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智技术的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以强大动能和重要机遇，有助于构建起“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四维一体，且兼具效率与温度、可实现自我优化的新型传播生态。然而，数智技术的介入也衍生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博弈的深层风险。智能传播带来生命意义解构与叙事剥夺，造成文化主体性异化；流量逻辑驱动产生内容碎片症候与崇高价值离散，引发文化内核空心化；平台资本的算法操控隐蔽实施价值殖民，加剧文化话语他者化；精准推荐诱发圈群与茧房割裂价值认同，滋生文化共识对立化。四重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技术、资本与数据的共谋之下，呈现出不断侵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的链式运演逻辑。对此，应以促进人机良性互动规避工具理性僭越、以融构内容平台与法治防范内在意义遮蔽、以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应对文化权力博弈、以打造技术传播新方式消弭文化认知偏见，实现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与影响力的提升。
关键词：数智技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际传播 文化安全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被提到历史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支撑，其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不仅是我们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更对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随着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各领域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已宣布迈入数智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又出彩，成为当下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现实课题。本文从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生态变化切入，分析其潜在风险及运演逻辑，并探究因应之策，力求为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供治理参考。
一、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生态重构
习近平指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也正日渐突破以往传播壁垒，构建起兼具效率与温度的新型传播生态。这种新生态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受众维度具有与传统传播形式不同的样态。上述四个维度，各自既是前序维度的自然延伸，又为后续环节提供了支撑条件，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共同构成数智时代自我优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生态系统。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智能化与协同化
数智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主客体界限，实现了传播主体从人类单一主体到人机共存复合主体的转变。人机共存的传播主体具有显著的特点与优势。具体而言，其依托深度学习模型，能够通过语义理解等技术自主识别并解码传播意图，完成以往须通过人工预设价值判断的传播任务，进而突破人类在体力、认知与时间方面的限制。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主体同样实现了人机共存的“智能化”转向。这一智能化的传播主体不仅延续了人类对文化内涵的理解，还融合了机器在多模态生成等层面的技术优势，从而实现高效且持续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例如，虚拟数字人“谷小雨”，依托智能系统的自组织传播能力，在不依赖人工实时操控的情况下，持续参与包括宋词、宋画与宋服等在内的宋韵文化数字传播，既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呈现形态，也实现了传播主体在时空维度的“持续性在场”。
以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多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介入，则使“真实的人类”与“智能的机器”间信息交互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日益表现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主体，但并非意味着“人”这一原有传播主体的被替代。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从以前的检索者、搬运者和呈现者成长为创作者，或者至少成为创作者的合作者，与其协同参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正如中国歌剧舞剧院推出的“云剧场”新型演出模式所示，制作团队充分借助数字媒介等智能技术，对《孔子》《春华国韵民族音乐会》等艺术精湛、思想精深与美学特色兼具的经典原创民族舞剧，进行数字创意演播，并在YouTube、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推出，吸引了大量原本不会走进剧院的年轻网民与海外受众。在此过程中，数智技术并未代替艺术创作者，而是成为创意演播的协作者，与制作团队共同完成跨文化传播全流程。这种人机共存的“协同化”传播形式，将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新常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适配化与具身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器物文化的物质属性，也具有隐性文化的内在基因。像江南园林的“借景”及书法绘画的“留白”等，其易伴随原生语境的消逝而导致原有内涵的离散，而那些侧重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哲学、宗教等文化元素，又往往会因受制于自身的抽象属性，导致在国际传播中陷入“难以言说”的表达困境。这些即便完成了对外传播，也可能因国际受众情感认知背景的差异，造成文化表达适配度的降低，产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数智技术则打开了这一隐性空间新的“言说”通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内容适配度的提升注入活力。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文化语料知识图谱，可实现对典籍经义、艺术作品等内在概念隐喻的跨语际转化。这种转化在“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底层技术支持下，不断优化数字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和国外受众认知方式之间的适配度。例如，“江西故事”系列双语短视频，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契合外国受众情感认知的表达方式，解读景德镇青花瓷中“岁寒三友”“缠枝莲纹”等符号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实现了跨文化对话适配度的提升。
