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渥太华河北占地361平方公里的Gatineau Park是加拿大众多的公园中每年访问游玩人数第二大的公园。这主要原因是它就在大渥太华区的范围,是这里居民的后花园。事实上公园最南边的入口之一离渥太华市中心只有4公里。这公园有50多个湖,其中表面积最大的是Lac la Pêche,为246英亩;最小的是23英亩左右,这其中包括了公园里最有名的平克湖(Pink Lake)。Pink Lake的名称来源并不是因为其水的颜色粉红,而是因为最早在这湖边上居住的人姓Pink而命名的。
加拿大可以自豪地称自己地大物博,其国土面积仅次于俄国。资源方面,不用说石油、天然气、矿藏、木材等这些“硬通货”,光地表淡水的储量就是世界的20%[1]。这是因为加拿大近9%的陆地面积被淡水覆盖,至少有两百多万个湖,是世界的14%。更重要的是加拿大以雨和雪的形式获得约7%的全球年度可再生水。
在Gatineau Park的50多个湖中,平克湖应该是不足为道的,更不用说在加拿大。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湖。在全世界一千四百多万个湖中,已知的像平克湖这样的湖只有近三千个,也就是说这样的湖的百分比是百分之零点零二。这样看来,平克湖还真的是特别,这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由于气温、风、以及水的密度和温度的影响,在每年春秋两季,几乎所有的湖的湖水会完全混合而使得营养物质和氧气在整个湖水中均匀分布。但平克湖的上下两层水体却永不混合,测试表明任何时候深达七米以上的湖水没有氧气。水层永远不会混合的湖称为分层湖(meromictic lake)。
平克湖是分层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面积仅为23英亩的它,最深度却有20米,是以它是一个表面积很小但极深的湖。第二,它的湖面呈碗状,而周边是陡峭的悬崖,于是风对湖水的扰动不会很多很大很深。在这些因素下,平克湖成为了世界上极少的分层湖之一。进而因为它离渥太华城中心很近,而且因为设有木板路、楼梯、和观景台的长达2.4公里的环湖步道,以及那美得让人心醉的水面颜色而成为Gatineau Park里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于笔者,冬日每天越野滑雪时都经过它,从那长长的陡峭的大上坡滑到它所在的山顶是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最好的挑战。
值得指出的是湖深是湖成为分层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如世界上最深的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却不是分层湖。另一方面,表面积小也不是必要条件,如加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太浩湖(Lake Tahoe)是表面积高达191平方英里(490平方公里)的大湖,然它一般被认为是分层湖,或者说它很少混合,很有可能从湖顶到湖底从未混合过,尽管它每年都会从浅层到中层混合。
笔者四十年前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最好的同学是比我大11岁的上海人倪弘杰。他是我来到校园后碰到的第一个同学。那天学校的车将我们新生从火车站接到校园,然后一同学领我去3号楼的路上在一教和图书馆之间遇到倪弘杰,这位同学就将我交给他了。显然是去图书馆学习的弘杰告诉我他的专业是计算数学,导师是副校长赵访熊先生[2]。到宿舍后,他和龚林国同学帮我将蚊帐架好,就离开了。这之后我们也没有多少交往,我们同班但专业方向不同,而他英文又很好上的是快或高级班,于是我们唯一一起上过的课是第一学期的一堂有上百个学生的大课“自然辨证法”。
