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的燃烧和能源专家，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工和燃料系教授János Miklós Beér（亚诺什·米克洛什·比尔，1923—2018）离开我们已有6年多了。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时会想起先生，想起他传奇的人生，丰富的学识，广泛的爱好，儒雅的风度，和仁慈的胸怀。仿佛先生给我的鼓励和帮助就在昨日，先生和我关于音乐的讨论就在今晨。先生仙逝后，我和他最得意的门生马里兰大学著名的阿什瓦尼·古普塔（Ashwani Gupta）[2]教授在2019年联名分别在《Journal of Combustion and Flame》[3]以及《Proceeding of 2019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nference》[4]发表了两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更是有篇幅的限制。于是意犹未尽，一直想将我知道的先生的一生和我对先生那无尽的思念尽情地写下来。
1.儿童时代，音乐教育，和音乐生涯
先生1923年2月27日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那时的布达佩斯已经从过去的一个主要由农业人口组成的地区转变为一个有时尚的文化和精神以及对先进的科学追求的大都市[5]，当然这变化是从1867年奥匈妥协协议生效后开始的。先生出生和成长在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匈牙利艺术和科学的“黄金时代”（1900 — 1939）[6]，时代精神的浸浴无疑铸造了先生的气质和爱好，而且这精神伴随了他的一生。
先生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雕刻作坊并制造小型机械设备。规模不大，但生意却不错。先生家就他一个孩子。他的童年虽然平凡，但绝对快乐。他最喜欢的是随父母去他外祖父的农场，因为在那里他可以骑马。五岁时他开始学习小提琴。他的天赋和努力让他在16岁那年考入著名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受教于著名的小提琴家兼教师伊姆雷·瓦尔德鲍尔（Imre Waldbauer[7]）门下。从入门的1939年到1945年瓦尔德鲍尔教授移民美国，先生整整6年浸浴在这音乐的天堂中。
的确，那时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可谓人间的音乐天堂。它的教师阵容里包括了柯达伊（Zoltán Kodály）和被西贝柳斯称为当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巴托克（Béla Bartók）[8]。这所音乐学府培养出了众多的世界知名的音乐家，例如指挥家弗里茨·雷纳（Fritz Reiner）、尤金·奥曼第（Eugene Ormandy）和乔治·索尔蒂（Georg Solti）[9]，钢琴家盖扎·安达（Géza Anda）和塔玛什·瓦萨里（Tamás Vásáry），大提琴家大卫·波佩尔（David Popper）和先生的同学雅诺什·斯塔克（János Starker）[10]，以及小提琴家佐坦·塞克利（Zoltán Székely）、维克多·艾泰（Victor Aitay）和卡托·哈瓦斯（Kato Havas）。
凭借他的天赋和努力，先生本可以成为一名专业小提琴家。然而，他却没有得到时局的眷顾。1941年先生中学毕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值最黑暗的时刻：伦敦遭德军空军不断地轰炸，日本袭击了珍珠港。那时人们心中想的是如何生存，而不是音乐。先生在八十多岁时与笔者谈及为何没有成为职业音乐家时，他叹息着说：“战争时期根本不可能，战后也不可能，经济不好，必须另谋生计。”
尽管未能成为职业音乐家，音乐总是先生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事实上他在布达佩斯演奏了贝多芬的全部十六首弦乐四重奏，这是当今许多弦乐演奏家都难以做到的。在先生的晚年他曾对笔者说，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超出常人，因为他演奏过全部曲目。当被问及在四重奏中担任什么位置时，他自豪地回答：“当然是第一小提琴！”这是他与笔者多次对话中，唯一的一次表现出些许自豪。能以第一小提琴手的身份将贝多芬全部的弦乐四重奏拉下来，这充分表现了先生作为小提琴家的水平。笔者和一些资深的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谈到这事实时，他们都一致地认为先生于小提琴演奏的造诣肯定极高。
先生对贝多芬音乐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贝多芬全部的小提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以及钢琴奏鸣曲的乐谱总是在他的书房。在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一次笔者去看望他，为他播放了贝多芬的F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59第一号，拉祖莫夫斯基第一号），他听后微笑着说：“那是贝多芬。”
他深爱的小提琴只在他漫长人生中短暂地离开过他。他曾写信告诉笔者：“我的小提琴是在1937年由匈牙利著名的制琴师Janos Toth制作的。他做了几把很好的琴，我这把还可以，但算不上出色。”有几次重要演出，他的老师瓦尔德鲍尔还会把自己的小提琴借给先生使用。这不仅说明了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更说明先生的老师是一位非常仁慈非常有爱心非常了不起的人。将自己的乐器借给学生使用在音乐界极为罕见，尤其当老师是世界级的演奏家时。
先生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当教授的时期，可以说是他中年和以后音乐活动最值得回忆的。这原因是因为他找到了几位和他有同样兴趣，水平也接近的同仁演奏室内乐，主要是弦乐三重奏与四重奏。演奏搭档都是宾州大学的教授，其中第二小提琴是气象学家、中提琴是他的同事燃烧动力学家霍华德·帕尔默(Howard Palmer)、大提琴则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先生当然是担当第一小提琴。这弦乐四重奏组演奏的第一个曲子就是他建议的莫扎特D小调弦乐四重奏K.421，先生最喜爱的曲子之一。
Figure 1 莫扎特降E大调弦乐三重奏， K 563。1964年宾州大学。先生坐中持小提琴，持中提琴者是帕尔默教授，持大提琴者则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照片先生夫人提供）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担任化学工程与燃料技术系主任和Newton Drew讲席教授时，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先生依然参加谢菲尔德大学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每周两次。他始终追求完美卓越，仍然坚持每天练琴，确保能胜任每次排练和演出。先生自然地希望他人也同样做到，他有时会向妻子抱怨乐团中有些人练习不够。
在晚年当他回忆起他音乐的历程时，先生曾对笔者说，瓦尔德鲍尔教授的室内乐课程“堪称传奇”。“瓦尔德鲍尔确实是一位极具文化修养的人，杰出的音乐家和教师。他不仅精通小提琴音乐，还深谙人体如何与小提琴演奏进行最有效的互动。”在谈到音乐学院的吉普赛学生时，先生说 “吉普赛人确实拥有特殊的小提琴天赋。他们音乐教育的问题在于，他们过早地发展了小提琴演奏技巧，因此很难通过音乐教育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柯达伊从学院里的年轻吉普赛人手中拿走了他们的小提琴，让他们参加合唱团演唱了一年后，才把乐器送回来。”也就是说，许多吉普赛人有很好的技巧但对音乐的理解不够。在谈到巴托克时，先生说巴托克在音乐学院的职位是钢琴教授而不是作曲教授，因为在当时巴托克的创作在那些思想保守的同事看来过于前卫了。先生非常喜爱巴托克的音乐，当他知道笔者很喜欢巴托克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很高兴，更建议多听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特别是第4和第5。先生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日后成就最高的无疑是大提琴家斯塔克，先生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大提琴家”，同时“也是学生很难得使他满意的老师。”我也曾问过先生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对Emánuel Moór的音乐有很高的评价，但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先生告诉我他的歌剧偶尔还有人提到，还有一个偶尔被提到的是他发明的双键盘钢琴。
