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为破解全球法治难题、推动人类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需要多措并举、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升传播亲和力；打造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矩阵，提升传播聚合力；创新技术赋能的传播策略，提升传播精准度；健全科学规范的评估机制，提升传播实效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不仅为中国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服务对外开放提供支撑，更以破解全球法治难题、促进法治文明互鉴、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彰显鲜明时代价值。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需坚持守正创新、系统谋划，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体系，系统提高传播效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的时代价值
破解全球法治难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应对气候变化、跨境犯罪、数字治理等全球性议题提供系统法治方案，有效填补现有国际规则空白。在气候变化领域，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国内立法构建完整生态法治体系，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并打造全球最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法治动力；在数字治理领域，围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国内法规，破解数据流动、网络安全等新问题的规则困境。这些实践既完善了全球治理的法治支撑，也为全球性议题的协同解决贡献中国智慧。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掌控国际法治话语权，强制输出其“普世价值”与“法治模式”，挤压发展中国家话语空间，阻碍全球法治文明多样化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为打破这一话语霸权提供关键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生动实践，印证非西方模式可行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话语选择并获多国借鉴认同；通过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倡导传统知识保护等举措，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助力形成多元共生的国际法治话语权新格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批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国际法治的破坏，促进国际法治进步，为推动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法治化”等观点，已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例如，中国在实践中始终坚守法治初心，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南海问题上通过对话协商推动争端解决，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依托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法治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促进人类法治文明互鉴，丰富法治文明多样性。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推动不同法系对话融合，彰显文明互鉴实践成效，为丰富人类法治文明多样性贡献重要力量。
不同法系虽在法律渊源、适用逻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均蕴含人类法治文明智慧，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搭建跨法系对话融合平台，助力法治文明多元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成文法为基础、案例指导制度为补充，兼具“混合法系”特征，为国际商事法庭灵活适用多元规则提供实践支撑。同时，通过“中国法治国际论坛”等平台促进学术与实务交流，在知识产权保护、地理标志管理、商事纠纷解决、数字治理等领域实现不同法系互学互鉴，为破解全球法治难题提供多元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在推动不同法系理论对话的同时，更以覆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多领域的具体合作实践，充分彰显文明交流互鉴的显著成效，为全球法治合作提供成功样本。在立法层面，中国为柬埔寨、老挝等国家提供相关立法咨询，助力其完善法律体系；在执法层面，通过中俄联合打击跨国电信诈骗、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行动，深化区域安全合作；在法律服务层面，通过海外律所分支机构建设、法律人才交流培训、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等举措，提升跨境法律服务水平与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法治合作格局。
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国际法律风险随之增多。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为完善涉外法治体系、提升涉外话语权、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重要支撑，服务对外开放大局，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构建覆盖投资、贸易、金融、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等多领域的涉外法治体系：在投资领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依据，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配套高办结率投诉机制；在金融领域，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领域，出台专项法规，全方位营造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
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为中国提升涉外法治话语权、增强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提供关键支撑。中国通过多维度参与和推动，持续扩大国际法治领域影响力：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修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定实施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动相关领域法治建设；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等磋商，推动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部长决定》等“1＋10”务实成果，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扩大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等主张获广泛支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专门机构中，推动数字版权保护、船舶减排等相关规则制定；通过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传递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为国际规则变革提供新理念与新方向，全方位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塑造负责任大国的法治形象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通过具象化实践充分彰显中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特质，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度。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发布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全球公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持续攀升，在高收入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年来最高水平，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大国法治形象的广泛认可与信任。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蕴含丰富智慧，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其当代集中彰显与创新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通过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丰富中国叙事体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面认知，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意义重大。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植中华文明沃土，核心要义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相契合，其国际传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惟邦本”思想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司法为民等实践，既彰显中华文明的人民立场与当代特质，也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辨识度，助力国际社会理解其重要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通过解读中国的法治建设、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面认知，消除误解与偏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观点，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法治助力共同富裕”充分彰显中国的发展目标，构建更加立体的中国形象。
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升传播亲和力。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需立足“共通性”“故事化”“精准化”三位一体架构，创新跨文化适配话语。注重共通性话语提炼，紧扣全人类共同价值，如将“以人民为中心”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权利保障”，将“涉外法治协同”表达为“规则合作”，采用通用学术话语降低理解门槛。
