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主要著作有《上海农村调查》、《乡土上海——都市内村落的延续与内生》（合著）、《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论文）。
摘要：内生发展是一种扎根本土的发展，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发展禀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支点。在先发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格局中，内生发展为后发国家探索主体性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其实现过程仍需结合本土实践推进政策指引和具象化实施。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内生发展实践提供了操作化方案，是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智慧大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创新。新发展理念在发展理论谱系上是对内生发展思想的理论提升，在理论演化上是对内生发展逻辑的突破深化，在政策操作上是对内生发展实践的明确指引。因此，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内生发展论，其思想内涵更新了既有内生发展理论，将成为人类发展理论创新的典范，并将为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不同国家、地区因其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对此议题往往形成多样回答，并构成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和现代化实践。当今全球发展进程中，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财富分配、权利关系等领域，依然存在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威压”。近代以来，我国一直面临列强的“先发威迫”和内发难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从清末民初的“体用之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经历了种种改革试验。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标志，经过百余年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国自主发展逻辑，即中国内生发展理论。
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全局、理论的高度，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造性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本路径，也为解决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关键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且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要素回应经济高速增长与创新动力不足之间的现实问题，明确创新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关联；“协调”要素回应在不同区域与领域间物质增长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发展困境，明确发展要素之间的互嵌性与连锁效应，以此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要素回应人类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现实冲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合理的互动界限与发展标准，奠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要素回应内外发展模式与统筹“两个大局”之间的选择困境，锚定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态特征和多维度需求，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要素回应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发展两难问题，设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在于人的命题，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指南和理论法宝，具有深刻的内生发展属性，清晰地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其创造性在于突破传统内生发展理论的区域中心主义逻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对世界发展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协同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时刻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品格，这是该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内生发展之路的理论升华，更为人类社会的内生发展探索与理论深化提供中国智慧。
内生发展理论对单向度发展的反思与批判
内生发展观孕育于对世界发展格局的反思性批判与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物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先发国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空前成功。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人类社会，如何通过生产技术革新，实现经济复苏与快速增长，成为各个国家、地区首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尽管先发国家同样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由于在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先发优势，其仍然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复苏与增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生产技术上的领先与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使得先发国家成为后发国家竞相效仿的典范。在这种“技术—经济中心主义”社会思潮下，经济增长被等同于现代化进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对剩余价值的持续追逐构成了资本全球流动的根本动力。尽管经济增长成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两种发展类型国家在主体关系上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结构性矛盾。正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指出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中间存在着“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剥削关系，导致后发国家在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上依附于先发国家。在“经济至上”的发展导向下，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进行简单地模仿将致使其走上一条单向度发展且注定失败的道路，而内生发展则为后发国家突破单向度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内生”一词源自于植物学术语，意指“某种植物，如单叶植物不受外在条件的左右，从茎的内部生长出与母茎相同的新个体”。后来该词被借用到发展研究中，内生所表达的含义也相应的发生变化。1975年，在一份题为《我们应当做什么》的联合国报告中出现内生发展，并将其与自力更生原则进行对比。1976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内生发展论。内生发展是对资本运作逻辑下单向度发展并由此形成的畸形社会的拒斥和批判，也是一种后发社会摆脱对先发社会简单模仿，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科技革命驱动的全球化浪潮，既构成内生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土壤，又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养分。