即使再先进的机器、容量再大的人工智能设施也是人发明创造的,它们的掌控者和驾驭者依然是人,尽管此时的人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君临一切、调动一切了。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与机器和人工智能共存,并与后者处于一种互动和互补的状态。

此外,一些需要复杂思维的脑力劳动也是机器和人工智能不能全然替代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更新依然需要人去掌控和操控,对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信心,反而更应该不断地提高我们自身的思考和创新能力,并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人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回顾

尽管我们可以说,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上,人文主义却贯穿始终,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就是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者或人文教育家。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温传统的儒学,就不难发现,除去其对妇女的轻视之外,儒学也有许多正确可取的方面。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中就有一些儒学的成分,只是它在当代被进一步激活并加以改造后,被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显示出其时代特征和所带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今,每逢春节来临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都要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向中国人以及海外的华人致以节日的祝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儒学已经几乎成为一种可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话和互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和教义。中国当代的人文主义批评中就有不少传统儒学和新儒学的成分。

不可否认,儒学在近现代中国也历经沧桑,艰难地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境。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学更是被当作对现代性的反动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和鞭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引进了一位“胡先生”(humanism),而把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学放逐到了思想文化的边缘。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学者们对儒学的研究依然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学术圈子里进行,但儒学的人文主义维度却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引进的人文主义所替代了。人文主义或译为人道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相融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这种人文主义批评的特征就是鲜明的主体性和针对现实的政治倾向性,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并从社会历史和美学的角度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直接的价值评判。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现实主义的地位,使文学重新面对人和描写人,并成为一种“人学”。在其后批判性地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理论时,也从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角度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扭曲。平心而论,在一个人性扭曲和备受压抑的年代,强调文学作为人学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仔细想一想:大千世界万物俱生,是否只有人才值得文学作品去描写呢?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美丽的自然景观是否也值得文学去描写呢?中国古典诗词素以描写山水风景著称,那些与人类相伴的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它们是否也值得文学去描写呢?这样看来,认为文学是人学不无正确性,但又不甚全面:文学同时也应该是“物学”,这个物既包括宇宙间的万物以及自然景观,也即事物、景物和动物,同时也不排除人造的一些器物。因为在这些生态批评家和动物研究学者看来,大千世界除了人以外还有万物,它们也和人一样是地球上的一员,文学作品当然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存在,作为指向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仅仅关注人的人文主义批评显然就不够了,因此它受到那些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为己任的批评理论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我之所以将这些背景不同的批评理论笼统地归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旗下,也是因为这些批评理论一方面与人文主义的批评传统逆向相悖,另一方面又没有全然抛弃人文主义的教义,因此称其为后人文主义批评是颇为正当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批评呢?它与先前的人文主义批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后人文主义批评,顾名思义就是人文主义批评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与之逆向相悖的文学批评。在时间上它后于人文主义批评,在内容上它一方面挑战了人文主义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与之难以割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与它的连续性,故称其为后人文主义批评,颇类似于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的那种关系。如果说先前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批评家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等特征的话,那么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影响下的学院派批评则十分娴熟地掌握了带有西化特征的批评话语,并着力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论分析和阐释,通过对所选取的作家和作品的理论分析和阐释,客观上说明该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直截了当地对一部作品进行褒贬和价值判断。

应该承认,今天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占主导地位的正是那些受过严格的人文学术训练并有着扎实理论功力的学院派批评家,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和文学研究融为一体:优秀的文学批评一定是具有深刻思想和独特批评风格的,同样,只有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理论高度的批评才能在批评史上留下一席之地。可以说,正是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使得以消解人类中心为旨归的各种后理论批评聚集到了后人文主义的旗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前的人文主义批评的后人文主义批评。

诚然,后人文主义批评在当代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它应该是后人类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如前所述,后人类的重要特征就是让以往作为“万物的灵长”和“地球的主人”的人类正视并重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存在以及与其相平等的地位。当代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人类时代文学批评的后人文主义指向。

同时,当代高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使得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实施和推广以及近年来颇为风行的ChatGPT的大行其道,更是给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以及文学批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不仅诗歌创作可以用人工智能代劳,文学翻译也变得十分方便和有效。可以说人工作者或翻译者所能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代劳,而且质量并不差,尤其是翻译出来的译文,至少在语言方面十分地道,人工译者只需稍加修改润色并补译出人工智能难以识别的特殊术语概念就可以使译文达到中上乘水平。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也能按照人的指令达到基本正确的韵律和平仄节奏。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我们只需输入一些指令说明想要的批评文章的基本要求,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份初稿,虽然其中的文献不甚全面,观点不甚鲜明,但是我们做一些加工和提升就可以使其达到发表的水平。可以说,人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现在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取代。

后人文主义:后人类时代的文学批评

首先,后人文主义批评向人文主义批评最早发难的领域就是生态批评和环境研究。这些批评家热爱自然环境,试图维护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因此他们对一切破坏自然生态和环境的尝试都感到厌恶并发起强有力的抨击。确实,在古往今来的中外文学史上,描写人与自然及生态环境之关系一直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1962年9月27日,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编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正式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遭受破坏的环境之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标志着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在欧美文学批评界登场。生态批评一经诞生,就在西方和中国的语境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生态批评则将西方引进的理论与本土的生态思想资源相结合。再加之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大都在西方高校受过严格的英文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便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可以说,在中国当代各类批评学派中,生态批评也许是与国际同行接轨最早、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批评学派。

其次,后人文主义也关注地球上的动物,当前在西方批评界方兴未艾的动物研究就是由原先一些关注后人类现象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发起的,我早先将其看作当代生态批评的一种“动物转向”。现在看来,所谓“动物”转向也是后人文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们对宠物的这种溺爱和关切至少表明了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关切,因此文学作品中以动物作为主要角色并着力描写人与动物之关系的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都是动物研究的批评家从事批评实践所必须依据的文本。

再次,如前所述,随着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不少作家把目光转向元宇宙或一些虚拟的世界,试图从中寻觅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资源。与这一倾向直接相关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科幻小说的崛起并迅速走向世界。对于这些现象后人文主义批评自然要予以关注并作出评判。当代中国和西方依然方兴未艾的科幻文学批评和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确实可以弥补以往的人文主义批评之不足,使得当代文学批评真正具有一种多元走向。但是人们所担心的是:在文学批评中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生态中心主义或动物中心主义?强调文学的“物学”维度和“物叙事”是否会弱化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倾向和立场,我想我在本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后人文主义批评并非全然摒弃人文主义,而是对发展到极致的人文主义和以人为本倾向的一个反拨;因为文学的人学维度永远不可摒弃,尽管它并不能涵盖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全部。在这方面,后人文主义批评也许可以起到某种弥补缺憾的作用。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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