先生一生热爱演奏和聆听音乐。他曾对妻子说：“我们这些特别热爱音乐的人，永远都不该拒绝音乐带来的愉悦。”他最喜欢的音乐形式是室内乐。他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季票订阅者，并且每年夏天都去坦格伍德音乐节（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2013年10月，90岁高龄的先生告诉笔者他和夫人听了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音乐对先生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音乐训练无疑深深地渗透于他作为燃烧科学家的专业工作之中。1993年，他的挚友帕尔默教授曾指出，先生“作为音乐家的背景，以及他作为工艺师所受的训练，对他的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他对待研究与教学的态度，正如作曲家或工匠对待其艺术创作一般。他在工作中展现出一种工匠般的专注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无论是他的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的设计、实验装置与实用器具的构思，还是他展示研究成果的方式，常常都具有令人赞叹的美学意蕴。或许我们无法明确指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但他工作中所体现出的艺术气质，实在令人印象深刻。”[11]
在2019年6月30日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一位小提琴家用先生的小提琴为先生和大家演奏了巴赫的A小调第二小提琴独奏奏鸣曲（BWV 1003）的第三乐章（行板）。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先生最喜欢的小提琴音乐，更是他的“面包和黄油”，拉过不知多少次。那天天是阴的，但小提琴家就要演奏时，下了很小的雨。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12]”。在这舒缓的节奏和忧郁的旋律中我们送别了先生。这伟大的音乐给众人平静与反思，让每个哀悼者回想先生的一生，并让这思念随着乐曲而升华。
2.与“二十世纪圣徒”拉乌尔·瓦伦伯格（Raoul Wallenberg）的交往
1941年中学毕业后，先生在一家专业学校当了一年的工程学徒，学习雕刻工艺。计划是掌握雕刻技术后，加入家族的雕刻与机械业务。为了更好地为未来的商业活动做准备，他在1942年入学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专攻经济学。
二战期间，匈牙利加入了轴心国联盟，但直到1944年3月才被纳粹德国占领。在此之前，先生的日常生活相对正常。从1940年起，除了音乐外，他在课外参加了严格和正规的赛艇运动训练和比赛，主要是四人艇与八人艇。他强壮的身体和扎实的技术使得他参加了匈牙利全国赛艇赛，甚至被考虑选入1944年伦敦奥运代表队（1944伦敦奥运因二战被取消，后于1948年重办）。赛艇运动成为他一生的爱好，在70多岁时他仍会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划单人艇。
因为发现匈牙利正与盟军秘密谈判准备退出战争，纳粹德国于1944年春天入侵匈牙利。随即，箭十字（Arrow Cross）党领导的傀儡政府上台，短时间内就大规模抓捕并遣送犹太人到纳粹集中营。在这巨大的灾难中，最有效的援助来自瑞典驻匈牙利使馆的一位特别代表，他是著名的瑞典瓦伦堡家族成员——拉乌尔·古斯塔夫·瓦伦伯格（1912年8月4日生，1945年1月17日失踪）。他是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建筑师、商人、和外交官。他在1944年设计并发放了“瑞典保护护照（Schutzpass）”，在这张有照片的身份证上声称持有者受瑞典政府保护，并将在战争结束后有资格前往瑞典。因为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此逃过死劫。
通过一位在瑞典大使馆工作的摄影师朋友，先生在1944年11月被介绍给瓦伦伯格，随即开始担任其私人助理。工作的第一天，他就与瓦伦伯格、司机、和另一位朋友去了火车站，那里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关在牲口车厢中，等着被运往集中营。在纳粹党卫军（SS）荷枪实弹的监视下，他们展示了瑞典外交使团的标志，询问被关押者是否持有瑞典保护护照。如答“有”，就将其救出，并送往受瑞典大使馆保护的“安全屋”。如有机会，先生还会低声建议某人冒充名单上的人以逃出。
但救援并非总是如此顺利。事实上，风险极大。工作的第二天，仍在同一车站，一名党卫军军官朝瓦伦伯格一行人大喊说瑞典外交使团的许可无效，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否则开枪。当他拔枪瞄准瓦伦伯格时，这位毫无畏惧的英雄对大家微笑着说：“先生们，我们要制造一起外交事件吗？”最后，面对枪口的威胁，那天的救援行动不得不中止。尽管德国正规军时常表现出作为军人应有的文明，但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这是不能希待的。
火车站、犹太人区、箭十字党占据的房屋，成了先生和瓦伦伯格频繁出入的地方。瓦伦伯格为先生准备了几份不同的工作证明，每份都附有照片，以应对不同的救援场景。估计先生自己单独就至少救下了近80多名犹太人。
这段与瓦伦伯格的并肩经历，对先生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后来从未向同事或朋友提起过这段历史，更别说自己的英雄事迹了。甚至他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帕尔默教授对此也一无所知。直到2010年，亚历克斯·科肖（Alex Kershaw）出版了《特使》[13]一书，笔者才知道先生和瓦伦伯格的关系以及先生在这一段惊天地淅鬼神的历史中的角色。在二十世纪最黑暗的时候，因为与瓦伦伯格并肩救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素不相识的生命，这段时期也成为了先生一生中最勇敢和最为珍贵的时期。
Figure 2 先生近88岁时展示瓦伦伯格1944年给他的工作证件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其他人也曾在布达佩斯协助瓦伦伯格。例如，后来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任首席小提琴家的维克多·艾泰（Victor Aitay）当时担任电话接线员；世界著名大提琴家斯塔克的女友（后成为妻子）伊娃·乌拉尼（Eva Uranyi）也是救援成员之一[14]。先生音乐学院的同学乔治·朗（George Lang）在其回忆录《Nobody Knows the Truffles I've Seen: A Memoir》中，也详细描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生存在战时布达佩斯的故事。
据估计救了近10万犹太人的瓦伦伯格，却在苏联红军完全占领布达佩斯的27天前，在去和苏联红军交接时，被苏联红军“失踪”了。苏联为什么囚禁瓦伦伯格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更让人不齿的是，时至今日俄国依然拒绝公开瓦伦伯格的档案。另一方面，让人非常不解的是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瑞典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瓦伦伯格的下落而关心和努力。他在20世纪最黑暗的时候救了10万人，可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却没有救他！他是历史上唯一的获得加拿大荣誉公民（仅有7个）和美国荣誉公民（仅有8个）的人，但无疑却是最“长使英雄泪满襟”的。
笔者在2014年的夏天去布拉格、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旅游。布达佩斯因为是先生的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因为是瓦伦伯格与他的同事们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英雄之地，也因为是巴托克创作了他的大部分音乐的地方，这片土地对我意味着很多。瓦伦伯格和先生工作过的地方——哈尔米卡德街（Harmincad Utca）6号，如今是英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在主楼右侧的墙上有一块关于瓦伦伯格的纪念牌匾。而在格勒特山（Gellert Hill）瓦伦伯格及其同事曾居住和工作的楼现为私人所有。在多哈尼（Dohany）街的犹太教堂后方，建有瓦伦伯格纪念公园。探访这些与瓦伦伯格以及先生有关的地方，每每让我感触很深。但先生的母校 — 李斯特音乐学院却让人觉得亲切。而笔者在维也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央公墓。在那个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的日子，当时就我和女儿站在贝多芬的墓前，四周看不见任何人，感慨万千。贝多芬是我的神，他的音乐是我情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他，隔着我们的只有那最基本和朴实的土地。而这之前与他的接触都是通过“天使”— 演奏他音乐的音乐家，以及为他的生平和音乐撰写文章的人。旅行回来后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许多感受，先生回信道；“感谢您描述在欧洲中心布拉格、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愉快之旅。您参观贝多芬和舒伯特墓地的举动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访问我的家乡布达佩斯，以及纪念瓦伦伯格的地方；他是我20世纪的圣人。[15]”
3.流亡异国的难民
1945年2月，苏联红军赶走了纳粹德军进入了布达佩斯。但这“解放”却没有带来欢乐，而是“一场巨大的失望。我们以为再没有比纳粹更糟的了，结果更糟。苏军大多是未经训练的野蛮人，抢劫财物、强奸女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和焚烧房屋。[16]”渐渐地，生活恢复正常。在战后先生完成了经济学课程后，并于1945年转向工程专业，在布达佩斯技术大学学习。这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同时也是考虑到当时的就业前景。1950年，他以一等荣誉毕业。