日本经济学家西川润认为，内生发展观存在三次历史演变浪潮，第一次浪潮形成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助推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引发一系列对抗思想，如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等；第二次浪潮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标志，通过自力更生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实践支持；第三次浪潮即为当前被广泛讨论的内生发展论。可见，对主体性的坚持和捍卫是内生发展论的理论内核。在先发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内生发展为后发国家探索“第三条道路”奠定具有主体性意义的合理性基础和理论支撑。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为此提供了合适的例证。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国走上探索内生发展的道路。从“中体西用”、“三民主义”、自力更生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内生发展道路的不同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体现中国在内生发展上的成功。中国推动内生发展的努力，为拓展内生发展研究体系提供以下两项重要创造：其一，发展过程所秉持的理念；其二，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与领导。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力更生”这一具有内生属性的发展理念，以及我们党在发展实践中制定的与国家主体性特质相一致的组织与领导制度，确保内生发展进程得以顺利推进。对于后发国家的内生发展进程来说，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确定发展理念并制定有效的组织领导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的内生发展实践的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发展的主体和组织者到底应该是谁？衍生而出的问题是，上下联通的制度保障协调者缺位使得发展进程出现断裂，进而引发外生与内生、传统内生与新内生、功能主义内生与结构主义内生等各种争论，其核心原因是组织（政党）机制的庞杂与各持己见。可见，现代化浪潮中，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往往能催生出内生发展理念，而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进一步强化这一理论主张。
内生发展的基本要求、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概念上，内生发展被定义为一种扎根本土的发展，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发展禀赋，发掘本土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能力，重点对当地收入、资本积累、创业精神、能力建设、社会活动参与、制度与文化涉入、灵活的生产组织以及发掘地理优势方面加大投入。具体而言，内生发展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在发展目标上，摒弃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在发展形式上，否定依附性的、被支配的发展，坚持自主发展，尊重发展选择的多样性；在发展动力上，不唯技术论，而是通过对本土知识、文化传统、资源等要素的整合利用推动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主体的内部关系上，内生发展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性和参与权。内生发展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基于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并能形成满足当地民众多方面需求的发展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内生发展的实现需要区域与全要因素的共同作用。这意味着在内生发展进程中，基于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区域居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需要得到充分发挥，区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使用外部力量，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目前关于如何实现内生发展主要有如下观点。有研究者认为，内生发展具有两个基础，一是地方资源，二是通过积极的公众参与，将发展过程置于区域情境之中。也有研究者认为，内生发展具有三大显著特征：利用内生潜力、发展社会资本、促进地方参与。还有研究者更为全面的总结出内生发展的五个特征：一是内生潜能，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的时空内区域所拥有的发展机会总和，具体包括自然资源、技艺以及能力等；二是区域经济，即在坚持区域经济开放的前提下，强调区域经济具有的自主性，以减少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区域内部的协作，从产品和服务的输入转变为优质产品的输出；三是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内生发展的唯一目标，还包括经济、生态、社会在内的多维度发展；四是民众参与，内生发展是基于区域需求而进行的自我决定发展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是一个基本方面；五是民众认同，认同能够在发展中形成凝聚力，促进民众参与发展事务，有助于形成群体认同感，加深民众的归属感，强化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概括，认为内生发展具有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支点。具体而言，在内生发展中，需要在区域发展情境中整合利用内部与外部资源，区域民众作为利益相关者和核心力量参与发展的决策、实施过程，以区域民众的主体性驱动发展进程。同时，区域民众以及相关行动者对其所在地方包括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身份等方面的认同也是重要方面，为内生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并且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发展进程。因而，形成内生发展的基本要素包括：区域主导的资源结构、参与结构、认同结构。如今，内生发展理论深刻影响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国家和组织。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欧盟启动并持续至今的农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项目（LEADER项目），该项目是一项促进欧洲农村发展的内生发展实验。其指导思想具有七点特征：一是基于区域的本土发展策略；二是由下而上的策略设计和执行；三是地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合作的地方行动组织；四是整合的和跨部门的行动；五是创新；六是协作；七是网络化。该项目成为内生发展理论在具体领域和微观层次的重要实践，也为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提供经验材料。
然而，目前关于内生发展的观点和实践仍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在内生发展的理论维度上。第一，在内外资源的整合、利用与发展过程的推进之间，需要形成何种连接机制？第二，发展需要具备哪些特征以实现满足民众利益需求的目标？第三，在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交互的准则与边界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内生发展论能否获得进一步深化的理论逻辑自洽和是否可以操作化推进实施。在理论阐释上存在的三个问题，在实践维度上也有所回应。
在内生发展的实践维度上。第一，在内生发展论中，整合内外资源共同作用于当地的发展进程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共识，但是在作用过程中，两种资源结构必然形成力量对比和权力互斥，如何就此确保资源利用的主导权力保持在“内”，以防止外部资源异化为破坏力量，这是在整合内外资源的过程中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内生发展性质能否得以确立的关键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欧盟等地普遍采用的应对方式是成立地方行动组织，在地方居民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吸纳不同身份、角色的利益相关者实现链接，从而达到整合内外多种资源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此种地方行动组织受限于自身规模，能够整合的、不同层级维度上的内外资源十分有限；同时，地方行动组织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利益整合的难度，难以实现有效组织，这为集体行动的失败埋下隐患，产生“资源整合”困局和执行效率低下局限。
