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四五”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且结构不断优化，但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仍不牢固，增产潜力有限且面临资源、动员、行政、贸易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压力。考虑到中国“三量齐增”“三本齐升”的现实情境与风险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国粮食安全体系应具备多维性、韧性及可持续性等特征，粮食安全战略应从产量最大化向风险最小化和安全最大化转型。具体而言，中国应以产品安全为主线、以资源安全为红线、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着力实施稳量与提质并重、保护与增效协同、兜底与调控结合的粮食安全策略，推动构建中国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关键词：粮食安全；藏粮于民；资源安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气候恶化、地缘政治冲突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多重不确定性事件频发，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严重冲击了传统国际粮食体系，引发系统性风险。事实上，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已充分暴露传统国际粮食体系在价格传导、金融投机以及贸易干预政策下的极端脆弱性，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冲击。反观中国，历史饥荒记忆下形塑的“藏粮于民”传统在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削弱，进一步加剧潜在的粮食安全隐患。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物质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三本齐升”，粮食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粮食安全已超越一般经济议题范畴，成为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的核心战略要素。本文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关照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和建构“十五五”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取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判断：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总体把握
“十四五”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且结构不断优化。从总量上看，一方面，中国粮食及谷物产量常年保持高位且稳中有升。202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7亿吨，谷物产量也首次超6.5亿吨。从人均水平看，2023年中国粮食和谷物人均产量位居全球前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净进口规模有所扩大，但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均超过90%，牢牢坚守住了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中国粮食供给结构顺应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品质需求，例如，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量和品种明显增加，2023年全国累计有效用标绿色农产品数量为63653个，较2022年增加3399个，同比增长8.3%；另一方面，粮食产业逐步从以原粮销售为主的传统模式向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结构不断优化，价值链水平稳步提升。
然而，中国粮食安全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增产潜力受限、多重压力加大，使得粮食安全战略亟须向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向调整。从生产能力看，中国耕地和水资源刚性约束持续增强。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依靠传统要素投入以增加产量的扩张模式难以为继，粮食增产潜力遭遇瓶颈。从需求结构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其对肉蛋奶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饲料粮消费快速增加，“人畜争粮”矛盾加剧。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下，中国正面临保口粮与保饲料、保产量与保收益间的艰难权衡。从多维压力看，一是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凸显。中国耕地资源、水资源总量有限，且部分地块质量不佳、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同时，化肥、农药过量施用问题仍然存在，其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构成威胁。二是动员压力长期存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使得农业比较收入明显偏低，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在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谁来种地（粮）”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三是行政压力加大。在稳产、增收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多维目标下，不同政策间存在张力和协调难度。这要求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全面统筹各项目标并精准施策。四是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压力增加。地缘政治冲突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多重不确定性交织叠加，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加剧，使得全球粮食市场波动明显且供应链风险增加，中国用好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难度随之升高。
二、回顾：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及其深层影响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粮食安全事件，引发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并造成全球性恐慌。在此次危机中，粮价波动呈现品种全面性、空间全球性、时间持续性等典型特征。从波及品种看，此次全球粮食危机导致谷物和大豆等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全面大幅上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依次在2008年3月、4月、6月和7月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较2005年1月分别上涨286%、352%、299%和283%。从地域分布看，此次粮食危机爆发使得全球40多个国家面临粮食短缺问题，超1亿人因粮价剧增而陷入赤贫境地，营养不良人数增至9.23亿人,部分国家甚至因此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从时间范围看，该轮全球粮价上涨自2005年初便已启动，在2008年3月达到高峰，并持续较长时间。
（一）全球粮食危机爆发的内在成因
