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同时存在一种抬高施蒂纳的倾向，即“施蒂纳冲击”。这种观点认为，施蒂纳批判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且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进而创立唯物史观。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成文史来看，先于H11（施蒂纳批判）写作的H5a是表达唯物史观的最初文本。马克思自《神圣家族》出版后从未将施蒂纳作为主要论敌，也不可能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之前就开始写作H11，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不可能是施蒂纳批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论题（即唯物史观的创立）来看，马克思确立新世界观的关键环节是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然而是赫斯而不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且赫斯也启发了马克思以进一步超越赫斯的方式批判施蒂纳。因此如果说有谁对马克思造成了“冲击”（启发），那也应该是“赫斯冲击”。当然，反驳“施蒂纳冲击”说并不意味着回避施蒂纳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施蒂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走向否定一切普遍性的虚无主义，因此施蒂纳批判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清算虚无主义、论证共产主义价值维度的重要契机。对“施蒂纳冲击”说的批判性考察有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科学认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历程。
【关键词】“施蒂纳冲击”；马克思；赫斯；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
随着MEGA2/I/5《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出版，关于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几位编者延续陶伯特在先行版中的观点，认为《形态》的原始论题是对鲍威尔的批判，并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施蒂纳批判，而不是学界以往认为的费尔巴哈批判。在此基础上，“施蒂纳冲击”说指出MEGA2/I/5编辑理念与具体文本的编辑和阐释出现了矛盾，没有将施蒂纳在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进而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贯彻到底。因此，“施蒂纳冲击”说一方面认为“施蒂纳批判”才是《形态》的原始论题，另一方面认为正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进而创立唯物史观，因此造成“冲击”（启发）。
鉴于此，本文将考察《形态》成文史以及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过程，说明“施蒂纳冲击”说过于抬高施蒂纳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成文史来看，马克思从未将施蒂纳作为主要论敌，《形态》的原始论题不可能是施蒂纳批判。从唯物史观的创立来看，是赫斯而不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并进而使得马克思以超越赫斯的方式创立唯物史观。当然，反驳“施蒂纳冲击”说并不意味着回避施蒂纳的作用。施蒂纳的真正作用在于，马克思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地清算施蒂纳的虚无主义，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之间的关系。
一、聚焦《形态》成文史：写作时间与原始论题的再探讨
在MEGA2/I/5编者导言中，几位编者追随陶伯特，判定《形态》的原始论题是对鲍威尔进行批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回应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必然是最迫切的。”［1］738同时他们认为，《形态》的中心论题（或称唯物史观的创立）是“施蒂纳批判（H11）”①：“这里的出发点不是与费尔巴哈的争论，而是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评，特别是在与后者广泛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勾勒出了自己历史观的轮廓，以至于他们随后决定以阐述自己历史观展开对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后来又决定将此论述纳入对费尔巴哈的独立批判的框架中”［1］728，这就产生了将“费尔巴哈”章降格处理的观点。编者认为费尔巴哈批判之所以没有施蒂纳批判重要，就在于马克思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上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是马克思在“私下与费尔巴哈保持了距离”，当时“这种距离还没有导致与费尔巴哈进行公开争论的意图”［1］733。这表明，MEGA2/I/5一方面将明显包含新世界观论述的H5a作为最先写作的手稿，另一方面又认为“施蒂纳批判（H11）”才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这里的矛盾就不免使人对MEGA2的结论产生怀疑。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施蒂纳冲击”说主要在如下三方面解释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发生的哲学革命，以此尝试在MEGA2编辑理念的基础上从思想发展层面强调施蒂纳批判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认为，施蒂纳在三方面对马克思造成冲击，进而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即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促进马克思进一步远离费尔巴哈，施蒂纳对个体的强调以及施蒂纳的唯一者联盟构想启发了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思考。其中，超越费尔巴哈涉及《形态》“费尔巴哈”章和“圣麦克斯”章的关系问题，这是“施蒂纳冲击”说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问题，“施蒂纳冲击”说主要包含两个要点：
第一，“施蒂纳冲击”说将《形态》的写作时间和准备工作的酝酿提前至1844年底，即马克思读到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时间。“《形态》一书的撰写应该首先是从该书的第一卷第三章即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批判（即H11）开始，而开始的时间按照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回忆最晚也应是在1845年夏，而绝不会拖至1845年10月甚至11月。至于这种批判的酝酿和相关准备工作则应该追溯到1844年底”［2］。这意味着之所以说施蒂纳对马克思形成了冲击，是因为在1844年底就存在一个马克思写作的批判施蒂纳的底稿。
第二，《形态》的原始论题是施蒂纳批判。由上文写作时间的判定推断出“圣麦克斯章是《形态》第一卷的初始形态”，主要原因大概涵盖三点②，其中第三点即从文本构成来看，施蒂纳批判篇幅巨大且为马克思主笔，H5b和H5c这两个片段是从H11抽出的，这说明“费尔巴哈”章的基本部分和主要内容就是对施蒂纳哲学的批判。在这一点上，MEGA2/I/5卷编辑同样认为“费尔巴哈”章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为了批判施蒂纳写下的手稿，因此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施蒂纳批判，而不是学界以往认为的费尔巴哈批判。
为回应上述观点，必须再次理解《形态》的原始论题，首先就需要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发表后至《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这段时间所处的争论背景，主要包括：
第一，费尔巴哈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首先，施蒂纳说费尔巴哈的“类”哲学蔑视个性，将个体说成是“非本质的我”，而费尔巴哈自己恰恰是否定上帝而肯定个体，并且“唯有在感性之中，才能够真正地掌握个体性之义”［3］423。其次，费尔巴哈澄清了自己的“类”不是抽象，而是“一切存在于我以外的其他的个体”［3］428。再次，针对施蒂纳所论述的唯一者是“完善的自我”，费尔巴哈则认为人们在感性意义上必然会认识到自己是受限制的，意识到自己是被约束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的，而要摆脱这种局限性，就要依靠“类”的思想，即“依靠关于别的人、别的地方、别的更幸福的时代的思想”［3］429。因此费尔巴哈说：“谁不用类来代替神性，那谁就会给个体留下一个空虚，这个空虚不可避免地仍旧会被关于上帝的观念，也即被关于类之被人格化了的本质的观念所充满。”［3］428-429这说明费尔巴哈是在感性存在受限的情况下在理论上引入了“类”。最后，费尔巴哈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理由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本质只存在于共同体之中。
第二，鲍威尔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该文指认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且赫斯是费尔巴哈的最终完成者。鲍威尔在起草自己这篇文章时，已经从《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了解到了上述费尔巴哈对施蒂纳的批评做出的反应。在该文中鲍威尔认为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本质上都是教条主义者。同时，鲍威尔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方式回应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批判，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说法，认为费尔巴哈的“类”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这样的“类”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存在于情感和幻想里，因此它“本身真正说来就是宗教”［4］501。鲍威尔重申了“批判”的力量：“人先借助批判的行为得到解放，然后人类才获得解放”［4］522。