先生1941年入大学，耗时九年在1950年毕业，这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战争期间，尤其1944年春到1945年初，作为犹太人生活极其危险；其次，他原计划继承家族事业，因而曾花一年学雕刻，两年学经济；再次，1946年先生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处理父亲的生意。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先生立即被布达佩斯热能研究所聘用。他在科研上的天赋和领导能力在此很快呈现出来，不久便晋升为他所在的科研小组的组长。他于1951年发表了第一篇科研论文，并成为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兼职教师。在1956年10月前，他共发表了8篇论文。
二战结束后，匈牙利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相当的意义上变为其傀儡。民众对时局和现状的不满终于在1956年10月在先生任教的大学爆发出来。在这里学生们重新建立了被取缔的学生会，并进一步呼吁在全国范围进行自由选举以及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很快这场运动在全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共同的目标与兄弟的情谊[17]”的强烈的认同感。先生的岳父激动地说：“我已经70岁了，这是我第一次为作为匈牙利人而感到自豪。[18]”然而，短短的十五天后，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被苏联坦克残酷地碾碎。
1956年11月21日，先生和妻子决定逃离匈牙利，就像其他的近25万匈牙利人一样。在这之前，他们从未考虑过离开他们十分热爱的国家。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在美丽的布达佩斯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无情的现实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与其在今后的日子里“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诟[19]”地生活，还不如“吾将远逝以自疏”。他们身穿休闲运动服和背着背包，首先乘火车来到紧靠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杰尔（Gyõr）。先生的身上带着他的一位同事写给杰尔发电厂厂长的一信，请求他在杰尔为这对年轻的夫妇提供帮助。下了火车后，先生和夫人走一条小道前往发电厂，途中向一位男子询问方向，结果发现此人正是发电厂厂长！真是上天的佑护！在这位热情的厂长帮助下，他们不仅在苏军士兵肩扛上膛步枪和带着警犬驻扎的厂内住了一晚，还洗了澡。
第二天，发电厂用车送他们到公路尽头离边境约1000米的地方。然后一个当地男孩带他们在小道上前行，但在接近边界时遇到了巡逻的三名匈牙利边防士兵。无需询问士兵们就明白了先生夫妇的目的。但那“共同的目标与兄弟的情谊 ”依然在这些年青的士兵心中，于是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们“快跑”，更关键的是“无论听到什么，赶快跑。”于是先生和夫人拼命冲往边境，冲向奥地利，而士兵们则朝天鸣枪，做出开火的假象。几分钟后，他们终于踏上了奥地利的土地，来到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是1956年11月22日，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开始了在西方的新生活。那时，已33岁的先生，急需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和一个落脚之处。
在奥地利，作为难民的他们得到了许多善良的人的帮助，有人提供搭车、送钱、甚至在他们购物时偷偷替他们付账。奥地利政府与红十字会及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接收了超过25万的匈牙利难民。与此同时，奥地利所有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对难民免费开放。先生的夫人后来动情地写道：“我把维也纳能看的都看遍了，并下定决心，等我老了有钱后一定再来，因为这个地方象征着文明。”
4.与梅雷迪斯·瑟林（Meredith Thring）教授的相识
当先生和夫人穿越边境逃入奥地利时，背包中有他们的身份证件和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他深知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帮他找到工作。果不其然，他收到了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一家发电厂的工作邀请。但如果有可能，他们希望能留在欧洲，毕竟他们的父母依然在匈牙利。经过许多努力，英国最终接纳了他们。而且通过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一位教授引荐，他被邀请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工作，加入巴维公司（Babcock & Wilcox）的研究部。
他们很快适应了西方的新生活，对食物的廉价颇感惊讶，也被苏格兰人友善的性格打动。先生的夫人多年后回忆，“我从没见过比苏格兰人更和善的人，哪怕他们喝醉了，也依然讨人喜欢。”先生在研究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对前景有了新的想法。眼下的工作收入优渥，公司的发展路线清晰但单一，于他今后只会是职位的晋升。但从学术角度来看，他难以主导研究方向，发展将受到一些限制。
就在这略为困惑的时时候，一位正在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博士的匈牙利朋友来信改变了先生的人生道路。在信中朋友提到他的导师瑟林教授是燃料科学领域的权威。先生随即给瑟林教授写信，表达了希望在其门下攻读博士的愿望。
瑟林教授（1915–2006）是燃料科学的先驱人物，时任谢菲尔德大学燃料技术与化学工程系主任，也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他收到先生的来信后，立即邀请他前往谢菲尔德面试，并正式录取他为博士生。考虑到先生已有相当的科研经验，瑟林教授破例允许他用两年完成博士论文。
成为一名学生意味着先生的收入将大幅度减少。在巴维公司，他年薪为1100英镑，而博士奖学金仅为300英镑。更何况他已经34岁，还有一个家庭要养。但他下定决心去读博，先生的夫人也全力支持他的选择。他们相信，这将是通往美好未来的起点。
Figure 3 先生和夫人（最右边）出席瑟林教授（左起站立者第二）家茶会。（照片瑟林教授女儿提供）
正当他们准备搬到谢菲尔德时，瑟林教授给他们传来意外的好消息。通过与英国中央电力管理局（Central Electricity Authority）协商，瑟林教授为先生争取到每年850英镑的资助。这一数额几乎是原奖学金的三倍。
瑟林教授的实验室当时被形容为“紧张、极具创意、略带疯狂”。这种创造性的张力使得先生的科研天才得到极大的发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他设计并建造了首台“可控混合历史炉”（controlled mixing history furnace， CMHF）。该炉的设计及其在其上的实验成为他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后来该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Combustion and Flame》这一权威期刊，引起极大关注。世界各地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燃烧工程研究中心等机构都仿制了这台炉子。
1960年博士毕业后，在瑟林教授的大力推荐下，先生被任命为位于荷兰艾默伊登（IJmuiden）的国际火焰研究基金会（IFRF）主任。国际火焰研究基金会这一非营利性的国际研究组织成立于1948年，瑟林教授是其创始人之一。
5.国际火焰研究基金会主任
初看之下，IFRF实验站并不吸引人。它坐落于一炉火熊熊烟尘滚滚的钢铁厂旁，与大学那种宁静又富有刺激性的研究环境大相径庭。但先生决心在这里开展严谨的科学实验。凭借他始终带着微笑和积极的工作态度，他与新同事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的研究聚焦于“燃烧空气动力学”。在他的领导下，IFRF翻新了试验炉，改进了仪器设备，并在这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实验。所有的试验结果都经过严格的校准、分析、分享，并最终发表。先生和他的团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就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并因发表“对机械工程实践有用的杰出原创论文”而与同事诺曼·奇吉尔（Norman Chigier）共享1965年度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颁发的Lewis F. Moody大奖。这些工作还成为先生和奇吉尔在1972年出版的权威著作《燃烧空气动力学》（Combustion Aerodynamics，Applied Science Publishers）的基础。
6.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跨大西洋）
随着先生的声望不断上升，许多机构和大学都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巴黎的液化空气公司（Air Liquide）、美国的巴布科克公司（Babcock）、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以及荷兰代尔夫特（Delft）大学和IFRF联合提供的一个职位，后者提议他在代尔夫特担任兼职教授，同时继续担任IFRF的研究主管。
