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于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尤其在人口减量发展阶段，继续维持以往物质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不仅投资效率低下，而且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应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的增长动力转型之难。应以生育养育、儿童早期发展、提高社会保护水平作为“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多举措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投资于人；人口高质量发展；生育托育；儿童早期发展；人口老龄化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一、导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了“投资于人”的重要意义。“投资于人”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抓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1]而且，“投资于人”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途径，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2]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3]。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最终都取决于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投资于人”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更是支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举措。
“投资于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物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会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特别是在总人口达峰后，如果继续沿用以往依靠大规模物质资本投资的发展路径，上述约束会更加明显，并导致物质资本投资效率的下降，物质资本积累也难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这种约束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实现路径。“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既是在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迫切需要，也是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通过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将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
“投资于人”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对“人”进行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投资。这种投资不仅限于教育培训等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是包括从生育、养育，到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再到养老等各个环节，需要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投资的政策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紧密配合，从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招生，到改善公共医疗条件、推进住房保障，这些投入为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人口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在关键领域的投入，使其成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结构，从集中在某一阶段或单一领域的投入，转向面向不同群体、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精准化、系统化投资，从偏重物质条件改善，转向在生育养育、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技能提升、老年健康保障等方面形成多维度支持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挑战的同时，释放人的潜能与活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长久动力。
“投资于人”是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治本之策。当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优化需求结构，即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向更多依靠消费需求牵引。近年来，尽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但消费需求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消费率提升缓慢。促进消费一方面需要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也需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政策工具，改善并稳定居民的预期，提升消费意愿。以公共支出的形式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有助于再分配更直接惠及家庭部门，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同时可以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就学、就医、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潜力。这不仅能在短期内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增强国内市场活力，更能在中长期内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培育新兴需求、推动产业升级，形成稳定的内需支撑。由此，“投资于人”不仅是解决当前消费增长动力不足的直接路径，更是从根本上补齐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性短板的治本之策，为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平稳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二、高质量发展要求“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投资于人”不仅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以下几个方面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更紧密的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备现实可能性。
（一）增加对“人”的公共投资比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公共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多集中于物质资本投资领域，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对“人”的公共投资占比则会逐渐增加。对于跨国数据的分析也表明，随着人均GDP提升，政府支出结构将产生显著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硬投资占比下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软投资占比上升，这反映了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随着人均GDP水平提升，各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等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如图1中的左图所示，从各国数据的拟合曲线看，公共支出中“投资于物”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相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各个经济体普遍增加了“投资于人”的比重，而且，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升，该比重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如图1的右图所示。对于发达经济体，“投资于人”甚至已经成为公共支出最主要的内容。
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强大的物质资本投资作为支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大规模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与制造业扩张、房地产发展等领域，构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发展的基石。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资与丰厚的人口红利相结合，形成了生产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起飞阶段快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从发展水平看，2024年人均GDP达到13303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分类标准，202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3660美元，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标准（13935美元）[4]。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农增加值占比已达93.2%，而且，第三产业成为GDP最主要的来源[5]。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相对应的，大规模物质资本积累的任务基本完成。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城镇化进程也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6]，这一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全球城镇化率为57.7%[7]），并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普遍保持的70%~80%区间。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需要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物质资本的投资需求也更高，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应地，城镇化进程的增速放缓，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增加“投资于人”的比重。我国当前正处于这一转换的关键期，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相对于我国的发展阶段而言，虽然在公共支出中对“人”的投资已经有了明显增加，但仍然有较广阔的空间。
