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20:49

本文是国内新版《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手稿)出版后,第一篇从哲学视角系统地研究该文献的专题性论文。作者力图摆脱传统马列原著研究中那种注释性或以教科书体系解读经典文献的模式,真实地从经典作家自身的思想逻辑出发,认真探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特别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文本中所内含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作者还首次提出了《费尔巴哈》五个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问题;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科学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态中的科学历史观,特别是作为当时理论侧重点的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的基本思路。作者否定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理解,也批评了一些西方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曲解。

近几年,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讨论是步步深入的。可是我觉得,在不少论者的讨论中,带倾向性的“语录摘编”多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思路的“逻辑”,这是问题一。问题二,一些热衷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者,仅仅把自己的言论系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简称《提纲》),主要是它的第一条,而不去深入研究马克思这一《提纲》的具体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它的第一章);问题三,就是有的论者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可却无视这一文献的最新重译本的重大变化。这是我们的研究不能真正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指出,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提纲》第一条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倒退逻辑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神话,在新的文献资料面前已不攻自破。我以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在当前认真深入地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完整表述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章手稿),都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其重要和十分紧迫的任务。今年,正值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50周年,这里发表此文,也示纪念。


(一)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中文版单行本--《费尔巴哈--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下简称《费尔巴哈》),与原有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相比,不管是结构或内容上都有重要的变化。在现在的这个版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五个手稿被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手稿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手稿,按时间顺序分别为:最初写下的具体说明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手稿的29页,现在被编为第二部分。然后是从已成稿的第三章中两处抽取的第二、三手稿计43页,现在被编为第三、四部分。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大部分手稿后,两次起草的全章引言和新世界观的总体概括的第四、五手稿,现在被整合编辑为第一部分。同时,新版手稿还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上的许多重要注释和说明,并对手稿做出了一些近似文献学的说明。在这一版中,新增了近一万余字的新内容(这主要参照了由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编俄文译本。参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②

对现在编译手稿第一部分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以往的研究里争论和分歧最多的部分。在新编版本中,第一部分手稿是第四、五手稿特殊接合的结果(在我们现在的新译本中,不恰当地去掉了两个文本接合记号,人为造成了不同文本视界边界的主观消失。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版。以及1965年的前苏联巴加图利亚版)。以我个人的理解,第四、五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完哲学新视界后,试图再从总体逻辑上概括一 下自己的新观点的两个不同角度的努力。对于这一部分手稿内在逻辑结构的正确理解及其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即使在新编译本问世后,仍然存在着某种相当不准确的估判。在新编手稿的设计者巴加图利亚眼中,这一部分手稿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未完成的誊写稿,第五手稿又是第四手稿的修订。遗憾的是所有新译版本(德文和中文版)都接受了这说法。我不能接受这种设定,因为我认为这种理解严重低估了这一部分手稿的意义。

依我之见,第四手稿和第五手稿不能被简单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章手稿的誊抄(仅仅从引言的内容或字迹工整的程度上做出判断是不足为据的),而是他们在基本理出新哲学基本构架后,打算(1)为第一卷改写一个“开头”(引言),以说明他们在第一卷中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针对性;(2)是为第一章中(其实也是全书)他们阐发的正面观点再加写一个“开头”(概论)。引言部分的内容是十分清楚和确定的,因为第四、五手稿在这一部分上是一致的,可是,两个手稿在相同的引言之后却出现了两种从不同的思路出发的“开头”。这是理解该问题的难点所在。

第四手稿一共五页。引言占去两页多一点,这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页最后删去的一段话:“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首先提出一些能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debonne foi[认真地]加以对待”。③从这种针对性出发去阐明自己的正面观点,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从“人”出发并以驳论为着眼点的理论表述的概要思路。这也是我称之为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所进行的理论表述。这里的“人”的出发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起点,而是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旧哲学根本错误的特定表述出发点。关于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下面,我们不妨随着这条思路做一个逻辑探索。