第二，发展过程强调民众参与，这期间如何激发民众的主体性并形成领导力量，进而推动事务发展，成为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此，地方行动组织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吸引民众参与，或者依靠民众的利益使之自觉参与，但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因为发展难以一蹴而就，不仅需要短期广泛宣传动员，更需要通过长期的朋辈动员、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民众广泛、有效参与到发展进程中，而地方行动组织因其时间、规模有限，难以与民众建立持久、深入的互动关系，更无法对发展过程形成长期、稳定领导，所以难以在组织动员上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民众对于发展的认同为发展过程提供精神动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效参与的实现不仅要在行动上获得民众的支持，更需要民众对于发展本身产生积极的情感和认知，才能为参与行为注入持续的精神力量。但是，西方的推进实践目前仍无法找到有效激发民众参与认同的手段。具体来说，建立地方行动组织隐含最大的理论预设是：通过利益相关吸引民众参与到发展事务中，利益相关成为提升民众参与度与认同度的最大源泉，从“理性人”角度审视，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地方行动组织领导力和组织力相对有限，其难以通过实现发展目的和利益共享，在民众的参与行为与认同情感之间建立起积极的正向反馈机制，更毋论为民众的持续参与提供稳定的动力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探寻激发民众参与认同的有效方式。可见，内生发展论不仅在理论上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在实践中也需要为整合内外资源、组织民众参与、激发民众认同找到有效方案，而我国的实践进程为此提供不一样的智慧和方案。
新发展理念是内生发展理论的创新飞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在长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智慧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步入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指引。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的内生发展理论带来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并推动该理论实现质的飞跃。
新发展理念展现鲜明的内生发展属性，并突破区域视角约束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生发展具有资源、参与、认同三个面向。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协调和开放对应的是资源整合利用方面。获取多样的资源是内生发展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开放要素明确确立国家发展需要有效整合内外资源，实现发展的内外联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创新要素回答在内生发展中如何利用资源以形成发展推动力，协调要素则强调如何配置资源以符合发展过程多维、系统的内在规律。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和共享对应的是内生发展理论中的有效参与方面。内生发展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将发展的控制权掌握在民众手中，以确保发展进程满足民众的广泛需求，即充分体现“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理念。协调要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注意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等之间相互作用、制约的内在联系，而这在本质上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行业、职业的民众都广泛参与，同时能够广泛表达需求。共享要素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共建共享的过程，这必然要求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掌握发展的主导权。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以及协调和共享还对应内生发展中的认同方面。民众对发展进程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同能够为参与行为注入持久的推动力量。协调要素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民众需求的表达，奠定在发展进程中满足民众多样利益需求的基本条件。共享要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而这也是培养人民群众认同感的重要举措。如果说协调和共享注重民众当下的利益需求，绿色要素则着眼于长远。绿色要素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发展方式，根本目的在于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良好生态环境需求，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因此，新发展理念从发展的过程、方式到目标都充分保障发展进程中人民的利益需求，人民由此产生切实的参与感、获得感，进而强化自身对发展进程的认同，形成持续参与的动力。可见，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要素的新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内生属性，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系统、多维、交互的内生发展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内生发展论的理论演进创造新的内容。
新发展理念极大丰富内生发展理论内涵，以五要素逻辑构建中国内生发展理论。内生发展难以仅仅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而实现，对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均已得到确证，并被广泛研究。但在目前的内生发展理论中，内外资源整合后，如何有效利用仍未得到有效解答。首先，创新要素解决发展动力来源问题。在对本土知识、文化传统、内外资源等进行整合利用时缺乏创新，停留在简单重复地使用水平上，将会极大限制资源整合利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转化为发展成果以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的水平，更毋庸说在“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中，突破限制与封锁确立发展主体性。虽然创新在内生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中被提及，但只是将其视为实现内生发展的因素之一，未能站在发展驱动力的高度审视创新的根本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要素不仅指明资源整合利用需要遵循的关键准则，更明确内生发展过程的动力源泉，推动内生发展由观念转变为现实。其次，协调要素解决资源如何配置问题。协调要素体现以系统思维审视发展过程。整合内外资源只涉及发展要素的来源，由于发展过程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互嵌性的内在特征，这要求资源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合理地被分配到不同的区域、领域、行业和部门等，也即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众多实践案例表明，漠视协调发展准则的“片面发展”“畸形发展”，往往引发内部矛盾和冲突，导致发展进程的中断，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实现，满足民众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最后也就只能沦为空谈。再次，绿色解决发展的生态界限问题。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愈加频繁和广泛，物质不断增长的现实逐渐撑大欲望的“胃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过度追逐眼前利益所引发的发展风险成为新的挑战，绿色发展也就成为必选项。绿色发展突破人类中心视域，基于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发展不仅是持续健康地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也是有利于自然生物不断延续、生态系统持续丰富的过程，并且突破性地认识到，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绿色发展更新传统内生发展论的世界观“底座”，使其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因此，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填补既有内生发展论的理论空白，使之具备理论的系统性，更为重要的是，赋予内生发展理论洞察力、未来前瞻性和现实可行性。