图1 人均GDP与财政支出结构
注：实线为拟合曲线。其中“投资于物”占财政支出比重使用经济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衡量，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比；“投资于人”占财政支出比重使用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衡量。样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包含的全球各经济体，时间跨度为1972年至2023年。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二）“投资于物”的回报下降
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物质资本投资回报下降的情况下，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回报，也可能使物质资本投资发挥更大的效率。若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度量物质资本投资率，可以发现我国的物质资本投资比重长期处于世界高位，自2009年以来便一直高于40%，如图2所示，以2023年数据为例，在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较其他经济体的投资率高10%~25%，较世界平均水平高14.56%，这意味着大量资金持续流向物质资本扩张。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来看，每增加1单位GDP所需的投资变多，投资效率下降，同样规模的新增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市场投资回报率下降是重要原因，在中国ICOR快速上升期，基础设施部门的资本产出比几乎翻了一番，房地产市场的资本产出比增加了56%[8][9]。
图2 中国投资率与增量资本产出比
数据来源：投资率数据为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增量资本产出比数据为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但与此同时，众多研究表明我国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有学者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2013年已降至4.96%[10]。有学者也得到类似结论，认为中国宏观总体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13.36%下降至2016年的4.13%[11]。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2021年前后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高，之后逐渐降低[12]。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可以归结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因素：物质资本过度投资和人口结构转变。
首先，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这一时期，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相互促进，形成了强大的资本存量。然而，正如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揭示的，当物质资本存量达到一定饱和度后，新增的每一单位资本所能带来的产出增量会越来越小。持续的高强度投资，在工厂、设备、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已经趋于饱和，导致投资回报率不可避免地下降。这不仅体现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上，也反映在整体投资回报率的降低，表明过去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其效率。
其次，我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转变，加剧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巨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规模，即所谓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当时，充足且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有效配合了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被显著延缓[13]。这为我国创造了罕见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并存的局面。然而，随着老龄化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会愈发减弱。资本与劳动的要素配置关系正在调整，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不断下降，对经济增长潜力构成中长期的结构性压力。
（三）“投资于人”有助于提振消费
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居民储蓄率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亟需寻找新的高效投资去向。在此背景下，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不仅能够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也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从而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支撑。
在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推动下，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2021—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6.4%，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6.2%，比“十三五”期间提高8.6个百分点[14]，显示出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然而，从国际对比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依然偏低，尤其是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率的水平理应更高。按世界银行同口径数据测算，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6%，不仅明显低于美国（67.9%）、德国（49.9%）和印度（60.2%）等主要经济体，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4%[15]，表明我国消费潜力尚有较大释放空间。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物质资本投资和消费是竞争关系，但“投资于人”的支出往往兼具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居民在教育、医疗、文化、技能培训、体育休闲等领域的支出，表面上是满足日常需求的消费，但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它们同时提升了人的能力、健康与素质，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正是由于“投资于人”与消费之间天然存在更直接的联系，其促进消费的作用既体现在当期，又对长远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有积极的作用。相比之下，投资于物对消费的拉动更多依赖间接和滞后的传导机制。
公共支出增加“投资于人”的比重，有助于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把较高的居民储蓄率转化成为消费需求，是解决消费疲软、稳定消费预期的有效之策。当前，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和医疗成本已成为抑制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许多家庭出于对未来支出的担忧，不得不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潜在的风险。“投资于人”通过加大公共资源在这些领域的投入，可以有效减轻家庭负担，降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提升消费倾向。这不仅能够刺激当期消费，还将形成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动力。
“投资于人”可以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的基础是可支配收入，要从根本上促进消费，必须持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加大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使劳动者更好适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变迁，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与此同时，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健全的医疗保障有助于缩小不同群体的发展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结构，不仅能够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还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稳固的消费基础。
“投资于人”可以促进服务消费，优化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即将迈入高收入阶段，居民消费重心正从传统的实物消费转向教育、医疗、旅游、文化和养老等服务消费。加大医疗卫生投入，不仅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还能带动康养、高端医疗、健康管理等产业发展。加大教育投入，可满足居民对终身学习和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加大文化和旅游投入，可以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刺激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这些服务消费的扩张，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推动产业结构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向消费驱动的服务经济转型。