第三，施蒂纳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及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的反对费尔巴哈、鲍威尔、赫斯和施里加的《施蒂纳的评论家们》。施蒂纳指认费尔巴哈的“类”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圣物（抽象概念），而唯一者则是完全的、普遍的人（并非费尔巴哈意义上有美德的“共同人”）［5］。施蒂纳强调“唯一者”绝不是一种范畴或者概念，他恰恰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无规定性本身”［5］。
综合上述论战背景，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鲍威尔的文章呈现出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样貌，他在文章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总的评价，认为《神圣家族》中“现实的人道主义”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依附。其二，鲍威尔和施蒂纳都主张自己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分别用“自我意识”和“唯一者”来高扬人的主体性，同时二者都认为费尔巴哈用“类”这一抽象物压制了“个体”。其三，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被鲍威尔和施蒂纳误解了。二人都错误地解读了费尔巴哈的“类”和“感性”，抹杀了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中的唯物主义积极因素。
在这一论战背景下，MEGA2将H5a（即手稿编号［1］—［29］）看作最先写作的文本。《形态》中“费尔巴哈”章的主体内容是H5，但H5不是一份连贯的手稿，它是由H5a、H5b和H5c组成的文本群。因此，有必要梳理H5a的具体内容和逻辑结构，以便呈现这一文本的全貌。同时，H5b和H5c是从H11中抽出的，即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写作了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观点，并将其与H5a共同构成第一章。基于以上考虑，勾连H5a与H5b和H5c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H5a［1］—［2］的开头部分为“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聪明的哲学家懂得……”，把这一部分作为H5a的最开始的部分并编号［1］和［2］，基本是学界的共识③。在［1］中存在两处需要注意的异文：
其一，在“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聪明的哲学家懂得……”之前，有一段马克思写上又删去的话：
《神圣家族》中一再批驳了，神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因编制关于绝对精神的空洞词句而造出“个人的依赖性（Unselbstständigkeit des Individuums）”。一些思辨的思想贩子，不是借助个人的“非自立性”，而是借助一种不值一提的社会状况才得出自己哲学上的怪诞想法，他们却向“个人”唠叨这一点，命令个人立刻毫无怨言地“化为绝对精神”，这样似乎“个人”即每一个人就会是“非自立的”，就会真正被扬弃“在绝对精神之中”！［1］855［6］138
其二，在上述异文旁边（即原始手稿的右栏），有一段马克思写上又删去的话：
费尔巴哈和他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自以为超越了哲学！与过去压抑着个人（Individuum）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所进行的斗争总括了德国哲学的批判立场。我们认为，这一斗争的展开方式本身是以哲学幻想（philosophischen Illusionen）为基础的，即把普遍性幻想为一种力量。［1］855［6］138
这两段异文表明如下信息：第一，开篇的文字与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部分有关④。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作为思辨哲学家超越哲学的方法就是让哲学消融于“自我意识”当中，他们“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7］281，这一点在《神圣家族》中已经有所说明了，“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重弹思辨的老调”［7］356。第二，马克思公开修正了自己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看法，明确提出在终结哲学和宗教方面，费尔巴哈的斗争方式也“建立在哲学幻想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没有区别。
上述两段异文之后，马克思先是说明了“自我意识”的哲学（鲍威尔）和“人”的哲学（费尔巴哈）对“人”的解放无益，只要“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不可能获得解放”［7］527，因此“‘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7］527，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思想发展”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要用现实的运动与这些词句作斗争。这一页的结尾，马克思写的一段文字被删去，修改完善后归入了“圣布鲁诺”章（即1.“征讨”费尔巴哈部分的第二段），这段文字提到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将费尔巴哈描述为“实体的骑士”，在付印稿中与“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一节相关。
随后的［3］—［7］页没有保存下来，陶伯特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很可能是马克思结合鲍威尔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部分的讨论，进一步修改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评价［6］125。在［8］—［10］中，马克思首先写了：“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7］527手稿右栏在“共产主义者”字眼的高度注明了“费尔巴哈”。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延续并发展了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认不清人是在既定的物质联系中，在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联系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会遇到使他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生活条件。费尔巴哈尽管看到了人的社会本质，但是他把这种社会本质从人的经验的生存条件中抽出来，同时又想达到对人与人的统一的正确理解。这里的问题是费尔巴哈相比一般的唯物主义者的优点在于“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sinnliche Thätigkeit）”，他不希望改变社会关系，使之能够形成新型关系，而只是希望达到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解。在这一部分手稿的结尾，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7］530-531接下来的大段论述主要涉及：（1）［11］—［13］“原初历史四要素”：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需要的生产和生命的生产是同时存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发展了自己在《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自己的生命的生产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因此，“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7］533。（2）［13］—［22］意识和精神的产生：强调要在“原初历史四要素”的基础上理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3）［16］—［18］分工和所有制的异化和发展以及共产主义。（4）［19］市民社会和国家。（5）［20］—［22］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6）［23］—［28］正面阐述唯物史观并说明唯心史观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在［28］左栏中上位置，有一段马克思写上又删去的文字：
在这段无法避免的离题之后，我们现在回到神圣的布鲁诺及他的世界史的斗争。［1］897［6］126⑤
这句话中提到的“这段无法避免的离题”就是上文所说的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观点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历史观的部分（即［8］—［28］，很大可能也包含没有保存下来的［3］—［7］)，在这里是要自然地再过渡到批判鲍威尔的历史观，接下来的具体内容已经被修改调整到“圣布鲁诺”章。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最初是要批判鲍威尔的，由于鲍威尔的文章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来回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因此批判鲍威尔的同时就意味着批判费尔巴哈并实现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梳理手稿［1］—［28］的内容表明，鲍威尔所批判的费尔巴哈有关唯物主义、物质、感性和共产主义的那些观点，同样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H5a批判费尔巴哈的主要内容，即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将他们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分歧以及对他进行的批判大白于天下的原因”［6］139，且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正所谓“先破后立”。正如陶伯特所说“鲍威尔关于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中的地位的错误描述是当时论战的出发点”［8］40。马克思清算鲍威尔就意味着澄清自己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其中从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推导出在“原初历史四因素”的基础上理解“意识”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其基础就是确立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前提性的，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先行的澄明，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任何抽象都不与他现实的社会历史相分离”［9］165。