经过慎重考虑，先生于1963年决定加入宾州州立大学，成为该校能源系的终身教授。此决定当然也有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帕尔默教授正担任系主任的考虑。当时，帕尔默教授希望将宾州州立大学建成燃料科学的一流中心，聘请先生是将这希望变成实际的关键一着。
先生到校后立即投入巨大精力在此建立了类似艾默伊登规模的实验炉。但没有多久时间先生也意识到资金雄厚的校方也因为有太多的项目需要支持，而不可能对他们的研究提供过多的帮助。另一方面，吸引工业界投资进展也不是太快。在这种背景下，先生注意到多数同事都将注意力转向了燃烧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吸引工业界的参与，先生在宾州州立大学的发起了“燃烧技术的现代发展”夏季短期课程。他会在这为期一周的课程中授课三到四次，并分享了大量从艾默伊登带来影像资料。这对他的学生和同事都是极有吸引力的。更让人为之钦佩不已的是先生对这些影像的分析，帕尔默教授评价先生“具有一种非凡的‘肉眼观察火焰’的分析能力”并将这分析上升到理论与工业应用。
先生的讲座涵盖内容极为广泛，除了他最擅长的燃烧空气动力学，还包括实验方法与测量、流化床燃烧、以及数学建模。他的讲解条理清晰表达优雅，深受学生欢迎。讲课中也不乏幽默感，例如在介绍需要较高数学技能的复杂课题时，他会说：“我先为要写在黑板上的东西向大家道歉。”
在宾州期间，毫无疑问的是先生许多时候不由得十分怀念自己在IFRF时所拥有的研究平台：与国际接轨的研究项目、强大的辅助团队、优秀的同事、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及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有时帕尔默教授对现实也和先生一样的沮丧，并试图为先生做一些研究之外的事情。他提出让先生担任系主任。但先生婉拒了，坦言自己对行政权力并不感兴趣。
7.谢菲尔德大学（二跨大西洋）
1964年，瑟林教授离开谢菲尔德，转任伦敦玛丽皇后学院教授。谢菲尔德大学作为国际燃料科学的顶级研究中心之一，该校校长亲自致函此领域权威专家征求推荐意见，寻找最理想的人接替瑟林教授留下的空缺职位。最终，学校将这一职位给了先生。
虽然宾州州立大学的研究条件并不理想，但那时先生和夫人已渐渐喜欢上美国的生活。瑟林教授决定离开谢菲尔德时，尽情动员先生申请这一职位。他一开始并未申请，但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谢菲尔德大学的条件实在太好了，难以拒绝。该校燃料科学领域配备完善，团队拥有12位杰出的教师、众多技术人员、各类实验室与车间。最终，出于对一流科研的追求，先生和夫人决定再次跨越大西洋。
事后回过头来看，对于先生这是一次恰逢其时的明智选择。作为新顿·德鲁讲席教授及化学工程与燃料技术系主任，他得以自由施展才华。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12年里，凭借“高标准、外交手腕、对重大科研问题的不懈追求、对年轻同事的慷慨合作、表达思想的清晰能力、和乐观个性[20]”，先生将该系建设成世界顶尖的燃料研究机构之一。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奠定了自己作为全球最重要燃烧科学家的地位。正是在谢菲尔德，他邀请老友奇吉尔一同撰写了不朽的名著《燃烧空气动力学》。先生和夫人也在此期间获得英国国籍，并于1969年重返布达佩斯 — 这是他们自1956年逃离后，首次回乡。
8.麻省理工学院（MIT）（三跨大西洋）
7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格伦·威廉姆斯（Glenn Williams）教授在谢菲尔德参加欧洲燃烧学术会议。在一次和先生的闲谈中，他提到，由于能源危机，MIT化工系正在扩建，并筹建能源实验室。先生随口表示他很乐意在MIT工作。威廉姆斯教授听后颇感惊讶，他不确定先生是否真愿意放弃如此重要、声望显赫的职位、与世界一流的研究平台，转而加入MIT。
的确，为什么年逾五旬的先生愿意考虑加入MIT？或许，他渴望一次改变，寻求新的挑战。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中第四次离开已建立优秀声誉的岗位，从零开始。MIT无疑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理工学府，拥有杰出的师资与学生，这对他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舞台。
在MIT多位老友，如阿德尔·萨罗菲姆（Adel Sarofim）、霍伊特·霍特尔（Hoyt Hottel）、威廉姆斯等人的全力支持下，先生于1976年正式加入MIT，担任化学与燃料工程教授，并出任燃烧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很快就让MIT的同仁惊叹不已，每天工作18小时，连周末也不例外，电话几乎每五分钟就响一次。先生的夫人也很快适应了这一节奏，打趣道：“MIT的人都有点疯狂。”
Figure 4 先生（中）和学生们在MIT做 燃烧实验，1982. （照片先生夫人提供）
在MIT，他建立了高水平的实验平台，包括一台2兆瓦热功率、横截面4×4英尺的高性能燃烧炉，并广泛用于开发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燃烧器。他还配备了一台热功率0.75兆瓦、横截面2×2英尺的流化床燃烧器。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燃烧器的设计，很快被工业界采纳与应用。例如，他设计的多环燃气轮机燃烧器被西门子·西屋公司商业化；而他发明的径向分层火焰核心燃烧器则被阿尔斯通公司广泛应用于大型工业与电力锅炉中。
先生始终强调动手实践的重要性。一位工业界领导曾说：“有些教授只在纸上谈兵，被称为‘书斋学者’。尽管先生的理论功底世界一流，但他更倾向于亲临实验室观摩试验过程，或是前往现场第一手观察燃烧现象，然后与我们讨论他所看到的一切。[21]”
9.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93年，在MIT工作17年的先生年满70岁，从MIT退休，荣膺“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称号。这一安排让他仍可保留办公室，继续使用MIT的行政支持系统。退休并未让他停下脚步，他不仅工作日照常去学校工作，许多周末也在实验室度过。美国能源部及其部长、世界银行、各类国际组织、企业、和大学都持续邀请他提供专业咨询。
2013年，作者拜访先生时问他在忙什么。他指着桌上厚达一英尺的文件说：“这是世界银行关于在科索沃建一座燃煤发电厂的专家小组文件，我负责出具技术意见。”他还补充建议采用煤干燥技术，因为它将带来大的效益。如此高强度的阅读量，对任何人都是挑战，何况他当时已经90岁高龄！
10.与清水清洁能源大会的深厚渊源和作者的交往
Clearwater Clean Energy Conference自1972年创办以来，先生便一直积极参与其中。此会议最初称为“煤水浆大会”，后更名为“清水煤大会”，再演变为“清水清洁能源大会”。每年，他和妻子都会前往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的清水市参加会议，会见新老朋友和交流燃烧技术的最新进展。对先生来说，参加会议从不是度假，而是全情投入的学术活动。这一点，在他退休前后都未曾改变。每年他不仅参与策划会议主题、组织并主持主要专题的大会讨论，还全程参加许多技术专题研讨会（分会）。在相当的意义上，因为先生的领袖能力和学术地位，他的积极参与使得清水清洁能源大会成为此领域每年度最令人瞩目的大会[22]。
笔者自从1991年加入加拿大能源、矿产、资源部能源研究所，一直从事于大规模能源系统可行性和优化性的研究。在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以前，笔者有16年参加了清水清洁能源大会。因为此大会，笔者和许多参与者成为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能在此会上结识仰慕已久的先生，进而深入地了解先生，渐渐地将先生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
大约从95年起笔者开始关注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导致气候变化的问题，那时所里将二氧化碳的捕获定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当时全球大约40%的电是靠燃煤产生的（今日是33%），燃煤电站二氧化碳大规模的排放和集中的性质使得它们成为捕获的首选目标。至于怎样捕获二氧化碳，当时而且认真说来直到现在，也只有三种方案。第一个方案，名为“燃烧后捕获”，是用化工的方法将二氧化碳从烟气里“洗”出来。此方法的好处是现有的运作几乎不需要什么改变，捕俘二氧化碳成为一个新加的而且是最后的过程。它的短处是为了节省“洗液”的开支，烟气的纯净度要求很高；还有因为烟气中绝大多数是氮气，二氧化碳在其中只有百分之十几，于是“洗”的能耗很高。第一个方案的这些短处促成了第二个方案，那就是用氧气而不是空气来燃烧燃料。这样，烟气中的主要成分成了二氧化碳，其次是水蒸汽。而绝大部分的水蒸气在常温下就可以变成水进而从烟气中分离出来，于是就使烟气里的二氧化碳高到近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的烟气再作一些处理就可以作为二氧化碳封存了。因为此方案是用高纯度氧来燃烧，于是被称为“富氧燃烧技术”。