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不同，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导致的粮食价格全面快速上涨，是石油价格高位运行、金融市场动荡、贸易干预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石油价格上涨和生物燃料发展推高粮食价格。一方面，石油价格高位运行增加农药、化肥、运输等农业生产投入成本。200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超120美元/桶，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4年价格的3~6倍。若按能源使用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30%计算，油价翻一番将导致粮食生产成本提高30%。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上涨推动生物燃料产能扩张，粮食能源化问题凸显。具体而言，高昂的石油价格促使各国纷纷寻求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被广泛用于乙醇生产，由此造成“工业与人争粮”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消费结构。据统计，全球用于非食物用途的谷物消费增长远超食品用途，生产一定量生物燃料所消耗的粮食甚至可满足一个人一年的基本热量需求。在此背景下，各国粮食储备量明显减少，粮价成倍上涨。
第二，金融投机行为放大粮食价格波动。2000年以来，伴随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粮食市场逐渐与货币、外汇、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紧密关联，具有明显的粮食金融化趋势。与此同时，全球粮食生产、销售和加工等多个环节逐渐被少数资本集团和跨国企业所主导。例如，以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为代表的跨国企业，掌控全球近70%的粮食贸易量，并在粮食生产、农业机械、种子与生物技术等多领域实现实质性垄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寻求高回报的投机资本逐渐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撤离，并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此时粮食被视为可炒作的投资资产。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粮食期货交易和投机活动显著加剧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使其价格脱离实体供需基本面。
第三，贸易干预政策加剧全球粮食贸易恐慌。面对日益上涨的粮食价格，部分主要粮食出口国为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采取出口限制或禁止等贸易干预政策。例如，柬埔寨和埃及曾发布大米出口禁令，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的越南和印度也曾宣布减少出口并全面上调出口价格。这种自我保护导向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剧全球贸易恐慌，促使更多国家采取类似措施，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为稳定主要农产品价格，中国从2007年底开始取消部分主要农产品的出口退税，并于2008年起征收出口关税。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相关统计数据，出口限制政策是此次全球大米价格暴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粮食危机隐含的结构性失衡与长期教训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是国际粮食体系内部结构性矛盾激化的结果，主要包括
供需、金融和贸易三方面的系统性失衡。其本质在于，粮食已超越传统农产品属性，成为融合金融投机和市场垄断行为的特殊商品，是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和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工具。
第一，供需结构性失衡。从供给端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提供高额农业补贴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并凭借低价倾销策略及其大力推行的“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冲击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公共和私人投资均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甚至逐年下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报告数据，1961—2003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有0.6%的增长率。从需求端看，生物燃料产业的快速扩张显著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引发“工业与人争粮”的局面，进而加剧粮食供给压力。
第二，金融与实体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粮食固有的价格波动性日益受到金融市场的关注，粮食金融化趋势日趋凸显。这一转变促使粮食具备资本属性，其价格形成机制逐渐脱离实体供需的基本面，转而更多受到资本流动、美元汇率波动以及市场投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这不仅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而且削弱了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例如，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投机资本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促使粮价提高，而在流动性收紧时大量撤离，造成粮价剧烈波动。
第三，贸易结构性失衡。近70%的全球粮食贸易被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等少数跨国企业和资本所垄断，利润分配向资本与上游高度集中。相较而言，小规模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议价能力薄弱和风险缓冲本领欠缺，成为粮食价格波动的被动承受者。在此垄断结构下，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与部分国家粮食自给自足战略之间的矛盾凸显。一旦发生全球粮食危机，主要粮食出口国往往会率先实施利于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从而对粮食进口国产生严重冲击。
这场危机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教训。粮食作为不可替代的消费品，其价格上涨通常会迅速引发其他各类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扬，表现出敏感性、传导性和放大性等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和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外部市场是一种危险的战略选择。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必须将粮食安全作为底线，并将其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努力提升粮食自给水平并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反思：中国“藏粮于民”模式弱化与应急体系构建