我们发现,在第四手稿接下去的理论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由现象至本质逐步回答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社会存在中决定性的东西?用最简洁的语言来确定,“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④再指明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第一个需要面对的“前提”,有极大的针对性。个人,是黑格尔在总体理念演进中极力泯灭的;人类又是费尔巴哈等人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想回避这个看起来似乎是社会历史基石的“人”。这个起点是相当精彩的。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费尔巴哈等人作为人之存在的那种人本身的自然存在(“个人的肉体组织”)和个人与自然的直接依存性,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方面。因为人类个体的生命需要阳光、空气和火水完全与动物是相似的。即使在这一视角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开端(“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一上来就首先否定了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本质基石,即自然的人类个体。同时,问题变得需要重新确证了:什么是人?!或者用科学的语言来说,即什么是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类的不同质点?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在做一个逻辑层次很深的辩解,因为在马克思不久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人”正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类本质被确定为理想化的劳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主义逻辑,还要“自我清算”。关键是划清界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得不把“人”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表述出发点(不是科学逻辑的起点)的重要原因。

那么,什么是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在规定性(质)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后退一步,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全部唯心主义都在以意识为基本点,而费尔巴哈、鲍威尔等在以人的情感关系和异化了的宗教为基本点来区别人与动物。⑥这在一般特性的界定上并不错,我们的确可以由此获得人与动物在某一个方面上的不同特点。而这种界定还可以是一个在外延上无限伸展的空间,但是,这都不是人之所以是人而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质的规定性。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中,只有“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⑦请注意,这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规定性。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突现的。⑧

首先,人不再像动物那样直接取之于自在的自然母亲(直接的自然依存性),而是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里包括自然基础“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当然自然因此丧失其自在性成为新的人的生存物质条件,同时还有由人“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这主要是全新的人工“自然”和新的社会客体环境。其次,人不再从属于自在的自然过程总体,而因生产活动本身“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类在自身发生的初期,社会历史并不是直接地有意识地建构的,而是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间接地”一词使用是相当精确的。

以我之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这里是要界定“生产”是人的内在规定性,但却同时获得了社会存在(或“社会生活”)这一新的范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的肉体组织,人主要是一种新的生存形式,人就是自己的社会生活。正是历史发生的生产才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自然界),也由于生产才造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天辟地。有了生产,才有了动物所没有的社会交往工具--意识和语言,才有了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宗教和其它一切人所独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向我们表明,人的确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但人的总体规定性却不是个体的特性,而是由生产形成的新的群体生活。人是个体,但社会生活中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之所以确立成为历史主体恰恰由于他自身构成的社会性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说,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确是主体,但是人的真实主体性恰恰是由于生产(实践)获得的。因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中,相对于抽象的主体--人的自然存在(不仅是人口!),相对于抽象的客体--人的社会物质环境(不仅是地理环境,还有工业与文化创造的环境),作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人们,特别是他们构筑起历史本体过程的物质活动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固然开始是无意识的)。同时,相对于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这又是社会存在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意义的客观存在。

我们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来界定人,这还是社会现象的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生产可以把人从动物中界划出来,可以分立出异质的主体与客体,可是这还并非抓住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具体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表述又向前推进了。接着刚才我们的分析,在社会存在中,人的生产实践是最重要的,但生产并不是一个混沌无序的总体,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规定,任何生产实践都是具体的有序的,不过是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⑩即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个生产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在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同时,也与“个体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1)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的有序结构是生活物质资料的历史特性决定的,可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更表现了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新的有序性。

正是这个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制约着人,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之外的全部生活和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含思想关系),而这个由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全部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从人的社会质的规定向社会本质的过渡,因而,生产方式也是社会存在的具体本质。依我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核心正是这个作为生产实践内在结构的生产方式。(12)于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