从文本细节来看，马克思最先写作的H5a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鲍威尔，但是没有专门批判施蒂纳，只是对他有所评论［10］。在H5a中，有几处马克思删除的有关施蒂纳的内容与我们相关：
例1：据MEGA2/Ⅰ/5第878页异文41.35，《文集》第541页第1段最后一行的“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这种行动”之后，马克思删去了这样一段文字［1］878⑥：“圣麦克斯·施蒂纳自身背负着世界历史，并且每天吃世界历史，喝世界历史，正如从前我们吃喝我主耶稣基督的肉和血一样，而世界历史又每天生产他，生产那作为他的产物的唯一者，因为他必须吃喝穿。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引文以及圣麦克斯反对赫斯和其他不太相干的人的论战证明，他在精神上也是世界历史生产出来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世界历史中，如同施蒂纳的任何一个由学生和自由女裁缝组成的‘联盟’中一样，个人都同样是这种‘所有者’”。
这一处后来被马克思删除的文本中，提到的“圣麦克斯反对赫斯和其他不太相干的人的论战”指的就是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的《施蒂纳的评论家们》。这再次证明马克思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出版之后开始写作《形态》的。
例2: 据MEGA2/I/5第1112页异文228.13—229.7，《全集》第189页第1段第8行至第189页第2段结尾：“因此新教是教阶制的真理……关于这一问题请看上面说的（also der Protestantismus die Wahrheit der Hierarchie,…… und hierüber siehe oben. ）”［1］1112。这段文字是从H11中移动过来的。结合H5a部分，可以看出这段文字的位置变动呈现为：从H11的［20］(即马克思编页{20}和{20}a抽出，放到H5a之后，随后魏德迈将这段文字誊抄回H11，原来这一部分马克思或魏德迈删去。
这一处修改非常值得关注。首先，马克思是把这段原先H11中编号［20］的文本移动到H5a，这和H5b和H5c的形成过程类似。其次，据MEGA2/I/5第1112页异文228.13—229.7以及编者说明，在这段文本被从H11抽出插入到“费尔巴哈卷帙”（H5）之后，魏德迈依据原来在H11时原版［20］的第一个页面和第二个页面的开头誊抄了这段文字，并再次放入H11，但是魏德迈的抄写并非与原版完全一致，差别体现在该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原版中最后一句写为“请看上面说的（第 页）（hierüber siehe oben p）”⑦，在魏德迈的誊抄稿中，他写为“关于这一问题请看上面说的（und hierüber siehe oben. ）”。依据MEGA2I/5提供的异文信息，马克思在“oben. （上面）”后用墨水直接增补了“（Feuerbach.）”，之后又用铅笔删去。魏德迈把原版马克思所写的表示页码的圆括弧省略了（即p.），而马克思直接在圆括弧内写下了“费尔巴哈”，参照的是第一篇“费尔巴哈”。这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H5a写于H11之前。H5b和H5c中有三处“（参看上文‘费尔巴哈’）”，H11中也有一处。已有学者考证了其余几处写在“圣麦克斯”章（H11）中出现的“请看‘费尔巴哈’章”的内容，以此来证明H5a是马克思最先写作的文本［11］，这里的例子同样能证明上述结论。这一处是原本写在H11中的，一开始写的是“参看（第 页）”，那这既有可能指H5a，也有可能指H11，但是在这段被再次誊抄回H11的时候，马克思又补上了“（参看上文‘费尔巴哈’）”［12］170⑧，这说明写这段文本的时候，H5a已经被写作出来了。第二，之所以考虑这段文本，是因为这证明马克思曾尝试将施蒂纳关于教阶制的论述补充到H5a当中。这段话的大概含义是说施蒂纳的教阶制仍然是思辨哲学的关于精神支配历史的陈旧幻想，这一观点在H5a的新世界观阐述［24］中已经清楚地说明，即这种新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7］544。H5b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统治阶级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关系，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从来都不是通过“批判”来认识，而是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H5b批判施蒂纳教阶制这一部分是H5a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28］的右栏这段关于费尔巴哈和左栏关于鲍威尔的文字。这段文字的开头内容是“从这些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据小林昌人的考证，这里的“这些分析”指的是同页左栏这段后来被移入H10的有关鲍威尔的文本。在这段分析中，马克思说明了鲍威尔用“实体”来反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殊不知“实体”也不过是概括成一个名称的上帝的各个宾词，“这些宾词仍然不过是人们关于其一定经验关系的观念的天国化了的名称”，但是费尔巴哈已经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鲍威尔却用作为“实体”的神去批判费尔巴哈的“类”，说“费尔巴哈哲学不配而且不能知道…只有批判家是唯一彻底摧毁了完整的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的人”⑨。接下来，马克思在［28］右栏，进一步说明尽管鲍威尔和施蒂纳停留在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德国理论前提的范围内，从这些分析中同样能看出费尔巴哈的错误，“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有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⑩。同时，马克思在此处提及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引用了费尔巴哈所说的鱼和水的例子，认为在用词句、精神或幻想的方式去反抗一切由现实条件造成的环境方面，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鲍威尔没有区别。马克思用具体的例子表达了在H5a［24］中早已描述过的新历史观，即“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544。
基于以上文本逻辑和细节的考察，还需要在已有文本事实上进一步强化结论。“施蒂纳冲击”说之所以认为“施蒂纳批判”才是《形态》的原始论题，其文本根据就是马克思给伯恩施泰因的信以及恩格斯关于评论施蒂纳著作的复信。“施蒂纳冲击”说依据上述书信材料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制订和提出了后来在《形态》第一卷第三章节得以展开的批判施蒂纳的基本要点”［13］329，并推断出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批判的手稿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圣麦克斯》部分实际上就是《形态》第一卷的初始形态，从已有的文本事实来看，这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所传递出的信息是恩格斯认为施蒂纳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13］329，此时恩格斯认为施蒂纳提出了“原则上正确的东西”［13］329，即“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利己的事”［13］329，这体现在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出发的⑪，但施蒂纳也有“片面性”［13］329。在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复信中，他表明自己在马克思的观点下改变了对施蒂纳的看法：“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看法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即将发表的评论该书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同样的意见，而那时他还没有看到你的信。”［13］334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对他的观点做出纠正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从恩格斯的复信中，我们可以推断，赫斯即将发表的评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章对施蒂纳的定位和马克思是一致的。赫斯这篇文章就是发表于1845年6月的《晚近的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赫斯认为“施蒂纳是与鲍威尔相似的唯心论者”［14］201，并且在“个别的人是类这一命题”中，“施蒂纳与哲学家是一致的”［14］201，这说明赫斯也同样不认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批判，因为施蒂纳的“人”同样是一个抽象物，他也是仅仅在理论上而非在实践上扬弃个别的人和作为类的人的区别。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是赫斯“动摇一阵之后”独立得出的结论，而马克思在读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之后则从一开始就认为施蒂纳是思辨唯心主义者，这也就意味着此时马克思同样不会认同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式的批评。在《形态》的“圣布鲁诺”章中，马克思解释了在《神圣家族》中不涉及施蒂纳批判的原因是“当他们写《神圣家族》的时候，施蒂纳的书尚未问世”［15］112。这隐含的信息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鲍威尔的工作同样能够适用于批判施蒂纳。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先后说明了施蒂纳“明明停留在德国理论前提的范围内却又装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超出了这个范围”［15］260，而鲍威尔“在其反对实体的‘严重生死搏斗’中也同样试图作为一个神学家超出神学的范围”。上述材料说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定位是一贯的，即认为施蒂纳和鲍威尔一样，都不理解经验的物质的行为，而仅仅在思辨中与观念作斗争。