新发展理念为内生发展带来可行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新发展理念不仅在理论层面超越传统内生发展论，也在实践层面为内生发展的实现提供可行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指引，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也为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行动支撑。正因如此，中国的内生发展形成有别于他国的发展特征，同时能为他国有效实现内生发展，提供源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启益。
在资源的整合利用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基层广泛建立党支部，作为代表地方民众利益的组织力量，嵌入地方发展进程中。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基层，能够在发展中形成自下而上的行动方式，突破单一主体的发展视野。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组织单位、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架构以及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具有强大的横向和纵向资源动员、整合能力，以及突出的组织优势。因而，既领导全国又扎根地方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整合区域与全域要素。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民意层面，都能够牢牢地掌握资源利用的主导权，确保发展进程的内生性和人民性，并且将整合利用内外资源的组织优势转变成发展制度。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生发展进程有效化解资源的整合利用困境。
在民众的有效参与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立场，通过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人民群众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主体和受益主体。我们党不断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从基层议事平台到人大代表联系点，从“网络问政”到“民意直通车”，有效激发了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首创精神与创造伟力。这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全覆盖的民众参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更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能，为新发展理念的落地落实提供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最坚实的行动支撑。
在民众的参与认同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并将其确立为分配制度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过程中，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便是最有力的例证。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参与热情被空前地激发。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领导方式在民众参与行为与认同之间，建立起持续有效的整合机制，参与行为与认同之间形成稳定的正向反馈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积极情感联系，持续强化民众的参与认同。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组织领导，持续引领民众参与发展进程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依靠上下统筹的优势广泛整合内外资源，主导发展进程，也能够广泛、长期地组织动员民众参与发展事务并树立全局、长远的发展视野，还能够在民众的参与行为与认同之间建立起稳定积极的反馈，从而化解传统内生发展理论的沟通困境，为内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提供中国方案。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魂”“体”结合，引领推动中国内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结论
在世界发展体系业已形成“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中，内生发展成为后发主权国家确定自身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中国坚持走内生发展之路并为之作出长期的探索与努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发展路径的延续，更是中国内生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具有深刻的内生发展属性，而且在理论内涵上超越现有的内生发展论。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明确，超越内生发展理论关于本土原则的讨论，将其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其标志是以开放和共享作为指导发展进程的重要原则，强调以整合内外发展资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同时以共享的方式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使民众在发展中产生切实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从而强化民众的发展认同和持续参与的动力。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行动边界清晰，超越传统内生发展的区域中心视域，上升到人的全面发展高度。
新发展理念的创新要素明确驱动发展进程的动力来源问题，使内生发展论中关于内外资源整合利用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协调要素以系统思维审视发展过程，通过建立兼具复杂性、多维性和互嵌性的内在共生的理论视野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确保行动边界清晰可达；绿色要素约束发展的生态界限，明确发展不仅是持续健康地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也是有利于自然生物不断延续、生态系统持续丰富的过程，并突破性地认识到，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更新传统内生发展论的区域主义世界观——充分展示“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世界观。中国共产党为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行动支撑，这是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上区别其他国家内生发展论的根本特征。新发展理念在发展谱系上是对内生发展思想的理论提升，在理论演化上是对内生发展逻辑的突破深化，在政策操作上是对内生发展实践的明确指引。质言之，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内生发展论，是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智慧大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创新。其思想内涵更新既有内生发展论理论，必将成为人类发展理论创新的典范。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