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没有编序号的五页纸的第四手稿到这里突然中止了。这个中断有几种可能。一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的概述已基本完成,由此可直接过渡到第一手稿中以批判费尔巴哈为起步的系统表述;二是觉得第四手稿的概述还需要作些补充;三是感到从这一思路出发进行概要与后面的系统表述在逻辑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重新再写一个“开头”。从手稿的具体研究中,我倾向于第三种可能。让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第五手稿的16页手稿被恩格斯编上了1-5序号。引言部分共写了4页半。前两页与第四手稿基本相同,但是从第二张(大约是第三页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写了作为引言的三页多新的内容。小标题换成了“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接下去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大段具体说明。请注意,这里不仅仅只是(或者“主要”)针对费尔巴哈,而是批判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14)引言中新增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是一个理论过渡段:“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5)这一段显然使引言更加完整了。但是,手稿至此(第五页)却中断了(第五页下半部分为空白,第六页是从另一张纸上重新开始的)。

下一页重新开始的一段文字(第五手稿的第3张-第4张)。是一段独立的理论表述。这一表述是从历史进程的具体发展来说新世界观的,这与上述第四手稿紧接引言的那段论述正好是从两个不同视角出发的。前者是从社会的结构性(共时性)视角入手,依现象逐步深入本质的逻辑分析思路;而后者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过程性(历时性)视角出发,用部落、古代和封建所有制三种社会形态的具体发展过程来进行理论说明的。这段文字的地位显然容易引起争议。从我们的新编译本看,编者假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五手稿引言之后应加入原第四手稿中未删除的那段表述,在结构论述之后,再从过程入手进行历史分析。最后,由第五手稿的小结收尾。

可是,从这段文字的具体分析来看,这种假设是难以站住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表述中不是在进行理论概括,而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关于社会形态的实际分析。从全章的内容来看,与这一表述相接的应该是从第三章移来的第三手稿的开始。现在第三手稿正好缺少了编号为第36-39张的手稿,有没有可能是恩格斯誊抄了这一段表述打算放到前面去的呢?恩格斯将第五手稿编号为第1-5号,并与第一手稿直接连接起来,他把第一手稿29页编为6-11号。可是马克思又划掉了恩格斯的编号,将第一手稿重编为第1-29号,并由此经过第二手稿一直编到第三手稿的最后--第72号。我发现,日本学者广松涉1974年编译的《费尔巴哈》日文版将这一段文字直接移到了第三手稿的开始处,很可能也是出于上述我的新假设。

按照我的新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五手稿是总体概述的另一种历史性思路,即从历史运演中得出新世界观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第五手稿的概述不再是驳论性(即解决问题式)的阐发,而直接是自己正面的总括了,在这一点上,第五手稿的思路更接近后面(第一至三手稿)的哲学新视界的具体阐发(关于这一点,文本的显性意向十分清楚,这里恕不赘述)。

从文稿的修改意见看,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个作为第一章正面观点制定后的总体表述,虽然第四、五手稿都是未完成的,但从两个手稿已经表述出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最重要的一般原则:第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人”;第二,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生产活动为基点的实际社会生活(存在);第三,在人的客观社会存在中,无论是从结构性的角度还是从过程性的动态方面生产方式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第四,人基于生产交往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第五,人的意识不过是他们意识到了的实际生活。同时,在全部总体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新视界的制定的阐发都遵循一个全新的理论特征:即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原则。而这个本质特征群的唯一来源就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运动着的人类社会实践。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费尔巴哈(及一切旧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根本理论质点。


(二)

第一手稿(现新编译本的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自己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第一章手稿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构架最先完成和最系统完整的“正面表述”。如前所述,在这一部分手稿中,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是要完成两个理论任务,一是全面批判费尔巴哈,以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二是全面说明自己创立的哲学新视界。第一项任务明显未能完成,当然这不是讲在这部分手稿中没有批判费尔巴哈,而是说没有象第二、三章那样,对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进行具体的批判。(16)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另泼大量笔墨才能完成的理论任务。