我们真正交往多起来是从第二个学期开始的。首先是一起去食堂吃饭,然后是一起去澡堂“活活血”,去图书馆读书,哦,还有一起打羽球。著名的国手张爱玲女士是弘杰的亲戚,他从张女士那里弄来了两只尤尼克斯的拍子,这在当年可是非常难得的。但更为难得的是张女士还给他了一尤尼克斯的短裤或是短袖汗衫,并告诉他拍子在她们国手眼里不很当一回事,但这尤尼克斯的运动衣衫却是不容易有。很快我就发现弘杰为人实在,更是在满地“左得可爱和可怜”的清华教师和学生中属于“政协”的。
交往多点后,弘杰就教我打桥牌,并让我和他搭档与别人打。因我学什么都很慢,而桥牌又是一个很高深的游戏,叫“臭”牌和打“无理”牌于我是经常的事。最开始弘杰还能原谅,但这种低级错误我一次又一次地接着犯,脾气再好的搭档也忍无可忍。一手好牌打坏后,弘杰指出我的错误时难免语速快,再加上若干修辞用语。过了些日子,我叫 “臭”牌和打“无理”牌的时候逐渐地少了,而我对桥牌的理解也加深了,更重要的是我和弘杰的配合变得越来越好。有时我反倒觉得他有点保守。我们系的王建华教授是研究博弈论的专家,但先生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桥牌大师。这是因为他发明了撞击挤牌法,此方法发表在美国桥牌杂志上,并被美国桥牌联合会认可。高我们一年的章建高同学是王先生的学生,有个晚上就请王先生来指导我们打牌。
我那时的人生经历一直是在学校里的,对校外的大千世界的认识未免有时太幼稚和荒唐。83年的十月一天我和大学阶段最好的同学全辉在城里吃完晚饭后来到了游人众多的天安门广场,不久一中年妇女对我们说她是外地人,钱包被人偷了,看我们是那很面善的学生,能不能帮帮可怜的她?我当时几乎没想就答应了,全辉马上拿出五块钱给了她(这数目在当时真不算小,我们一个月的奖学金也就只有五十多点)。过了一会我们又看见她在和别人求援。回到学校,弘杰和同学们问我们城里的见闻。我就把这事说了。大家一听,就指出我们被别人骗了。弘杰更是为我们这样地无知和天真而痛心不已,直说我看你们也很面善,你们也给我五块钱!
在清华读书的我们,那时却自己凑钱订了上海出的《新民晚报》。这也许是生活在皇城根下面的我们对那飘逸在每个角落的虚妄的天子门生的骄傲和南书房行走的梦想的一种反抗和叛逆,想沾点过去十里洋场留下来的风尚。弘杰那时评点人和事不是开头就是结尾总有“实在是土”或“土得要命”这么一句。然我们追求的“洋”,不是那表面的,而是精神和气质上的。那些食洋不化的行为和人物在我们眼里是真正“土得要命”的。
但在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那“土得要命”的。83年9月的一天,俄亥俄州某大学的V教授来中国科学院讲学。弘杰去听了,回来和我们讲此公肚子里可放两百个鸡蛋。第二天,他还要去听,只是我们原来说好在这天一起进城去看《法国当代画展》。弘杰就建议我直接去科学院等V教授的讲演完了从那里和他进城。于是我在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一看讲演完的V教授在室外的阳光下被七八个中国学生围着谈笑风生。我就远远地在一边耐心地等待着,弘杰也看到了我。只是V教授兴致很高滔滔不绝,一时还没有完的迹象。是啊,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被七八个青年男女神情专注洗耳恭听时都会忘记时间的过去。过些时候,大概弘杰觉得让我等得过久了,就退出V教授室外的“附加和即兴讲演”然后和我一起进城。但显然弘杰的退出是不情愿的,于是在进城的一路上可以明显觉得因为这事先约定带给他的烦恼。在天平上这《法国当代画展》看不看和是不是继续听V教授室外的“附加和即兴讲演”不言而喻后者重,因为我们那时一心都盼望着去西方继续学习。但我也有点不高兴,不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洋大人“剩余的几句话”吗?有什么了不起,实在是“土”!