（一）“藏粮于民”模式及其弱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为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社会事件，中国自古便有“藏粮于民”的传统。这一模式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半坡遗址中便有先民利用窖穴储粮的证据，主要用于缓解粮食生产季节性与消费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储粮功能开始向社会治理与国家调控延伸。例如，管仲在齐国推行“常平仓”制度，鼓励百姓自建粮仓，以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汉唐时期，统治者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开创官营与民间并行的储粮体系。在当时，各类储粮设施遍布全国，在维护政权稳定和实施救荒赈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后，中国在构建以国营粮食企业为主导的储备体系的同时，仍未忽视对民间储粮机制的延续和创新，将其视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率不高导致国内物资相对匮乏，政府利用统购统销等政策维持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然而，1959—1961年，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中国遭遇大饥荒，对农村和农民产生了较大冲击。一方面，由于粮食严重短缺，人民身体健康受损、预期寿命降低；另一方面，饥荒的集体记忆深刻影响农民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和转变。通过增强农民风险规避偏好，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进一步巩固了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信心。可见，这种对粮食自给的坚持和“藏粮于民”传统的形塑绝非偶然，而是与历史饥荒记忆相互印证。粮食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战略性公共物品，在国际形势复杂或外部环境动荡背景下，坚守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成为中国近乎本能的战略反应。
然而，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使传统的“藏粮于民”模式趋于弱化。一方面，由农村人口非农转移诱发的人户分离，特别是小农自给自足模式的衰落，使得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储粮意愿和能力均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现代商品化的粮食流通体系日益发达，市场供应充足且物流便捷，家庭不需要通过大量储粮来应对潜在粮食短缺风险。在此背景下，民间储粮量明显降低，其中，长三角地区的降幅甚至达到约三分之一。进一步地，粮食市场存在的“共振效应”，易加剧粮食价格波动。具体而言，农户的储粮行为存在同群效应。粮食价格上涨时，农户普遍惜售，期待粮价持续上升；粮价下跌时，农户争相抛售以避免潜在的更大损失，进而导致粮价持续走低。
（二）系统性风险显现与应急体系重构
传统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长期由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主导。例如，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是粮食供需结构性失衡、金融投机资本渗透以及贸易干预政策引发的输入性粮食危机。但近年来，生态失衡所引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正持续冲击原有国际粮食贸易体系。与因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导致的贸易中断不同，此类由公共安全事件和生态危机所引发的农产品贸易失衡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使得寻找替代伙伴的空间有限。
在此新形势下，“藏粮于民”传统的式微，不仅在微观上削弱了民间自主的粮食风险缓冲机制，还在宏观层面催生了新的系统性风险，突出表现为粮食安全风险高度集中与区域调控韧性显著下降。一方面，粮食安全风险高度集中。“藏粮于民”传统的式微意味着民间储粮能力的弱化。原本由千家万户共同承担的分散式储粮风险，向国家主导的“藏粮于库”体系集中。在面对极端公共安全事件时，若将全部风险加注在国家行政调控体系之上，行政层级引发的信息滞后可能影响其效能发挥，且分散的民间应急能力不足易引发供应中断。另一方面，区域调控韧性显著下降。国家统一收储模式会对财政构成巨大压力，且易因长期贮存造成粮食贬值和浪费，加剧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同时，在应对区域性灾害时，这一模式容易受物流能力和行政协调效率影响，缺乏应急处理的灵活性且成本高昂。相较而言，“藏粮于民”传统则可依托村社乡邻的社会网络实现快速响应和就地调剂，兼顾高效率和低成本。
新时代构建中国粮食安全体系，不能仅着眼于应对国际粮价波动、贸易干预政策等外部风险，还应聚焦粮食收储主体分配等核心要件。需要说明的是，重新关注并重视“藏粮于民”传统并非简单的延续，而是要基于国内外现实，构建一个具有多维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国家粮食安全体系。这意味着不能单纯依靠扩大中央储备规模以防范粮食安全风险，而应推动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将粮食生产、储备与应急响应融为一体，实现风险分散、响应前置和资源优化。
四、调整：中国粮食安全的本质要求与逻辑转换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本质要求
中国粮食安全的内涵已远超传统解决温饱的单一逻辑，成为集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于一体的多层次、系统性战略工程。其本质在于，中国资源稀缺但消费需求规模庞大，加之复杂多变、风险交织的国际环境，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粮食安全需具备多维性、韧性、可持续性三大核心特征。这意味着将打破以往“以产量论英雄”的单一逻辑，进而转向更加注重结构优化、风险可控、资源可持续的新型粮食安全体系。
第一，中国粮食安全的多维性根植于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风险交织的宏观背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由数量满足向质量提升转型，粮食安全不仅需要实现总量平衡，更须兼顾供给多样、品质安全、营养合理等高层次要求。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国际贸易体系动荡，进一步凸显粮食安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并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统筹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三大核心目标，保障粮食自给，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粮食产量增长，并防范粮食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失序。
第二，中国粮食安全的韧性特征要求粮食安全体系具备应对冲击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在极端气候频发和国际粮价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以效率至上和成本优化为核心的农业供应链显得异常脆弱。同时，依然趋紧的资源硬约束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口，要求中国突破传统“保产量”思维，将安全韧性置于更核心位置。换言之，中国必须构建具备冗余容错、动态调节和快速恢复能力的粮食系统，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处置效能，实现粮食供给在不确定环境中的整体稳定和动态平衡。
第三，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构成应对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挑战的核心导向。传统高投入农业模式在实现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土壤退化、地下水超采与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需协调好短期消费需求与长期资源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将生态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多维度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充分保障资源代际公平与农业发展的持久稳固。
（二）中国粮食安全逻辑转换的现实动因