数智技术开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虚拟时空传播的新场域，使国际受众在感知文化内容时更能获得具身化的沉浸体验，进而有效降低“文化折扣”。以“非遗”为例，以往的国际传播难以充分展现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与人文思考，更多局限于视觉美感等非遗文化的表层特征展现，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体验和精神连接弱化的身体缺席困境。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传统对外传播的“去身体化”过程得以在虚拟时空中实现新型的“在场”与复归，让国际受众“亲身经历”非遗文化现场的同时，也能降低感官参与文化理解的负荷。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融合数智技术所推出的《千年调·宋代山水花鸟》数字特展，便是以沉浸式文化盛宴设计向海外传达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自然观与生态观的成功案例。再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故宫首款集合元宇宙场景交互式的电子出版物，同样使原本受限于时空场域的传统非遗叙事，得以在现实与虚拟空间的深度融合中，实现海外用户身体感官的具身体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平权化与共创化
数智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从以往依赖专业机构、封闭单向的中心化与垄断化传播模式，转向多元开放、全球用户参与的平权化与共创化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权力不再专属于传统官方媒体，而是借助“跨媒介叙事”和“互文性”策略，广泛下放至普通用户。数智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至少发挥了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依托数据要素剖析不同平台用户群体特征，在充分利用不同媒介叙事差异的基础上，依据其叙事特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故事”进行整合、改编与创作，构筑起更为丰富立体的叙事框架。二是利用智能算法实时收集与分析不同媒介平台的传播进程，根据用户反馈适时调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优化方向，持续提升受众的参与体验。
跨媒介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协同共创的叙事机制，其互文性特征在对外传播实践中，尤其依赖广大海外用户的主动参与。国际受众在参与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核”进行互文延展以构建故事世界，再跨越不同媒介形态进行媒介延展，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单一模式，串接起叙事网络。数智技术的加入，改变了传统叙事中国际受众的“单向消费式”，其既是故事接收者，更是创作者和传播者，并成为推动故事空间不断扩展和深化的主要动力。从实践层面来看，国际受众扮演“盗猎者”角色，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对原始文化内容进行个性解读，并借助技术再生产出多模态的新文本。这种国际受众自主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生产的模式，打破了单一传播渠道，最终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创社区。以汉服在TikTok上的传播为例，其将汉服设计与身体美学相结合，借助短视频、特效和仿拍互动等媒介形式，构建了一个全球共创空间，海外用户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却高度链接的共创化叙事生态。也就是说，传播渠道的平权化与共创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准传播与价值认同奠定了数据基础。当数智技术将诸如书法笔画、戏曲腔韵、器物纹样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拆解为可跨平台识别与迁移的叙事组件时，海外用户在参与共创过程中所留下的互动轨迹，可汇成持续更新的优秀传统文化行为数据库。基于这些由互文创作所生成的数据流，智能系统可动态绘制海外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图景与情感倾向，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与海外受众的精准匹配，并在反复互动中深化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受众精准化与认同化
数智技术形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信息样态，实现了对海外受众从广域性覆盖式传播到精准性点对点式传播的转变。在传统的信息传播场域中，难以系统深入地洞察海外用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图式，受众多被赋予纯粹客体身份，数智技术则通过数据追踪国际受众的文化消费行为，掌握与分析其认知偏好、趣缘结构，并绘制数字画像，进而生成符合海外用户兴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这一精准化作用机制，使文化信息的传播靶向内嵌于海外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并由算法来主导信息生产与分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个性推荐。例如，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数据反馈分析国际受众对中国神话、美术与叙事的接受程度，进而调整视觉和叙事策略，使西游文化更契合跨文化审美，体现了数智技术在传播中的精准触达能力。
精准化传播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营造软性数字文化环境培育海外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以不断增强价值认同。例如，手工匠人“阿木爷爷”通过YouTube展示刨削等传统木工技艺，其内容并未刻意强调文化灌输，而是精准且持续被投送至对手工制作感兴趣的国际受众，并构筑起“工匠精神”信息生态。国际受众在这一信息环境中反复感知中国传统技艺的精妙，潜移默化中形成对该文化的消费习惯，进而主动强化价值认同。可以看出，数智技术驱动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投喂机制，并非简单的信息分发，而是围绕国际受众需求、行为与潜在欲望构建出特定的信息生态。这种信息生态营造出“主体间性”的软性文化环境，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因受到持续的情感浸润，会优先关注并更愿意接纳与之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且稳定的文化亲近性。这意味着在数智技术支撑下所构建的数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环境，会因其与国际受众群体的情感沟通，在主客体间的信息流动中不断产生扩大化的价值认同效应。传播受众的精准化与认同化，既是对前序实践效果的检验，更是优化传播生态的关键回路。即是说，海外受众的实时反馈，能够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协同，进而校准其内容生产，再而调整其跨媒介叙事策略，而后基于叙事过程中的数据流锁定国际传播受众。这一数智技术赋能之下的新型传播生态，有助于焕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实现其国际传播效能的闭环跃升。