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从未将施蒂纳看作与众不同的启发者，而是将他看作和鲍威尔类似的思辨唯心主义者，甚至施蒂纳比鲍威尔更加彻底地“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7］546。更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给伯恩施泰因的信只是说不能交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了，仅从这封信无法得出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写作批判施蒂纳的手稿。此外，按照陶伯特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信中都丝毫没有提到，恩格斯移居布鲁塞尔（1845年4月）之前和之后是否继续批判鲍威尔，并且打算着手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因此，基于以上考虑，“施蒂纳冲击”说把施蒂纳批判作为《形态》中马克思清算自己从前哲学信仰、与德国哲学划清界限的原始论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还有一种观点可能支持马克思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出版之前就开始着手批判施蒂纳。巴加图利亚认为在1844—1847记事本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上面写的两段笔记与批判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有关。他认为：“马克思不太可能是在 1844 年秋天写作 ‘神圣家族 ’时写下这些想法的。如果马克思后来用这页纸来写其他论文，那就违背了他的习惯。从原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排列方式、笔迹特征、墨水颜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紧接着这些句子，因此这四个句子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更有可能是同时写下的。马克思不可能在恩格斯于1845年4月中旬抵达布鲁塞尔之前写下这四句话。”［16］490但是，巴加图利亚虽然得出这两段笔记是与接下来的《提纲》同时写作的，但是却认为这与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意图有关。“记下的这四个想法可能与马克思打算撰文批判施蒂纳1844 年11月初在莱比锡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有关。马克思1844年12月2日给伯恩施泰因的信以及1845年1月赫斯和恩格斯给他的信都证明了他的这一意图。这个问题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实现”［16］490。关于四句笔记的写作时间及其所关涉的文本的问题比较复杂，也引发了诸多讨论，最明显的是陶伯特认为这四句笔记应被看作《神圣家族》发表后的回声。暂且不论这四句笔记的具体关联文本，至少巴加图利亚自己并没有提供更可靠的证明，他指认四句笔记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序曲所依据的还是上述已经说明过的两封信件所做的推测，这同样无法明确认定马克思早已开始酝酿批判施蒂纳。
因此，虽然马克思提到不能及时提供关于施蒂纳的批判，但是从1845年2月《神圣家族》出版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有公开批判施蒂纳的意图，马克思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施蒂纳视为主要论敌，因此不可能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出版之前就着手写作施蒂纳批判（H11）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只有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的公开回应、鲍威尔将其看作是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以及施蒂纳在《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中体现出比鲍威尔“更加彻底地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7］546后，马克思才感到有这种必要公开系统地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正面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因此，《形态》的原始论题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对施蒂纳的批判。在1846年8月1日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马克思用下面的话说明了为什么中断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作品（Schrift），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13］383因此，马克思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而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哲学的根本对立，即“先破后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史的梳理和清理是《形态》的母题，这一著作的直接写作动机和原始论题是批判鲍威尔，并过渡到清理鲍威尔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误解和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费尔巴哈主义者”的错误定位，同时正面阐述唯物史观，并在随后规划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写作框架。
二、“赫斯冲击”与费尔巴哈批判和唯物史观的形成
“施蒂纳冲击”说的另一个论证思路，在于认为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启发了马克思，进而促进马克思以超越费尔巴哈的方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如“正是因为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问世，才给予马克思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与费尔巴哈彻底划清思想界限的直接动力，也正是因为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问世，才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束之高阁，因为《手稿》虽然已经内含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某些要点，但这种批判仍处在潜在的萌芽形式中，还尚未发展成为一种鲜明的和彻底的批判形式”［2］。事实上，以费尔巴哈为轴心，“施蒂纳冲击”就隐含两个问题：其一，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批判是否是马克思不准备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键？其二，施蒂纳是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的直接推动力吗？如果说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那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就是正确的。如果说施蒂纳没有冲击（启发）马克思最终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那马克思为什么在1844年11月写作《神圣家族》后，又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转向了批判费尔巴哈，并最终在《形态》的H5a中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本质上的思辨性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借助的是黑格尔，而不是所谓的“施蒂纳冲击”，而这一理论原点就是“实践”或“对象性活动”［11］，这一说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并没有全面展现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的过程。本文认为，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一方面必然不是借助“施蒂纳冲击”，但也不能完全将时间线索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中的黑格尔因素。本文认为，应该是赫斯对马克思起到了直接启发作用。因此，如果非要说在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过程中有谁造成了“冲击”（启发），那也应该是“赫斯冲击”。
第一，赫斯先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独立的批判并且告知了马克思，这在赫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有清晰的文本说明。赫斯于1845年1月17日给马克思写信，清晰地表达了如下内容：首先，赫斯说，“恩格斯给我看你的来信时，我刚刚完成了对施蒂纳的评价，我很满意地看到，你从同样的角度看待唯一者”［17］450，这里透露出，赫斯认为马克思和自己都独立地得出了对施蒂纳“唯一者”的相同看法，此时赫斯已经完成《晚近的哲学家》。其次，赫斯说：“在我的著作中，我还提到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但我将其视作是现在的哲学（然而，在德国，这个现在仍然被看作是未来），基于此，我宣布宗教和哲学的进程已经完成。整本书的标题是：最后的哲学家。”［17］450这表明，赫斯认为在马克思那封回信中，他还没有涉及对费尔巴哈的清算，而自己则认为对费尔巴哈的清算是必须的。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按照陶伯特说法，赫斯的表述潜含着对费尔巴哈的正确评价，即“费尔巴哈不是超越了市民社会，而是从哲学上论证了市民社会的矛盾”［8］18；也就是说，在《晚近的哲学家》中，赫斯已经将批判费尔巴哈作为超越德国哲学的最后一个环节，这和赫斯在1844年5月写作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二，赫斯这里对费尔巴哈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看法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立足于黑格尔的原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弘、堪称典范的纲要”［7］342。在这里，他们得出了与赫斯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即认为费尔巴哈终结了德国哲学和宗教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18］293。《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确信，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还认为费尔巴哈正确地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还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在“直观”原则下理解的“感性”（人和自然）仍然是抽象的（哲学的），赫斯则先于马克思恩格斯看出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仍然是不成功的。因此，这两者形式上相同的表达，其具体内涵是不同的。赫斯是在批判意义上说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还处于对费尔巴哈的确信当中。这样一来，在1844年12月马克思回信纠正恩格斯和赫斯对施蒂纳的看法的时候，他并没有涉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讲得通了。