笔者在2001、2002、和2004年的清水会议展现了我们用富氧燃烧技术发电和捕获二氧化碳的可行性工作，获得组委会的认可和支持，并被邀请在2005年组织和主持“富氧燃烧技术”的大会专题讨论和分会报告。而这也使得清水会议成为首个设立富氧燃烧专题的国际会议。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第一个分会报告开始前的两分钟，先生走了进来。这于我并不吃惊，毕竟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新课题。让我若为惊讶的是先生走到第一排而不是最后一排坐下来。在我的印象中，许多知名的学者要么不听分会报告，要么在最后几排入座以便发现报告没有意思时可以方便的退场。真正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先生全程参与了此课题的三场分会报告并积极提问。先生积极完整地参与无疑是对我和所有与会者巨大的支持和鼓励。看着这位82岁的燃烧和能源科学的巨擘如此认真和耐心地连着两天听完每一位的报告，真的令人肃然起敬。这也再一次证实了那些真正的大学者，都是虚怀若谷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3]”而努力学习的。
组织和主持此课题的大会讨论和分会，也成为我认识并和先生交往多年的起因。第一次分会结束后，先生问古普塔教授“力刚是谁？他为什么不来麻省理工？（Who is Ligang? Why didn’t he come to MIT?）”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富氧燃烧技术一直是清水大会最吸引人的话题。于是此课题每年都有大会讨论和好几次分会。如同以往，先生每次都参加。记得有一次提问的人太多了，我没有机会让先生问他要问的问题。会后我向先生道歉，先生却一个劲地夸我。
2008年大会完后的秋天，著名的英国科学与技术出版社伍德海德出版有限公司（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后被Elsevier买下）来函邀请我主编富氧燃烧技术一书。惶恐之余，冷静地想一下自己在此领域工作已有十多年了，对它的各部分都有一定深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经过连续四年在清水大会组织和主持此课题的大会讨论和分会，和各部分的专家和学者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和工作上的联系。于是决定接受这邀请。
因为准备充分，此工作进展很顺利。二十多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哥伦比亚、和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为这近400页的专著写了十五章详尽地讨论了富氧燃烧技术的起源、现状、和未来的挑战。书稿付印之前，我决定将此工作向先生作一个汇报，并请先生为此书写一个序。出乎我意料的是，仿佛先生对此早就有相当的了解，一口就答应了写序的请求并在几天后就将序文寄给了我。事后我从出版社了解到是先生向他们建议了此题目并推荐了我为主编。
在2010年的大会上，他主持了一场重要的大会专题讨论，题为《加速碳捕集与封存部署：高效率电厂与二氧化碳部分捕集》。该专题从早上8点开始，持续两个小时。他邀请了三位专家和笔者担任成员。他们是：EPRI（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的杰夫·菲利普斯（Jeff Phillips）博士、阿尔斯通（Alstom）瑞士的托马斯·斯特林格（Thomas Stringer）博士、瑞典国家能源公司（Vattenfall）的拉尔斯·斯特罗姆伯格（Lars Stromberg）教授。四位成员各自发表20分钟的看法和见解。先生随后作了总结，清晰地概括每位成员的观点，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令人震撼的是，他事先并未看过这四位成员的演讲内容，也未与成员讨论过，但却能高度精准地归纳各方的意见。这是87岁老人凭借非凡专注力和智慧完成的壮举！大会结束后，回到家的先生还特地给笔者寄来一信：“非常高兴您参加了大会讨论。讨论非常精彩，因为每个成员对如何加速CCS部署的问题都有各自的答案。我非常喜欢您的演讲。多年来，清水会议一直是我年度计划的亮点。它让我有机会学习新知识，结识年轻一代的同事，并重温旧友谊；所有这些都在一个非常愉快的环境中进行。[24]”
2011年夏天，在麻州剑桥度假的笔者写信给先生，希望去先生家探望。先生的回复却让我感动不已：“我们期待您的来访。但我们不确定您将如何从城里过来。也许我们可以在我MIT办公室见面——地址是阿姆斯街25号66号楼301室，然后我开车带您去我们家。”88岁的先生竟愿意亲自驾车进城接送比他年轻近40岁的人去家中！这想法只能是从一个从未想过自己，而永远想着怎样帮助别人的人的心中出来。
来到先生的家，受到先生和夫人非常热情真诚的欢迎。我知道先生和夫人于音乐造诣极深，我们在清水会议见面时，很多时候是我请教音乐以及和这有关的人和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的家几乎就是一小型的美术馆，墙壁上挂了大约二十几幅先生和夫人收藏的油画。先生兴致很高地为我解说了其中的一些并带我看了他书房里的书。先生的书架上有许多文学和历史的书，事实上这两类书加上音乐方面的书是书架上的大多数。
因为是在先生家里，没有多少拘束和干扰，也让我们可以谈些在清水会议不谈的话题。先生说加拿大有好些很好的大学，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去大学工作。我回答我研究所工作的环境和大学很相似，更何况不管从质量和数量来说我也没有那令人骄傲的文章。先生则继续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解释我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和工业界有密切联系的，很多时候用到他们过程设计和运行的数据，于是都有保密协定。当这些协定过期时，所做的工作大多也成了昨日黄花而没有太多发表的意义。原来如此，先生理解地说。接着先生谈到他博士毕业时已37岁了，但他相信自己的未来不是在工业界，也不是在政府研究机构，而是在大学。
先生也谈到了他在MIT办公室，考虑自己已是88岁高龄了，准备什么时候将其清理一下然后将其退还给学校。我问有什么我和其他朋友可做的吗？先生回答不需要，然后进一步说办公室里最有价值的是50多位学生的博士论文。这些学生或是他自己的，或是先生在他们指导委员会上。先生治学近七十年，著作等身，名誉天下，在生命的末期却依然这么看重他的学生们的工作！
Figure 5先生80年代在MIT办公室。身后书架的右边是学生们的论文，他认为办公室里最有价值的。（照片先生夫人提供）
关于学生们的工作，2013年的2月，90岁的先生身着西服和领带出席了我的朋友和校友陈雷在MIT的博士答辩会。先生一直是陈雷的博士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却不是其导师，但在大冬天里以90高龄穿西服自己驾车出席一个学生的博士答辩？我相信这是陈雷永远值得骄傲和感激的。这事情也让我想起了华夏有些研究生从入校到毕业连导师都没有见过一面的事情。
先生最后一次出席清水会议是2015年。在那次会上，会议为即将退任的大会主席、原德国斯图加特大学（University of Stuttgart）校长克劳斯·海因（Klaus Hein）教授举办了特别晚宴以示敬意。在此晚宴上，先生发表了一段温馨致辞，回顾他与海因教授多年的友谊，祝贺其成就，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提及“煤与二氧化碳混合浆液”的设想，并询问笔者此领域有无新进展。
Figure 6 2015年92岁高龄的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出席清水会议和部分组委合影。左起：笔者、先生、海因教授夫人、澳大利亚特里·沃尔（Terry Wall）教授、先生夫人、海因教授、古普塔教授、和阿斯通电力付总裁约翰·马里恩（John Marrion）。（照片清水大会提供）
今天捧着这本在2011出版的《富氧燃烧发电和二氧化碳 (CO2) 捕获（Oxy-Fuel Combus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CO2) Capture）》，想起先生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先生发表和出版的320多篇文章和书中，我所知道的先生的最后一篇研究文章是84岁（2007）时发表在《Journal of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的《High efficiency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 The environmental role》。但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却是他88岁时为我编著的书写的序。
11.《煤的未来》以及煤的未来
面对一个由于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而导致气候变化的世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2003，2008，和2011年发表了《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核电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al（煤的未来）》、和《The Future of Natural Gas（天然气的未来）》三部跨学科全面研究在二氧化碳排放受限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核电、煤电、和气电的角色。由于这些作者都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教授，在这不安和迷惑的时候，这三部研究报告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煤的未来》评估了煤炭发电以及与其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相关的技术和成本。报告指出在美国和全球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的情形下，除了提高发电效率和节能减排外，还需要增加所有发电方式的发电量，这包括可再生能源、煤炭、和核能。报告强调煤炭将继续在发电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同时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部面向政府、工业、学术、以及整个社会的研究报告，更阐述了在管理煤炭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增加煤炭发电量所面临的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上的挑战。此报告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结论。第一是“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煤炭使用量都会增加，因为煤炭便宜而且储量丰富。”第二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是一项关键的技术，它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还能使煤炭满足全世界紧迫的能源需求。[25]”