二、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风险审视
数智技术的介入不仅重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生态，亦催生了文化主体性异化、文化内核空心化、文化话语他者化与文化共识对立化多重文化安全风险。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因此，深入探究这一结构性风险生成的运演逻辑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性工作。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异化风险：“灵韵”流逝与叙事剥夺
数智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深刻形塑了文化生产的主体世界图景，提升了国际传播的辐射效能。但是，由于技术理性的自我增殖与算法霸权催生的自主性传播秩序，主体性被消解风险正悄然显现，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韵”的流逝和叙事主权的被剥夺。
一是技术参与生产淡化人的独特性生命意义，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韵”流逝。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数智化过程中，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人在优秀传统文化再生产中的主体位置，这种人机复合的存在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创造性的劳动中退出，陷入某种存在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谬，进而异化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产中，基于人际信任、历史语境与情感共识的内容创作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谓“不透明”的认知智能超越时，AI从事生产不仅会淡化人的劳动，更会对社会的认识论产生冲击。尤其令人忧虑的是，这一过程可能会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中自身“灵韵”的流逝，即现实的人的在场性、本真性与独一无二审美体验的消解。尽管人工智能可以模仿风格、复制符号，甚至组合出符合语法规范的文本，但它无法理解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蕴的深层内涵，更无法重现那种只有通过人的身体实践与精神投入才能生成的“灵韵”。结果可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剥离了它原有的生命场域，成为国际传播实践中可任意拼接但无实质内涵的数字符号。如此将削弱人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主体角色，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在对外传播中的“源头失真”。
二是技术资本异化文化消费主体劳动，剥夺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主权。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技术产生了资本化行为，沦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数智技术的介入，构建出可脱离人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生产系统。从资本增殖维度观察，这一自动化生产不仅显著降低边际成本、提升产出效率，其持续产生的超额剩余价值，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规模的指数级扩张提供了内生动力。然而，这种技术“解放”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资本通过联袂技术对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度异化。在数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过程中，劳动过程的产消边界模糊，海外用户往往误将自我定位为纯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享用者，实则已成为数字劳动的无意识参与者。他们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注意力、社交行为与浏览轨迹等被技术系统性地转化为生产资料。在这种模式下，国际受众所消费的，并非我们预设传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而是经过技术资本精心计算、旨在最大化占据海外用户时长的文化商品。这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剥夺”，也即我们付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海外用户付出了生命时间，而最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权和叙事走向却不掌握在任何一方手中，而是被资本化的技术所劫持，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被架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空心化风险：碎片化症候与娱乐式消遣
数智技术在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生产中，能够跨越语言和习俗的隔阂，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叙事共享。然而，因受流量、数据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也易诱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阉割风险，削弱其内核呈现的客观性与完整性。