第二，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批判施蒂纳和鲍威尔，并把“回答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当作新世界观产生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赫斯最先提出的观点。在H11中，马克思认为《德法年鉴》时期的两篇论文已经指出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但当时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因此，“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维干德’第187页，参看赫斯‘晚近的哲学家’第8页），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15］262。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赫斯的原文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对哲学的实现与否定进行认真的配合，与国家一样，也去除了哲学——我不想写关于哲学的否定的哲学读物。哲学作为单纯的说教被否定，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14］187赫斯这里说的“哲学”是指费尔巴哈的哲学，而“写关于哲学的否定的哲学读物”则是鲍威尔和施蒂纳所做的包括批判费尔巴哈在内的理论工作。在《晚近的哲学家》中，赫斯认为鲍威尔是理论的利己主义，施蒂纳是实践的利己主义，二人对哲学的否定都没有触及现实的社会生活，赫斯的这一看法是对施蒂纳和鲍威尔的相对正确的定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认为鲍威尔反对宗教原则抽象化地与人类分离，而他自己“则在与此相反的地方看到了正确的东西，并认为：精神的统治或精神的自由——反正都是一回事——从未这样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因为现今这一精神统治不是将宗教原则同艺术、国家和科学割裂开来，而是将后者完全从现实中抽出，升华为‘精神的王国’并使之宗教化”［19］90。在赫斯看来，施蒂纳所谓的“与此相反的地方”只不过是实践意义上的精神王国。“施蒂纳说不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异化，而是这种异化理论的表现的宗教和哲学——不是生活中的人的个别化和分裂产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是为这种斗争所纠缠的内疚的心——创造出世间针对庶民与庶民的专制君主。”这就是施蒂纳的“新智慧”的意识，即要形成一种基于意识的利己主义，而过去的利己主义者都不具备这种意识，这是因为在过去利己主义意识是一种“旧的罪恶意识”（哲学），因此施蒂纳是在用哲学来否定哲学。
在写于1844年5月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赫斯第一次试图全面论述费尔巴哈的作用，他主要指出：其一，费尔巴哈哲学的贡献说明了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的真正本质就是“类活动”。“费尔巴哈指出，基督教的完美性在于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的这一批判摧毁了所有理论谬误或矛盾的基础——尽管他没有系统地阐述，但所有矛盾和冲突都源于人的本质的异化”［20］293。其二，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点在于，仅仅把体现人的本质的共同活动看作思维中的类活动（Gattungsakt），而不是现实的实践中的活动。赫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的“类”是超验的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说，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超验本质，而关于上帝本质的真正学说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神学就是人类学——这是真的——但这不是全部真相。需要补充的是，人的本质是社会本质，即不同个体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完全相同的利益的共同活动”［20］293。赫斯对费尔巴哈的上述评价表明，他已经看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是不好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唯物主义是“对事实的崇拜”［20］295和“对无精神的事物的崇拜”［20］294,因此赫斯认为尽管费尔巴哈已经发现了德国哲学的大部分缺陷，但还没有发现德国哲学最普遍的缺陷。如果拿社会主义类比，这一缺陷就是德国哲学“人本主义、人的生活，不是作为人的共同活动本身，不是作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活动，而是作为思想活动（Denkthtigkeit）来把握”［20］295。在之后的《晚近的哲学家》中，赫斯延续了这一观点，并同时批判了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认为他们仅仅是在思想中而不是实践中解决“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并且同样将超越费尔巴哈作为解决德国“最普遍问题”的突破口，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所说的回答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人们是如何把这些观念塞到头脑中的”。但是正如陶伯特所说，赫斯做的这种对比与马克思在H11中做出的评价只是形式上的相同，因为赫斯的这种认识并不是建立在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历史视野的缺失上的，而是“形而上学地区别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的”［8］18，而马克思清晰地在H5a中通过阐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最终克服费尔巴哈的缺陷而提出了新世界观，在受到赫斯“冲击”的过程中同时超越了赫斯。
第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类”概念的批判是基于对费尔巴哈的误解，而赫斯的理解则更加接近费尔巴哈本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最终超越不可能建立在对费尔巴哈的误解之上，因此说马克思是因为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批判才不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没有依据的。在《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重申了“类”概念的含义。施蒂纳指责费尔巴哈的“类”是一个压制个体的“本质”、是一个被神化的抽象物(圣物)，费尔巴哈则说“类”是“一切存在于我以外的其他个体”［3］428、“个人是有局限的，类是无局限的”［3］429、类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类本性的一种素质、一种能力、一种普遍规定的实现”［3］429。在费尔巴哈看来，类的实现终究还是自我实现，是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受“感官、空间和实践”的局限之后，必须借助“类”来达到自我实现。这说明，费尔巴哈对感性、类以及人的本质的理解停留在非历史的、人类学的范围，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现实性，但是“类”在共同性、社会性意义上来说是具有积极因素的，而这也为赫斯所把握。在《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赫斯认为费尔巴哈正确地认识到“人的本质就是‘类活动’，即个体为了同一个目的的共同活动”［20］294，只不过费尔巴哈是用一种“神秘的方式”［20］287来表达的。在《晚近的哲学家》中，赫斯对费尔巴哈“人”的解读是“诸个人(Der einzelne Mensch)是类（Gattung）、大全(All)”［14］183，这说明，赫斯对费尔巴哈“类”的理解更接近费尔巴哈本人，并且这一认识也是早于费尔巴哈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自我澄清的。而施蒂纳则从相反的方向批判费尔巴哈的“类”，认为“类”作为一种概念和范畴限制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唯一者”哲学正是费尔巴哈“类”类哲学的对立面。
