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外叙事呈现在不同语言、不同形式、不同历史时期的符号媒介实践活动中，主要意义在于文化输出、符号建构、感染受众。“主体”“内容”“方法”“目的”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基本要素，分别回答了“由谁叙事”“叙什么事”“如何叙事”“为谁叙事”，蕴含了“主与他”“个与共”“情与理”“内与外”的辩证逻辑，即主体叙事与他者叙事、个性叙事与共性叙事、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民族叙事与世界叙事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话语 辩证叙事
作者简介
王林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双传学，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叙事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或其他符号的交流行为，具有自主性、建构性。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对人物、特征、行动进行了结构上的语法分析，“叙事学”一词公之于众。从结构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前者关注模式化、程式化，强调每个故事由不同成分句子构成，后者着重语境和文化。“叙事”概念被引入各种文化活动中，成为“人类文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文语境中“叙”即“序”，为会意兼形声字。“叙”字由“余”和“又”构成，前者形象化为“茅屋”，后者意化为“手”，会“铺设茅屋”之意，讲究铺设的顺序和步骤。“事”甲骨文字源像手持捕猎的器具，表示狩猎这一项具体的事，后泛指“做事”，引申为“侍奉”“职业”等。“叙事”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如《周礼》记载，“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司马迁《史记》问世后，把“善叙事”作为“良史之才”的重要参考。刘知几的《史通·叙事》专开《叙事篇》，集中探讨史书的叙事问题，即“史书的撰述方法和语言运用的方式”。然而，在走向世界历史的出场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还未取得与“中国体量”相匹配的“中国音量”。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意旨深远。
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研究主要涉及“概念”“问题”“方法”。“现代化”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涵盖“动态说”“文明说”“政治说”等。罗荣渠用“现代化”来概括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总的动态”，王海军认为“‘现代化’是中共话语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政治概念”。“叙事”范畴面向广泛，如“民族叙事”“文明叙事”“人本叙事”等。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基本问题对内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对外涉及“西方现代化‘元叙事’话语霸权的挑战”。如何叙事，主要聚焦“符号构建”“叙事表达”“对外传播”“媒介建设”。如吕列霞、陈锡喜的“话语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建构”，罗兰的“符号·叙事·话语：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性概念的文化之维”，金伟、张钰的“对外传播”，涂凌波、王子薇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媒介发展”；等等。然而，由于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在“他者”视角还存在一些认知难点。“主体”与“他者”、“民族”与“世界”等维度的辩证叙事，对于弥合文化差异，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或是一种新的可能。
主体叙事与他者叙事的辩证统一
“在叙事作品中，必定有一个甚或多个叙述者，将故事讲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不仅是一个“自己说”“主动说”的过程，也是一个允许“别人讲”“主动听”的过程，在主体叙事与他者参与的双重互动中，实现触达受众。
（一）主体叙事：对外叙事的主体表达
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在文明参照与对比视域中生成的理论问题，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引申出了主体身份的早期塑构，即在对比审视中，获得“我”的主体认知。相较于“他者”，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具有扩张性、排他性，表现为传统文明被现代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受益者。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从主体与他者的支配-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从他塑到自塑、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辐射开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中华民族被无情抛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支配体系中，“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流血与牺牲，同时也引发主体的觉醒与反思：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民族独立意味着身份独立，身份独立才能把握历史主动、掌握历史命运。从外源到内生，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亮明身份、表明立场的民族叙事史。从镜像他塑到自我重塑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品格问题，更是一个政治话语问题，要从被动叙事、消极叙事、他者叙事中跳脱出来，必须站在民族叙事的第一角度，坚持“走自己的路”，主动叙事、自觉叙事、积极叙事。
（二）他者叙事：对外叙事的他者参与