一是碎片化症候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诠释力。数字媒介突破传统媒介单向线性传播的封闭性空间结构，在信息生产权开放与信息把关权让渡的过程中，释放了文化生产者的个体传播潜力。文化生产者受商业逻辑驱使，通常会寻找更具流量价值的文化符号，用以指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具体内涵。这些被流量所裹挟的文化，由于创作者的任意切割、分解或二次加工，呈现出碎片化症候，致使国际受众难以接收完整的文化信息，无法形成对其内在价值的整体性认知。此前，YouTube平台发布的短视频“走进漫画里的哈尼梯田”，虽借助图像复原和情景再现等技术呈现了昂玛突节、“开秧门”等非遗场景，并获得广泛传播，却因过度依赖视觉快感，导致梯田“四素同构”文化景观内蕴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宇宙观与人生观价值底色被图像碎片化叙事所稀释。诸如此类的碎片化内容呈现，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离实际语境而形成与实践之间的断层，进而被抽离那种需通过亲身体验与代际传承等方式才可诠释的内在价值。一旦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内容结为整体，极易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内蕴价值间的模糊地带，在侵蚀其原本内蕴价值的同时加大国际受众对完整性的辨识难度，进一步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诠释力。
二是娱乐式消遣离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崇高性。伴随资本逻辑向文化场域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异化为攫取受众注意力的消费产品而被纳入商品化运作体系的风险。在“受众本位”的内容生产逻辑下，数智技术与文化消费共谋，将海外用户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数据奉为创作圭臬。为获取数据加持，部分创作者不惜让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将“娱乐性”确立为文化生产的核心效能指标，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渲染国际受众本能感情、激进虚构文化内容、以技术“黑箱”歪曲历史事实等，褫夺“本我”人格精神需求的文化资本化消遣乱象。例如，一些短视频平台所涌现的“历史人物戏说”类内容，其以“AI换脸”和虚拟旁白技术虚构历史人物对话与情节。这些作品脱离史实框架，将孔子、李白等具有深厚意涵的文化象征强行植入浅薄的娱乐语境中。表面上，这似乎以轻松的方式满足了国际受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但本质上是以一种看似“温和”实为“暴力”的去崇高化手段，不断侵蚀历史人物所承载的包括“尚公”“贵和”“思辨”“重礼”等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谱系。这种从价值传递蜕变为数据竞逐的“泛娱乐化”转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崇高精神在极具感染力的传统文化符号层面被悄然离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他者化风险：议题悬浮与注意力围困
数智技术通过新型信息交互形式重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景观，但其在数据判断、样本选择与结构处理中隐含着预设性意识形态。伴随互联网平台化，西方技术巨头在信息分发等方面逐渐建立起事实上的控制力，成为互联网空间的中心节点，共同塑造“超级中心化”的舆论生态。其通过在平台媒介植入价值判断体系，企图以技术规训与算法围困实施隐性价值殖民。这可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遇各类解构性要素的空间围困，产生话语平权之下的数字主权之争，引发新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一是平权化传播结构诱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议题设置的可见性被悬浮。传播结构的平权化在打破传统媒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议题垄断的同时，也将内容筛选权转移至平台算法，而算法决策表面中立的背后，往往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这一权力结构的嬗变，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利用国际主流平台传播时，易遭遇“议题阻却机制”的冲击，使核心文化议题被边缘化，而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议题则被优先推送。例如，Meta借助算法对信息分发进行正负面分类把控，使符合西方审美和生活方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获得更高的可见性，而承载中华文明特质的深层文化符号则被无形过滤。与此同时，更值得警惕的是语义层面的认知操纵。例如，西方平台通过语义泛化技术，将“中庸之道”解释为“保守主义”，将“家国情怀”转化为“民族主义”，系统性地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道德修养与天下格局等底色的概念性议题的精确内涵。在诸如端午传统文化节日“赛龙舟”等文化场景中，算法还会优先推送质疑其仅为空洞仪式的对抗性议题，使海外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预设西方价值观的平台所劫持，最终产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他者化认知。
二是数字媒介平台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产场域引发的注意力围困。“文本盗猎”作为海外用户参与式创作方式，其潜在着资本逻辑与技术霸权交织作用下的注意力围困危机。“资本场域流量逻辑驱使下的注意力留存本身隐含着资本运作下的某种信息抽取和偏向关注”,隐含于平台算法生态系统背后的西方价值观会左右海外用户接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类型，形成注意力垄断。在注意力垄断的信息生态之下，资本逻辑驱动平台算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实施选择性赋权，使经过西方价值观编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获得系统性传播优势。更甚之，这种被赋权后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在经“两级传播”后的呈现，即西方政府率先借助网络意见领袖传播层级的歪曲化操持，再将经过人为诋毁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分发至更广泛的受众。“如今，81%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的人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这一数据恰恰印证了，当用户的文本盗猎行为所接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已遭遇算法诱导与西方价值观侵袭，其便会建立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价值并不相属，甚或完全悖反的意识形态间隙。这种注意力围困下的内容生产，将进一步拓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传播空间的他者化危机。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识对立化风险：身份区隔与认知偏见
算法推荐技术重构了信息采集、生产与分发的底层逻辑，显著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率。但算法“并不具备完美的预测能力和公平公正的态度”，在传播受众中不断催生出圈群部落现象与“信息茧房”效应，导致国际受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识层面的身份区隔与认知偏见。
