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民族学以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支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学科。面对全球学术话语体系“西强东弱”格局，建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分必要。从历史逻辑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为中国民族学提供了文化根基与范式重构的东方路径。从现实逻辑看，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从西方理论被动引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本土化探索到自主体系建构三个阶段。从理论逻辑看，中国民族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结构以学科体系为基础、学术体系为核心、话语体系为表达，充分彰显了历史纵深与现实创新、本土根基与国际视野、政治引领与学术自觉的统一。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非一时之功，需坚持“两个结合”，优化学科布局、创新学术范式、转化话语资源、完善支撑体系。中国民族学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学术自觉，将在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学术困境中开辟新局，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勇担使命，将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方案。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中国民族学；“国家-民族”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民族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1］485之一，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学科，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直接关系到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彰显。当前，围绕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命题，学界主要从历史和价值两个维度展开探讨。从历史维度，有学者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分别是引进时期、本土化实践时期、沉寂与蛰伏时期、恢复与繁荣时期、深化与创新时期［2-3］；有学者以民国时期作为理论体系建构的切入时段，探讨了中国民族学在西方理论移植与本土经验总结之间的多样化探索路径［4-5］。从价值维度，有学者概括了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族别研究范式、族际研究范式两种研究范式的接纳、整合及超越，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研究范式，实现了对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换代［6］；有学者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指出，中国民族学既要防止陷入“各说各话”的相对主义，又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帮助少数民族找到发展道路，在国家道德建设的基础上维护民族团结［7］；还有学者从多元区域不断整合为中华一体的历史过程出发，提出“区域”与“区域化”是中国民族学用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概念［8］，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确立了具有方法论自觉的学术支点。

既有研究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但整体上仍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历史维度研究多聚焦线性演进，对“两个结合”指导下知识生产内在逻辑揭示不足；其二，价值维度研究偏重范式转换，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理论化阐释尚未形成完整框架；其三，学理探讨与实践路径结合不够，未能构建起“理论-实践-传播”三位一体系统方案。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探索：首先，立足“两个结合”重要论断，阐释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其次，聚焦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民族学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最后，结合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提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本文旨在为破解民族学“西方中心主义”学术困境、推动民族学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建设方案。

二、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点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由于起初一些学科从西方引介，不同程度存在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认识不足或过于倚重等问题。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方法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考虑时代性及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原生性特点［9］。探究中国民族学的原生性，首先要厘清其逻辑演绎的原点。

（一）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0］，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遵循与理论支撑。

1．连续性供给文化根基与历史纵深

我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11］。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在民族学研究中体现为历史路径依赖与现实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11］18。中国民族学的最典型特征是基于这种连续性，具备了国外民族学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从长时段、大历史维度深刻把握民族关系的动态演变，有利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中提炼关键节点，总结民族关系演变的交融、共生、发展规律，避免西方理论截面式分析的局限。

2．创新性注入理论突破与范式重构动能

19世纪中叶，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正式在西方诞生，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学术创新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创造一门新的学科，也在于对本土实践的理论提炼以及对西方范式的批判超越。创新是将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涵盖产品、方法、市场、资源与组织五大维度［12］。创新是对思维定式的突破，是体系的重构。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一部革故鼎新史，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每一次创新都涉及民族关系的重塑。中国民族学的创新之一在于方法创新，具体体现在：将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华文明“经史子集”治学传统相结合，突破西方民族学扎根“田野”发现的理论局限；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智慧相融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理论预设，构建了具有主体性的解释框架；将传统“华夷之辨”辩证思维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相结合，形成动态的社会发展研究视角。可见，中国民族学不是简单的中西嫁接，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理论升华，彰显中华文明特有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智慧。

3．统一性确立国家视角与制度分析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13］由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所决定，中国民族学因势利导将西方民族学“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创造性转化为“国家-民族”分析框架，顺序对调的实质是视角调整，是对如何处理我国多民族国家内部关系这一问题的正确回应。上述两个分析框架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其一，前者以民族为基本分析单位，假设民族与国家存在天然对应关系，这容易导致民族自决论的认知偏差；后者以国家为首要分析单元，将民族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呼应。其二，前者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强调通过契约建构国家；后者根植于历史实践与制度创新的双重传统，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既自然凝聚、又政治形塑的有机统一过程”［11］4。其三，前者直指民族，往往只见民族不见国家；而后者在国家的视域内统摄民族，实现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统一。其四，前者暗含“同化-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后者倡导“和合共生”理念。具体到解决民族问题上，两者体现为同化政策与发展式治理的区别。以国家为基点的分析框架，回应了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为中国民族学建构具有主体性的解释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4．包容性构建多元共生与交融互动理论模型