（四）“投资于人”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摆脱以往过度依赖生产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要动力的集约的经济增长。因此，如何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环节。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清晰的脉络，也为“投资于人”为何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注解。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端于索洛模型，它很好地解释了生产要素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了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事实。然而，索洛模型并没有解释如何获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随后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着重关注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之所以可以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乃源自其中蕴含的知识和技术具有正外部效应，可以提升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认为物质资本的深化使技术（知识）在企业间外溢，技术进步因而具有非竞争性，从而得以全面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并推动经济增长[16]，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性研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则指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产生于人力资本投资而非物质资本的积累[17]，这一论断明确了“投资于人”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这一框架下，人力资本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的内在动力。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的独特属性，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递增收益特征。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被无限次使用而不会损耗，还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这种特殊属性使得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产生持续的增长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直接影响自身生产率，还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他人，这解释了为什么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创新增长极能够持续保持活力，高素质人才的集聚产生了强大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了整个区域创新能力的跃升。
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效果不仅取决于投入的数量，更取决于投入的时机和结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随儿童年龄的增加而递减，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最高的回报率，能够显著提升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并为后续教育与技能积累奠定坚实基础[18]。同时，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深刻改变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替代了大量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任务，显著提高了对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通用非认知能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传统以单一认知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难以完全适应技术迭代和经济转型，需要更加重视培养劳动者的适应性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以使其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投资于人”可通过培育覆盖全生命周期、全人群、适应技术变革的高质量人力资本，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核心驱动力。在技术进步加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今天，“投资于人”的意义在于其能够激活创新链条，打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要素投入瓶颈，发挥人力资本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且更具韧性的内生动力。
三、“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投资于人”是既往人文发展的继续。不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人口转变面临新的形势，对“人”的投资的内涵更加丰富，投资的领域也不断扩展。
（一）生育养育的公共服务
加大对生育养育公共服务的投资，是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对“人”投资的重要领域。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下承担了大部分养育责任，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严重的机会成本问题。女性为了生育和照护子女，往往面临职业中断、收入损失和人力资本贬值的风险，形成了生育惩罚现象。解决生育养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兼容成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问题[19]。当前，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使得家庭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分担育儿责任，是家庭难以有效降低生育成本的重要原因，这不仅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扭曲，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被迫退出或减少劳动参与，导致社会整体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下降。
鉴于家庭的生育行为已经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此，公共投资在生育支持政策中应该占据主导地位[20]。一些发达国家在公共财政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实施“面向家庭的公共支出”计划，对遏制生育率下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发达国家面向家庭的公共支出主要包括三类：现金转移支付，即面向有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现金补贴，如儿童津贴、父母产假育儿假期间的收入补贴、单亲家庭的收入支持等；服务与实物补贴，即面向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如早期教育与儿童照护的设施给予直接融资或补贴，直接为家庭支付部分儿童照护费用，对年轻或有困难家庭提供儿童照护相关的设施与服务等；税收减免，即通过税务征收系统直接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最常见的政策工具是根据生育养育的子女数量免除或抵扣一定额度的纳税等。从高收入国家已有经验来看，面向家庭的公共投入有助于提振生育率，利用OECD家庭数据库对2001—2021年33个高收入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和面向家庭的公共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见图3），这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参照。
我国已经正式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这一政策在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提升公共育儿支持力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口形势的变化，还可以不断加大对生育支持的力度，拓宽生育支持政策的范围，通过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可持续发展。
图3 面向家庭的公共支出占比与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OECD家庭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二）儿童早期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存在显著短板，成为制约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0~6岁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也是认知能力、社会情感技能和健康素养形成的关键窗口期，若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参差不齐，或导致大量儿童错失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由于缺乏科学的早期教育和发展指导，往往使得儿童在语言能力、认知启蒙、社会交往等方面发展滞后，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起跑线差距，这种差距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会在后续的教育和职业发展中持续放大。儿童早期发展具有极高的投资回报率，是整个人力资本投资链条中收益最大的环节[21]。这是由于早期获得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可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产生技能积累的复利效应，而且大脑可塑性在早期最强，同样的投入在这一阶段能够产生更大的发展效果。
如图4所示，OECD国家儿童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公共投入占GDP比重平均达到0.8%，公共财政平均每年每个孩子投入金额接近6000美元。不同于面向家庭的公共政策，儿童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主要以0~5岁学龄前儿童为对象，公共投入（包括现金与实物）涵盖各类正规儿童日间照护服务（0~2岁为主）、各类学前教育服务（3~5岁为主）。冰岛、瑞典、挪威、法国、丹麦等高福利国家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2%以上，其中托育服务（0~2岁）投入占比超过一半。日本、韩国的儿童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公共投入水平达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