现在留下的第一手稿,从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10页)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针对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进一步确证了新世界观的逻辑基石--实践及其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第二部分内容(第11-29页),是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新视界从“提纲”的一般逻辑表述,实现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系统理论表述,全面建构了新世界观的初始形态。

十分可惜的是,第一部分手稿的十页竟然遗失了五页半,而这些手稿的内容却恰恰是十分关键的。从目前遗稿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一部分虽然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实质,但不是对费尔巴哈整个学说的专门批判,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新世界观的立场上,以驳论的形式(针对费尔巴哈)奠定了新世界观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点上,正好与第四手稿的思路是一致和互补的。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有三个:一是“自然”对象;二是“人”;三是人的直观(意识)。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提纲”所抓住的三个主要理论质点。我们发现,第一手稿的这一部分内容几乎就是“提纲”的具体展开!

“提纲”的第一条就是从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对象和感性世界的观点开始的。不难看到,正是这个“提纲”的第一条受到了后来不少自称是“马克思的子弟”的偏爱。这倒并不是1880年恩格斯发表“提纲”时出现的情况,而是1932年以后,特别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突现在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特定情况。我已指出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论点,但他们坚持用“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因此在“提纲”的研究上,他们采用了一种回溯的逻辑,即通过从“提纲”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倒退,以后者的逻辑构架来诠释前者。所以,“提纲”的第一条成了他们否定“自然辩证法”,批判恩格斯的主要依据(参见拙著:《折断的理性翅膀》,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章)。这是一条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哲学逻辑。我不得不说,在今天我们的一些热衷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人道主义”的同志那里,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按照我的理解,“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自然也就是第一手稿正面表述的前提了。我们发现,第一手稿的第一部分的表述正好与“提纲”的思路是吻合的,我们不妨将这二者融合起来讨论。

“提纲”的第一条在这里被扩展了,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自然对象)的错误理解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有两点局限性:“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这显然是原来“提纲”中第1条和第5条的共同指涉)。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把客观自然界面向人的感性现象(注意,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物质存在),“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不是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马克思的用词是十分科学和精当的,他不是说自然物质存在本身是人的产物,而是说人所面对的(直观中的)感性自然界或者他周围的感性世界。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意思,即全部自然物质存在是人的实践产物,这实际上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把人周围经过人的实践作用过的周围自然环境,或经过实践的“眼睛”(更准确地说,是实践的历史棱镜)中介过的自然界感性图景,理想化地变成某种天然物质存在。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他总是“求助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7)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界定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后来被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本学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成为他们滑向人本主义逻辑误区的第一个阶石。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这种局限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用非历史的观点去观察外部世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界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8)(请注意,这里的“历史”不是指狭义的社会历史观,而是思想理论逻辑上的历史规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9)这显然是马克思在“提纲”第1、5条对费尔巴哈批评的具体说明。

但是,就是这一段表述本身也必须进一步地加以确证。实际上,马克思这里所称的周围的自然界有两个规定,一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恩格斯语)的人的自然环境,不是泛指全部自然物质存在;二是说现在作为在社会历史中现实存在的,人所面对的周围的自然环境,即构成社会存在物质基础的那部分自然。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性世界的内涵。关键在于,马克思指出,这一部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并且,上述“感性世界”是实践的结果一命题“当然不适合于原始的、通过genertio aeguivoca[自然发生]的途径的人们。”(20)因为对于早期刚刚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人类的生存,“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21)当然就无法说人面对的自然环境是人的实践的结果了。