一是精准推荐引发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认同与价值撕裂的深层悖论。精准推荐系统通过实时捕捉海外用户的文化行为轨迹，将离散数据转化为动态更新的特征图谱，以此响应个性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国际受众的价值认同。然而，当系统持续为具备相似特征标签的海外用户推送同质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时，各类数字圈群便会不断涌现，悄然瓦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每个圈群都是碎片化的情感共同体，共同抵御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最终形成具有身份区隔的“数字巴别塔”。诸如Webnovel平台借助算法向不同地区、年龄读者分众化与个性化推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网络文学作品，导致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国际受众群体中呈现截然不同的形象，产生了分裂文化共识的“阅读圈群”。这使算法推荐脱离了纯粹的技术本质，演化为负载某种特定情感偏向的工具，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共识的形成受制于圈群情感的共振频率。当算法持续放大圈群内部的情感势能时，同一虚拟部落内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将会得到增强，而不同虚拟部落之间的认同抗争则会愈演愈烈，进而加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撕裂。
二是精准推荐导致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性消融与价值偏见滋生。精准推荐可以利用算法实时更新国际受众的信息需求，以提供适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而塑造一种贴合海外用户兴趣偏好的仿真“拟态环境”。“当算法搭建的拟态环境与其主观环境越趋于一致时，接收者的‘译码’能力与选择权就被慢慢地剥夺了。”伴随国际受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译码”能力削弱而来的，则是自身价值理性的消融，即对虚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内容思考与判断能力的退化。当算法迎合海外用户的偏好，持续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流时，海外用户反过来也会慢慢依赖和受制于算法，逐渐被其封闭于“信息茧房”中。例如，一些关于传统茶文化的短视频，为迎合国际受众明显呈现出“奇观化”倾向，像“宋代点茶拉花”“茶叶占卜”等视觉冲击性强但偏离茶道核心精神的表演性内容层出不穷，而关于制茶工艺与茶道哲学等需要深度认知的内容则被边缘化。长期沉浸于此的海外用户易将表演误读为茶文化精髓，进而丧失对中华传统茶道所倡导的“精行俭德”精神价值的思考能力，形成“茶文化即视觉奇观”的片面认知。如此一来，国际受众在算法推荐中，所接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不可避免地被“窄化”，进而滋生对其的认知偏见，并基于个人的情感立场和生活经验而被无限放大，不断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共识的最终形成。
综上可得，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产生的深层风险，实质是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碰撞下形成的系统性危机，其所引发的四重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不断侵蚀文化安全的链式运演逻辑。第一重风险可视为基础层风险，技术与资本对生产端的控制构成风险根源，进而造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失真与国际叙事权被剥夺。第二重风险可视为传播层风险，在上重风险的底层逻辑支配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内容逐渐空心化。第三重风险可视为权力层风险，受制于西方技术巨头与平台资本的双重权力规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不断被“他者”歪曲。第四重风险可视为终端层风险，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于国际受众之中所产生的负面认知后果。可以说，各个维度的风险通过技术、资本与数据的三角耦合，构成了“技术渗透—传播异化—权力重构—认知失控”的风险反应体系。这种动态运演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形神分离”的结构性困境，不仅消解了传播者的价值诠释权威，也剥夺了接受者的理性建构能力。如此恶性循环，终将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之中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弱化，因此，务必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并付诸实施。
三、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治理路径
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同时也鲜明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如何在数智技术参与下改进国际传播能力与守护精神命脉，成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重要命题。
（一）以促进人机良性互动规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异化风险
其一，重塑人机关系的理性认识。人工智能介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所引发的主体性异化危机，实质上映射了数智时代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数智技术既表征着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更构成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载体。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进化的方向性选择将受制于人的价值理性，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根本属性并未发生转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道器合一”“以技载道”，人工智能固然能够提升国际传播效率，但其本质仍是“器”而非“道”，是“用”而非“体”。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文理性驾驭技术理性，将人工智能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智慧框架中，使其真正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而非消解文化主体性的异己力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工智能作为“器”的层面，虽可仿形、摹声、衍意，却无法完全替代人对文化“灵韵”的切身感知与对外传播。因此，关于人机关系的认识，应强调“人以驭机”而非“机以代人”。这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了厘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侧重点可能需要从‘以人类理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唯此方能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真性”与“叙事主权”，使技术真正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赋能者，而非解构者。