第四，相比于《神圣家族》和《提纲》，马克思在《形态》的重大进步是历史唯物主义地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思辨唯心主义），这里的关键就是在“原初历史四要素”的基础上理解意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并进一步追问人的现实生活历史地改变的真正动力，这吸收了赫斯“共同活动所带来的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换句话说，唯物史观的创立（或称超越费尔巴哈的关键环节）是赫斯先获得突破的。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认为“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即人的“共同活动”，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赫斯将交往看作人的现实的活动场，正是在交往中，单个人能够实现并表现自己的生命或能力（Vermögen），而“思维和行动只能产生于交往，产生于个体的共同活动”［14］139。作为个体现实的本质的共同活动是现实的，而人的精神和思维也不是神秘的，而是共同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赫斯已经在外在性角度理解意识的产生。同时，赫斯对共同活动的论述同样引入了历史性因素。“人类的个体的现实的本质即共同活动，像一切现实的东西一样，有一个发展史或发生史”［14］139，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停留在思想领域，而是共同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和能力历史性发展所达到的结果。“我们所面临的有机的共同体，只有通过贫困和邪恶激情的痛苦的刺激，由于我们的一切力量的最高度的发展，才能产生”［14］165，这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理解为实践领域的“类活动”，这是超越费尔巴哈的关键一环，改变了费尔巴哈将现成的“类”把握为感性对象自我实现的普遍性。事实上，赫斯正是从生命性活动的交换（交往）推出共同活动，再推出能力和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异化，最后推出有机共同体的实现的。我们知道，人的活动有两个方面，即生产和交往，前者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则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赫斯看来，占第一性的是生产中的交往和交换，而不是生产本身，导致他主要关注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不能把握现实的活动对象的客观性，这和赫斯一贯否定经验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在《形态》H5a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之后说，“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7］531。这说明包括物质生产这一历史前提在内的新的需要的产生、生命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原初历史的四个要素。其中“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7］532，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532。马克思在此处沿用了赫斯的“共同活动”概念，并把握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是把生产中的交往理解为共同性，而是把生产本身理解为共同性。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明确说，新世界观的阐述是通过超越费尔巴哈完成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materialistischen Anschauung der Welt）［21］⑫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5］261这个前提也正是上述马克思对赫斯的超越，即将物质的生产活动看作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式。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发展出超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旧唯物主义的新哲学，找到了“原初历史四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解释意识的发展。随后，马克思进一步追问，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其根源也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7］535，由此进一步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解读为现实的人的生活历史性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观点在H5a做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表述，并在H5c中通过考察私有制发展的不同形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成为H5a思想观点的延续，即“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548。
当然，在《形态》中马克思对赫斯的超越也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决定性作用的把握，还体现在对共产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比赫斯更彻底地清除了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对赫斯来说，共产主义通过直接废除货币以及人们基于“爱情”而结成的直接的内在联系才能变成现实。他试图用“在爱情中联合”来消解人在抽象交往手段（货币）中所产生的异化，寻找一种无中介的直接的内在联合，而马克思则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看作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解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正是在吸收赫斯“共同活动”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实现的对赫斯的根本性超越。正如山之内靖所说：“‘论货币的本质’凭借自己的力量发现了交往、协作、生产力这些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主干的重要范畴，但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历史分析这样的水准上，这些范畴的运用就失败了。”［22］115基于上述考虑，赫斯无疑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先行者和启发者，而马克思从通过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追问现实的人的生活历史性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地超越了赫斯，其中赫斯对费尔巴哈类哲学的批判和改造为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提供了理论参考。
三、正视“施蒂纳批判”的作用：马克思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契机
有学者认为“施蒂纳冲击”说无法解释马克思从始至终对施蒂纳的贬低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按照MEGA2编者帕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把施蒂纳当作“负面论题（ein negatives Projekt）”［23］121来清算的，所谓的“冲击”可以被解释为负面冲击。因此，对施蒂纳冲击的反驳并不意味着回避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施蒂纳确实提出了以抽象个体的唯一性和独自性来反对将观念等圣物当作绝对权威的逻辑，但是却走向了极端启蒙的虚无主义，因此施蒂纳批判是马克思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契机，这一方面能回答马克思未来社会构想的过渡阶段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回应对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证成过程中的“道德哲学缺失”的质疑。通过施蒂纳批判，马克思呈现出如下克服虚无主义的思想脉络：
第一，马克思和施蒂纳都要确立个体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但是施蒂纳拒斥作为特殊性的中介而试图使个体直接占有普遍性，马克思则将中介理解为必要环节。正如有学者所说“施蒂纳归根到底不明白启蒙的合理边界、范围与程度何在”［24］，其试图高扬主体的行动是通过消灭规则和中介机构、无视主体间性关系来实现的。在MEGA2/Ⅰ/5的异文一览中有一条值得关注：
据MEGA2/Ⅰ/5第1355页异文497.25，《全集》第516页第2段第5行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 后有一段马克思后来删去的文字：“Diese Universalitt der Individuen bedingt also Individuen auf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lungsstufe & mit bestimmten Produktivkräften, & bedingt ebenfalls die Veränderung der existirenden Individuen durch eine universelle Revolution.”［1］1355因此，个人的这种普遍性（上文所描述的3个表现——笔者注）为处于一定发展阶段和拥有一定生产力的个人提供了条件，也为通过普遍革命改变“现存的个人（der existirenden Individuen ）”提供了条件。
这段被删去的文字上方，马克思提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间的联系（即普遍性的存在）有三个表现，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现有生产力基础上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15］516。结合这一处异文，马克思认为个人之间相互联系所结成的普遍性同时存在两个作用：一是为现实的个人（个体性）提供了发展条件，二是使得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改变现实的个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主体间的三方面联系是作为中介存在的。马克思的思路是，从作为个体性的自我关系出发，以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为基础，通过上述中介来实现个体性自我到社会性自我的转变，这样的中介就表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而这样的个人也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个人。在中介的作用下，个体出于生存需要不可避免地处于一定的交往形式进而形成社会关系（中介），而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出社会性的自我关系，此时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将会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个体性（现实的人的生活）——特殊性（中介）——普遍性（社会性自我）的思路，从而实现对共产主义的证成。而施蒂纳的逻辑中，作为特殊性的中介被完全拒斥，表现为施蒂纳否认主体间的相互联系的必要性，施蒂纳的目标是拒斥中介后，个体（唯一者）直接占有普遍性，即唯一者由于具备利己主义意识而完全实现“我发展自身”，因而具备了独自性。