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特质，在中国民族学中转化为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范式。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11］19。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辽金时期“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双轨制、清朝“十从十不从”政策，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中国民族学产生投影效果。一方面，研究视角上突破“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西方民族学常以“文明-野蛮”的等级制框架分析族群关系，而中国民族学基于包容性特质，发展出“共生-交融”动态模式。另一方面，理论建构上形成“差异-统一”的辩证方法论。不同于西方民族学强调民族文化的纯粹性与边界，中国民族学从包容性出发，实现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在统一中尊重差异的辩证统一，既保持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又通过交流互鉴形成文化共同体，最终达成多元共生。包容性特质使中国民族学构建起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强调国家统一性的理论范式，为民族学理论对话贡献了中国智慧。

5．和平性开辟风险化解与和谐建构东方路径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和为贵”“亲仁善邻”。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记载，到郑和下西洋“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11］19。春秋时期“弭兵之会”冲突调解机制、唐代和亲政策以及清代理藩院的制度设计，均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呈现。中国民族学是以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重要学科，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自然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强调通过对话协商、互鉴共荣解决民族问题，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思维定式。在和平性指引下，中国民族学注重探究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防范化解与和谐关系的建构逻辑，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14］的文化包容理念，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这种以和平性为底色的研究取向，将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既为国内民族事务治理提供文化根基，也为全球多元文明共存贡献东方智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彰显独特价值。

（二）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逻辑

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历史根基，但并未直接推动其从无到有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为其形成提供了动力源泉与实践场域。根据学科发展内在规律与外部动力，中国民族学经历从本能经自发到自觉三个发展阶段。

1．西方民族学理论被动引入的本能阶段（1840—1949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西方民族学作为“他者”视角的学科被引入中国。但是，西方民族学有着深深的殖民底色。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纷纷进行大规模殖民活动，将侵略矛头对准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西方列强国家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主张对殖民地民族问题进行学术研究，以方便其采用“因俗而治”方式缓解当地民族的激烈反抗［15］。这一时期，萌芽中的中国民族学呈现两个特征：一是理论移植的被动性。我国学者通过翻译西方民族学的经典著作，试图用“进化论”“传播论”等理论解释中国民族现象，但始终面临水土不服困境。吴文藻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通才，应负一种特殊使命，就是如何促使西洋科学受中国人文化。”［16］二是实践导向的救亡性。19世纪晚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开始向西方学习改良社会的新思想，民族学在此背景下传入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彻底惊醒，围绕抗日救亡重点开展了边疆民族研究，推动民族学社会学进入繁荣发展时期［17］。费孝通的阐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18］费孝通的观点生动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双重困境与历史使命，发出了民族学从被动移植转向主动改造的先声。

2．外来民族学理论本土化实践的自发阶段（1949—2012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外来理论本土化的自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逐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机械套用，转向结合中国多民族基本国情构建分析框架。在理论创新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对西方进化论、文化传播论等理论进行批判性改造的中国民族学开始形成。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19］这一论断否定了西方“同化-分离”二元框架，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了中华民族形成理论。在理论应用方面，为配合民族识别和民族地区社会改革，1950—1960年代我国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实践中，学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出许多民族识别的标准，包括族称、族源、历史关系、民族意愿等，实现了对斯大林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四个标准的创造性转化［20］。其中，满族就是我国学者结合文化特征、生活习俗、心理素质和“八旗民族意识”“满洲集体性格”等特征，最终确立为单一民族地位的民族共同体［21］。尽管取得显著进展，但中国民族学本土化实践仍面临一些矛盾。其一，理论创新多停留于概念提炼，缺乏对西方理论的系统性批判；其二，实证研究过度聚焦边疆民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机制关注不足；其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尚不充分，缺乏系统性理论建构，亟待搭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框架。

3．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阶段（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2］重大原创性论断，将民族工作提升到关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推动中国民族学进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民族学发展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理论创新的政策驱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85。“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为中国民族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四个共同”：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2］，推动学界突破“民族-国家”二元分析框架，形成从文化整合到意识自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理论模型［23］。政策解读与学理阐释互动，使民族学研究从现象描述转向理论建构。二是方法论的突破性进展。学界提出“国家-民族”分析框架，把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看待和分析民族问题的立足点和基本视角，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24］，揭示了“大一统”背后存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结构［25］，为分析中国民族事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推动了民族学研究与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三是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在学术平台建设方面，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增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开展课题攻关和学术交流等，形成中国民族学协同创新网络。在公共课教材建设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视角，以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为叙事主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揭示古往今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26］。上述演进历程彰显中国民族学从被动应对西方理论到主动建构中国话语的学术自觉，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三）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2］483，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的整体性特质和当代中国实践的本质特色及发展规律，“两个结合”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27］。中国民族学作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正是在“两个结合”指引下，通过理论创新与方法论突破，最终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知识体系。