和弘杰同学的那两年,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任何数学问题,也没有关心过对方以及其他同学研究什么题目。唯一的一次是在弘杰答辩之前,他给我讲了他做的工作的背景和结果,在这讲的过程中,他自设疑问,目的是让我扮演审查人的身份帮他演习答辩。但这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于是就听他自述自问自答。我们那时水平实在是太低,眼光更是狭窄和短浅。
在同学中我是那不多的痴情于文学和音乐很深的。弘杰如音乐也有相当的爱好,于是我们晚饭后常到清华通往南门的那条很长的路靠近三教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音乐教研室在高高的树上置了一个音响很好的喇叭,每星期的一个或两个傍晚放些音乐给大家听。大家骑车到那里将车停在路边,然后身体稍靠在车上,听美好的音乐以及骑车过去的人说的话和偶尔的铃声。我在清华的那四年是海淀影剧院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常客,但弘杰却不是,记得他就和我一起听过一场音乐会。我那时有一个不错的带收音机的播录机,晚上常在9点带上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调频立体声节目,弘杰多次批评我玩心太重。
低调但有机会很愿意帮助他人的弘杰还不顾“麻烦人不眨眼”为我买过一本我至今仍拥有的书。上海文艺出版在1982年2月出了舒婷的诗集《双桅船》印数9500册,而后在10月第二次印刷了10000册。这印数在当年许多人读诗和写诗的日子是不多的,加上那时舒婷的诗很受欢迎,于是这本诗集很难买到。有次和弘杰聊天说到这事,他说帮我想想办法。过了十几天,让我很惊讶和感激地他把这本诗集送到我手里,并坚决地不收钱。他解释到他有一中学好友在此出版社工作,于是就给他写了一信托他买来并寄来。在清华时这本诗集我翻过许多许多次,后来并随我一起来到渥太华。
84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弘杰去了上海交大工作而我留校。这我十分理解,在我认识的人中,上海出生和长大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上海而且只有上海才是他们可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当然这结论是不将西方考虑进去的。
如果说我们上大学时西方于我们是神秘的令人向往的但遥远的,那么我们读研究生时,对西方的向往就更加强烈了。这是因为西方于我们似乎可望也可及了,只是这可及的时间还不清楚。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之外我们的心思几乎全花在怎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上。在清华按照规定工作两年后,我来到了渥太华。而弘杰则在上海交大工作四年后,在1988年的秋天来到印第安纳大学。来年的夏天,弘杰从布鲁明顿市来渥太华看我。在海外见到他,让我也体会了为什么“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四大乐事”之一。只是我们那时都一门心思地想如何把这个“他”字去掉。我带他骑车在渥太华转了许多地方,并且还带他去和我一起去听了一堂课。
这之后我们都各忙自己的功课和论文,一年下来大概只有圣诞节时打个电话问候。这种情形在我们工作后慢慢变成几年一次,毕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和而且工作性质和领域也很不一样。弘杰在芝加哥金融界工作几年后,又在洛杉矶工作许久并在那里退休;而我则一直在渥太华从事能源方面的工作。
几年前,弘杰和我谈到他有一亲戚在蒙特利尔,想过来看看她同时顺便到渥太华看看我。那实在太好了,因为我们有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后来她搬走了,但弘杰又有一亲戚在多伦多工作。于是弘杰打算在2025年来多伦多看他然后来渥太华。不想弘杰和他的亲戚时间对不上,让我非常吃惊和感激不已的是弘杰打电话给我说9月份专门来看我。
9月20日早晨9点多,我在机场接到了从洛杉矶乘红眼航班(red-eye flight)到蒙特利尔然后转机到渥太华的弘杰。36年没见了,75岁的弘杰身板笔直、面容清癯、行李只有随身带的一个不大的书包。我从他的谈吐和行动中看到的依然是那我十分熟悉的文雅、清高、和不染尘俗的韵味。四十一年前我们在水木清华“燕歌远别”,但并没有“悲不自胜”,因为那时青春让我们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今日在枫叶之都“楚老相逢”,我们更没有一点“泣将何及[3]”之感。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最为自己骄傲的是当时以“只要我一息尚存[4]”的勇气和追求,走出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并且从来没有回望过。