在《煤的未来》的12位作者中，先生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是因为煤的燃烧和利用在先生学术生涯中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其结果也是最为人所知的。报告发表后，先生多次和笔者讨论过此报告中的许多课题，特别强调高效率发电技术的重要性，如超超临界和超临界系统。先生并相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将使未来的燃煤电站几乎没有烟气排放。
今日，在《煤的未来》发表后的第十八年，回首来看此报告，真有恍若隔世之感。的确，因为用电量的大幅度增长，而中国、印度、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旧主要依赖煤发电，世界的用煤量的确增加了很多。但在同时，西方世界的用煤量却下降了近百分之五十。2007年美国近一半的电是燃煤产生的，今日却只有百分之十六。填补这巨大下降的主要是燃气（天然气）联合循环以及再生能源。然摩根士丹利近期的预测是在不久的未来，再生能源将取代天然气成为发电量最大的。《煤的未来》的作者未能预测到此巨大的变化是颇令人遗憾的。事实上，安大略省，加拿大的工业心脏，在2004年就宣布了将在2007年关停所有的燃煤电站。
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的进展却相当缓慢。这完全是因为是北美有大量的天然气，于是将那些陈旧的煤电站关停，而用燃气联合循环系统代替。这样一来，可以马上获得多于百分之五十的二氧化碳减排，更可以不用为硫、汞、以及微颗粒物操心，而且硝酸的污染也少。在这同时，再生能源在欧洲和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欧洲有望在几年内实现百分之八十的电是用非化石燃料产生的。西方世界用其它办法避开大规模投资和发展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的技术，也导致其它的地区不愿意在这上多花钱，而采取观望的态度。
通过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而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先生的理想、追求、和行动。因为煤的复杂性，许多知名学者的一生学术活动都是离不开煤的。先生的朋友和同事，MIT著名的萨罗菲姆教授曾对笔者感叹到，在五十年代末，人家问他做什么研究，他的回答是煤的燃烧。过了五十多年，人家又问这问题，他的回答依然是同样。人家都诧异煤有这么多可研究的吗？在人类面临气候变化这一巨大的而且非常不确定的问题的今天，在西方世界也许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煤在我们生活中是永远不会再回到以前那重要的位置了，甚至都有可能消失。但在中国、印度、以及许多其它的地方，为数众多的和投资巨大的那些燃煤电站还有四五十年的可运行时间。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不远的未来会关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煤的未来是在这些地方，而先生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学术成果很多将被这些地方吸收、应用、和发展。
12.风流儒雅亦吾师[26]
人生六十多年，笔者的师友众也。这些众多的师友和先生比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学术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与先生相识十多年，笔者也渐渐意识到，在学术研究之外，以先生为镜，这些师友们于文史的修养和造诣或“略输文采”；于音乐、美术、和体育的爱好和欣赏或“稍逊风骚”。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差距不是用技巧和成绩来衡量的，而是精神上的。更让笔者心仪不已的是先生那真诚的品质和在师友中很难见到的儒雅的风度。每每和先生在一起，真的是如沐春风。先生的朋友穆雷·阿博特（Murray Abbott）曾指出先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展现出的谦逊与同理心。这些特质往往能区分出真正杰出的人。我只能想象，正是这些品质激发了您的学生们最好的潜能。[27]”先生是孔夫子说的那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的君子，更是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绅士。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是他一生都浸浴在音乐、美术、和文学的结果。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他一直尊重他人的表现。波士顿东北大学的扬尼斯·莱文迪斯（Yiannis A. Levendis）教授说过先生是永远的绅士并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在90年代末期的一天，先生来到东北大学参加莱文迪斯教授的一位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停车场接先生的莱文迪斯看到先生下车时，在领巾上别上了一枚别针。莱文迪斯犹豫地问这礼节是怎么回事。先生用简洁然令人信服的语气回答，在一个学生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需要郑重的礼节。
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笔者最喜欢的弦乐，并收集了许多名家的录音。在这些唱片中，笔者最喜欢的是先生的同学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家斯塔克1960年的录音。听得多了，如是将其《斯塔克的音乐世界（The World of Music According to Starker）》找来读了。此书也引起了我对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兴趣，于是又读了大提琴家和作家克劳德·肯尼森（Claude Kenneson）的《塞克利和巴托克：友谊的故事（Szekely and Bartok: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29]。前者有很详尽的他在二战布达佩斯被苏联红军围剿时期的描述。认识先生后，得知先生和斯塔克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如是问了先生几个关于布达佩斯被围剿时的问题。先生回答后的几天，笔者很惊喜地收到先生送给我克里斯蒂安·翁瓦里（Krisztian Unvary）的一本书还有先生给我写的一封格式正式、打印工整、和他签名的信。在信上先生写道“我很高兴附上克里斯蒂安·翁瓦里（Krisztian Unvary）所著的《布达佩斯围城战（The Siege of Budapest）》供您参考。希望您在阅读亚诺什·斯塔克关于匈牙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著作后，许多疑问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我特别推荐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的序言。他是一位著名的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多部关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著作。[30]”这本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年底出版的学术味很浓的史学专著，80多高龄的先生就知道并读了。这只能说明先生是那真正博览群书的学者。而能在此近500页的书中向一个普通读者指出最有价值的部分，更是展现了先生那深厚敏锐的文史底蕴和眼光。
先生多年的朋友迪克·博里奥 （Dick Borio）说“为了准备和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男孩见面，我思考了几个问题。他大概再过一个月就要接受坚振礼了，我是他的导师。作为导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是谁是他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您立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如今我们不断为政治领袖或体育明星的不当行为感到失望的时代，重要的是要记住，有些人是各自领域的巨星，而他们恰好也是非常正直和值得尊敬的人 — 在我看来，您就是其中之一。您不仅在自己的领域中保持了几十年的顶尖地位，而且您的行为举止也始终堪称典范。[31]”笔者认先生是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在这意义上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先生那广泛的爱好、渊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也是自己的榜样和追求。