按照日本学者大村泉的考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述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从H5a的［22］、［23］已经能够找到原始表述和理论雏形［25］。笔者认为，此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即个人如何确立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进而实现个人的独创和自由发展的论证，同样可以看出历史的动力是革命或阶级斗争；而在这个过程中，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出发，考察生产力的每个发展阶段所构成的统治的基础，并逐渐经过不同形式的交往而形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且该矛盾运动将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不断呈现出不同的特定形式。马克思在H5a［23］基底稿所说的“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使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能实现”［7］543，这与上述马克思在H11中批判施蒂纳仅仅停留在唯一者的头脑中的变革的反驳思路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指出，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不能像桑乔所想象的那样要求‘我发展自身’，而是严正地要求摆脱一种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式，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15］515。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在H11中是直接运用在H5a中阐发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施蒂纳。
第二，施蒂纳否定一切崇高理想、道德与价值，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构想的证成并没有否定道德判定的价值，他是为道德判定建构了新的起点，即物质生产。事实上，施蒂纳的虚无主义是要否定一切，但是马克思仅仅是否定缺乏根基的东西。自《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关注物质利益难题时，其对利己主义的批判就内在于市民社会批判之中，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逐渐摆脱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它是无数个利己主义原子式的孤立主体追求利己主义需要的满足的领域，是一个动物王国。青年黑格尔派或多或少关注到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15］424。施蒂纳的激进启蒙否定了一切崇高价值、理想目标和外在规范，这就走向了否定一切价值尺度的虚无主义。而马克思则指出，其未来社会构想中并非没有道德哲学，只是不应将道德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反过来否定现实生活本身，其并不否认共产主义者进行道德判定的必要性，而只是否定道德的特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思想家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且把其当作现实的历史，施蒂纳比所有前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这些观念，甚至在它们所由产生的现实生活任意脱离的情况下，也毫无所知的；他的一无所有的创造只是说明：他抄袭了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但对他的所抄袭的东西毫无所知。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具有唯一者形态的现实个人的历史同他关于人的历史的幻想对立起来的。”［15］200如果把道德、价值和理想目标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就是把事物本末倒置，但也不意味着如施蒂纳一般走向虚无。施蒂纳把普遍性原则看作圣物的统治，将唯一者的工作定义为特殊的无比性，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将不同的职业分工圣化为“类”，这是从天赋能力的角度将分工合理化，以类的关系代替现实的关系。“对桑乔来说，类在这里正是其他资产者称之为事物本性的那种神秘力量，这些资产者把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因而他们也不了解其相互联系的一切关系推到这种力量身上”［15］499。马克思并不是否定主体具有不同程度的道德意识，而是否定将固定职业解释为因天赋个性与能力所限而不得已的固定的分工⑬。马克思意在表明，共产主义社会的消灭分工强调的是每个人在多样化的活动中自由发展，而不是个别人所具有的高贵意识。相反，马克思正是意识到了人的禀赋本身就是不同的，个体道德意识层面也是不同的，因此强调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而非通过否定某些高贵道德意识而让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平均化发展，更不是施蒂纳意义上的“唯一者”无比性的发展。实际上，“基于现代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个人与社会的分离、资产阶级与市民分离以及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的分离，真正与神学对抗的必然发生在神学之外”［26］348，而施蒂纳看似否定圣物，实则仍然在神学之内，并没有脱离黑格尔的哲学前提。
第三，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证成中引入了历史性维度，这意味着这是一定现实基础上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和社会的双向互动结构，其中也必然存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形式的组织机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要求（理想、目的）。不论是鲍威尔所强调的自我意识之自我规定，还是施蒂纳所强调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都试图先制定目标，进而在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实现目标，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施蒂纳总是先给自己制定人的概念然后再去取得自由，并且认定“每个个人身上必然会保存着和这种理想不符合的某种残余，因而这种残余作为‘非人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解放”［15］508。事实上，所谓“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产物，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15］507。共产主义要实现的不是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和理想目标，更无须为了证成共产主义而将“人把自己从头脑中抛弃”［15］508，在个人和其他个人共在的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同时也是个人与他者的共同前提，当人们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时，现存的关系则持续被创立着，从而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的同时建立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基础上的联合。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证成存在独特的历史维度。“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15］515。马克思是从个人关系—物的关系—个人对偶然性关系的统治的角度基于现实的人的生活而证成了未来社会构想。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15］515美好生活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即使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提供抽象论证，最多也只能说17明个人德性的修养问题——正如施蒂纳的道德论证所主张的“我发展自身”［15］515。而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社会和个体的双重维度完整地论证共产主义，其从“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到“个性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的论述，本质上揭示了个人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辩证过程。正如科尔纽所说：“共产主义制度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那就必须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必要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凭着一种革命意志就能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的想法，纯属空想。”［27］244因此，施蒂纳的虚无主义由于是基于抽象人和无视主体间性的联盟，他并不借助任何历史的累积、社会性的力量和特定历史阶段的机构，而将全部的创造能力归为抽象的唯一者，因此马克思说，“断言我从无中把我自己例如作为说话者创造出来，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15］157-158。
四、结语