1．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民族起源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8］。这为中国民族学界破解单线进化论提供了理论武器。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形成的原创性成果。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工作之所以能科学界定56个民族成分，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28］313当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民族学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8］199。中国民族学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2．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须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睿智的哲学思想、深远的人文精神和卓越的政治智慧［29］，也蕴含着处理民族关系的丰富历史经验。例如，儒家“和而不同”文明观与“天下大同”理想追求，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认知；历代王朝推行的“因俗而治”治理智慧，蕴含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治理哲学；“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外交理念，彰显了中华文明处理外部民族关系的和平准则。这些历史经验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叙事，为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解释框架和价值指引，并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基因。费孝通指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在田里捆柴，边界清晰、不能模糊，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30］。由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决定，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走出一条理论自觉之路。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构筑了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既具有科学理论支撑又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独特路径。

3．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须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际

新时代以来，我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法治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全体人民在整体上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中华民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日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11］366。上述成就不仅构成了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证基础，更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生动实践，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31］中国民族学也不例外。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必须立足当代实际，具有多方面原因。第一，当代我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不仅国外不曾经历，我国古代也不曾遇到，当代实践的独特性、曲折性、有效性构成中国民族学理论创新的源泉。第二，当代民族问题已从单一国内议题演变为全球性议题，全球化提出新挑战、需要新阐释。第三，西方学者通过“文明冲突论”“民族-国家”理论等构建的话语霸权，亟需中国学者以当代实践为素材进行理论反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构起与西方理论形成有效对话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有其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32］。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宏观上可从学科知识体系、学术知识体系、话语知识体系三个层面来把握。

（一）中国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

学科知识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基［33］。在我国传统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5个二级学科［34］。这种划分虽能深入挖掘特定领域的学术资源，却因学科壁垒导致研究碎片化，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需求存在一定脱节。2024年教育部对二级学科组成做出重大调整，撤销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3个二级学科，新设中华民族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作为民族学二级学科。此次调整旨在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将研究重心从少数民族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例如，中央民族大学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显示，新增的中华民族学二级学科下设“中华民族艺术交融史”“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研究”等方向，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地位。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带来三重突破：研究对象从少数民族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法从单一文献考据转向多学科交叉实证，学科定位从学术研究转向服务国家战略。这种调整使民族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之学，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构建中国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其学科知识体系还将进一步完善。要通过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强化国际学术对话，逐步构建设置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合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新的二级学科体系，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二）中国民族学学术知识体系

学术知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中国民族学学术知识体系构建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形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学术体系。参照有关研究成果，可将民族学学术知识体系划分为理论知识体系、实践知识体系、历史知识体系与方法知识体系［32］，各体系相互支撑、协同演进，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理论知识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根基

理论知识体系是学术知识体系的基础。中国民族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其理论知识体系由三大理论支柱组成。一是基本理论。有关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规律的理论等属于这一范畴，例如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二是系列原创性原理。主要指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统性阐释而提出的创新性理论。这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目前尚待体系化，相关的零星观点有“国家-民族观”［35］、“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生发展观”［36］、“中华民族经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观”［37］，等等。三是交叉理论。主要指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形成的分析框架，旨在打破学科壁垒，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多元理论支撑，例如民族政治学分析框架［38］和民族经济学理论模型［39］，等等。

2．实践知识体系：服务国家战略的行动指南

中国民族学实践知识体系是聚焦民族事务治理的现实问题，开展政策研究、社会调查与案例研究等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当前，我国各地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实证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与政策优化，形成了大量可供深入研究的案例，涵盖教育公平、边疆治理、社会融合等传统领域，涉及数字非遗、城市民族工作、国际传播等新兴议题，以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少数民族文化数字化保护的创新路径等典型场景。学界对其中的代表性案例进行理论性归纳，实现从特殊到一般、从经验到范式的跃迁，是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实践知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理论的过程，有助于推动自主知识体系从实践智慧走向理论自觉。