1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32]
2010年，清水会议为先生举办了特别晚宴，庆祝先生近60年的学术生涯和近50年“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此次庆祝活动收到了六十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先生的同事、学生、合作伙伴、及多个组织写给他的信件。古普塔教授将这些信件汇编装订成册在晚宴上作为整个大会的礼物赠送给先生。笔者在晚宴上发表了题为《燃烧的激情 — 献给自由、音乐、赛艇、燃烧科学、环境、友谊，尤其生命本身》的主旨演讲，全面总结了先生非凡的一生与工作。一弦乐四重奏组被邀请为晚宴全程提供音乐，其中将完整演奏贝多芬的E大调第十号弦乐四重奏（作品74号《竖琴》）的第三乐章献给先生。此音乐在那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所表现的那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是众人对先生的最高致敬。
所有的这些信件中所表达的对先生的衷心敬仰与感激之情令人动容。如果说先生“学为人师”是非常显然的，那么信件中谈得最多的却是先生“行为世范”的崇高品质和道德精神。摘录其中的一些，作为本文的结语：
“您为国家、大学和众多专业组织做出的服务与领导堪称典范。”罗伯特·贝克（Robert A. Beck），美国国家煤炭委员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我立刻被您面带微笑、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打动。我们不仅在科研上合作愉快，更在人格层面深深共鸣。”G.W. 范·斯坦·卡伦费尔斯 （G.W. van Stein Callenfels），国际火焰研究基金会前秘书长
“您可以骄傲地回首自己影响过的众多研究人员、同事、学生和朋友，您的指导与榜样深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与职业。”诺曼·奇基尔 （Norman Chiger），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1965年那届毕业班每年都在英国聚会，我们常说，当年在谢菲尔德的辉煌岁月，得益于您为我们‘种下的树’——哪怕从未想过自己会坐在它的树荫下。愿您的身影永远伟岸！”汤姆·戴维斯 （Tom Davies），埃克塞特（Exeter）大学教授
“您不仅对研究方向把握清晰，还具备释放与支持员工潜力的外交智慧。”P.J. 福斯特 （P J Foster），谢菲尔德大学讲师
“在如今我们不断为政治领袖或体育明星的不当行为感到失望的时代，重要的是要记住，有些人是各自领域的巨星，而他们恰好也是非常正直和值得尊敬的人 — 在我看来，您就是其中之一。您不仅在自己的领域中保持了几十年的顶尖地位，而且您的行为举止也始终堪称典范。”迪克·博里奥 （Dick Borio），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先生的一生，是自由与理性之光的赞歌，是知识、音乐、体育、与仁爱的力量的见证。他不仅用燃烧科技照亮了世界，更用真诚与善良温暖了人心。感谢您给予我们灵感与远见，不仅在燃烧科学领域，更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您的贡献将继续激励后来者，您的精神将长存于人们心中。
先生离世已近六年了，然笔者心中的先生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33]”。回忆与先生相知十多年，先生“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在下“既竭吾才”，“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34]”。所向往者，愿慕先生之遗教，窃慕先生之遗风也！
附录一 部分先生获得的荣誉
The Knight's Cross of the Order of Merit of the Hungarian Republic, 2008 （匈牙利共和国骑士十字勋章是匈牙利的国家勋章，表彰为匈牙利和国家利益做出杰出贡献和英雄主义的行为。）
Figure 7 美国能源部2004年授予先生荷马·洛瑞奖。（照片先生夫人提供）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Homer Lowry Award, 2003 （美国能源部荷马·洛瑞奖。此奖旨在表彰对煤炭、石油、或天然气科学技术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科学家或工程师。此奖由美国能源部部长斯宾塞·亚伯拉罕（Spencer Abraham）亲自颁发给先生。）
The George Westinghouse Gold Medal of ASME International, 2001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乔治·威斯汀豪斯金质奖章。此奖旨在表彰在机械工程动力领域的杰出成就或杰出服务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Energy Systems Award,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1998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能源系统奖。此奖旨在表彰那些在能源生产、储存、分配和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Axel Axelson Johnson Medal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95 （瑞典皇家工程院阿克塞尔·阿克塞尔森·约翰逊奖章。此奖由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亲自颁发给先生。）
Figure 8 1995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颁发给先生（中）瑞典皇家工程院阿克塞尔·阿克塞尔森·约翰逊奖章。（照片先生夫人提供）
Honorary Member, Hungarian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91（匈牙利国家工程院荣誉院士）
Foreign Member, Finnish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89 （芬兰工程院外籍院士）
ASME Percy-Nicholls Award, 1988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珀西-尼科尔斯奖）
Honorary Member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 1986 （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
Coal Science Gold Medal, BCURA, 1986 （英国煤炭利用研究协会煤炭科学金奖）
Egerton Gold Medal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1986 （埃格顿燃烧学会金奖）
Melchett Medal of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1985 （英国能源学会梅尔切特奖章）
Fellow,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U.K.), 1978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附录二 先生重要的科研著作和工作
先生与诺曼·奇基尔在1972年出版的《燃烧空气动力学（Combustion Aerodynamics）》，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它便成为燃烧炉与工业锅炉设计开发领域的权威参考书。燃烧研究人员与工程师纷纷引用此书，寻找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感受其中深刻的洞见与简洁的表达方式。此书被翻译成为日文（1976年）与中文（科学出版社，1979年）。
他还与霍华德·帕尔默合编了《燃烧技术（Combustion Technology）》（1974年出版，Academic Press），与奈姆·阿夫甘（Naim Afgan）合编了《火焰中的热传导（Heat Transfer in Flames）》（1974年出版，Wiley）。这两本书在燃烧研究界被广泛引用。
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发表过324篇科学论文。
先生研究的重点包括：
清洁化石能源发电
气态、液态、和固态燃料的湍流燃烧
通过燃烧过程改进减少火焰污染物排放
微粒固体与液体燃料的燃烧（如煤粉、喷雾等）
发光火焰的辐射特性与能量传输
同心喷流燃烧与旋流燃烧
湍流、回流区、稳定机制、停留时间分布以及燃烧噪音
火焰中的测量技术（辐射、流动、温度、组分）
燃烧器数学建模与尺度放大
流化床燃烧：实验、建模、热传导、污染物生成与控制、颗粒夹带
矿物质在燃烧中的转化、灰渣形成与沉积
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哈迈德·F·戈尼姆（Ahmed F. Ghoniem）教授说：“我们借助您的论文，不仅学习技术，更学习您多面整合和深度思考的研究方法。您将基础理论与复杂系统应用相结合的能力令人钦佩。[35]”