我们继续读到:“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2)这里所说的“不存在”,并不是说没有经过实践作用的自然是不存在的,而是说费尔巴哈把已经作为历史结果的、人们周围的自然环境视为是自在的天然存在物是理想化的,这种虚假的天然自然是不存在的。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后面章节中批评施蒂纳那种“人对自然的幻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是说这种主观的幻想关系本身不存在,但他们当然承认“由工艺和科学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23)很显然,这是一个特设说明,这绝没有任何其它外延上的扩展,也绝推不出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自然物质是不存在的结论。这里的意思十分清楚,自在性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断缩小的部分,“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分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24)而对今天在社会存在中活动的现实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周围自然无不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只有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周围的自然界(“感性世界”)成为实践的结果,是指人区别于动物,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确立开始的。这是一种重要的客观实践生存中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就是这种被实践作用过的自然,也并没有因为人的活动而丧失其客观存在的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它只是丧失了自然物质本身的“自在性”,而不过是通过实践获得了新的、经过“中介”的客观存在形态,即人的实践中介的自然存在。其实,不少论者仅仅注意到问题的这一个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关于感性世界和我们周围自然界的第二方面,即人工“自然”部分。如果说第一方面是除去“澳洲新出现的珊瑚岛”和某些原始森林中未开垦的处女地之外,人在实践中集中利用和优选自然的过程,如手稿中谈到的“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果树原来是天然生长的,它们成为人们专门食用的集中培育的果园却是商业和工业的结果。(25)那么,第二方面则是人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存在形式。这不是说,人在实践中造出新的物质,而是天然物质在人的实践中按照人的效用取向发生的客观结构重组。这就是马克思在一个比喻中所指的“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特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别墅。”(26)这里的情况,除去葡萄园,其它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结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感性世界”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进程中,这一部分物质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中更重要更直接的依存基础,它体现为社会存在中生产力的量的部分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实体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评费尔巴哈的理论意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式: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已经不断从自在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环境。(27)虽然一般自然先于人而现实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所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8)

第一手稿的第一部分,从现有的手稿内容看,主要是以驳论的形式说明了作为费尔巴哈哲学前提的“自然”和“直观”(从逻辑上去看,还应包括“人”的问题)的真实本质,从而也奠定了实践-这一新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在这一部分的表述中,我们明显感到了“提纲”的内驱力。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是重申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自然被作为一个先在的物质前提被扬弃在自身的内部。在新的哲学逻辑中,实践取代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于是,实践与自然(物)相对,实践与人(主体)相对,实践与观念相对。人类社会实践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引申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构架。这就是以下第一手稿的二部分内容,也是全部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表述他们哲学的基本构架。


(三)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四手稿(含第一手稿的前半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表述中,他们遵循了一条逻辑运演中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现象到本质逐层深入的方式:先是“人”,透过人的自然存在以生产划定人的社会生存质,再从社会存在中深入到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生产方式。而在第一手稿第二部分以及第二、三手稿里,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的表述,却是以历史的逻辑来建构的。在这个哲学基本构架的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了一种总体逻辑抽象与历史过程现实发展的真实统一。这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这种新的从客观实践的科学世界观构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路的完整阐发。当然,这个阐发是有理论重心的,即以确定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主线的。因此,在这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主要功能是科学反映外部世界的一般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在揭示社会历史存在和客观基础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我将其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这当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理论重心。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始逻辑视界中的唯一思路。以我所见,就是在这同一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原来那种关心人类主体生存状态的批判性思考--主体辩证法话语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消失了,而是在新的科学基础上转型为一种科学批判性,即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当然,在这里它只是以一种隐性话语的形式潜在地存在。并主要表现在本文没有直接解读的第三手稿中。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我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基础。

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是从理论的出发点的确定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即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请注意,这并不是黑格尔那样的纯粹观念,这个出发点恰恰与社会历史的初始发生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逻辑始终是与历史统一的。在此,我们又要进行一个重要的逻辑界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中理论出发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问题。