“他者”顾名思义就是区别于“你”“我”的第三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分析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指出，“只有考察他者，才能够考察自身”。这里的“他者”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用生活化的话语来表述，即“彼此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他”。真正的“他者”其实是被抛弃的，关注的只有自身，把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文化逻辑强加于人，本质上还是“自我意识”的体现，局限在个人中心主义范畴中。西方的传统哲学往往以“自我”为主体，具有排他性、封闭性、自利性，将“他者”视为牺牲品与附属物，平等的、相互的、多元化的主体际关系在此所剩无几。当这套“主-客”框架被移植到国际话语场，叙事者无论自称“我”还是“我们”，都难免带有“自说自话”的病症，于是“我说好”与“别人觉得好”之间出现断裂。事实证明，单一主体叙事极易沦为“自卖自夸”的封闭系统：自己鼓掌，别人沉默；自我感动，他人无感。正因如此，单一的主体叙事不能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坐标，“他塑”往往比“自塑”更具说服力、感染力。镜像式的他者反馈，既能校正自我认知，也能在受众心中完成身份的“再次塑造”。区别于西方以我为主的单向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不是独角式的对白，而是主动把“他者”请进舞台中央，视为平等的叙事合伙人。如果说西方惯常以“我—你—他”的等级链条操控话语，中国更愿意把句式改写为“你我他”的并列结构：既主动讲，也允许他人讲；既设置议程，也留下空白；既呈现中国方案，也吸收世界经验。由此，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被升级为双向的“符号共建”，在互动叙事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有效对话。
（三）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叙事与他者叙事的辩证统一
主体叙事即主动叙事、自觉叙事，是站在民族立场、第一视角，对“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表达，具有本土性、自塑性；他者叙事即他者参与、外来叙事，是站在他者立场、第三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来评价，具有世界性、他塑性。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CGTN《解码中国》等作为主体与他者辩证叙事的范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提供了启示——既要保持“自我讲述”的主体性，又要善用“他者视角”的穿透力。政治学家布丁明确了国家形象在“自塑”“他塑”互动中的“和塑”概念。只有“他塑”，没有“自塑”，现代化就会一直被西方定义，陷入他者的逻辑，“文明冲突论”“秩序威胁论”等话语便会主导方向，歪曲中华文明的主体叙事。叙事一旦失去立场，就会丧失话语主动权，陷入被动局面。只有“自塑”，没有“他塑”，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或将被扁平化，难以客观立体。引入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我们会发现人是社会性动物，受制于人文、价值、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难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但对于“社会事物”的解释，又必须要求“价值中立”，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域。一种是作为传播主体的自我叙说，另一种是作为传播客体的他者叙说，二者之间存在偏差地带。打通这个地带，纠正这个偏差，既要自己讲、主动讲，也要认真听、让别人讲，从而在主体叙事与他者叙事、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的辩证统一中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个性叙事与共性叙事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从语词上分析，涵盖“中国式”与“现代化”双重特性。前者侧重个性，强调特殊性；后者突出共性，寻求普遍性。对外叙事不仅要直面中国式的“个性问题”，也要寻求现代化的“共性议题”，在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中设置“问题域”，搭建“话语场”，激发“共鸣点”。
（一）个性叙事：对外叙事的个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困境在于“现代化”一直被西方所定义。作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中，将现代化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演变史，指出现代世界自足系统只有一个，即“资本主义”一元体系。按照这种逻辑，社会主义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存在，中国式现代化被抛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话语，带有独属于西方的话语标签，指向单一的价值立场与逻辑，阻滞现代化的多线叙事。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单线叙事，马克思把资本世界看作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具体阶段，绝不要求把各个国家的历史修剪成统一的范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各自的使用说明书，把现代化简单定义为西方化背离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免受资本主义阵痛，跨越“卡夫丁峡谷”。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蕴、理论架构、存在逻辑，不是简单延续“母版”、套用“模板”而形成。回避个性谈共性就会陷入西方叙事的话语陷阱，要避免这一陷阱，就必须解释好“何为中国式”“为何中国式”“如何中国式”等个性议题。
（二）共性叙事：对外叙事的共性议题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现代化的呈现方式都存在“共性化”的一般特征。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共性叙事是共有知识、共有话语、共有情感的建构过程。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国家形象建构，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共有话语”的建构，即在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共建话语场域，打通话语通道，实现话语共频、叙事在频。人是历史的载体，承载着历史的积淀；人又是社会的载体，承载着文明的对话。文明的差异并不否定一致性和共通性的存在，从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具备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一致表现为对传统的解构、现代的重构，共同内含着对“生活美”“发展美”的理论预设。现代化的过程总是充满风险与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发展难题与现实问题。从对外叙事的国际经验来看，普适性的话语议题似乎更具亲近性、接纳性，便于沟通、交流、对话，引发情感共鸣。
（三）中国式现代化个性叙事与共性叙事的辩证统一