在新发展阶段，以“保产量”为核心的传统政策体系已难以适应“保能力、控风险、可持续”的复杂要求。具体而言，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同步攀升的“三量齐增”现象，凸显现行政策框架与新发展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部分国产粮食品种受成本、品质和价格等多因素制约，国际竞争力较弱，处于“国产粮进仓、进口粮入市”的被动局面。这会增加仓储成本，反映出农业成本结构扭曲与市场机制失灵的现实。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源向低效品种过度集中，不仅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而且使得粮食系统整体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不断下降。这种依靠高成本、高损耗所带来的产量提升，已难以应对开放环境下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双重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正面临物质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三本齐升”的严峻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降低，由此推高人工成本并使得边际产出效率下降。1990—2015年，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作物亩均成本增加183.26元，年均增长3.64%，其中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从7.40%上升至20.34%；2000—2020年，粮食生产总成本上升3.14倍。其中，物资与服务费用占比下降，人工成本占比略有上升，土地成本占比则从13.18%大幅提升至21.33%。进一步地，农业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引致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30%~50%。此时，为稳定粮食产量并保障农民收益，政府开始实施保护价收购与生产补贴政策。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增速持续高于补贴力度，上述政策预期效果有所削弱。同时，国内高粮价刺激粮食进口，进一步挤压国内市场份额，形成“补贴支持—价格倒挂—进口增加—库存积压”的恶性循环。
（三）中国粮食安全逻辑转换的根本内涵
在资源硬约束收紧、公众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要求提高以及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原有以产量为中心的逻辑不仅难以保障新发展阶段下的粮食安全，还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为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需从追求产量最大化向以风险最小化和安全最大化转变。
具体而言，中国须将粮食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将其首要职能定位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基本民生，而非片面追求产量增长。中国须秉持安全优先原则，通过承担一定的经济效率损失以换取更高层级的系统安全。上述权衡构成“十五五”时期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反映出中国农业选择自主保障而非对外竞争的防御型产业范式的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防御型导向并不意味着消极保守，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风险治理策略，强调通过提高韧性生产能力、健全储备体系和完善市场干预机制等多维举措，以有效应对各类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风险。在坚守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灵活利用国际资源进行品种和余缺调剂，将国内农业资源集中配置于最具战略性的生产领域，以实现安全和效率的动态再平衡。
五、选择：“十五五”时期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方向与核心策略
（一）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方向
基于从“追求产量”向“风险最小化、安全最大化”的逻辑转换，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体系亟须跳出单一的数量保障框架，选择涵盖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战略方向，以有效应对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各类风险和挑战。
第一，产品安全构成粮食安全战略的物质基础，其核心在于建立兼顾效率和稳定的粮食供给体系。具体而言，必须在坚守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面提升粮食供给体系的效率、质量和韧性。中国粮食安全既要保障粮食供给数量的充足，又要重视农产品的品质安全、结构多元和营养适配，以满足消费升级背景下人民群众从“吃饱”向“吃好”转变的更高层次需求。实现这一目标，需立足国内需求与实际，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调控和应急响应能力，同时合理统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构建多元稳定的供给渠道。
第二，资源安全是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其核心在于建立农业与自然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该方向强调粮食生产必须兼顾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中国粮食安全的实现需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粗放型资源利用方式，确保粮食产能提升不以牺牲资源安全为代价，推动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具体而言，通过耕地保护、发展循环农业等途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农业系统抗逆能力，从而实现资源代际公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会安全是粮食安全的价值归宿，其核心在于维护粮食领域的分配公平、价格稳定和社会和谐。该方向凸显粮食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和社会稳定器的重大意义，强调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问题，更是分配和承受力问题。中国粮食安全需重视包容性、抗逆性和可及性，通过稳定粮食市场和价格、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倡导食物营养和健康等综合性措施，确保所有群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安全、营养和经济的食物供给，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转化为社会矛盾。
（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策略
基于中国粮食安全以产品安全为主线、以资源安全为红线、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战略选择，“十五五”时期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应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视并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将稳量与提质并重、保护与增效协同、兜底与调控结合作为核心策略。