3．历史知识体系：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创新

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构成中国民族学之于西方民族学的比较优势。我国作为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悠久的文明史为中国民族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宝贵的学术资源。历史知识体系通过长时段视角与多维度实证，将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创新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史料支撑。其构建聚焦两大核心任务：一是以考古发现、文献考据与实物考证为基础，揭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二是通过系统化史料工作和历史解释、理论提炼、体系构建，实现历史资源向学术优势转化。这种“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学术路径，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优势，也为中国学者“大国”思维提供了历史纵深［40］。

4．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知识的增长和积累是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历史表明，知识的增长、积累、跃升总是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41］。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研究方法创新。构建中国民族学方法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民族学具体实际。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民族学的最大实际，民族志是中国民族学的基础［42］。这要求我们扎根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格局中提炼方法论智慧，系统梳理中国民族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田野调查传统、跨文化比较范式与民族志方法，在继承中发展以“国家-民族”分析框架为基础具有本土适应性的方法论体系，如“一国多族”研究范式就是中国民族学方法论本土化的成果之一［43］。同时，应主动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学术话语从西方理论中国化向中国经验世界化转型，形成兼具民族性、时代性与普适性的方法知识集群。

（三）中国民族学话语知识体系

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和有特定思想指向及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44］。构建中国民族学话语知识体系，需从中国表达、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等4个方面入手［45］。

1．中国民族学的中国表达

中国表达是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载体。在概念构建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总领性概念，突破西方“民族-国家”二元框架，形成“国家-民族”分析范式。这一概念在政策文本中得到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22］508在术语创新层面，“四个共同”（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成为阐释中华民族形成规律的基础术语，“三交史”（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构建起历史叙事的话语支点，多元一体成为阐释中华民族结构特征的核心范畴，“五个认同”（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上述核心概念及相关概念共同构建起中国民族学立体化的话语体系。

2．中国民族学的中国实践

中国实践是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现实根基与检验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46］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为话语创新提供了鲜活素材，其突破性主要体现在四大领域。在边疆治理领域，形成“兴边富民行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实践话语。在社会治理领域，提出“嵌入式社区服务模式”“互联网+民族事务服务平台”等治理话语。在文化保护领域，凝练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等政策话语。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带一路”等国际话语。这些实践通过案例研究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起具有主体性的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治理提供全新范式。

3．中国民族学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是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升华与智慧结晶。在历史经验方面，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考据，提炼出中华民族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特性理论，将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转化为学术话语。在现实经验方面，总结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东西部协作”等制度经验，形成“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具有突破性意义。一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解释范式实现超越，如用“交融-共生-发展”规律替代“同化-分离”二元框架，通过多民族国家内部互动机制研究，揭示动态平衡的民族关系本质。二是建立民族识别的中国标准，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工作中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民族意愿三位一体标准，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区分的标准进行因地制宜式创新，更强调主观认同与历史连续性的统一。三是创新民族学表达方式，将“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通过民族认同理论、社会整合模型等学术工具进行阐释，不断增强中国民族学学术话语的解释力与传播力。

4．中国民族学的中国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7］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活水源头，结合历史和现实经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其一，将“和而不同”哲学思想转化为“和合共生”研究范式，既承认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强调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融合。其二，将“民为邦本”传统理念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逻辑，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推广的“互帮互助小组”“民族团结家庭”等模式。其三，将“协和万邦”外交理念转化为文明对话传播策略，如通过举办跨国文化合作论坛等，形成文化走出去、理论引进来的互动机制。其四，将“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如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将传统天下观具象化为可操作的国际合作范式。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质是通过“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大一统”传统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范式。其内在结构以学科体系为基础、学术体系为核心、话语体系为表达，充分彰显了历史纵深与现实创新、本土根基与国际视野、政治引领与学术自觉的统一，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建构迈出关键一步。

四、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两个结合”，在优化学科布局、创新学术范式、转化话语资源与完善支撑体系等方面实现联动，最终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范式。

（一）优化中国民族学学科布局，构建一体多翼的学科生态

未来，要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布局进行优化。一方面，重构二级学科体系，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核心地位。以民族学作为基础学科，大力发展中华民族学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二级学科，并以一级学科作为其建设目标［48］。中华民族学下设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华文明等研究方向；将原人类学与世界民族学科升级为比较文明与全球民族研究，增设跨国民族与边疆治理、数字时代的民族认同等新兴方向。另一方面，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民族学+”复合研究矩阵。建立民族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的深度协同机制，将碎片化研究整合为系统性知识生产。具体路径包括：与历史学共建长时段历史分析框架，通过文明史视角解构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学共创多维度田野工作范式，在城乡社区中捕捉动态民族关系；与计算机科学共筑数字民族学平台，运用大数据挖掘民族交往的隐性规律；等等。