“现代化是本土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也是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统一。”个性叙事即地方叙事、异质叙事，回答的是“中国式”的特殊性、具体性；共性叙事即世界叙事、同质叙事，回答的是“现代化”的普遍性、相通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个性叙事的内在逻辑在于现代化的路径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存在不同的“时”“空”变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的深度融合。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模式，解决了大规模人口的社会治理难题，开辟了人类文明新范式。目标、境遇、定点不同，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时间旅程也不尽相同。以一成不变的一元图式来掩盖现代化变迁的复杂过程未免草率。共性叙事的内在逻辑在于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是普适性的，即较高文明不断取代现有文明的一般过程。列宁在论述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时，也并不否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实现“生产关系”的跨越之后，依然要经历一个“生产力跨越”的一般发展进程。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现代化，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作为叙事的载体，如果只强调个性而忽视共性，就会陷入单线叙事的怪圈，难以走向世界；如果只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就会陷入他版、模板的议题框架中，难以建构自主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个性特色”；既要在个性叙事中贡献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魅力，也要在共性叙事中寻求话语共频、实现情感共鸣。
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的辩证统一
叙事讲求一定的技巧、方式、方法。过于日常化、生活化的叙事，容易流于庸俗，缺乏学理高度；过于理论化、政治化的叙事，容易晦涩难懂，缺乏生活温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既要讲生活，也要讲政治，既要提温度，也要显高度，实现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的辩证统一。
（一）感性叙事：对外叙事的情感温度
一个话语事件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同时也传递了一种情感，构成了建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情感”是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本能体验，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心理过程，具有主观性、倾向性、感染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情感分为“习惯”“激情”“趋向”三种要素，分别对应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情感并不局限于当下的即时体验，还涉及过去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未来的生活预期，对个体的道德选择、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的影响是长期的、持久的、反复的。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最早将情感科学引入叙事学，认为故事本质上是由人类的情感系统塑造的，打开了情感叙事的新思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中，经常会涉及两个议题，即“文化叙事”与“政治叙事”。一般来说后者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容易被误解为思想观点、价值理念的单向灌输与渗透，因此在对外叙事中容易遭受排斥，难以达到积极的叙事效果。就一个国家单元而言，政治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舆论导向，抢占话语高地。相较于后者，文化叙事是以文化传播或交流为主题的情感叙事。事实上，人都有一定的情感诉求，存在美好和善良的地方。文化叙事从真实的、生动的、感性的生活故事出发，唤醒情感记忆，拉近情感距离，实现情感认同，完成对话升华。
（二）理性叙事：对外叙事的政治高度
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指出：“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国家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理，富有力量和生命力，蕴含着一个国家形象的叙事密码，形象能否树得起，关键在于话语能否立得住。理性叙事就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道，讲清楚话语背后的理论、原则与逻辑。西方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话语层面，他们创造了一套理论逻辑严密、知识体系完备、叙事语言丰富的话语符号体系，能够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怎么强大的，又将走向何处。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虽在经济、人文、社科领域成果显著，但政治维度的认知藩篱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破解，受众范围也相对有限。对于“何为中国”，受众的理解度、接受度尚未形成质变，传播者仍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境域。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回溯到“概念范畴”“理论阐释”“符号建构”的最初阶段，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由谁领导”“持什么旗”“走什么路”。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但无论是选择哪种主义、哪种思潮，都必须适应本地水土，否则就会水土不服。中国式现代化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继续放射出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三）中国式现代化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的辩证统一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情感感染人，讲事实说服人。“话语不仅是‘说什么话’的问题，也是‘如何说话’的问题”。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有温度的话语犹如春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回荡在心；文以载道，有逻辑的话语条理分明、章法有序，使人口服心服。《文心雕龙》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陈情”与“说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如果只“陈情”，不“说理”，话语必然流于世俗，难以使人信服；如果只“说理”，不“陈情”，话语必然缺乏温度，难以引人共鸣。“陈情”传递人文温度，“说理”彰显思想高度，有必要打开“感性”与“理性”的机械区隔，暖人心、启人智，构建更具吸引力、穿透力的叙事体系。感性叙事是理性叙事的情感基础。黑格尔指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人类的任何认知实践行为都会受到潜在情感的驱动与支配，“情”附于“意”，“意”表于“情”，当情感遭受抵触的时候，任何真理都难以被接受。感性叙事就是要把话语融入日常生活，讲述最为真实具体、鲜活生动的情感故事，接地气、聚人气、散发烟火气。理性叙事是感性叙事的事实根据，具有公信力的话语不是为了“陈情”而“陈情”，“陈情”的目的在于“说理”，切合实际，经得起时间考验。“说理”要讲究艺术方法，“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润物细无声地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情感温度与政治高度。