第一，产品安全坚持稳量与提质并重。在稳量方面，一方面，要坚守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通过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粮食供给数量基本稳定。例如，完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性机制，对承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和激励；借助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对耕地数量和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行为。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藏粮于民”的传统及其价值，鼓励并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自有仓储设施，增加自主储粮量。在提质方面，应全面保障“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以顺应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例如，可通过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市场监管，进而降低不安全风险。同时，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积极培育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借助声誉机制和溢价预期倒逼农产品实现质量提升。
第二，资源安全坚持保护与增效协同。在保护方面，注重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落实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同时，面对“北粮南运”格局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现实问题，可通过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发展节水灌溉农业、推广水肥一体化、选育抗旱作物品种等多项举措，以保障农业用水的可持续性。在增效方面，应结合各地差异化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拓展农业功能，增加农业附加值。例如，在农业资源禀赋有限且交通相对不便地区，可借助其独特的民俗传统，开发民俗体验服务或特色产品生产销售；在耕地资源集中且景观条件优越的区域，可依托规模化农田景观，发展观赏型农业旅游项目。同时，支持以数字技术激活农村资源要素，鼓励农民借助电商平台等新型渠道拓展销售途径，增强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和价值增值中的分配能力。
第三，社会安全坚持兜底与调控结合。在兜底方面，应在推动“藏粮于民”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多层次粮食安全保障网，充分发挥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应急动用机制，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等突发情况，特别是要强化对贫困地区和灾害频发地区人口的基本粮食供应保障。同时，要持续完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有效降低粮食在仓储、运输和中转等环节中的损耗和成本，确保在应急中能灵活、快速调配。在调控方面，构建防御型农业体系，即在确保口粮绝对自给的基础上，适当放开饲料粮等产品的进口，并运用关税、配额等工具对进口规模进行合理调控，降低市场波动风险，维护农民利益。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饥荒记忆的成因及其暗含的传统粮食安全战略逻辑，深入探讨“十五五”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本质要求及其逻辑转换，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策略。第一，“十四五”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且结构不断优化，但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仍不牢固，未来增产潜力有限且资源、动员、行政、贸易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第二，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是全球粮食体系中供需、金融与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能源价格上涨和生物燃料发展推高粮食价格，金融投机行为放大粮食价格波动，贸易干预政策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贸易恐慌。第三，中国饥荒记忆形塑的以“藏粮于民”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化风险应对机制，在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削弱。与2007—2008年的输入性粮食危机不同，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挑战更具内生性，尤其是粮食安全风险高度集中与区域调控韧性显著下降使得国家应急体系在应对复杂公共安全事件时存在结构性缺陷。第四，在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三量齐增”“三本齐升”的现实国情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以往单纯“保产量”的政策范式已难以适应“保能力、控风险、可持续”的综合目标。中国粮食安全需具备多维性、韧性及可持续性，其核心目标应从追求产量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和安全最大化。第五，基于上述逻辑转换，“十五五”时期中国应着力建设涵盖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三位一体”系统安全体系，并将稳量与提质并重、保护与增效协同、兜底与调控结合作为核心策略。
基于上述结论，可引申出值得进一步关注的两方面问题。
一是强调粮食生产所需关键资源的可保障性。在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优势弱化的背景下，必须将科技创新应用于粮食安全领域，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此增强农产品供给韧性，有效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和各类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其中，“藏粮于技”是推动粮食安全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依托现代科学技术突破种子、耕地和水资源等核心要素的禀赋约束。例如，在种子方面，要进一步加大生物育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选育并推广应用一批高产高效、抗逆抗病和营养优良的新品种，进而从源头上提高作物产量、提升作物品质；在耕地方面，进一步推广科学施肥、土壤保育技术，通过测土配方、有机肥替代等措施提升耕地质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实现“藏粮于地”；在水资源方面，进一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系统，以此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缓解农业用水压力。
二是强调粮食应急与调控体系的可动员性。在中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和国内外风险挑战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必须始终坚持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以“大食物观”为引领，不断强化国家储备体系的供给、协调能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各类食物资源，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而言，在储备体系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国家储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藏粮于民”传统的优越性和当代适用性。要优化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规模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依托物流设施的完善，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应急协调效度。在经营基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食物来源方面，进一步践行“大食物观”，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例如，通过发展食用菌、藻类、替代蛋白等新型食品，增强食物系统的多样性和应急替代能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