附录三 先生收藏的部分油画
Figure 9 Gabriella女士 （笔者摄）
Figure 10 烈士暮年 （笔者摄）
Figure 11 削土豆的姑娘 （笔者摄）
[1] 出自宋玉《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以及“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2] Ashwani Gupta,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他的职称是大学教授中最高的“University Professor”，一个大学里有此职称也就十几个，比“讲座教授”更享有盛誉。一直没有看到如意的中文译名，仿佛“学院教授”是常用的。
[3] Ashwani Gupta and Ligang Zheng，“Professor János Miklós Beér (1923–2018)”，IN MEMORIAM / Combustion and Flame 206 (2019) A1–A2。
[4] Ashwani Gupta and Ligang Zheng，“In loving memory of our great mentor Professor János Miklós Beér (1923 – 2018)”，Proceeding of 2019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nference，Clearwater, Florida, June 2019
[5] Gwen Jones: Chicago of the Balkans: Budapest in Hungarian Literature 1900 – 1939, https://blogs.ucl.ac.uk/ssees/2013/06/27/chicago-of-the-balkans-budapest-in-hungarian-literature-1900-1939/。
[6] 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匈牙利，却出了15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中4个是在1900-1939之间获奖）以及众多的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和演员等。
[7] Imre Waldbauer是著名的匈牙利弦乐四重奏组的创始人和第一小提琴手，更是知名的小提琴教授。伟大的作曲家巴托克的6首弦乐四重奏中前4首就是由匈牙利弦乐四重奏组首演的，更为荣耀的是第2首是题献给此 弦乐四重奏组的。值得一提的是Waldbauer教授也是网球高手，曾参加Monte-Carlo网球公开赛的双打比赛。关于Imre Waldbauer的生平以及对小提琴演奏教学的贡献可参考Julia Quick: The Pedagogy of Imre Waldbauer, First Violinist of the Hungarian Quartet, Doctor of Music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U.S.A., 1977。
[8] 1955年，梅纽因在赫尔辛基演出完后，登门拜访西贝柳斯。坐在阳台上，望着夕日的余晖，西贝柳斯突然问梅纽因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吃了一惊的梅纽因感到很为难，如果回答是西贝柳斯，显得有些恭维；但如果回答是他人，又觉得不敬。这时，西贝柳斯自己回答了：“是巴托克”。的确，巴托克以他高尚的人格，广阔深厚的民歌研究，和在巴赫及莫扎特音乐之中的深刻浸润而在二十世纪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结构和音响并且赢得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行家的高度评价。九泉之下的巴托克如知他在西贝柳斯心中的地位肯定会感到欣慰。尽管西贝柳斯关于“最伟大”的断言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作出的，近七十年之后依然正确。我相信50年代以降的新秀还没有谁可以和巴托克及西贝柳斯并肩，更不用说超出。关于此故事详见Yehudi Menuhin, “The Violi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Flammarion, Har/Com edition, March 2009. ISBN-13: 978-2080300973, p. 222.
[9] 值得一提的是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著名指挥George Szell也是匈牙利人，但他的成长和教育却是在维也纳。
[10] János Starker常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他在15岁时就在李斯特音乐学院演奏了柯达伊的B小调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当多伦多大学1967年授予柯达伊荣誉博士时，他再一次在柯达伊的面前演奏了此曲。他关于此曲以及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录音都被认为是经典，近乎圣经般的录音。
[11] Howard Palmer: “Sketch of the artist as professor and researcher: themes and variations, leitmotivs, and two-part inventions in the career of János M. Beér”, keynote lecture at “An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mbustion”, a gather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on April 21, 1993 to honor Prof. János Miklós Beér on his 70th birthday.
[12]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13] Alex Kershaw, “The Envoy - The Epic Rescue of the Last Jews of Europa in the Desperate Closing Months of World War II”, Da Capo Press, 2010
[14] János Starker, “The world of music according to Stark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 Janos Beer致郑力刚，2014-06-27。
[16] Márta Beér, “Lucky Wanderers”, Volume 1, 2010
[17] Márta Beér, “Lucky Wanderers”, Volume 1, 2010
[18] Márta Beér, “Lucky Wanderers”, Volume 1, 2010
[19] 屈原，《离骚》。
[20] Howard Palmer: “Sketch of the artist as professor and researcher: themes and variations, leitmotivs, and two-part inventions in the career of János M. Beér”, keynote lecture at “An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mbustion”, a gather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on April 21, 1993 to honor Prof. János Miklós Beér on his 70th birthday.
[21] John Marion and Richard Borio, letter to Homer H. Lowry Award Office, U.S. DOE, May 13, 2002
[22] 令人非常遗憾的事，因为时事和人事的原因，今年此会被取消。在短期内恢复的可能性也不大。此会每年略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是北美以外的。
[23] 《论语·述而》。
[24] Janos Beer致郑力刚，2010-06-21。
[25]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he Future of Coal》，2007。
[26]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27] Murray Abbott致Janos Beer，2010-04-17。
[28] 《论语·泰伯》。
[29] 巴塔克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首被公认的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就是题献给Zoltan Szekely并由他在1939年首演。此段提到的这两本书可读性都很高。
[30] Janos Beer致郑力刚，2010-10-21。
[31] Dick Borio致Janos Beer，2010-04-25。
[32] 启功，1996为北京师范大学新校训而建议。
[33] 《论语·子罕》，此段其它没有特别注明的引语也都出于此。
[3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35] Ahmed F. Ghoniem致Janos Beer，201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