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初期的“补缺型”到后来的“制度型”再到“福利国家”，西方“再分配范式”社会政策达到顶点，而后开始了“福利国家”的转型，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清晰。我国社会政策从开始的“生产型”到后来的“发展型”再到如今的“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其演进历程与范式转换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社会政策范式创新，人民性、共享性、多层次、可持续、多元性、协调性等是其基本价值追求，“可持续共享”是其核心机制。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有其必然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现实逻辑，分析探讨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逻辑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前提和根据。

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与范式转换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及其伴生的社会民生问题的尖锐化。为了应对日益突出的社会民生问题，西方国家开始了政府干预社会问题的实践。早期的西方社会政策实践并不赞成对穷人进行大规模、制度化济贫，政府对穷人区别对待——仅对特殊人群开展济贫，通常是由家庭、邻里、教会、行会等为那些不能自给自足的社会成员提供照顾或必需用品。这个时期的社会政策被研究者称作“补缺型”（residual）社会政策。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完成，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同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德国兴起的“新历史学派”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政策实践，标志性事件便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9世纪80年代出台的系列社会保险法案，以及其后风行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改革浪潮，社会政策进入“制度型”（institutional）建设时期。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实践，可以视作“制度型”福利体制发展的极致。

西方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背景是“福利国家”（再分配范式）的发展由于20世纪70年代发生经济滞胀而遭遇瓶颈。20世纪70年代中叶，偏右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八九十年代对“新自由主义”反思批判出现的“福利多元主义”思潮接踵而至，试图超越左和右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影响政策实践的主导范式。“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来源多元化，有米奇利（James O. Midgley）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的新福利主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或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国家等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的相关主张、谢若登（Michael Sheridan）的资产建设理论等。“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社会政策不应与经济政策割裂，社会政策应被看作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改革至今，当下也处在发展范式的演进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而与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即大致是从“生产型”社会政策过渡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生产型”社会政策的概念主要兴起并流行于亚洲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主张经济发展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政策依附于经济体制，服务经济发展，可被称为“生产型”社会政策1.0；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二十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以称为“生产型”社会政策2.0；21世纪初以来，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进入互构发展阶段，可以称作“发展型”社会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与旧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本质的不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演进，基于推进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需要，经济与社会政策必将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政策的发展将由此进入共同富裕范式的发展实践阶段。

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价值追求与核心机制

（一）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政策范式创新

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是一种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宗旨和目标的社会政策，它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社会政策范式创新，是“再分配范式”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等范式的整合优化，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方向。

（二）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价值追求

1. 政策宗旨：人民性。在西方，社会政策更多地表现出“管理穷人”、提升工作伦理、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政策视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制度化举措。中国社会政策当然也具有治理的功能，但治理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2. 政策机制：普惠性。公平和公正是社会政策的本质属性，其推进机制是共享发展。鉴于“再分配型”社会政策偏重公平、忽视效率，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及当下“发展型”社会政策偏重效率、公平不足，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将公平与效率有效地结合起来，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

3. 政策内容：多层次。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水平及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然是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但仅此而已远远不够。共同富裕社会政策还涉及生活品质的普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全体人民生活品位、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的普遍提升，以及社会流动的通畅、发展机会的公平、社会权利的平等、生活环境的改善等。

4. 政策演进：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是一个稳中求进、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政策的创新、民生福利的改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为保障民生福利改善的可持续，社会政策本身的优化创新也有一个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不仅促进民生福利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经济发展，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带动民生改善。经济社会政策必须携手并进，互构互促，协同发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5. 政策主体：多元性。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构建是基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现实需要，对福利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供给为主，市场、民间社会（社区、家庭及志愿组织等）乃至个体共同参与的福利治理体系，这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实施的多主体治理结构。

6. 政策效能：协调性。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协调性的价值追求不仅体现在追求结果意义上的美好生活、和谐社会的实现，也在于追求过程中的协调有序。社会政策自身的发展也涉及政策体系内部，政策体系与外部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政策纵向层次上的现状与历史、未来的各种协同性、协调性的问题。