民族叙事与世界叙事的辩证统一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世界性历史运动，表现为人类文明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民族走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既涉及民族性，也涉及世界性，本质上建构的是以民族为核心、以世界为关切的价值体系。
（一）民族叙事：对外叙事的民族主题
“由民族、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等构成的民族事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叙事，言说的是民族利益，表达的是民族立场，传递的是民族情感，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对民族的认知和想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叙事过程，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表征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便作为新的组成单元，进行现代构建，呈现出来的现代民族具有与以往历史状态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质，实现了由传统历史形态向现代历史形态的更迭转变。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家体系中，毛泽东指出，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一个富有特色的民族叙事便这样全新开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民族叙事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民群众富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鼓励“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基于民族权益构建起了完整的民族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晰地以“中华民族”定义民族概念，以“共同体意识”确立思想范畴，以“民族复兴”作为工作主题，进一步凸显民族叙事的政治高度。
（二）世界叙事：对外叙事的世界关切
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全球化的过程，表现为流动性的生产形式。以马克思的“世界生产”为参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日益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然而“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族的、地方的、分散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而是被各民族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所取代，“民族的历史”逐渐走向“世界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不是“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而是现实的人在物质世界的实践行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交往与生产实践的过程。基于“现代生产”概念，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开始突破民族与地方的狭隘性，被赋予“流动性生产”的意义，即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世界生产辐射和扩散效应开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的民族形式无法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越发表现为交往的生产、流动的生产、世界性的生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叙说的不单是民族立场、中国利益，更是世界情怀、整体利益。只有把民族价值与世界价值融为一体，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叙事与世界叙事的辩证统一
作为文化的载体，话语对话取决于价值共识的普遍达成，狭隘的民族的地方叙事无法满足世界需求，形成利益共融，达成价值共识。有效的对接与沟通一定建立在普遍性的利益场域中。民族叙事与世界叙事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回溯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本源，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世界民族理论第一次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了民族之于世界的伟大意义，“只有自觉到普遍精神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民族，也只有世界历史性民族才能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并在开辟历史新纪元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历史本身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精神历史还原为现实历史，就会发现它对阐释民族自觉性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只有跳出个体性民族界限，从民族走向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全球化。中国共产党善于把中国问题归置于世界背景中，从世界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案。在事实层面，离开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无法理解世界之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构建的不仅是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单元叙事体系，也是以“世界-人类”为指向的多元叙事体系，既谋求民族利益，又给予世界关切，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新篇章。