其实我们在上一节的论说中,由于理论确证的需要,我们是将“提纲”与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论述融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这样我们无意就弱化了一个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已经出现的重要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哲学新视界的阐发中已经没有再从“提纲”中的实践出发,而是从社会历史中的物质生产出发了。这大概也是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和现在热衷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一些论者长期以来忽视的一个重要情况。实际上,马克思在“提纲”中的确将实践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总体逻辑起点,但当他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就没有再将这个抽象的具有总体性的范式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原因非常简单,首先是一旦他们进入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实践本身就进一步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层面人类主体行为系统了,而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人类主体通过物质活动改变自然对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成为具体的真实基础了。我以为,从实践的总体范式向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过渡是从总体逻辑向具体理论运演的回归。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而后者则是理论建构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学说的具体的理论出发点。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其次,也是问题更重要的一个理论质点:“提纲”中的从主体出发是特指从人类能动的客观物质实践出发,这是说明新视界不同与一般唯物主义的根本质点。即在同是第一性的一般对象物质和人们改变物质对象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物质活动中,马克思更强调后者的逻辑基始性。这是他观察整个世界的新的基点。但是,当他们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时,“提纲”中原来那种与对象相对的广义的主体方面(实践活动)却再一次发生逻辑层面上的微观分化,即马克思进而去确定在自然物质前提之上的人类社会存在中的基始因素--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历史本身的起点。在这里,原来在逻辑总体上作为(对外部对象对立的)主体方面中的物质生产活动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确定为狭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方面!并且是社会客体方面(马克思的狭义的社会客体是包括了在实践中介了的自然物质基础之上,人类的一切客观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物化存在;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不同于广义人类社会主体的狭义主体,即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个人)中“第一级”的东西!这个“第一级”不仅仅是物质客观性,而是社会物质存在中基础性和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其确定为社会存在中的第一级和原生的方面。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页)。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实践本体论”的误释特别是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差别,在这里就一目了然了。“实践本体论”是从广义的主体方面走向抽象人的主体性,而马克思是从实践走向历史的客观物质生产基础。

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科学理论起点就必然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进行理论厘定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从“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开始,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这就是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1)很显然,新世界观不是从哲学家的思辨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孩童都知晓的常识开始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

当然,物质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的发生和运动都是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历史活动。”(32)新需要是生产的结果,但又是生产顺利推进的内在要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再生产过程。当然这里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显然是给予这个人类社会基础的一个动态性支点。

其三,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处于初始历史起点上的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是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月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33)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人的自然生产即是通过生育,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就成为从属的关系了。”(34)其实,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成为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从属的方面。但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关于这两种生产的关系的科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多年以后重新做了更加精细的分析)。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这三方面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5)马克思恩格斯是要指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处于“原始的历史关系”起点上人的生产的三个因素,并且是“同时存在的”。

在说明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之上说明了由此产生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即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关系之外的客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6)作为原初历史过程第四个因素的社会关系(第二个总体因素),在这里主要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37)这里的社会关系是广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用社会状况来替代它),它实际上包括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而这里的“无关紧要”说明了社会关系的被决定性。由什么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态,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8)人们怎样生产的方式就是生产力,即人对自然关系的实践功能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制约全部社会状态和人类历史。并且,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39)

第五个因素(第三个总体因素)是与全部上述社会存在相对应的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关于意识的说明,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所进行的更加详尽的科学说明。(40)

到这里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勾画了哲学新视界中原始社会历史关系的五个基本因素(从总体上是三个因素),呈现了一个人类社会发生时的基本结构。在接下去的论述中,一般的历史勾画为一种更加深层的历史逻辑矛盾分析替代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现实的社会基本构成并不是以往哲学家们所设想的某种简单的组合,是什么“怪影”、“最高存在物”之类的驱使物,社会历史的真实本质是由生产发展过程本身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说明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理论角度去评说,还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去透视历史,以把握现实历史发展的内在脉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最重要的逻辑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三个因素)、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总体因素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不是简单联结的,而是“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41)它们之间是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生产活动的特定水平发生特定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考虑原始社会的情况)的发生因之于特定的劳动分工。如前所述,这里的分工不是个人的社会分工,而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劳动分工,并以此生出“不平等的分配”,终而产生私人占有制--所有制。在一定的意义上,“分工和所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2)而当个人利益与交往中出现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就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了。同时,整个意识的发生和存在在现实社会历史中,又总是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意识形态!整个第二手稿都详尽说明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的系统阐发,最后落在一段小结性的文字上。从第一手稿第24页开始的这一表述集中阐发了四个原则性的观点。