与此相比，我国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投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需要将儿童早期发展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资源分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策协同等方面进行整体性提升，优化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加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逐步提高儿童早期教育的公共投入占比。在政策工具设计上，应当坚持普惠性与精准性并重的逻辑。一方面推广普惠性、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服务，保证绝大多数儿童获得早期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对低收入与特殊家庭实行更高强度的支持，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把儿童早期发展作为“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不仅是补齐当下短板的必要举措，也是提升未来劳动力质量、扩大人力资本红利、促进社会公平与激发长期增长动能的制度性选择。通过系统性与针对性的公共投入，能够在时间上尽早介入、在经济上产生最大边际回报，从而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图4 主要国家早期教育与照护服务公共支出水平占GDP比重
注：OECD家庭数据库统计口径的0~2岁幼儿表示3岁（36个月）以下的幼儿。学前教育指3~5岁正规学前教育，如幼儿园等。总体指部分国家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合并开展，财政投入不能分开统计。以OECD家庭数据库公布的2019年或最新数据为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OECD家庭数据库数据整理所得。
（三）提升社会保护的水平
“投资于人”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不断完善社会保护体系，提升社会保护的水平。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从民生导向的视角看，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完善社会保护体系，可以降低家庭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风险，缓解其后顾之忧，增强消费和投资能力，形成“减负—增收—扩需”的良性循环。尤其对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22]，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能迅速转化为消费需求。这既改善民生，又直接拉动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在此基础上，需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税收和转移支付机制，推进更具针对性的现金或实物补助，降低家庭因病致贫、育儿成本过高等风险。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加大基础教育、托育、养老和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在短期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长期提高劳动者技能与健康水平，形成推动内需扩张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双重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演进，提升对老年群体的社会保护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既有世界上老龄化的一般规律，也受到快速的人口转变进程的独特影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仿真与就业监测实验室的人口预测数据，未来十年是老龄化加速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从2025年的3.2亿人持续增长至2030年的3.82亿人、2035年的4.29亿人，十年间老年人规模扩大1.1亿人，平均每年增长约1100万人，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到2030年的27.6%、2035年的31.7%。2025—203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22亿人增至3.2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15.8%快速上升到23.8%，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未来十年我国将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从经济保障、健康保障、社会参与等方面为老年群体构建多层次、多维度、高质量的生活保障网，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多元化的养老资金筹措与支付体系，加大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投入，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四、“投资于人”的效应分析
“投资于人”作为一项系统性战略，其效应具有多维度、深层次、长周期的特征。从提升生育率、家庭生产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振消费等方面而言，加强对“人”的投资能够释放发展潜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生育的有形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上升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投资于人”通过加大在教育、医疗、托育等领域的投入，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改善生育的成本收益结构，缓解“生育—就业”矛盾，提振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一方面，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增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减少了家庭的养育教育成本，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生育的经济可行性。当生育的成本下降而收益保持稳定或上升时，理性家庭更倾向提高生育意愿，这一效应在低收入家庭尤为显著，因为其生育成本占总支出比重更高，公共投入的减负作用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投资于人”还可通过缓解“生育—就业”矛盾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0~3岁是照护需求最密集的阶段，传统上多依赖家庭内部照料，常导致女性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收入损失和职业中断。而“投资于人”通过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可及性，使家庭能够在维持双职工状态的同时完成育儿任务，女性可在产假后更顺利地重返岗位，从而兼顾职业发展与生育意愿，减轻生育惩罚的长期负面效应。
此外，“投资于人”还能够通过改善代际公平感知来提升生育意愿。当前许多年轻人对生育持谨慎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下一代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悲观预期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而在教育公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等方面的持续投入，有助于缓解这种悲观预期。当教育资源更加均衡、社会流动更加顺畅、发展机会更加公平时，人们对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前景会更加乐观，生育动机随之增强。这一效应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特征，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改善，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逐步恢复，生育率也会相应回升。
通过上述机制，“投资于人”将生育养育的部分私人成本进行了社会化，通过内部化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使社会最优与个体最优的生育决策更为一致。当公共制度为育儿提供坚实保障、降低家庭所承受的有形成本与机会成本时，家庭的生育选择将更符合长期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从而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二）家庭生产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投资于人”能够通过推动家庭生产市场化释放经济增长潜能。通过公共投入，推动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育儿、照护等无偿劳动，逐步转化为由公共或市场主体提供的专业化、有偿服务，即实现家庭生产的市场化，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还带来多重经济增长效应。
首先，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和生产效率。家庭成员在从事照护活动时，往往面临时间、技能的约束，难以实现高质量的供给，而专业的普惠托育、普惠养老服务则可以利用规模效应、专业分工和技术创新，以更低的单位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使得相同的需求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得到满足。被节省的家庭劳动时间可用于有报酬的市场工作中，有效增加了全社会的劳动供给与总产出，特别是有助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这种劳动供给的释放，还能通过提高劳动者长期收入和消费能力，带来进一步的内需增长，形成一个积极的经济循环。
其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家庭生产市场化不仅使托育、家政、养老等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的生活性服务业蓬勃发展，成为新的就业与产出增长点，更通过其独特的产业关联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联动支撑。一方面，直接拉动上游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医疗器械、康复辅具、文教用品、玩具等产品制造。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对物流、信息通信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持续的拉动作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联动效应，使得家庭生产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超新兴服务业本身，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最后，拓展了国民经济的核算边界。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家庭成员无偿进行的生产活动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但由于缺乏市场交易，其价值通常不被计入GDP。针对美国等9个国家家庭生产价值的测算结果显示，家庭生产的价值平均占GDP的35%左右，在进一步考虑家庭生产中生产者剩余的影响后，家庭生产的价值平均等于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二[23][24]。当这些家庭生产活动通过公共或市场供给转变为有偿、可交易的服务时，其价值便开始通过市场交易被记录下来，从而计入GDP。这种增长既包括了前述因效率提升和劳动供给增加所带来的真实增长，也包含了一种统计口径上的可见化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统计上的增长并非总是等同于经济总量的真实提升，如果家庭生产的市场化仅仅是简单的货币化，而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或劳动供给的增加，那么测得的GDP虽然会提高，但社会的实际生产力和福利水平可能变化有限。因此，真正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是可见化增长与效率提升、收入分配改善等真实增长效应的有机结合。