弘杰在渥太华只住了三天三晚。我请他来家里住,但他非常客气和坚持自己住在旅馆里。这几天,除了在渥太华市区中心转了转,我们还去蒙特利尔参观了著名的建于1672年的圣母圣殿(Notre-Dame Basilica)和1967年完工的圣約瑟夫大教堂(Saint Joseph’s Oratory of Mount Royal)。天主教的此两处教堂真可与欧洲的那些媲美。人文景点之外,我们乘船游览了圣劳伦斯河千岛(Thousand Islands)这一自然奇观。
但弘杰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过去。这包括他在上海交大执教的那四年和在美国金融界的工作。于同学和校友,他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出许多,然很多人点赞的“同学少年多不贱[5]”,事实上不过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6]”。而在“取笑同学翁”的同时,我们却并没有“浩歌弥激烈[7]”。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年前时是先天严重不足但却意气高扬的书生;今日回首,每感叹“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8]”。
第四天的早上,我送弘杰到机场,他飞纽瓦克然后在那里转机回洛杉矶。离开旅馆之前,他从包里拿出他在夏天书写的李白的《梦游天姥留别》和《鄂门秋怀》送给我留念。这两张楷书的习作就像他的性格和为人一样,规规矩矩。分别时,我很是感慨。弘杰和我一样都是对旅游和热闹没有多少兴趣的人,几十年下来回大陆探亲之外从未在那里旅游过。但和我分别三十六年之后,在75岁的年纪,弘杰自己掏钱乘飞机住旅馆仅仅就是为了来看我。在这从西南到东北斜跨北美大陆近4000公里的旅程下,每一步都是对四十多年前的同学友谊的回忆和印证。这是我永远会记得和感激,并引以为骄傲的。我们早已过了分别时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9]”相赠的这个年纪,但以“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10]”来送别超凡脱俗的弘杰是很恰当的。
假如说我们可以比拟每个人心中在人生的道路上积累的情感是一池湖水,那么实事求是地说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湖水的表面积如平克湖一样是很小的,因为我认识的人和经历过的事都不多而且平凡。这池湖水深吗?不敢妄自溢美,但有许多朋友都说我爱憎太分明。回首往事,很多我从心底下由衷的敬佩和喜爱的人我猜测他们往往不知道我敬佩和喜爱他们。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却往往很快就知道了我不喜欢他们。
认真说起来,学生时代的那些情感是非常幼稚但也是极为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学生时代的那些好友,四五十年过去了,今日依然是自己的好友,尽管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时光里人生的道路可以很不一样。这些同学好友之情,在我心中的那一池情感的湖水中,是藏在很深处的。而且因为对这些情感的珍惜,几十年下来,它们都没有被尘世“氧化”,因为如“分层”的平克湖一样,在这样的深处“氧”是不可及的。这些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情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1]”?!

Figure‑1 平克湖秋日,湛湛湖(江)水上有枫魂兮归来哀江南 (网络图片)

Figure ‑2平克湖秋日,湛湛湖(江)水上有枫魂兮归来哀江南 (网络图片)
[1] 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俄国的贝加尔湖,因为其不可思议的深度,拥有22%的全球地表淡水。这比北美五大湖加起来的水量还多。
[2] 后来的事实是蔡大用先生成为弘杰的真正的导师。当时的猜测是蔡先生那时的职称还是讲师,于是由赵先生挂名。没过几年,蔡先生就成为正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系主任。
[3] 此段此前所引之文皆出自庾信《哀江南赋》。
[4] 田汉,《夜半歌声》歌词。
[5] 杜甫,《秋兴八首》。
[6]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7] 杜甫,“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 庾信(南北朝),《哀江南赋》。
[9] 高适(唐),《别董大二首》。
[10] 任华(唐),《寄李白》。
[11] 《诗经·小雅·鱼藻之什·隰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