不论是从《形态》的原始论题还是中心论题来看，“施蒂纳冲击”说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从《形态》形成史分析，马克思所面临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背景中，鲍威尔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批判，并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同时误解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形态》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与鲍威尔论战，在这一原始论题的展开过程中同样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且马克思自《神圣家族》发表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有与施蒂纳公开论战的意图。从文献学考证来看，先于H11写作的H5a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结合H5a和H11的异文信息，在写作施蒂纳批判时诞生的H5b和H5c也是H5a的内容在不同方面的延续和拓展。从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来看，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是关键环节，然而是赫斯而不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并进而以超越赫斯的方式阐述唯物史观。其中，对费尔巴哈类哲学的解读和在“原初历史四要素”的基础上解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重要线索。不过，否定“施蒂纳冲击”说并不意味着否定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施蒂纳通过否定一切崇高理想、道德与价值而走向了虚无主义，而马克思则通过批判施蒂纳说明自己为价值实现建构了新的起点，即物质生产，同时正面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与生产力的关系，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程度，这表明马克思正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批判施蒂纳的，而非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创立了唯物史观。
①本文统一采用MEGA2/I/5卷对手稿的编号。MEGA2/I/5将整个“费尔巴哈章”分为H1—H9（H6是否应被纳入“费尔巴哈”章存在争议），H1 为序言，H2为“一、费尔巴哈. 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H3为“一、费尔巴哈.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H4为“一、费尔巴哈.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H5为“费尔巴哈卷帙”，它又是由三部分手稿组成的文本群，具体为：H5a （马克思编号为［1］—［29］，其中［3］—［7］遗失）、H5b （马克思编号为［30］—［35］）是从Ⅲ. 圣麦克斯D. 教阶制中分离出来的、H5c （马克思编号为［40］—［72］，其中［36］—［39］遗失）是“Ⅲ. 圣麦克斯”第2章的早期版本，以及片段和笔记。H6为“笔记”，H7为 “3.）［残篇］”，H8为“5.［残篇］”，H9为“莱比锡宗教会议”，H10是“Ⅱ.圣布鲁诺”，H11是“ Ⅲ.圣麦克斯”。其中H5的具体内容可参阅MEGA2/Ⅰ/5,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S. 16—123.
②侯才为“施蒂纳冲击”提供的另外两点论据主要集中在：（1）施蒂纳给予马克思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与费尔巴哈彻底划清界限的直接动力；（2）施蒂纳径直批评了马克思并提了马克思的名字，所以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震撼和冲击力。关于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直接动力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展开论述。针对施蒂纳提及马克思名字这方面原因，已有学者作了反驳。参见李彬彬：《马克思哲学革命历程中“施蒂纳冲击”说考辩》，《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
③广松涉将这一部分作为附录Ⅰ来处理，但是巴加图利亚、MEGA2陶伯特版、涩谷版以及MEGA2 /Ⅰ/5都将［1］和［2］放在了［8］的前面作为H5a最先写作的部分，并且陶伯特提出了基于纸张规格、纸质、所用墨水以及它同“圣布鲁诺”一章的联系等因素的考证。参见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④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见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参阅李彬彬：《思想的清算与转变——〈神圣家族〉的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
⑤中译文参考［德］英格·陶伯特：《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第126页。广松涉版也记录了这处删除。参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德文版参见MEGA2/Ⅰ/5,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897.
⑥参见MEGA2/Ⅰ/5,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878。此处说“马克思删去的”是参考了广松涉的考证，MEGA2／Ⅰ/5没有标注这一段是谁删去的。
⑦这一句的修改过程，参看MEGA2／I/5第899页异文54.31-60.3（z.257-258）。MEGA2/Ⅰ/5,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899.
⑧这一内容最后被马克思用铅笔删去。根据广松涉和小林昌人的考证，删去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出版顺序有了新的考虑。参看［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⑨这一处是马克思在H5a删去的内容，中文翻译参考［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⑩这里应该指的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第二十七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⑪恩格斯说:“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⑫这里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指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参见安启念：《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70周年》，《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⑬比如施蒂纳认为，不管他是雇农，还是幸运地生活在魏玛宫廷中，他总是会作诗的。天生的音乐家，不管他会奏一切乐器还是只会奏牧笛，总会奏音乐。而天生的蠢人就永远是笨蛋。（［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66页）
【参考文献】
［1］MEGA2I/5［M］.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
［2］侯才.《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释与新建——兼评MEGA2第一部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J］.哲学研究,2018（9）：3-15，127.
［3］［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德］布鲁诺·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M］//李彬彬.思想的清算与转变——《神圣家族》的文本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德］麦克斯·施蒂纳.施蒂纳的评论家们［J］.李彬彬,译.现代哲学,2023（5）：16-35.
［6］［德］英格·陶伯特.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M］.李乾坤，毛亚斌，等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德］英格·陶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产生史［C］//林进平.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9］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评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译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69-73.
［11］李彬彬.马克思哲学革命历程中的“施蒂纳冲击”说考辩［J］.哲学研究, 2023(8)：34-41.
［1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M］.邓习议,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MEGA2 /Ⅳ/3［M］.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8.
［17］MEGA2 /Ⅲ/1［M］. Berlin：Dietz Verlag,1975.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0］Moses Hess.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1837—1850：Ein Auswahl,hrsg.von Auguste Cornu und Wolfgang Mnke［M］.Berlin：Akademin Verlag,1961.
［21］安启念.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70周年［J］.天津社会科学,2016(6)：4-14.
［22］［日］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M］.彭曦，汪丽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3］Was bleibt？Karl Marx heute,hrsg.von Beatrix Bouvier, Harald Schwaetzer, Harald Spehl und Henrieke Stahl［M］.Bonn：Pellens Kommunikationsdesigen GmbH,2009.
［24］刘森林.虚无主义的三个深渊：以马克思批判施蒂纳为核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53-63.
［25］［日］大村泉.论唯物史观成立初期的基本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3)：108-117，159-160.
［26］［美］沃伦·布雷克曼.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M］.李佃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7］［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