（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投资不仅直接提升个体能力，更通过技能互补、知识溢出等机制产生系统性的放大效应，使其收益往往呈现非线性增长特征。适度提高投资强度，有可能带来人力资本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投资于人”通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系统性投入，能够产生技能互补的放大效应。以学前教育为例，高质量的早期人力资本投入不仅直接培养儿童的基础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情感技能，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能力构成了后续学习的能力基础。具备良好早期发展基础的儿童在接受正规教育时表现出更强的专注力、理解力和知识整合能力，能够从相同的教育投入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增量，实现更高的学习效率。这种效应使得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后续各阶段投资创造了更高的边际收益率，形成正向循环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这种技能互补效应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同样明显。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者在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时表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能够更快地掌握新技术、新工艺，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持续的技能更新和知识学习又进一步提升了其认知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使其能够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工作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这种动态的技能积累过程体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复合增长特征。
“投资于人”还可以通过知识外溢效应提升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带来私人收益，还通过非正式的知识传播、同伴效应等渠道产生溢出效应。当地区整体教育水平提升时，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知识环境，即使未直接受益的个体也能获得间接收益。这种溢出效应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显著，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职业培训投资同样具有显著的知识外溢效应，企业和政府增大对在职培训的投入，不仅直接提升了参训人员的技能水平，还通过工作场所的知识分享和技术扩散，带动其他员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形成整个组织或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的系统性改善。
（四）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
“投资于人”拉动消费最直接的作用渠道在于提高个体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消费能力。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生产效率得以提升，获得更高薪酬，实现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例如，对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投入的增加，能够帮助低技能劳动者掌握市场急需的专业技能，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直接增强消费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可以带来未来收入增长的稳定预期，这种收入预期的改善能够显著提高当前消费倾向。该作用渠道机制是最核心、最可持续的消费促进路径。
“投资于人”拉动消费的间接作用渠道在于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消费意愿。这主要体现在对民生保障领域的投入上，通过完善公共教育体系、医疗保障和社会养老服务，家庭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显著减轻，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担忧也随之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使更多资金从储蓄转向即期消费，有效释放了被风险预期所抑制的消费需求。这种心理效应虽然是间接的，但其对长期消费意愿的提振作用不容忽视，它使得人们从为不确定性而储蓄转向为美好生活而消费。
“投资于人”拉动消费的另一个作用渠道是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随着教育普及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和消费偏好发生显著变化，从注重基本物质需求满足转向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高品质消费，更愿意为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休闲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付较高费用。这一转变不仅直接扩大了服务消费的市场规模，还推动服务供给向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有力带动教育培训、医疗康养、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体育健身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结论与建议
“投资于人”顺应经济增长动力转型需要。目前我国实物资本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储蓄率高企，迫切需要开拓新的投资领域，以吸收过剩的储蓄，“投资于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生育、养育、教育等领域，不仅能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居民增收减负，还能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形成以内需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并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应围绕生育养育、儿童早期发展、提升社会保护水平等重点方向，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此外，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投资于人”并不是对“投资于物”的否定，而是强调二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协同互补与相互赋能。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从物质资本的角度看，其作用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先进的生产设备、高标准的研发设施等物质资本投入，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进行操作、维护和创新。若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效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成为闲置资产。因此，人力资本为物质资本提供了功能性基础与价值增值潜力，是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其潜能的释放和效能的提升离不开物质资本的支撑。教育、科研和医疗等领域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以相应的物质资本投入（如学校设施、实验室设备、医疗器械）为载体。没有这些物质基础，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发展将受到制约。因此，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视为孤立的选项是片面的。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经济系统，必须在二者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通过将人力资本的培养与物质资本的更新有机结合，可以形成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加速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这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体系的根本保障。
第二，“投资于人”需要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这要求在不同领域和人群之间进行更科学、更精准的资源配置。在教育领域，不仅要保障基础教育的普惠性，更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使其与产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健康领域，除了基础医疗保障的全覆盖，还应着重发展预防医学和康复护理，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在社会保障领域，应逐步完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确保其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这种结构性优化旨在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与匹配度，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简单地增加投入规模。
第三，“投资于人”的实施主体并非只有政府，也应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公共投入应主要承担基础性、普惠性的责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平的起点。同时，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对“人”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