首先是对上述关于哲学新视界的系统正面表述的一个经典概括。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用了“由此可见”一词:“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3)在这第一段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说明了新世界观的基本轮廓。这里有三个逻辑要点:其一是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即“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实的生产过程”包括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的自身生产三个环节,其中物质生产是核心。其二,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关系(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这里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前面第13页手稿上所说的,人的社会关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之意。(44)其实,这就是在说,以物质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是其它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三,是全部社会结构制约意识结构的形式和发展。

第二个原则性论点是新世界观的一个总体原则,即“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5)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表述命意是十分深邃的,他们没有用一般唯物主义的从物质(感性对象)出发去解释观念,而是用了“从物质实践出发”(此处又是在总体逻辑高度上的实践)。马克思还在手稿这段文字边上加了边注:“费尔巴哈”。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几个字下划了横线,这实际上是说明这一原则的特设理论指涉,即新世界观不仅反对一般的社会历史精神驱动论,而且(或者说重点)克服费尔巴哈之类虽然从物质出发,但由于直观和非历史性的病症,在一种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形式中重新坠入一种隐型历史唯心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质点。

第三个原则性论点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和主体创造性的关系,即“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6)这说明,新视界仍然坚持历史决定论,因为在社会历史的每一个现实阶段上,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人在改变自然和改造自身中所形成的现实生产力,以及被特定的历史改变了物质环境(含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这正是人类主体现实生存和活动的客观前提。因为这预先规定了主体活动的“条件”,有限度的“一定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坚持机械决定论,因为社会历史只是客体环境在“新的一代”的实践改变中向前发展的。

所以,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回到一个总体关系,即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建构。又一个“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7)很显然,这是“提纲”第三条的理论质点。这表明了哲学新视界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极重要的双重分界点。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48)

在以上对《费尔巴哈》手稿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只是尝试性地提炼了隐匿在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视界。而且主要是概述和解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表述他们新世界观的基本逻辑线索,也可以说在摆脱了传统马列原著中那种以原理反注经典文献的惯性框架后,第一次揭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真实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重要的本真思考要点。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其实并不是一种板块式的体系,它本身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实践观点:即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这里的历史哲学不是狭义的历史观,而是从社会历史实践不断向前滚动着的棱镜透视一切,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态。它要求我们从社会实践所内含的客观唯物主义原则和能动的辩证原则出发,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探寻人类主体实践参预和作用的外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

注释: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新编译中文单行本--《费尔巴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

②参见拙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第10期。

③④⑤⑥⑦⑨⑩(11)(13)(14)(15)(17)(18)(19)(20)(21)(22)(24)(25)(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43)(44)(45)(46)(47)(4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注1;第10页;同上;第8页;第12页;同上;第13页;同上;同上;第7-9页;第9页;第42页;第22页;第20页;第21页;第26页注1;第21-22页;第42页;第20页;第21页;同上;第19页;第23页;同上;同上;第24页;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第24-25页;第27页;第28页;第36-37页;第25页;第37页;第37页;同上;第32页。

⑧参见拙文:《突现的社会存在层系》,《福建论坛》1992年第4期。

(12)参见拙文:《实践格局》,《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

(16)后来恩格斯曾经写道,第一章“对费尔巴哈的学说没有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2页。

(40)参见拙文:《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天府新论》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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