其二，重视人文本位的技术伦理。数智技术介入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易通过数据殖民与认知规训的运作方式，将人类的文化实践纳入可计算的技术闭环，从而解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自主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的核心地位，诸如始终强调“仁者爱人”“民为贵”的理念，在数智时代更应彰显这一人文精神。为此，我们应构建抵御技术异化的治理模式。一方面，继续发挥机器智能在对外传播中的技术效能；另一方面，始终锚定人类在情感共鸣与价值判断中的本体论优先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机分工的动态平衡模型，由算法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跨模态转译与跨文化传播效能优化，而人类主体则专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的深度诠释与伦理把关，以此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主体性共生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样一来，或可防止技术系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叙事权的实质性剥夺。
其三，重构算法系统的语料生态。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既需产品输出，更需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实现此传播效能，重构算法语料生态至关重要。针对当前中文文化语料占比低，且国外算法技术又有比较优势，致使富含中华文明特质的概念、范畴与表达在跨语际转换中意义耗散的现状，需构建“输入—输出”双重规制体系。在输入端，建设涵盖古今的高质量中文文化语料库并建立“语料边界机制”。后者可具体化为一套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如仁爱、崇礼、诚信的文化评估指标体系，对候选语料进行筛选和标签化，从源头保障算法学习的文化纯粹性。在输出端，可根据教育、学术、娱乐等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场域，训练专用的小型生成模型，技术性地限定内容范围与风格。为确保体系有效运行，还应建立由文化学者、技术专家和国际传播专员组成的协同校准机制。其核心工作是将人工对生成内容的文化价值评估转化为优化算法的训练数据，通过持续微调完成算法的“文化启蒙”。目前，央视媒体大模型对优质语料的吸纳、敦煌研究院数字基因库的构建等实践，为该路径提供了初步的可行性验证。如此，或既可维系技术工具性本质，又防范其僭越为文化超主体，从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数智传播过程中守护人文主体性。
（二）以融构内容平台与法治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空心化风险
其一，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建立具有体系化的文化强符号话语系统。据调查，在海外受众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认知处于起步阶段，虽对显性的自然资源与生活方式文化符号如“熊猫”“绿茶”“长江”“孔子”等接触较深，但遗憾的是，其对于“孝”“敦煌壁画”“面子”“天人合一”等我们引以为傲的人文资源、艺术形态和哲学观念等隐性价值符号则知之甚少。因此，需以构建体系化的强符号话语系统为突破口，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进程。强符号系统以其稳定的表达效能、持久的传播穿透力和高度的文化通约性，能够成为国际传播中对抗时空消解与弥合技术异化的有效载体。构建这一系统需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坐标系，梳理从传统智慧到现代文明的文化价值谱系，重点挖掘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元素，打造出一套既具识别度、又富共鸣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真正实现传得开、听得懂、留得下。
其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建立具有价值自觉的自主智能传播平台。现有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基于技术优势仍掌握全球话语主导权。截至2025年7月，在《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所公布的新闻网站舆论影响力排名数据中，BBC、《纽约时报》、MSN等国际媒体依旧位居前三。为应对在利用跨国数字平台开展国际传播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价值诠释被持续消解的困境，我们需从技术主权高度，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主算法平台研发的技术伦理建构底色，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等理念融入算法设计，打造把文化深度、社会效益等指标纳入优先级计算体系的算法平衡机制，以有效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国际传播的完整性。
其三，创新管理为保障建立具有弹性与刚性的智制协同的机制。习近平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历来注重“礼法并治”“宽严相济”的治理理念。针对算法平台原生性缺陷，应对开发者和平台本身建立全周期动态治理框架，通过立法创新、协同把关与智能监管的立体化推进，构建起全链条的监管闭环。在立法层面，构建风险预防型法律体系。实施人工智能专项立法，并同步完善有关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以确保“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把关层面，须超越传统“事后删除”的被动模式。研发人机协同审核把关系统，形成机器过滤与人工纠偏的梯度防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与泛娱乐化倾向进行前置干预。在监管层面，坚持“以技术治理技术”原则。以区块链技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轨迹全程上链，构建可能诱发负面认同的分布式舆情监测网络，以最终形成“技术赋能监管、监管引导技术”的良性循环。
（三）以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他者化风险