（二）创新中国民族学学术范式，打造三元融合的理论体系

中国民族学学术范式的创新需从理论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入手。首先，在理论维度，针对传统民族学理论“西方中心主义”与本土失语症等问题，建立三维对话机制，分别是：与中华传统典籍对话，提炼“华夷一体”“因俗而治”等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话，以“国家-民族”关系为核心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49］；与当代西方民族学理论对话，批判借鉴族群性、认同政治等概念，但拒绝将民族简化为文化标记或利益团体。通过三维对话，形成本土概念为根、马克思主义为魂、西方理论为用的新话语体系。其次，在方法维度，传统民族学方法偏重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在数字化时代需向技术方向拓展。例如，开发“数字田野”技术，运用社交媒体数据挖掘、空间分析等技术捕捉动态民族关系，重点发展网络民族志方法，形成数字与历史的双向赋能。最后，在实践维度，突破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二元分割，构建“政-产-学-研”协同的实践转化网络，搭建理论生产、政策应用、实践反馈、理论升级的闭环链条。

（三）盘活中国民族学话语资源，塑造和合共生的国际形象

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将本土经验转化为国际通约的话语符号，实现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跨越。首先，在盘活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建立“筛选-转化”机制，对本土概念进行系统性提炼，通过跨学科对话将碎片化经验升华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形成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照的话语集群。其次，构建数字学术平台、影视文化产品、教育合作项目、国际标准制定等复合型传播矩阵，塑造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合理借助西方媒体的传播力量，构建合作型精准传播模式，如制作“和合中国”主题纪录片，通过故事化叙事，数据化呈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国内媒体的国际传播渠道，打造自主型立体传播体系，如依托国内权威媒体开展多语种学术直播，支持自媒体和其他传播主体不断创新表达形式，开发“中华文化元素电影”“民族志化网络游戏”“中国化具身智能”等传播产品，形成“官方权威+民间创意”的协同传播效应。

（四）完善中国民族学支撑架构，夯实三位一体的发展基础

要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支撑，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架构。其一，打破行政壁垒，建立跨机构联合攻关平台支撑，推动中国民族学基础理论、田野实证、史料研究与政策咨询的深度融合。例如，可成立“中国民族学协同创新中心”，统筹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的资源开展联合课题攻关。其二，建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中国民族学评价体系，完善分类评价机制支撑，将服务边疆稳定、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等实践成效纳入学术评价核心指标［50］。具体措施包括：对基础研究类课题，重点考核理论创新度与学术影响力；对应用研究类课题，重点考核政策转化率与社会效益；对国际传播类课题，重点考核海外媒体报道量与社交平台互动数据。其三，建立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生产机制，建设国家级民族学数据库、设立中国民族学著作专项翻译基金、打造“世界民族学大会”品牌等，夯实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根基，推动中国民族学成为世界民族学学术对话的引领者。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1］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因其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格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52］，为破解既有的民族学“西方中心主义”困境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系统擘画了民族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图谱，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取得重要成果。其一，逻辑基点实现根本性转向。通过“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深化运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厚植中华文明“根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确立“本”“魂”“用”分析框架［53］，摆脱了西方民族理论的话语束缚。其二，理论体系完成系统性建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形成了涵盖基本理论、原创性原理、交叉理论的知识谱系，特别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理论化阐释，构建起多元一体的学术话语。其三，实践路径实现创新性突破。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创新学术范式、转化话语资源、完善支撑体系，推动中国民族学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创新。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要论断为指引，结合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体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构建原创性概念生成机制。通过建立“田野调查-理论提炼-概念创新”扎根式链条，强化中华文明基因解码与现代性转化，深化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合共生理论等具有解释力的标志性概念，形成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学术支点。第二，完善“大田野”研究范式。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基层实践部门资源，推动建立中国民族学智库平台，形成“政策研究-理论创新-实践反馈”的闭环机制。第三，创新学术评价体系。以学术原创性为根本标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价值标准，以国际影响力为参照标准，以社会认可度为实践标准，引导研究真正实现“顶天立地”的学术追求。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民族学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学术自觉，将在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学术困境中开辟新局，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勇担使命，将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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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木，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创新联盟特邀研究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委员、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研究”（24FMZB009）

引用格式：徐光木．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逻辑基点、内在结构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5）：13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