（三）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核心机制

总结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上述六大特征，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核心机制）可以大致概括为“可持续共享”或“可持续普惠”。“普惠性”体现人民性、共享性，“可持续”体现发展性、层次性、多元性和协调性。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区分，二者实际上是交叉重合、难以截然分开的：“普惠”是基于发展的、可持续的普惠；“可持续”是普惠（共享）的可持续。

“可持续共享”强调民生改善、共同富裕要与特定政治共识及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在这里，经济发展、社会有序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被强调，但政治共识能否达成却因不同社会制度而异。中国共产党作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秋伟业的长期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为民是其基本的执政理念，故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意见，达成政治共识，推进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不同。

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逻辑

（一）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生成的理论逻辑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共同富裕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人的统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生存，继而实现人自主地享有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公平的向往和追求始终存在。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核心。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汲取力量，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加速实现，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健全完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及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必然选择。从近代的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到当代的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国际上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改革家对共同富裕社会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当代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全民基本服务（UBS）思想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与启示。

（二）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生成的制度逻辑

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生成也遵循或脱不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发展型”社会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矫正和纠偏，从西方情况看，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延续。

“发展型”社会政策突破了传统社会政策孤立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观念，提供了面向未来的关注风险预防的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视角，注重发展政策对象的可行能力、促进就业和资产积累、提升金融包容性等增权赋能的政策手段，注重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的互动。但“发展型”社会政策也存在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缺点，使其注定成为从传统社会政策向新社会政策转型中的一个过渡范式。理论上，米奇利曾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本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领域，其理论基础多来自相关学科，并未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从政策实践看，“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投资回报比，并不能真正惠及全体，过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忽视了老人等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个人或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干预的重心放到了微观层次而忽略了宏观制度的调整，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投资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助长了“马太效应”。社会投资的效果招致人们的质疑，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社会投资型福利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降低福利依赖、减少贫困等目标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各种不足，不少学者提出了将“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再分配型”社会政策结合起来以实现优势互补的改革路径。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就曾指出，保障收入是实行成功的社会投资战略的先决条件。上述路径蕴含着社会政策范式创新的实践智慧，对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建设有重要启示。

（三）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生成的现实逻辑

从现实看，我国已基本具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条件；但是，对照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我国迄今的社会政策建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缺陷、短板、欠账，亟须采取切实的举措加以改变。

从有利条件来看，其一，新征程中党和国家已经明确地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有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各个领域、各项事业都要围绕党和国家战略部署作出调整、因应，这便成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生成的强大现实动力。其二，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生成已具备财政实力。其三，我国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民生保障更加健全、更有持续性，共同富裕取得实效。

从不利条件来看，我国当下社会政策体系与效能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影响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多年以来在高位徘徊，至今居高不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其二，我国社会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效能有限。其三，社会政策不健全及效能有限，导致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降低，需求远未满足。

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建设路径

（一）确定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建成共同富裕国家

其实，福利国家一词代表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将建成中国式福利国家作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并无不妥。但为了避免“福利国家”一词可能引起的歧义和诟病，可以将“福利国家”调整为“共同富裕国家”。将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确定为建成共同富裕国家，这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中国式”或“中国特色”。

（二）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健全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以建成共同富裕国家为目标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体系，不是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社会政策架构，而是按照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特征、核心理念（机制）及生成逻辑，以建成共同富裕国家为目标，对现行社会政策体系加以健全完善、优化创新。可从人的全生命周期、分配制度三大层次、生活（社会）质量、制度整合（统一）、制度的可持续性等多个角度，全面检视、统筹推进。

（三）制定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战略规划与行动方案

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战略规划可以基于新征程三十年的民生建设目标作出总体性、全局性、方向性布局安排，行动方案则是各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方案，通过各个阶段共同富裕社会政策行动方案的实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总体性、全局性战略规划。

（四）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并监测其共同富裕效应

基本设想是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基于共同富裕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构建该范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监测评价该范式社会政策的共同富裕效应，通过历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等，监测评价该范式效能的变化、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不断对该范式加以改革优化，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另外，还要进行国际比较，展现其共性和个性特征。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