其一，构建跨国协同数智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我们应致力于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传播治理体系建设，以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因此，我们也应着力通过规范跨国数字文化行为、引导国际标准共建、强化国际规则参与等路径重塑传播格局。在此过程中，还应“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重点把握数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标准制定等关键领域，以数智技术创新为支点凝聚国际共识。
其二，创新多方协同责任共治机制。人工智能系统背后的技术资本正逐渐显现出超越政府控制能力的风险倾向，其掌控的海量数据资源加剧国际权力结构失衡，催生非对称协作关系，不断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话语权。全球首份《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虽然提出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但文件并未实现责任边界的精准界定，当前国际传播领域仍旧面临着责任虚置困境。若责任划分模糊不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被歪曲危机，将因责任主体难以快速定位而导致各方推诿扯皮，致使风险应对滞后。习近平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故而，应当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全球治理理念，主动携手国际社会，整合政府间组织、跨国科技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其中“联合国要发挥主渠道作用，讲规则、讲主权、讲透明，尊重各国在信息安全上的关切”，引领建立风险预警与责任追溯机制，防范因技术权力失衡与责任不对称引发的意识形态对冲，以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主权。
其三，破解传播内容上的隐形操纵。为遏制算法进一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隐形规训，我国可坚持技术赋权与认知重构的双重逻辑构建新型国际传播秩序。在技术治理维度，依托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势能，一方面，构建跨国技术安全评估联盟，重点开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象自动化生成、符号转化等的伦理评估；另一方面，建立面向非遗、典籍、传统艺术等特定类型文化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体系，防范技术操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扭曲。这种治理实践需以“技术民主化”为内核，通过共享技术演化图谱、共建风险预警模型、共商算法审计标准等，将技术发展的解释权从技术寡头复归于国际社会。在认知建构维度，倡议并推动构建全球受众算法素养培育体系。通过可视化技术解析数据规训过程，并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相关的算法认知通识课程，使技术知识以“认知滴灌”形式嵌入国际受众意识，催化形成包含技术祛魅能力与价值反思自觉的数字公民素养，使其在算法黑箱中能够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自主性，最终形成抵御技术异化的群体免疫机制。
（四）以打造技术传播新方式消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识对立化风险
其一，创设共情机制与优质议题实现各部落突围。习近平强调，“要贴近网民，善于运用网言网语，不要板起脸来说教”，“在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上做文章”。具体而言，一方面，减少国际传播中可能的抽象宏大叙事，转而聚焦于细腻情感叙事，构建起共情机制。例如，制作考古工作者的微纪录片，将镜头聚焦其文物修复过程中颤抖的手与屏住的呼吸等情感瞬间，使受众直观感受与千年文明对话的震撼。另一方面，设计兼具“社交货币”属性与文化内涵的对外“可参与式议题”。例如，在TikTok等国际短视频平台发起“唐宫夜宴仿妆挑战”“苏轼诗词飞花令”等挑战性议题，通过趣味性互动吸引不同趣缘社群关注，进而在跨圈群互动中打破信息茧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坚持“轻量传播、深度链接”的策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知识密度。例如，在上述案例行动铺垫的基础上，引发不同圈群感兴趣的海外用户参与后，引导其至博物馆官网专题页等界面，进一步满足其对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议题的进阶认知需求。如此一来，通过情感共鸣与认知深化的良性互构，将有助于实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其二，促进技术优化与透明度提升凝聚价值共识。算法推荐技术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匹配效率的同时，其衍生的“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现象不断加剧国际受众的身份区隔与认知偏见。为破解这一困局，亟须通过技术升级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生态。从技术革新层面，应建立国际受众兴趣图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价值导向之间动态平衡机制。例如，通过构建反向个性化推荐系统，在满足国际受众显性需求的同时，提升主流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关社会公共议题的传播权重，主动推送与其兴趣不同的跨领域、跨圈群优秀传统文化。在治理机制层面，需打破算法黑箱的垄断性权力，建立透明度可验证的技术框架，“让每个人平等地接触数字信息资源”。故而，通过公开算法逻辑、推荐规则和数据应用路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筛选机制置于国际公众的监督之下，以有效消解平台与用户间的信息不对称，使算法真正从封闭的“价值筛选器”转变为开放的“信息连接器”。
其三，培育精通人文与技术人才打造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鉴于此，要进一步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精准传播效能，离不开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的建设。着力培养一批既具备通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掌握精准解码不同区域和国别文化场域受众认知图谱技术原理的、融通人文社科素养与数智技术能力的人才，将显著增强我们“讲好故事的能力”与“创作史诗的雄心”，炼就突破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困局的核心驱动力。
刘进旭，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石红梅，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厦门大学）”（21SZJS3501038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