创新“故事化”叙事方式，破解“宏大理论”传播困境，深挖具有感染力的典型案例，让抽象思想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实践图景。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中国调解机制成功化解跨国合同纠纷，避免冗长诉讼影响，体现出“和而不同”的纠纷解决智慧；卢旺达借鉴中国“社区普法”模式建立基层法治宣传教育点；老挝参考中国“法治扶贫”经验制定相关条例，直观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与普遍意义。
完善“精准化”翻译体系，重点规范中国特色法治概念的多语种翻译，既保证语义精准无偏差，又增强文化适配性，避免引发认知偏差。联合中外语言学家、法学家、翻译专家组建专项团队，搭建涵盖文本、音频、视频的多模态法律语料库，实施“一国一策”的话语适配策略，针对不同区域受众的认知特点调整表述侧重点，注重结合当地文化传统进行解读。如“公益诉讼”翻译需兼顾大陆法系“公益诉讼”与英美法系“公共利益诉讼”的法律术语差异；针对欧美受众侧重围绕“司法独立”等议题，结合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实践展开阐释。
打造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矩阵，提升传播聚合力。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打破单一主体传播局限，构建官方、学术、民间三位一体的多方协同矩阵，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呼应的传播合力，提升思想传播的权威性、专业性与公信力。
发挥立法、司法、行政机关职能优势，以官方信用为背书强化引领作用。立法机关通过双边议会互访、金砖国家立法论坛等平台，宣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等实施效果，分享“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经验。司法机关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等平台，发布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等典型案例，开展法官互访、跨境司法协助等合作。行政机关需将思想传播融入涉外工作，实现政策沟通与思想传播有机融合。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资源激活学术主体阐释能力，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播的学理深度与国际认可度。支持法学专家、智库学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刊发高质量研究成果，进行多视角解析。定期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端活动，在海外合作办学机构、孔子学院中融入法治文化模块，开设相关专题课程。与海外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举办中国法治暑期学校，培育和壮大知华友华的海外法治传播人才队伍。
激发民间主体传播活力，凭借其灵活性与亲和力搭建接地气的传播桥梁。培育专业化涉外法治民间组织，支持中国法学会等与海外机构合作，开展“中国法治体验营”等活动，组织海外人士实地感受中国法治实践，邀请中国法律界人士赴海外开展公益讲座。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在华外国企业家和留学生的桥梁作用，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法治故事。引导青年法律人、新媒体创作者，利用TikTok等国际短视频平台，以年轻化、生活化形式，解读讲述法治故事，触达国际青年群体。
创新技术赋能的传播策略，提升传播精准度。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国际传播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需主动拥抱技术变革，以分众化、智能化、立体化的传播策略，实现精准触达、有效覆盖，提升传播的针对性与接受度。
构建分众化传播机制，依据受众特征与需求制定差异化方案。针对国际组织官员、各国政要等受众，依托联合国大会、G20峰会等高端平台，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传递“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等核心主张。针对海外法学界、智库专家等受众，通过高端研讨会等开展深度对话，通过国际学术期刊、研究报告深化理论认同。针对海外普通民众、青年群体等受众，采用社交媒体、纪录片、文化展览等可视化形式和举办法治文化展、开发虚拟法庭体验项目，普及法治知识，推出《法治中国》国际版等作品，展现中国法治民生温度与实践成果。
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打造智能化传播载体，提升传播精准性与效率。开发集成神经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及文化适配算法的人工智能多语种智能翻译平台，利用大模型技术等实现实时精准互译。运用大数据构建国际受众画像，建立动态数据库，挖掘海外用户行为数据，向欧洲、非洲、东南亚等不同区域受众精准推送定制化内容。搭建“全球法治对话”数字平台，整合各类涉外法治资源，提供多语种检索、在线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设置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板块，支持在线互动，打造常态化、数字化传播阵地。
拓展立体化传播场景，打破线上线下、国内与国际传播边界，构建全方位传播网络。线上方面，在Facebook、小红书、TikTok等平台开设“中国法治”官方账号，发布优质内容；扩大与海外媒体、博主合作联动，邀请外国博主以生活化视角讲述中国法治故事。线下方面，探索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中国法治中心”，提供相关服务，将思想传播融入跨境司法协助、人才培养等国际法治合作项目，拓展法治合作新格局。
健全科学规范的评估机制，提升传播实效性。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机制是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保障。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估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动态优化机制，实现传播效果的精准衡量与持续改进，形成“传播-评估-优化”的闭环体系。
构建多维度评估指标体系，从认知、认同、转化三个层面设定具体指标，全面、客观、系统地评估传播成效。认知指标构建，主要聚焦国际受众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知晓度与理解度，包括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评估国际受众对“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核心概念的理解程度；通过统计多语种传播素材的触达人数、阅读量、播放量、转发量、海外媒体转载量等数据，测评传播内容覆盖范围；通过对数字平台访问量、使用时长、检索频率等监测，评估国际受众信息获取便捷度。认同指标侧重评估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接受度与支持度，包括统计分析海外主流媒体、法治类媒体的报道数量、报道基调等，评估国际媒体报道倾向；跟踪海外学者、智库研究成果发表数量、引用率、正面评论占比等，评估海外学术评价情况；收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民间机构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公开表态、政策呼应、合作意愿等，评估国际社会反馈与响应。转化指标关注思想传播的实践成效，包括监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观点主张被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决议采纳的情况，如“共商共建共享”“真正的多边主义”等观点在“一带一路”法治合作文件、联合国相关决议中的体现程度，评估国际规则融入程度；统计各国在法治建设中借鉴中国经验、践行相关理念的案例数量与成效，如法治减贫、基层治理、纠纷解决等领域的借鉴案例，评估海外实践落地成效；衡量跨境司法协助案件成功率、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效率、法治合作项目落地效果等，评估思想传播对涉外合作实际成效的促进作用。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升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公信力。支持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等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涵盖法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统计学等多个领域专家的跨学科评估团队，开展常态化评估工作。邀请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国际知名智库，参与部分评估工作或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引入国际视角，增强评估的国际认可度。建立评估报告公开机制，定期发布《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效能报告》，接受国际社会、国内公众、学术机构的监督与反馈，提升评估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建立动态优化机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及时调整传播策略，持续提升传播效能。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定期对优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根据新的评估结果进一步调整完善传播策略。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将评估结果与传播主体的工作考核、资源配置相结合，激励各传播主体主动优化工作方法、提升传播质量与影响力，形成以评估促提升、以优化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建立传播策略动态调整预案，针对国际局势变化、重大突发事件、受众需求转变等外部因素，及时调整传播重点、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确保传播工作始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保持持续有效的传播效果。
赵静静，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国际传播中心研究员、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涉外法治、法治文化、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论文有《深化沟通协作、开放合作、文明交流、绿色合作 为人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 发挥北京中轴线的国际交流功能》《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与广阔前景》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